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虎雄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一) 生平简介 

铃木虎雄博士，生于1878年1月18日。字子文，号豹轩，别号药房。新泻县西蒲原郡吉田町人。诗人、歌人、著名汉学家。祖父是铃木文台，是当地有名的汉学家，后来开设了专门教授汉学的教室长善馆。铃木文台和日本著名的学者僧人良宽是好友。父亲是铃木惜轩，铃木虎雄博士的妻子是著名思想家陆羯南（一位著名的新闻记者、报纸发行人和政论家）的次女。 
在如此深厚的家学背景下长大的铃木虎雄，自幼就开始进入长善馆学习作诗，从汉诗到和歌，后来他无不精熟此道。结束了在家学习的小学生活后，他考入了东京英语学校，学习英语。那个时代，学习英语已经成了当时的风气。两年后的1894年，他又考入东京府寻常中学学习。 
1897年，铃木虎雄以优异成绩考入他梦寐以求的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同学中有日后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宇野哲人博士。1900年，铃木虎雄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卒业后，来到了陆羯南主办的《日本新闻社》任记者。也正是在此时，他结识了陆羯南的女儿，并开始同她建立恋爱关系。但是，他和老板陆羯南女儿的恋爱却一直遭到了陆羯南的反对。为此，他又来到《台湾日日新报社》当记者。在他和陆羯南的女儿结婚后，在昔日的东京帝国大学的老同学的帮助下，他出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从此开始了在大学的教书生活。1905年，铃木虎雄晋升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1908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毕业的学长、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学长狩野直喜博士的推荐下，铃木虎雄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第一讲座的副教授。从此，他正式走入了一流的学术研究殿堂。1919年，铃木虎雄晋升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并且成为新设立的文学部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第二讲座的教授。于是，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语学·支那文学讲座的双讲座制度由此正式定型。1938年，铃木虎雄博士从京都帝国大学退休。1958年，铃木虎雄博士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功劳者称号。1961年，铃木虎雄博士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1963年1月20日，铃木虎雄博士因病逝世。 

常年的勤奋笔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写下了上万首的汉诗。其中，当日本政府主张废除汉字并规定了汉字的使用数量时，铃木虎雄博士当即愤怒地写下了这首《七律·癸巳岁晚书怀》：“无能短见愍操觚，标榜文明紫乱朱。限字暴于始皇暴，制言愚驾厉王愚。不知书契垂千载，何止寒暄便匹夫。根本不同休妄断，蟹行记号但音符。” 
铃木虎雄博士的汉学研究著作数量庞大，著名的就有《支那文学研究》、《支那诗论史》、《赋史大要》、《豹轩诗钞》、《禹域战乱诗解》、《骈文史序说》、《白乐天诗解》、《陶渊明诗解》、《陆放翁诗解》（上中下）、《玉台新咏集》（上中下）、《李长吉歌诗集》（上下）、《杜诗》（全8册）等。 

(二) 主要学术成就和学术观点 

作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杰出学者，和史学有关的研究，铃木虎雄博士的学术观点主要表现在中国文学批判史、赋史和魏晋文学史等方面。 
首先是铃木虎雄博士的中国文学批判史的研究。 
铃木虎雄博士的《支那诗论史》一书，由三编组成,即《周汉诸家对于诗的思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论格调、神韵、性灵三诗说》。其中，第一编《周汉诸家对于诗的思想》共有七章。第二编《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共有六章，第三编《论格调、神韵、性灵三诗说》共有六章。最初，先后连载发表于《艺文》杂志上。在国内，由孙俍工译为中文，名字改为《中国古代文艺论史》，分上下两册，分别于1928、1929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89年，广西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此书新的译本，但是书名却更改为《中国诗论史》。从文字量上看，前两编总和大约是第三编的四分之三。可见，此书的核心内容是诗论史，也即我们现在所谓的文学批评史。 
这本书中最有学术价值的是第二编：《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 
在该编一开始，铃木虎雄博士就正面提出了“魏时代：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期”的主张。他以曹丕和曹植的诗论为立论根据，提出： 
自孔子以来至汉末都是不能离开道德以观文学的，而且一般的文学者单是以鼓吹道德的思想作为手段而承认其价值的。但到了魏以后却不然，文学的自身是由价值的思想已经在这时期发生了。所以我以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 
他对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提出的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说，给与了很高的评价。然后，他通过对晋、宋、齐梁时代出现的各种文艺思想进行分析和总结，进入了北朝文学和南朝文学在诗论上的对比研究之后，得出结论是： 
中国文学到了魏才承认有独特的地位，至晋之陆机其研究进了一步，到了南朝自宋以下发生各家的评论，在这时期，虽有时隐见文学无用说，但大概都以为文学是有利的，至齐梁而其议论最为精致了。只可惜这种渐次进步的文学论，至齐梁而达于绝顶点，遂不能再进了，到了陈反倒流于颓势。在北朝呢，只有颜之推一人持中庸说，其余都是在道德或政治上欲直接的利用文学的儒者一流的实用说，所以很可以看作为一种排斥纯文学的倾向。 
在第三编《论格调、神韵、性灵三诗说》中，他首先对格调、神韵、性灵的产生含义进行了训诂学的解释和考证，精于考证的铃木虎雄博士接下来用了一章的篇幅考查了格调、神韵、性灵散说产生之前的诗歌批评理论，然后就用大量篇幅详细研究了王渔洋和袁枚的诗学思想。于是，对王渔洋和袁枚的诗学思想的研究，成了铃木虎雄博士《支那诗论史》一书的中心主题。在该书中文译本的下卷全部一百七十多页的文字量中，关于王渔洋的生平及其诗学思想的分析和研究就占了快一百页！而袁枚则占有约五十页！王渔洋的神韵说成了此书核心中的核心！按照日本学术论文命名的习惯，我反而觉得长达一百七十多页的第三编《论格调、神韵、性灵三诗说》一文的准确名称应该是：《神韵说の成立史研究——王渔洋诗学を中心として》。 
在此文中，他首先就提出了王渔洋诗歌成就的四大因素，即天资、家学、乡土关系、师友关系。然后，他对王渔洋的神韵说的具体产生进行了详细的史料考证工作，认为这一学说是从唐代司空图和宋代严羽的诗学理论中变化而来。为了揭示这一思想，他还从画趣、禅趣和诗歌艺术境界的关系，进行了对比研究。这已经很接近最近几十年国内所流行的通过比较诗学来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特点和风格了。诚如是，则铃木虎雄博士又称了这一研究方法的开路先锋了。 
最后，铃木虎雄博士总结了这三种诗学理论的利弊： 
总之，格调说是意力的，热情地，而以不失诚实为主，神韵是情地，而以其平静淡白为主，性灵说是智的，而已其清新机巧为主。一主体格，一主兴趣，一主意匠。一是实字的，一是叠字的，一是虚字的。那雄浑、高华、悲壮、浏亮，等形容词可以冠之于神韵派的诗，轻巧机活等可附在性灵派的诗上。易陷于形式，易流于靡弱，易倾于浮薄，是三者各有的弊病。
其次是铃木虎雄博士的赋史研究。 
作为文学史家的铃木虎雄博士，除了上述那部著名的《支那诗论史》一书之外，就是这里出现的《赋史大要》一书了！如果说前者还短于对宋元明清文学的分析研究和阐述的话，这部《赋史大要》则是贯穿中国古代文学通史的学术专著了。 
铃木虎雄博士在《赋史大要》序中首先做了如下陈述﹕ 
中国文章中极侈丽者，有四六文，欲知四六文，必解一般骈文，欲知一般骈文，必解汉赋，欲知汉赋，必解楚骚，此为一贯系统。摘出其议，则不免支离矣。楚骚、汉赋、一般骈文，四六文四者，虽可以骈文概称之，然骚赋有韵，骈文四六者无韵也。予平日以区别二者为便，且欲观其迁变所由，则自骚赋源头而下，为极自然而必要者。于是乎轮赋。赋之形体，小者数十言，打者数百千言，网罗古今实例二说明之，非容易事，故本其实质，主于其随时代而发扬之特异性，冀学者先得其要，苟得其要，他一般骈文及四六类亦阶之而可达焉。 
此书全书共分七篇，如下：第一篇《赋原及赋史之时期区分》，第二篇《骚赋时代》，第三篇《辞赋时代》，第四篇《骈赋时代》，第五篇《律赋时代》，第六篇《文赋时代》，第七篇《八股文赋时代》。以上各篇少则一章，多则六章，全书共二十五章，另有两篇没有分章，只是罗列论文若干篇未计在内。 
然后，铃木虎雄博士将赋的历史分成六期，如下： 
赋史时期只区分，凡得六期：第一为骚赋发生成立时期，自周末屈原宋玉前后，至汉文帝景帝之期间属之。第二为骚赋变化为汉赋，产生汉代特有之赋之时期，自汉武帝时代至魏晋之交之期间属之。昔人所谓古赋时代者是也。第三为晋宋以后，声律、对法、字句用法，渐趋工整之时期，自晋宋至唐初之时期属之。昔人所谓俳赋或骈赋时代者也。第四为置重声律对偶外，于韵法字数，及其他设限，因之课于官吏登用试场，而产生赋之存在之时期。唐及宋初属之。昔人所谓律赋时代者也。第五为对法，虽为对法，然或用长句，或用成语，作偶语而带散文单行气势之产生时期，宋代属之。昔人所谓文赋时代者是也。第六为于对法中杂入制艺文句法存在之时期，清朝属之。是类虽亦可视为文赋之别体，然未闻昔人对之而特有所命名，可假称之八股文赋与？ 
在进行具体研究时，他还是先对整理各个时期的保存下来赋入手，也即先从目录学开始了赋史的研究。这使他的史学方法完全等同为乾嘉考证学派的治史方法。然后，他又利用文字声韵学的方法，研究了古代赋的变化的音韵学基础。但是，这已视角已经超出了乾嘉考证学的范围。他的个人体验是： 
关于韵者，既可就时代确实之作品，考其韵脚，以决定其文字之韵类，反之。若是某时代之韵类性质先已得知，则更可据此以察押韵之状若何，而可决定作品之时代。据近时古韵研究，究厥部类，有试合部类与否，而欲推定作品之制作年代。亦有据此方法，传说欲编制宋玉等赋制作年代之学者。确一有益之方法也。而余以为韵之部类，不应取定于抽象，应来就具体作品，搜集其种文字，而后以之分类之术。在作之者，唐以前之诗赋皆其有力之材料也。 
铃木虎雄博士可贵之处是它的全部研究和立论全是建筑在举例分析的基础上，这使他的这一研究模式成为今后京都学派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的范本。而他对清赋、也就是所谓八股文赋的专章研究显示出他文学史家独特的眼光。 
铃木虎雄博士主张： 
就清代赋与前代赋之关系而观，可由句法、股法、押韵，以及股法与押韵之互相关系等方面以为之。余始区别赋之时期，谓可以清赋看作八股文赋之时代，有谓特设此称使之独立为无必要者，顺余使之独立，为有实际之便。故就清赋而通观之，余前述所有形式，无不具备。但仅具备所有形式，未有何者成为一己之所特有。勉强言之，其自身具备所有不可不谓为其特色。然余于其具备所有者中，觉其所带八股色彩，显然著明，故主此点，欲少有所述。 
把中国学者一般视为没有文学性的八股文，铃木虎雄博士却从整个古代中国赋体的发展角度上给予了特殊的地位，无疑，这加深了我们自己对这一文体的新认识和考察的角度。在明清小说和戏剧文学中，八股文以赋的变体而出现，从而增加了我们研究的范围。铃木虎雄博士的这一视角还真有些启发意义。 
其实，早在他的《支那文学研究》一书中，他已经关注到了这一问题。《论骚赋的生成》一文中对于骚赋和楚辞之关系的研究，已经是本书《赋史大要》的一个先河。铃木虎雄博士还特别总结了楚骚与汉赋两者之间的四大区别：句式差异、虚字助字差、押韵差异、叙述差异。 

(三) 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 

铃木虎雄博士最早是1916年作为日本文部省国费留学生来华的。当时，他已经是京都帝国大学的副教授了。 
铃木虎雄博士认识王国维的时间却是在1911年的11月。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11月，王国维先生携家眷随罗振玉东渡日本，暂时居住在京都。铃木虎雄博士在《追忆王静安君》一文中说： 
我知道王静庵君是在他《戏曲考原及曲录》问世的时候。读过这本书后，我在《艺文》上介绍了其概要。后来，他避乱我国，侨居京都，此时我们初次订交。 
尽管他们二人相识比较晚，但是，毫无疑问，他是王国维先生最亲密的日本友人之一。王国维先生的论文一般多是由他翻译成日文发表的。以至于王国维先生在1912年5月31日给他的来信中还特别表示感谢。为此，王国维先生专门给他写了答谢诗，感谢日本学者的高情厚谊。在王国维先生的诗中还对日本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表示肯定和赞赏。而王国维先生也亲自给他注解沈增植先生诗稿中出现的全部人名字号……在京都的那些日子，铃木虎雄博士和王国维先生之间的来往非常密切。铃木虎雄博士自己也承认“他寓居京都田中村的时候专心于词曲研究，当时我也起了研究词曲的念头，屡次敲他的门，领受教诲。”甚至是“难解之处，时时乞教于王君。” 
到了1917年，铃木虎雄博士到达上海后，他和王国维先生的密切来往又一次展开： 
我到中国留学，大正六年末在上海勾留半年，其间我又频繁与王君来往。 
正是在这次的来往中，铃木虎雄博士发现： 
在与王国维的谈话中我发现，他甚少推许别人，但独对在上海的学者，他极推赏沈子培曾植先生，称其学识博大高明。一天，我跟王君一起拜访沈先生。 
于是，铃木虎雄博士的中国交往录中就又增加了一名大学者沈曾植先生。除此以外，王国维先生还介绍他认识了阮庵、况夔笙等先生。 
铃木虎雄博士本人承认： 
我从王君那里得到的启发不限于词曲一事，关于书籍、清朝典故、社会风俗、日常琐事等等受益处不胜枚举。 
看起来，铃木虎雄博士和王国维先生相互之间是诗人和学者的双重理解。 

(四) 影响及学术评价 

铃木虎雄博士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尤其是他的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首先，他对魏晋文学自觉性的研究和肯定，就直接得到了当时国内著名作家鲁迅先生的全盘接受。1927年夏，鲁迅先生在广州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在这篇演讲中，鲁迅先生直接使用铃木虎雄博士的“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的观点，而且提出的论据也是曹丕的《典论·论文》，甚至对曹植诗歌的分析，也完全等同于铃木虎雄博士： 
孝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叡，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不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以看见。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但是，请注意：这里鲁迅先生并没有说“据我的意见”，而是含蓄地使用了“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一语，联想到他认为顾颉刚先生“尧舜禹传说否定论”是对白鸟库吉博士“尧舜禹传说抹杀论”之剽窃的指控，鲁迅先生在此文中自己先给自己观点留下了退路。也就是暗示着：“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主张出自“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而不是出自“据我的意见”。这些年，随着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深入，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鲁迅先生在此文中对铃木虎雄博士观点的使用问题。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值得特别肯定的。 
现在，随着对魏晋文学研究的深入展开，铃木虎雄博士的“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的观点，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基本立足点。 
其次，铃木虎雄博士对中国古代诗论史的研究，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上拓荒性的著作。这一颠是尤其值得特别指出的。 
许总先生在《中国诗论史·序》中就曾公开地承认： 
细察陈中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以铃木此书为借鉴，也是有迹可寻的。 
在日本京都学派，至今对杜甫的研究、对魏晋文学的研究、对唐代文学的研究，可以说一直继承者铃木虎雄博士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向。在欧美汉学界，某种意义上说，宇文所安教授的魏晋文学研究也是对铃木虎雄博士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向的发展。 
正是在狩野直喜博士和铃木虎雄博士的双重培养下，才出现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第二代杰出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家吉川幸次郎博士、青木正儿博士和小川环树博士等汉学大家！从他们二人开山之后，戏曲史和杜诗的研究俨然已经成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上的看家本领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