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田亨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一) 生平简介 

羽田亨博士生于1882年5月15日，京都府京丹后市峰山町人。他本姓吉村，父亲叫吉村和。他是吉村和的第四子。上中学时代，他成为羽田家的养子，从此正式改名羽田亨。 
根据间野英二博士的介绍：羽田亨自幼就非常聪明，享有神童的美名。不到14岁就已经成为当地小学的教师。 

当时，他的愿望是成为一名记者。为了实现他的梦想，1901年，羽田亨放弃了在小学中教学的工作，考入京都市著名的第三高中学习，以求深造。 
1904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在白鸟库吉博士的指导下，开始了对支那边疆史和民族史的学习。他的外语天赋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显现出来，他几乎把业余时间全用在学习各种外语上。导师白鸟博士本来就是个精通数种外语的东洋史家，现在，聪明的羽田亨对外语的学习兴趣和对东洋史的研究兴趣同时得到了发展。东京帝国大学的学术环境和严格教育为他走上专业化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07年，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毕业，大学毕业论文研究的就是蒙古窝阔台时代的文化。然后，他离开东京，直接考到了刚刚成立的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成了那里内藤湖南博士门下第一个东洋史学的研究生。1909年，羽田亨从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专业研究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了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讲座讲师。1913年，羽田亨因为杰出的外语才能受到当时京都帝国大学语言学讲座教授新村出博士的赏识，于是，羽田亨转任京都帝国大学的语言学讲座副教授。1922年，羽田亨获得京都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24年，羽田亨博士晋升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第三讲座教授。1928年，羽田亨博士当选为京都帝国大学学科评议组成员。1932年，羽田亨博士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长。 1936年，羽田亨博士当选为日本帝国学士院院士。1938年11月，因为前任校长滨田耕作博士的突然逝世，羽田亨博士被文部省任命为京都帝国大学第12代校长。 
正是在羽田亨博士出任京都帝国大学校长期间，京都帝国大学的学生们数千人参加了日本军，利用他们各自的学术专长，成为侵华日军战利品部队和细菌战部队的一员。 
2006年6月10日，现任京都大学校长尾池和夫博士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创设百周年記念》讲话中说： 
1943年11月20日，羽田亨校长在地域预备队学生入伍践行式上如下说：“各位，安心走吧，再平安归来，大学的门一直为你们开着，在等待着你们。”……根据大学文书馆的调查，在学生入伍仪式上，京都大学有4500名在校生成为了日本军人。其中，文科的学生将近八成的全都成了军人。后来确认有260名学生死在战争中。 
成了日本侵华日军的京都帝国大学学生们 

1943年，羽田亨博士当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1945年，羽田亨博士出任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1952年，羽田亨博士获法国儒莲汉学奖。1953年，羽田亨博士获日本文化功劳者称号和文化勋章。1955年4月13日，羽田亨博士因病逝世。 
羽田亨博士之子羽田明教授也是一位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京都大学教授。 
在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时期，羽田亨博士和他的两位老师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博士等人，共同打造出了世界闻名的史学学派。而他作为东洋史学的两个分支元蒙塞外史和西域中亚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利用他精通十几种外语的语言特长，建立了一个巍峨璀璨的西域学京都学派。特别是在内藤湖南、桑原骘藏两博士退休和病故之后，正是由于他的存在，使第二代学者宮崎市定、田村实造、贝塚茂树、佐泊富、安部健夫等人在学术界迅速崛起，他们共同创造了辉煌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羽田亨博士先后出版的学术著作有《西域文化史》、《西域文明史概论》、《满和辞典》（主编）、多卷本《敦煌遗书》（主编）、十八卷本《明代满蒙史料》（主编）、《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主编）等，有些论文几乎就是一部独立的专著，如《元朝驿传杂考》、《契丹文字之新资料》等。后人为他编辑出版了上下两卷本《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 

(二) 主要学术成就和学术观点 

羽田亨博士的学术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元蒙史的研究，第二是西域史和敦煌学的研究，第三是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上述三个方面中，毫无疑问，西域史和敦煌学研究是他的学术事业的核心和顶点。 
首先是羽田亨博士对元蒙史的研究。 
我们知道，元蒙史的研究实际上是羽田亨博士起家的本领。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蒙古窝阔台时代の文化》。在他成为一名东洋史家之后，他一直没有忘记对这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文献整理工作。清朝中后期的西北舆地之学的振兴，为研究元蒙史提供了新的起点。《皇朝藩部要略》、《蒙古游牧记》、《西陲总统事略》、《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等相关学术著作的刊印，为京都学派的东洋史家们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文化师承。 
羽田亨博士首先在对中国古典元蒙史料文献的整理上迈出了一大布。他指导学生田村实造博士完成了多达十八卷本的《明代满蒙史料》一书。他又先后撰写了《蒙古驿传考》、《元朝驿传杂考》、《元朝の汉文明に对する态度》等著名论文。而这些论文表现出一种对元蒙文化制度史进行专题研究的倾向。 
请看羽田亨博士的名作之一的《元朝驿传杂考》一文中的相关考证： 
《元朝秘史》卷十二所载，漠北施行驿传制度时，已置札木臣及兀刺阿臣于各驿。所谓札木臣者，其为Jamcin换言之，即掌握驿务之人之名称，固不可待言也。兀刺阿臣为ularaoin，ulaoin之对音或作兀刺赤（ularaoi，ulaoi），ulara为驿马,ci系管护人之接尾语，其意不外驿马人。初似来自土耳其语，后讹为蒙古语。 
如此考证之后，则札木臣及兀刺阿臣的意思已经焕然冰释。 
再如他对《经世大典·站赤一》中出现的“脱择能干官一员充脱脱禾孙”一语的考证： 
置脱脱禾于都会关要之地，以辨诘奸伪往来之使臣或押运。沙畹（Chavannes）氏尝解此语与Todotkhaktchi，即“说明者”（Explicateur）同源语，而白鸟博士为解Toqtora，即“定”或“止”义而加语尾－Sun之对音者，并谓似因此等官员止问往来人，故名。上引二说，均似有理，然余今从其职责上考之，以为Todotra，即系“使之明瞭”（Deutlich machen,aufklaren）之语源而加－Sun之接尾者。此名见于史乘，如前所述，自中统元年始，然在《经世大典》中，前亦屡见验使臣之记事，是以吾人不妨为从前已置驿长及驿令人。 
我想，通过以上两例已经足以说明他的元蒙史研究的特点和贡献所在了。即这些研究在史学方法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大量使用。因为元蒙史研究的难点就在于语言文字的繁杂和混乱，涉及地域的广博和史料记载的残缺更是问题之问题。但是，掌握了十几种语言文字的羽田亨博士，在从事这一研究中可说是得心应手了。其他如该论文中对“首思”一词的解读和文化制度史的考证研究，无不如此。 
在他的名作《西域文化史》一书中，他也对蒙古研究列有《蒙古的中亚经略及其以后》专章进行讨论。他首先分析了蒙古政权占据西域地区的由来： 
中央亚细亚地区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已归蒙古所领。成吉思汗将所属领地分封诸子。阿尔泰山以西、准噶尔沙漠之北，前乃蛮部所据之地分给了第三子窝阔台。其西一带直到阿姆河地区和天山南路分给了第二子察合台。这样中亚细亚为此两汗国所领有。他们此后在各自的领地上使其一族和部下住下来进行统治。从而蒙古族也象在其它领地一样广泛分布在这一地区。 
然后，他特别分析并研究了蒙古贵族出身的帖木儿王朝建立政权振兴蒙古统治的过程： 
帖木儿是个生于Kesh并受突厥文化教育的伊斯兰教徒。据说他本来是蒙古族出身，按其家系与成吉思汗属于同一氏族。他的理想是统一分裂的蒙古，恢复成吉思汗的伟业。他的这一理想曾大致实现过：平定了波斯的伊儿汗国（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开拓之领地）和伏尔加河直到南俄的钦察牙国（成吉恩汗孙拔都开拓的领地），征服了据有小亚细亚的奥斯曼突厥，侵略北印度，与东察合台汗国连和，死在要进而东征明朝的路上。 
帖木儿一代完成了如此巨大的经略，实为历史上的一个伟观。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崛起于萨马尔罕即两河地方的势力。古来这个地方未曾出现过以此为根据地的强大势力。在这点上应看作为历史上的异例。从当时形势来看四周无特别强大的势力，他从少数部落酋长中崭露头角时，虽曾遇到一些困难，但一旦统一了两河地方，羽翼丰满之后，就没有能对抗他的强敌。另外，帖木儿之所以能完成其伟业，还因为他作为蒙古族的后裔怀有恢复其祖先故业的大志。所以他的活动自然应算作蒙古族的活动史中。 
他还肯定了帖木儿在国中废除波斯语的行动对弘扬突厥文学的贡献： 
帖木儿本人虽为蒙古族系出身，但如前所述，他和其属下都早已突厥化，是成长在突厥文化中的人，认为突厥文化就是自己的文化。我们知道，帖木儿很羡慕他祖先成吉思汗的伟业，并以恢复其大业为己任．这一点不是偶然的。在完成伟大经略后，他毅然废除长期以波斯语著述的习惯（虽然他也通此语），发扬自己固有的文化，提倡突厥文学。这都是民族自觉和文化意识的发扬，值得重视。由于帖木儿所持的态度和方针，该王朝时代遂成为察合台文学的鼎盛时期。 
就是他在研究这一问题之时，也注意到了“敦煌出土的唐代汉文基督教经典中已有大概为粟特语音译的二、三个名词，它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看起来，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使他随时能有所发现。 
羽田亨博士的这一研究特色，在元蒙史学界立刻形成了一股风气，从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入手，对元蒙史进行文化制度史的研究和解读从此以后成了中外元蒙史学界的一个重点研究路数。 
其次是羽田亨博士的西域史和敦煌学的研究。 
羽田亨博士的西域史研究和他的敦煌学研究是紧密地结合成一体的。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远远超出当时包括狩野、内藤、滨田等博士之上，也绝非探险家的大谷光瑞氏所能及。我们试分为几小点分开说明： 
①羽田亨博士对敦煌文献的收购。 
日本人接触敦煌文献，羽田亨博士并不是最早的。但是，他却是收获最多的。当敦煌文物被晚清新疆巡抚何秋辇负责押运到北京后，没有马上直接交付清朝的学部，而是却先被直接运到了何秋辇在北京的家中。狡猾而老练的贪官何秋辇把敦煌卷子中那些篇幅较长的，截割为数段以充数。于是，何秋辇本人手里就掌握了大批珍贵的敦煌文献。而这些被他私自截留的珍贵文物后来又被他的子女们秘密地出售给了专程来华寻宝的羽田亨博士。 
不仅如此，对中国珍贵文献的搜求和占有已经成了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家们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日常工作”了。每一个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家们的手上，都曾经利用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双管齐下，占有过中国珍贵的文献资料和传世文物。本书中所披露的就有从红山文化玉器、殷墟甲骨文物、敦煌文物、宋元善本直到稿本杨守敬《水经注疏》等等。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和其他日本的著名大学之间甚至展开了收购和占有中国珍贵文物的拉力赛……1935年 12 月《中央时事周报》上刊登了《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一文，神通广大又深明此道的羽田亨博士并不甘心落后于他人和这个难得的掠夺中国文物的时代，于是，他在日本企业界有实力的老朋友三岛总裁和武田总裁这两位大企业家的丰厚的财力支持下，羽田亨博士出面亲自考察验证后，委托某位在华日本商人全数代为收购了著名藏书家李盛铎家中的敦煌文献，然后保存在著名的杏雨书屋。而这两位财界大老，后来又出巨资在京都帝国大学建立了豪华而典雅的羽田亨纪念馆。 
相关报道，请见《南方日报》对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的采访——李冀《苦寻十五年，李盛铎旧藏大宗敦煌文献日本露形迹》一文： 
1990年左右，荣新江在已故日本汉学家羽田亨的史学论文集中偶然看到，其中一件经卷的照片上赫然盖着李盛铎收藏印。1991年春天，在日本学者高田时雄的陪同下，荣新江走进了京都大学羽田亨纪念馆。他看到了933张羽田亨生前研究敦煌的文献资料照片，照片上，相当多的敦煌卷子上有李氏的收藏印……荣新江回国将匆匆抄录的印文以及一些卷子的题目和北大馆藏目录一一比较后，坚定了自己的判断——羽田亨是接触过李氏旧藏的人。……1996年，在《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一书中，荣新江提到在羽田亨纪念馆中的所见，引起了日本敦煌学权威、东京大学池田温教授的注意，他立即去羽田亨纪念馆考察，又抄录了一批照片中的文献，比较研究后认定，这确实是敦煌卷子的真品。几乎同时，另一位日本学者落合俊典从京都大学牧田谛亮那里得到了意义重大的一部羽田亨手稿——《敦煌秘籍目录》。这本目录共着录敦煌文献432号，和北大李氏旧藏目录完全对应！随后落合又根据《敦煌秘籍目录》封桶内保存的书信线索，揭开了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流落日本的谜团。原来，1935年李氏藏卷为一日本企业家购得，交给时任京都大学校长的羽田亨研究。二战后期，为了躲避空袭，这些敦煌文献被运到兵库县多纪郡大山村西尾新平宅第的地窖中秘藏。战后又被运回了这个企业家自己企业附属的研究机关中存放至今。 
②羽田亨博士对西域和中亚地区语言文字的研究 
因为羽田亨博士的研究特点就是先从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入手，因此，他的论著对西域和中亚地区语言文字的研究，有其突出的贡献。而他自己在论著中也曾经对欧洲的这一研究方法进行过如下总结： 
由于欧洲比较语言学的发达，当18世纪末，欧洲学者热心研究梵语（印度古语）、赞德语（波斯古语）等，从而发现它们与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之间在词汇和语法方而有许多相同点。1786年琼斯（William Jones）提出这种相同点出自共同根源的学说，实为此学说奠下不可动摇的基石。1833年后，德国语言学家鲍朴（Framz Bopp）刊行了梵语、赞德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哥特语、古代斯拉夫语、德语等比较语法，建立了印欧比较语言学这一学科。据这种研究，欧洲现存语言（除巴斯克语、芬兰语、匈牙利语、土耳其语等以外）都属于同一语系，与亚洲现存语言中属于梵语系统的印度诸语，属于赞德系统的伊兰诸语（Iran与Arya为同一词源，为波斯称亚利安民族之用语）以及阿尔明尼亚语等有密切关系，都包括在所谓的印度—日耳曼语系之名下。于是，进而提出这些属于同一种之语言必有其本源之母语，而说这些语言的人应出于同一祖先的学说。这种学说最初出现在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们中间。他们根据梵语、赞德语是印欧语最古形式这一点，提出亚洲、尤其是中央亚细亚为该语言之摇篮地。如波特（Angust Pott）认为由锡尔河、阿姆河两大河所灌溉的喜马拉雅山之北、里海之东地方为此民族之发祥地。此说至上一世纪著名梵语学家缪勒（Max Müller）遂其大成，几成为当时学术界之定说。他把鲍朴等称作印度—日耳曼语、法国英国学者称做印度—欧罗巴语的语言简呼之为亚利安语。把这个原指印度伊兰语的名称用来总称印度—欧罗巴系的语言，并于1861年提出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等的祖先曾住于同一房顶之下的亚利安族的理论，并因语言上同一形式保存在所有亚利安族中而认为在印度人、波斯人之祖先向南方和希腊人、罗马人、凯尔特人、条顿人、斯拉夫人等殖民统率者迁到欧洲海岸之前，亚利安人的一小部分大概居住在中央亚细亚的最高地，说一种尚未分化为梵语、希腊语、日耳曼语，但已有此等诸语言的方言胚胎的语言。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对欧洲的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的由来基本已经有了初步了解。而这正式羽田亨博士论述简洁而清楚的特点所致。当我们看到东京帝国大学的白鸟库吉博士、羽田亨博士的大学时代的导师也是位精通十几种中国边疆地区和中亚地区的语言和文字的历史学家时，就不难看出羽田亨博士在大学时代接受白鸟库吉博士指导的痕迹了。 
西域和中亚地区语言文字种类繁多，而且解读十分困难，因为不少语言文字已经人去楼空，成了死文字。比如，著名的《郎君行记碑》，那上面使用的文字究竟是何种文字，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到了1925 年，羽田亨博士发表了《契丹文字之新资料》一文，第一次揭示出《郎君行记碑》上所刻文字契丹文字，不是以往所以为的女真文字。他的这一结论在解释了部分碑文内容之后成为定论。从此，契丹文字的研究开始走进了学术界。 
在如对西藏历史和语言的研究上，羽田亨博士对《序听迷诗所经》名字“序听”即景教的“耶稣”的解读，也是具有重大启发性的。有关这一问题，可以参见日本学术界的一段定评如下： 
佐藤长博士在《日本西藏历史研究的起源和发展》以文中就说： 
序听迷诗所经(以下简称序经)。此经为日人高楠顺次郎博士所藏。全经共一百七十行，每行约十七、八字，是所有景教经典中最古的一篇，大约在景教入唐后不久，奉唐太宗之命写成的。经文文字晦涩难解。根揍东洋史权威羽田亨的说法，此经的题名“迷诗所”的“所”字为“诃”字的误字，所以“迷诗所”应为“迷诗诃”，即景教惯用的“弥师诃”，是默西亚的音译。“序听”的“听”字可能是“数”或“鼠”字的误字，全名应为“序鼠弥师诃”即“耶稣默西亚”( 序鼠或序数即经文中的移鼠，Jesus的音译)。全经的主要内容是从新旧约圣经讲解基督宗教的教义。 
公元前128年，当汉代张骞到达月氏时，提到了那里的都城所在地。但是该地具体位置，一直难以知晓。羽田亨博士认为该城名字在发育上与“坎塔（kanda）”很接近，而“坎塔（kanda）”就是“马尔干达（markanda）”的缩写，只是省略了前面的mar。 
③羽田亨博士的敦煌学及其对西域文化史和宗教史的研究 
在占有了很多第一手文献资料之后，羽田亨博士利用其掌握的十几种外文和珍贵文献资料立刻展开了对敦煌学的高水平研究。《西域文明史概论》、《西域文化史》、《吐鲁番出土摩尼教祈愿文の断简》、《回鹘文の天地八阳神咒经》、《回鹘文安慧の俱舍论实义疏》、《大月支と贵霜》、《契丹文字之新资料》等论著相继出版和发表。这些论著为他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羽田亨博士的经典著作应当首推《西域文明史概论》和《西域文化史》（又称《中央亚细亚的文化》）二书。这两部学术专著至今也是这一领域的学术经典和入门必读之书。羽田亨博士的《西域文明史概论》和《西域文化史》二书，由弘文堂书房分别在1931年和1936年出版。有关此二书的经典译本如下： 

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钱稻孙译，钱氏私人出版，1931年。 
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郑元芳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 
羽田亨《中央亚细亚的文化》，张宏英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 
羽田亨《西域文化史》，耿世民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 
《西域文化史》一书共有前后两篇，前篇有十一章，内容如下：原序、第一章《绪论》、第二章《西域的民族》、第三章《西域史的曙光》、第四章《亚历山大的东方经略与巴克特利亚及安息》、第五章《民族的移动》、第六章《汉之西域经略》、第七章《贵霜王朝》、第八章《嚈哒、突厥之活动》、第九章《唐之西域经营与伊斯兰教势力之东渐》、第十章《回鹘的西迁》、第十一章《蒙古的中亚经略及其以后》。后篇一书共有十章，内容如下：第一章《西域与希腊文化》、第二章《粟特人与商业》、第三章《粟特语及天山南路通行的诸种语言》、第四章《西域流行的各种宗教及其典籍》、第五章《宗教美术》、第六章《西域与汉文化》、第七章《回鹘的西迁与西域文化》、第八章《突厥族与伊斯兰教》、第九章《帖木儿王朝与突厥文化》、第十章《其后之概观》。 
《西域文明史概论》一书共有十一章，补充一章，内容如下：一《西域的形势》、二《东西交通及西域》、三《古代西域人种》、四《西域的宗教》、五、六《佛教美术》》、七《西域中的汉文明》、八《汉人的西域经营及西域文明》、九《回鹘部族转往西域》、十《回鹘时代的西域文明》、十一《结论》、十二《补正三则》。 
近年来，国内学者耿世民曾将此二书包合在一起，以《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作为书名，由中华书局翻译出版发行。但是，却没有了“十二《补正三则》”内容。 
这两部书中，羽田亨博士的《西域文化史》一书以罕见的学识和考证功夫、加上精炼的语言，向学术界描绘出了一部西域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变迁和宗教信仰的发展史。在此，我略作介绍如下： 
在《西域文化史》一书的开始，羽田亨博士的先对“西域”的地理位置及其和中国的关系进行了定位： 
西域一名，古来用作泛称中国以西诸国，或只限于用来称呼葱岭以东的所谓天山南路地方。本书则指一般称作中央亚细亚的地域。但所谓中央亚细亚地区在学术上并未划出一定的界限，有的学者指出有广、狭它二义的区别。我用此名来指大体上相当于亚细亚大陆的中央部分，包括广大不通外海的河水流经的诸地方。从而此名称所包括的地域，大略指以帕米尔（Pamir）高原为中心，东面包括注入罗布泊（Lop nor）的塔里木河流域的东突厥斯坦（Turkestan），即新疆天山南路地方；北面包括流入伊塞克湖（Issik kul）、巴尔喀什湖（Balkash nor）、阿拉湖（Ala kul）等的河流流域的地方，亦即包括伊犁、准噶尔盆地等在内的天山北路地方；西面包括楚河（Chu）、塔拉斯（Talas）河流域和注入咸海（Aral）的河流流域的地方；亦即西突厥斯坦；南面以昆仑山脉、兴都库什（Hindukush）山脉为限。德国地理学家李希托芬（Richthofen）曾用此名指诸水成潴不通流的亚细亚大陆盆地地方，大体包活南从西藏高原北到阿尔泰山脉，西从帕米尔分水岭东到黄河分水岭及兴安岭山脉地区，而帕米尔以西注入咸海、里海诸河流域则与其余地方一起划入其周围地区。我从历史研究的立场出发，把这一周围地区的一部分也包括进来。这一地区东面为中国东部、蒙古，西面为波斯，南面为印度、西藏所包围，处于亚洲诸大势力之中央，应自成一区。……因为如前所述，中央亚细亚这一地区或为中国、波斯、印度诸国所占有，或为突厥、蒙古、西藏等剽悍民族占据之地所包围。从地图上一望可知，位于其中央的这一地区绝不具备出现强大国家的自然条件，古来也未兴起过以此地区为根据地的大势力。……中国古来曾多次对所谓狭义上的西域进行经略，正如象当时经世家所说，保有此地，除了能达到避免北方剽悍民族侵掠其本土的主要目的外，还能确保通往西方的贸易交通。而从北方民族的角度来看，经略此地除了获得贡物外，还便于攻掠中国内地。 
然后，他开始讨论这一地区的民族问题。他发现： 
时代越在后，人种混合的程度越厉害，一般已不存在纯粹的种族类型，也不能以今日世界人种知识来细致区分古代民族。……关于天山南路的民族，由于对该地进行发掘所得语言、绘画、骨骼、头盖骨等材料的研究，至迟在公元前后主要是为亚利安种族所居住，这是没有疑问的。 
而这里出现的“亚利安种族”，汉代开始称他们为乌孙族。到了唐代，颜师古曾经描述他们的形象是：“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羽田亨博士就此判断说：“无疑是指以今萨马尔罕（Samarkand）为中心的粟特（Sogdiana）地方的人，即伊兰人种。”但是在这些民族之中诞生的“贵霜王朝”和班超的交往成了当时的重要事件。 
当贵霜之翕侯丘就卻时代，灭了其它四翕侯，自号贵霜王，更并有安息及其近傍诸国。到了其子阎膏珍时代，又灭天竺，益发强大起来。此吐火罗族建立的贵霜王朝即西方纪录中的Kushan王朝，著名的迦腻色迦王即此王朝之人。……但当班超从事经略天山南路时，它曾援汉讨车师，又在永元二年（90年）曾出动大军攻班超，结果以败北而告终。以后与汉通好。这大概为前述丘就卻或阎膏珍时代之事。这时因康居、乌孙都各据原来之地拥有势力，贵霜朝之势力在北方大体以妫水为限。与班超之接触似为从葱岭之西方或南方之进行的前哨行动。班超南越葱岭出入辛头河上流地方应为对领有该地的贵霜势力之行动。到了迦腻色迦王时代，其势力遂越过葱岭而达于天山南路。 
围绕着这一地区先后出现的嚈哒、悒怛、突厥的种族的历史和交通，羽田亨博士以罕见的史家才能，简洁综述了县后出现的民族和历史，及其文化特点。然后又集中精力研究粟特人与商业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和影响。他认为： 
在中亚细亚的曙光时代，曾发挥了旺盛的伊兰民族精神的粟特人，此后可能由于受到不断入侵的北方民族的压迫，遂利用其自然地理环境，从事于广泛的世界贸易，凡利之所在，没有不留下他们的足迹的。 
在对商业活动进行充分研究之后，羽田亨博士又开始分析了这一地区的语言和宗教信仰问题，特别是佛教和摩尼教（也包括了拜火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传播和发展的历史。由此，中亚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和语言及其宗教信仰等问题，到此开始逐渐清晰起来。对宗教问题的研究，沙畹、伯希和、罗振玉、王国维、陈垣等中外学者都曾先后介入其中，而最初以沙畹和羽田亨博士二人分别撰写的对摩尼教的研究论文为其先导，功德无量。
到了本书后篇，羽田亨博士开始对汉和西域的关系进行总结。这可以发现从汉到唐之间的显著变化。即： 
中国对西域的统治方针，汉代以来常为表面的，不过是为了防止该地归于北方游牧人势力，保证中国与葱岭以西地方交通贸易的安全。达到了这个目的后，对其实际政治并不进行深入的干预。 
而从唐代开始，这种局面就开始改变了。即： 
这种情况到了唐代为之一变。至少在天山南路的西域地方唐朝官吏直接深入地干预了当地人民的政治。这从新出土的诸种文书中可看出。……到了晚唐以后，此地文化的汉化色彩逐渐显著，明显有了东西融合的趋势。 
出现上述局面的原因，羽田亨博士主张人种的变迁。即： 
因为这时的西域人已不是中唐以前的西域人，即不是亚利安种系统的人种，而是没有高度发达文化的、对唐和伊兰文明一样亲近的突厥族的一部回鹘（Uigur）人了。 
最后是羽田亨博士的中西交通史的研究。 
在《西域文化史研究》一书中，羽田亨博士首先指出了这一地区在中西交通史上的特殊意义： 
中央亚细亚，一方面是周围诸大势力的缓冲地带，另一方面相互远隔的亚细亚各大强国又通过此处连结起来，建立了不可分离的相互关系。中亚同其周围诸国的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极其明显地表现在文化历史上。东方中国、南方印度、西方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等诸方文明的交流传播情况，是历史上最有兴趣的现象，也是重要的研究课题。而这种文明的交流传播，不言而喻，是以相互间的直接或间接交通的存在为前提的。东西交通在海路交通发达以前，中央亚细亚是最普通的通道。就是在海路发达之后，如取陆路也必须经过此处。不仅从波斯、阿拉伯、欧洲东来，就是从南方印度来中国，通常也是先北上进入中亚，然后再折向东方。对当中西交通之初、和前后开拓的蒙古地方与西方交通而言，无疑也是经过这一地区的一部分。所以在东西交通史上或东西文明传播史上，此地区的历史也具有很大的意义。 
羽田亨博士对《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等古代中亚旅行记进行了认真的版本学和文字异同的考证工作，并且亲自编写了文字索引。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信史。 

(三) 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 

目前为止，羽田亨博士访华的最早记录是1911年。羽田亨博士和内藤湖南博士到达沈阳，专程为给满文老档照相而来。他们使用当时所谓“晒蓝”的复制方法，一下子复制了四千多张满文档案。这次经历使他尝到了占有中国珍贵文献资料的甜处。以后，出现他秘密收购敦煌文献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 
1911年前后，罗振玉全家人来到日本，那时还是讲师的羽田亨博士经常造访罗振玉。年轻的他对长辈的罗相当尊敬。甚至他经常利用造访罗家的机会，教罗的小孙子们几句日语。见方宝川《刘蕙孙教授学术传略》一文中介绍： 
刘蕙孙，谱名厚滋，字佩韦，祖籍江苏镇江。1909年7月出生于北京。是晚清《老残游记》小说的作者刘鹗的嫡孙，甲骨文研究的开创者、近代学术大师罗振玉的外孙。辛亥革命后，刘蕙孙与父母一起随外祖父罗振玉寓居日本京都。其间，罗振玉以学者的身份得到了京都大学的关照。当时，日本学术界早著名的一些东方学教授，如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人，经常到罗家，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讨论学术问题。因刘蕙孙是罗的外孙，且天资聪颖，为长辈所珍爱，所以也常常静静地坐在外祖父的身旁。虽然年纪尚小，听不懂所讨论的学术问题，但是那种恬静严肃的学术氛围，已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最初的印象。据他后来回忆说：教他学会第一句日本语“早安”的人，就是当时常到罗家旁听学习，后来成为京都大学总长的羽田亨教授。 
按说，他肯定也在那里经常地向王国维先生请教。因为那时的王国维先生已经开始了对元蒙史和商周史的双重研究。而且，当王国维先生自杀后，羽田亨博士也亲自出席了在京都举行的悼念活动。我们在《王静安先生殉节纪念帖引》中也发现了当时到场的人员中也有他的大名。 
1922年，已经是副教授的羽田亨博士，以文部省国费留学生的身份，再次来到沈阳，他开始跟随一名藏族喇嘛学习藏语、蒙语和满洲语。 
胡适先生自美国返回路过日本时，也曾和他有过接触，见《胡适日记》1922年2月12日： 
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邀我吃饭，席上见着京都大学教授羽田亨( Haneda )先生。此君为东洋史专家，通数国语言文字，曾著有《西夏纪年考》等书。他新从欧洲回来，携有敦煌石室影印本四千余卷，将次第印行之，此极好事，我们都应该感谢。 
1936年，羽田亨博士再次来到沈阳参加东方文化协会中国分会机构的成立大会，并在那里短期停留。在此期间，他还亲自应友人金毓黻的要求，为他前往日本申请签证。见金毓黻《沈阳蒙难记》一文中的记载： 
24年春，余母吴太夫人年七十有九，弃养于辽阳，余假奔丧守制之理由，常任辽阳，即将所修通志结至清末，草草编成，而出走之计亦定于是时。余于逻骑如织之中，何能私自出走？且出境须有凭证，否则一经察觉，则首领不保矣。适值……羽田亨等过沈，余早与之相善，乃托其向日军部商洽，谓金某研究东方学术及东北文献为吾等所敬佩，应其准赴日留学2年，以收联系之雅，竟借其力得以无阻。 
实际上，羽田亨博士很少和中国学者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特别是在他当了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部长、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馆长等“官”以后，直至后来当了京都帝国大学校长，就连日本学者平时也觉得他让人感到了一种“畏惧感”。这无非就是说他身上的官气太重，难以接近。再加上他和旧日本军部和外务省高层之间有很深厚的私人交情，使他的著名学者兼政府高级官员的形象十分浓厚和突出。 

(四) 影响及学术评价 

羽田亨博士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敦煌学和西域史研究。 
正如滨田耕作博士有以他个命名人的考古学奖项一样，羽田亨博士也有他个人的专属纪念馆。间野英二博士的上文中对此评价说： 
现在在京都北郊上贺茂，在地近羽田住所处设有附属京大文学部的羽田纪念馆（内陆亚细亚研究所），其促进内亚研究的基金出自羽田教授的亲友三岛海云、武田长兵卫等人的捐助。由学界外的朋友捐资，为一位学者创建这种纪念馆还是罕见的。 
尤其是他的西域史和敦煌学的研究，该文作者指出： 
羽田亨毕生精力投诸之所在，尤其在敦煌学的研究方面，他称的上是先驱。早在1910年，他发表了《伯希和中亚旅行——敦煌石室遗书发现始末》一文，指出敦煌所现的新史料意义之重大。他精心研究了大谷探险队带回的李柏文书，撰写了诸如《大谷伯爵所藏新疆史料解说》等享誉日本国内外的论文，而他在此基础上所写的《西域文明史概论》和《西域文化史》，更被公认为里程碑式的著作。 
在中国学术界，《西域文明史概论》和《西域文化史》二书，我们从上述的一本书有多个译文同时出版的现象也可以看出羽田亨博士的影响了。除此之外，羽田亨博士的重要论文，如《元朝驿传杂考》、《契丹文字之新资料》等也立刻被翻译出版。 

再如，羽田亨博士对契丹文字的研究。1925 年，他的《契丹文字之新资料》一文的发表，对著名的《郎君行记碑》的研究，成为契丹文字研究的新的起点。而以往学术界却一直主张《郎君行记碑》的文字是女真文字。从此以后，中日两国学术界的研究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煃、田村实造、小林行雄、长田夏树、爱宕松男等学者对契丹文字的解读，从文字构造到读音等方面的研究，使死的文字成了活的契丹学。 
当然，也有些观点未必是定论，一直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讨论。如，蔡鸿生《胡名试探》一文中就曾指出： 
羽田亨博士高才卓识，但他将“拂耽延”一名拿来与持摩尼经入唐的波斯人“拂多诞”（Furs-todan，即“知教义者”）比附，是智者千虑之失。其致误之由，即在对“延”字之不可易未能觉察。当代粟特学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拂耽延”……意为“第一件礼物”。 
张承志先生《从象牙塔到吐鲁番》一文中也曾记载了羽田亨博士在《回鹘文女子卖渡文书》一文中把“买卖问题变成了奴隶问题”的硬伤。但是，这也未必就是定论。因为羽田亨博士的学生护雅夫博士主张那是一件葡萄园卖渡文书。耳根据古代史料记载，买卖西域女子的事件在当时非常多。唐诗中就屡建“胡姬”、“胡女”、“胡姬酒”等术语。应该都市对于这一买卖现象的一格辅助描写。北京大学考古系林梅村教授的《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权贸易》一文，对此问题有很好的阐述。 
看起来，在对这件文书的解释上，中日学者还在顺着羽田亨博士的成果继续研究着。 
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在西域史和敦煌学的研究，在中亚历史和语言的研究，在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等方面，羽田亨博士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