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四大学术支柱 

在本书《京都学派》出版之前，笔者在两卷本的《汉学通史》一书（上卷《图说汉学史——十九世纪以前汉学在东西方各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下卷《海外汉学研究——二十世纪汉学在东西方各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中对日本古今汉学的历史做过简单的介绍。虽然，我一直没有时间和机会撰写国别体的诸如《日本汉学史》之类的专著，作为个案研究，我曾写有未定稿的《东洋史学一百年》（暂定名）一书，对日本各个学派的汉学研究的历史给予总结。因为限于最近十几年以来，我的主要研究兴趣集中在对西周青铜器铭文和礼制展开专业化的研究和考证的繁忙科研工作中，短时间内我还不可能拿出时间和精力来修订书稿并交付出版，所以特别提请想系统了解日本汉学发展的历史的学者们可以参考畏友李庆教授的五卷本《日本汉学史》一书。而本书——《京都学派》得以定稿和出版，这首先要感谢中华书局的编辑王传龙先生的盛情约稿!就在我正全身心撰写《殷周金文研究史》和定稿《陈寅恪与近现代中国》两部书稿之时，和我从未谋面的中华书局编辑王传龙先生亲自来函，热切希望我能先抽出时间，从未定稿的拙作《东洋史学一百年》稿本中先整理出此书，交付出版。信任和责任迫使我就放下手中所有的科研工作，开始了此书的整理和定稿工作。 
写作之初，本来也计划为富冈谦藏和新城新藏二人各写一章。但是，考虑到新城博士的古代天文学史研究方法上完全出自狩野和内藤两博士，而富冈又英年早逝还没有形成可观的史学方法与研究风格，最终决定放弃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计划在将来作三卷本的《京都学派汉学史》一书时再对他们进行研究和总结。而本书主要的是从史学史的角度、以人物为中心线索，对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创始时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格进行学术史的研究和总结。 
本书特别给大家提供了我多年以来搜集的将近两百张珍贵的有关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们的相关照片，力图使大家对我所介绍和评论的东洋史家有直观的了解，改变以往的只见观点不见形象的局面。让我比较得意的是，不少照片居然时下一般的日本学者和学生也从没有见过。更不要说国内学术界了。 
扪心自问：东渡十载，求学万里而乞食多门。如今，人到中年的我，论学不如坂出祥伸师之精，论识不如三浦国雄师之高，论才不如池田秀三师之美，论德不如田中正美师之厚，吾师与真理，国格与道义，孰是孰非？颇难决断。此书问世，定评足可以作为我的太老师级别的各位东洋史学大家，后生小子实诚惶诚恐。但是，有一点，善良而正直的日本老一代著名汉学家对我的无私教诲，我将终生铭记心头，感激万分！在此特别鸣谢如下，他们是：池田末利博士（已故）、白川静博士（已故）、神田信夫博士（已故）、金谷治博士、本田济博士、中村璋八博士、池田温博士，以及恩师田中正美（高级进修生时代导师）、坂出祥伸（硕士研究生时代导师）、三浦国雄（博士研究生时代导师）、池田秀三（博士后研究员时代导师）、前田惠学（共同研究员时代导师）诸先生。 
写作到此，我把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治学方法，从史学史的角度上归纳为四大点： 

(一) 考证学为方法。 

考证学的研究方法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在创始时期每一位学者的基本治学方法。狩野博士、内藤博士直接继承并发扬了清代乾嘉考证学派，而桑原博士虽然对此有非议，但是他的考证学方法更多的是来自德国的兰克学派。小川博士、铃木博士、羽田博士虽然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的考证学基础，但是他们使用却是比较正统的传统版本学、目录学和训诂学的国学研究方法。唯独矢野博士的近现代中国政治和外交的研究，似乎远离了古典学术的研究规范，但是从他对外交文书和军事活动的准确记载和分析中，我们还是发现了他的严谨而求实的考证功夫。 

(二) 考古学为辅助。 

在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在创始时期的学者们中，真正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只有滨田博士和早逝的富冈先生。但是，狩野博士、内藤博士、羽田博士对敦煌文献和出土资料的研究和搜求，实际上也在考古学范围内进行着相关的合法和非法的考古活动。内藤博士的考古范围又波及到了殷商甲骨和西周铜器的研究。而且，新城博士的对中国上古天文学史的研究，也已经具有了天文考古学意义上的审视和考辨。小川博士的历史地理研究和敦煌文献研究也是紧紧利用考古实物和历史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早期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研究，是建立在考古学基础上的研究，直到滨田博士的考古学理论体系和实践活动的正式出现为止。然后就形成了田野派滨田博士的东亚考古学和文献派羽田博士的中亚考古学的双龙出水的局面。一时间蔚为大观！ 

(三) 语言学为工具。 

治传统汉学，尤其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狩野博士、内藤博士、桑原博士、矢野博士、滨田博士的语言学功力，已经是常人难以企及了。到了羽田博士那里，又诞生了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这又极大地开拓了京都学派的东洋史家们研究中国史的视野。而小川博士、铃木博士又是精通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治学方法的典型代表。而切狩野博士开辟的俗文学语言的研究，也使学术界增添了新的研究课题。 

(四) 文献学为核心。 

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在创始时期的学者们共同具有的一个学术特点就是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精熟掌握和不择手段的收购功夫。内藤博士对满文老档、蒙藏文献以及珍贵宋元善本的搜求，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狩野博士、滨田博士、羽田博士对敦煌文献的大肆收购。几乎到了明火执仗的程度。狩野博士、内藤博士、桑原博士、小川博士、矢野博士、羽田博士、铃木博士对满清文献和古代汉语文献的熟悉程度，已经绝非当时国内在大学中任教的文学、历史或哲学的教授们所能比拟。用我们时下的话来说，他们百分之百属于国学大师级别的罕见的古典文献学的专业研究学者。 
上述这四大点就是我所谓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四大学术支柱。把以上四点结合起来，就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学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