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拳史上若干重大疑难史事考（2） 

一、关于武丕卿和武培卿 

实际上，在山西各类形意拳传承谱中几乎没有一个叫“武培卿”（或武贵卿、武培清）的著名形意拳家，姓“武”的进入传承谱的只有一个叫“武承烈”的。而绝大多数意拳传人（特别是姚宗勋先生的著名弟子林肇仑、崔瑞彬二人的《意拳发展与姚宗勋》一文）却又在论著中大肆鼓吹姚宗勋战胜了山西著名形意拳家武培卿之事，极少数论著中说姚宗勋战胜了山西著名形意拳家武承烈。有不少人就感到奇怪了：武培卿和武承烈是什么关系呢？姚宗勋先生战胜的山西著名形意拳家到底是谁呢？ 
根据我的考证，姚宗勋先生战胜的山西著名形意拳家原名叫“武丕卿”，不是叫“武培卿”，更不是叫“武贵卿”或“武培清”。根据杨遵利在《形意拳述真》一书中的记载： 
车毅斋传李复祯。……李复祯传武承烈。 
而武承烈，生于1892年，卒年不详。原名武丕卿，字承烈，山西太谷人。按照中国传统的名和字号之间要构成互训关系的命名规则，如，孔丘，字仲尼。颜回，字渊。等等，这里，仲尼通中泥，中泥的意思就是丘。回通洄，洄的意思就是渊。“丕卿”和“承烈”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西周王朝时代就已经是一组互训的固定词组，并大量出现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相关详细考证请见我已经出版的《金文庙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正是因为把“武丕卿”当成了“武培卿”破坏了名和字号之间的互训关系，才造成了有些人不知道武培卿和武承烈是什么关系的怪问题。 
有意思的是：四十年代以后至今，各类山西形意拳传承谱或者记载“武承烈”，或者根本不提本门派曾经有个姓“武”的高手存在过，但是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几乎没有再提到过曾经有个名“武丕卿”的山西著名形意拳家。毕竟输给了年轻力壮又初出茅庐的姚宗勋一事，对于山西形意拳来说是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好在意拳传人四处鼓吹的是姚宗勋战胜了山西著名形意拳家“武培卿”，而不是“武丕卿”。这一语音上的误差成了山西形意拳的遮羞布。于是，在各类山西形意拳传承谱出现了以字代名的“武承烈”，而不再有人提起“武承烈”的原名是“武丕卿”。
到此为止，我要给出“武丕卿”在山西形意拳里的真正传承谱系了，如下： 
姬际可（1）→曹继武（2）→戴龙邦（3）→李洛能（4）→车毅斋（5）→李复祯（6）→武丕卿（7） 

二、武丕卿和大兴县第一国术社 

1928年，著名形意拳家李存义先生的再传弟子唐凤亭、唐凤台兄弟二人在当时的北平成立了“大兴县第一国术社”，拳社名字中有“大兴县”，有点归宗回家（“大兴县”）和拳道大兴（“大兴县”之大兴）的双重意思在内。因此名字虽叫“大兴县第一国术社”，可武馆地点却在崇文区珠营火神庙，后迁至花市火神庙。著名的弟子有陈庆友、马凤鸣、艾玉山、田永福等人。 
“大兴县第一国术社”命名中的所谓“归宗回家”的含义。是因为形意拳大师宋世荣、宋世德兄弟本是当时北京（直隶）大兴县人，1893年，宋世荣，宋世德兄弟为了学习正宗山西形意拳，特地携家眷由大兴县迁到山西太谷县，第二年开始正式拜师李洛能学拳，并开了一家钟表修理店为生。宋氏兄弟成名后形成了车毅斋、贺运亨、李广亨、宋世荣、宋世德五位山西形意拳高手“五星聚太谷”的现象。从此，宋氏兄弟在形意拳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所以，唐凤亭、唐凤台兄弟二人成立武术社出于为了纪念本门派的形意拳大师宋世荣、宋世德兄弟二人之目的（即兄弟二人纪念兄弟二人），特地把武术社命名为“大兴县第一国术社”，而不是“大兴第一国术社”或其他什么拳社名。 

三、关于姚、武比武的真正原因 

林肇仑、崔瑞彬在《意拳发展与姚宗勋》一文中言之甚详: 
“1940年夏，……山西形意拳名师武培卿也在北平。武氏系形意拳大师车毅斋之高徒李复贞的得意门生。据说郭云深、车毅斋兄弟之间曾较技，郭负于车氏，而李复贞艺成后曾在较技中胜其师车毅斋。因此，武培卿自认为是李复贞得意之徒，尽得形意拳真传。1940年12月12日他在北平《新民报》上自称是形意拳岳武穆正宗，愿与同道切磋拳技。姚宗勋受命于王芗斋，与武培卿会面。” 
这段文字出自姚宗勋先生著名弟子之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他们转述当事人的原始记录，显然应该不会和事实有多大误差。但是，还是有人对此提出了疑问： 
“武培卿先生亦曾登报邀武；其原文是什么?怎么会触怒王先生?王先生派人踢武先生的场子，真的是出于武林正义吗?”（李紫剑《大成拳问疑(二)》） 
张鸿诚在《意拳述真》一文中说： 
“四十年代初，山西人武某依仗伪政权势力、制造派系矛盾，在报纸上大言欺人、自我标榜'武穆正宗’。姚先生为道破其非、阐明拳学真谛，决定与武某明证比武、当场予以教训。虽然当时武某的追随者在比武中有犯规偷袭的举动，但姚先生因其非主要对象、不想结怨，也就不予计较。此后，武某就销声匿迹了。” 
最初，我也深信一定是武丕卿先生学王芗斋先生的比武广告（没那本事还要强努，真是找打），才做出了“在北平《新民报》上自称是形意拳岳武穆正宗，愿与同道切磋拳技”的傻事。然而，当我查遍1940年《实报》和《新民报》上每一天报纸的各类广告和报导文章，并没有发现所谓的“自称是形意拳岳武穆正宗，愿与同道切磋拳技”这样的豪言壮语！也没有发现什么“依仗伪政权势力、制造派系矛盾，在报纸上大言欺人”的不良指控。而且，早在1900年，耿继善先生（刘奇兰弟子，刘为李洛能弟子）就在当时的北京西城区地安门西火神庙成立了“北京四民武术研究社”，传授形意、八卦、太极等拳术。后由邓云峰先生及其弟子吴子珍先生先后接办。著名的弟子有李清泉、李子盛、戴玉斌、松德奎、王世勋等人。直到1940年之时，“北京四民武术研究社”一直是打着“自称是形意拳岳武穆正宗，愿与同道切磋拳技”的旗号，可为什么王芗斋先生不让姚宗勋先生去找“北京四民武术研究社”去练手呢？！莫非真的是不想宰熟而只想欺生？即，有些意拳传人（如敖石朋先生）所谓的武丕卿刚刚从山西来到北京之说。 
实际上，武丕卿作为山西太谷的一名商人，根本不是刚刚来自山西，当时他在北京已经待了二十几年了！前门大栅栏就有他的商号。因此，敖石朋先生在《历史不是小说》一文中说的“《实报》刊载了一篇武培卿访问记，主要介绍武先生此次来京设点教拳”之说，显然有误。 
整个1940年，为他惹来挨打之祸的是《实报》1940年12月13日和14日连续两天的记者采访：《大兴县第一国术社社长：武丕卿先生访谈志》一文。记者还是采访王芗斋先生的那位“本报记者”羡渔先生。我只要把这篇采访的重要内容写出来，相信读者立刻就可以明白“姚宗勋受命于王芗斋，与武培卿会面”比武的真正原因了，如下： 
武丕卿先生，即为晋省之太谷县人，今年四十八岁，于十六岁时，拜入同里车毅斋高足，李复贞门下，习艺孜孜，不舍昼夜者，三十余年，转守岳穆正宗，始终发扬其道，又经本门诸大师父师祖之道随时密授，笃练浸久，遂跻淳精。盖车李二老，德劭艺高，身名具泰，车即李洛能高弟，往曾折服不远千里专诚比艺之直隶蹦拳名手郭云深，被郭惊佩至五体投地者也。复贞道艺，颉颃车公，晚且手挫车公，徇致赫赫宗师，饱尝一蹶之苦，良以弟方锐盛，师已经衰颓。 
上述这段话我相信大家已经看明白了：郭云深打不过车毅斋并对车“惊佩至五体投地”，而车毅斋在晚年又被弟子李复贞所“手挫”，李复贞则又是被武丕卿所战胜造成了“赫赫宗师，饱尝一蹶之苦”的局面。而且，武丕卿正是“方锐盛”而李复贞则已经“衰颓”——也即，现在武丕卿白打李复贞，而李复贞又白打车毅斋，车毅斋则又白打郭云深！换算下来就是：以今日武丕卿之功力也可以白打当年郭云深。哈哈，记者加工挑拨的话也罢，武丕卿得意忘形的原话也罢，反正报纸上一登出来那就要武丕卿一个人来为此买单了。于是，愤怒的“姚宗勋受命于王芗斋，与武培卿会面”比武开始了。这应该就是采访武丕卿的文章触怒了王芗斋先生导致姚、武比武的真正原因。根本不是什么林肇仑、崔瑞彬在《意拳发展与姚宗勋》一文中所说的“在北平《新民报》上自称是形意拳岳武穆正宗，愿与同道切磋拳技”。而敖石朋先生在《历史不是小说》一文中所阐述的比武起因是“以前听人传说武培卿一个蛇形能把人打到房上去……我们两人想去拜访一下武先生，看看怎么把人打上房。”此说完全不足信，他如果真看到了《实报》的采访不可能连名字也记错吧。而且，他没有说明“姚宗勋受命于王芗斋”之事。 
历史又在重演，几十年后，王壮飞在某家报纸上声称曾击败过大成拳（意拳）祖师王芗斋。于是，愤怒的姚宗勋先生立刻携著名弟子崔瑞彬亲自找到上海，要与王壮飞比武。可王壮飞要比武丕卿幸运多了，他被正义和愤怒的姚氏师徒吓得立刻从上海体委后门开溜了，把他弄虚作假的后果交给了他的好友顾留馨先生来处理，也算是所谓的“组织出面”为他摆平了此事。 
相隔近四十年的两次亲自找上门去的公开比武，为大成拳（意拳）所遭受的无端诬陷而正视听，一代拳法大师姚宗勋先生的精湛武功和正直人品让我们无比敬佩！ 
其实，所谓车毅斋“往曾折服不远千里专诚比艺之直隶蹦拳名手郭云深，被郭惊佩至五体投地者也”无非是指1889年农历九月，郭云深首次到山西太谷走访形意同门，与车毅斋师兄切蹉技艺长达一年有余。之后，郭氏语人曰：“山西吾车二师兄，技臻出神入化之境，真高手也。”何谈什么“往曾折服”、什么“惊佩至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