陈寅恪自由观诗文的研究 

在陈寅恪诗文中，多次出现“自由”与“不自由”的主题。如1929年在著名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他就说：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栲，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代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陈寅恪又以此总结王国维的一生：“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在《阅报戏作两绝》一诗中，陈寅恪十分感慨地说：“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1932年，他在讲课中还特别教育学生：“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十三年后，他在病中还念念不忘地对学生王钟翰说：“因为作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的。” 
1938年，他在诗中再次感慨说：“真信人间不自由。”当时正是国难当头，哪里有“自由”可言？这一伤感情绪在所难免，也是可以理解的。 
1945年，陈寅恪在诗中又说：“换羽移宫那自由”。这时正值抗战胜利，国共面临交锋，难道这就是诗人所谓的“换羽移宫”？ 
新中国成立后，在著名的《论再生缘》中，陈寅恪借对端生的赞美，表达了自己的当时感受： 
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具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 
然后，他得出的结论是： 
若就六朝长篇骈俪之文言之，当以庚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以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为第一。……庚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感情，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之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 
而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一开言就表明自己的研究宗旨是：“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其实，陈先生后半生一直借研究“红装”来体现他的自由心境。其“颂红妆”系列如下： 
1935年，武则天。《武曌与佛教》。1936年，秦妇。《续秦妇吟》。1941年，崔莺莺。《读莺莺传》。1944年，杨贵妃。《长恨歌笺证》。1944年，韦丛。《元微之悼亡诗笺证稿》。1944年，琵琶女。白香山琵琶引笺证》。1952年，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1953年，陈端生。《论再生缘》。1954—1964年，柳如是。《柳如是别传》。这些颂红装的论著，多是借古喻今，指桑骂槐，表达他的自由观念。再可证五十年代初陈寅恪亲自口授答复不担任中国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之聘信中所言：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扬。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错误，是可以商量的，……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碑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看法是否有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义就是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习政治。不止我一人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1953年，他在《答北客》一诗中说：“不采苹花即自由”。那时的陈寅恪以为自己不涉政事就可以取来一片自由天地，这显然是文人的一种清高孤傲的态度与处世情操。 
李慎之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一文中指出： 
可以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非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有的，甚至其语言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有的（中国古文中的“独立”与“自由”与现代语言中的“独立”与“自由”意义迥不相侔）。首先引进“自由”这个词儿的是严复。他在日本学习西方变法维新而变成强国以后，在甲午（1894年）海战中打败中国海军、朝野震动之际，于1895年提出，西方之所以强、中国之所以弱，原因就在于国民之“自由不自由异耳”。二十年之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自由”在全国知识界得到广泛的讨论，也得到广泛的拥护，然而以干脆的语言标举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个原则的，则不能不首推陈寅恪先生。 
但是，无庸怀疑的是，新中国以后陈寅恪一直把马列主义与他的自由观对立起来。这和他在1927年撰写的王国维的碑文中所说的“自由”显然是不同的。他那时以“思想而不自由”来解释王国维的“吾宁死耳”的自杀行为。并没有把思想上的不自由归结到某个意识形态上。而新中国成立后他却明确地认为，“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已经表明了他的自由观在1949年前后所发生的变化。 
在表达他的上述观念之余，他写了不少对所谓不自由的思想制约进行批判的诗文。从1950年到1966年4月，16年中共存诗241首，多数是吟咏时事之作。陈寅恪借诗篇针贬时事，臧否人物。 
陈寅恪晚年一直有韩愈情结。即，他自比韩愈。其研究论文《论韩愈》成了他的思想的一个写照。陈寅恪与现政权有着严重的价值抵触。《赠蒋秉南序》中就表现出了这一情结。韩愈因为上书《谏迎佛骨表》而被贬潮州，其侄孙韩湘探望，韩愈为之赋诗，其中有“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二句，韩愈当时的心情是悲愤加上正气凛然，陈寅恪当时亦应如此。但是，我们知道韩愈起初还是对大唐皇帝的虚心纳谏存在幻想的。如同陈寅恪对解放初期的新中国的幻想。因此，作于1952年的《春秋》一诗中就明确点出了“春秋旧说今皆废，独讳尊贤信是真。”所谓春秋旧说，是指《春秋》所记载的一些为人所称道的忠臣敢谏和国君纳谏。在这里，假如我们考虑到时代环境——当时的新中国举国上下只闻歌颂而缺乏批评的不正常政治环境有感而发。到了1953年，他在《癸巳六月十六夜月食时广州苦热再次前韵》一诗中再次提出了“屯戍尚闻连浿水，文章唯是颂陶唐”的诗句。陶唐，指帝尧氏。连续两年的诗歌，针贬的全是不能批评和只听赞美的时代风气。 
不仅如此，到了1954年，陈寅恪又开始讽刺“主人端要和声多”的现象。如下： 
《闻歌》：江安淮晏海澄波，共唱凉州乐世歌。座客善讴君莫讶，主人端要和声多。 
前两句是在描写全国上下沉醉于胜利之中、尽情歌颂的欢乐情绪。这印证了他的另一首诗中的“而今举国皆沉醉”一句。陈寅恪所要讽刺的却是最后一句“主人端要和声多”！他当时似乎是采取了冷静观察不加评论的态度，根据吴宓日记的记载，说当时的陈寅恪“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所以当有些基层干部希望他出面表态时，他的真实思想是：“座客善讴君莫讶”，这分明是在嘲讽同僚们的吹牛拍马现象。“主人端要和声多”则直接指向了“主人”！看起来，陈寅恪此时还是以客人（即遗老）自居的。陈寅恪此时依然没有对自己进行准确的定位。 
马斗全在《陈寅恪的明察》一文中分析说： 
此时已在毛泽东亲自出面严厉批判梁漱溟之后，陈寅恪对只能歌颂不能批评、全国只有一种声音表示了更深的忧虑。可惜陈寅恪的清醒之见和忧虑，在当时不能向高层人士表达。他若讲出来，不但不会被采纳，而且必为又一梁漱溟，因此“唯是颂陶唐”那首诗中又有“闭口休谈作哑羊”句。可见此时的陈寅恪，心情是多么沉重，只能将其心声，发于诗中。我们现在读陈寅恪建国初期的这几首诗，回顾国家后来所发生的一些事，才更加感到陈寅恪的伟大，感到他当时所觉察并深以为忧的问题，于国家和民族是多么重要，其意义是多么深远。 
凭着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敏锐直觉，陈寅恪预先发现了思想改造和焚书坑儒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他冷眼旁观着新中国出现的“改男造女”不正常现象，特别是旧知识分子们的“涂脂抹粉”的言行。在以后出现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陈寅恪固守自己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并未随波逐流，而是保持着自己一贯的宗旨和作风，利用古体诗歌针贬当时的思想禁锢和人格沦丧现象。 
1952年作《男旦》：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 
“改男造女”，显然是指当时正进行的所谓“思想改造”。“鞠部”，又称“鞠部头”。指旧时戏班。《旧唐书·文宗纪下》：“己酉，改法曲为仙韶曲，仍以伶官所处为仙韶院。”而仙韶院的头牌女伶又称“鞠部头”。“太息”，即叹息。典出《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而这里的“传薪”，典出《庄子·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陈寅恪对戏曲有很高的鉴赏力。他在诗中借写男旦，表达出当时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戏剧般的“改男造女态全新”行为，并说当时的思想改造则是强行从思想上展开的“欲改衰翁为姹女”的“改男造女态全新”行为。有一些不负责的作者四处主张这里的“男旦”暗指冯友兰。真乃无聊之极也。略知冯氏在1952年的言行就不该发此论。陈寅恪在这里自比“衰翁”，无论是生理上还是思想上，他最终也未能被改造成“姹女”。而此诗最后点出主题是“传薪翻是读书人”，这又回归到了他对同僚们的思想改造行为的鄙视。 
1961年陈寅恪做《无题》：折腰为米究如何？折断牛腰米未多。还是北窗高卧好，枕边吹送楚狂歌。 
“折腰”，典出《晋书·陶潜传》：“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陈寅恪先生在此继续发问：在当时的环境下，即使折断了牛腰，又能换来多少名和利（米）呢？！“北窗高卧”，典出辛弃疾《水龙吟》：“老来曾识渊明词：问北窗高卧，东篱自醉，应有别、归来意。”而“楚狂”，典出《论语·微子》：“楚狂接舆”。但是，陈寅恪晚年所处的已经不是羲皇盛世了。于是，北窗高卧其实是想说明自己在动乱之世依然保持着自己狷介的本性。他甚至在造神运动渐成气候的文革前夜，以嘲讽的笔调，对个人崇拜进行了指责，留下了“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