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野仁一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一) 生平简介 

矢野仁一博士，生于1872年5月13日，山形县人。他是日本东洋史学最长寿的历史学家，见证了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从诞生的第一代到全盛的第二代、直到成长的第三代和踏入大学校园的第四代的整个历史过程。 
1890年，矢野仁一因为成绩优秀从家乡的山形中学直接考入东京第一高中。1893年，矢野仁一高中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专攻历史学。1896年，矢野仁一结束了三年的大学生涯，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西洋史学专业的研究生，以历史学特别是近代东西交通史为研究方向。这是他接触中国历史的开始。正是在此期间，他开始把研究方向由西方近代史转到了晚清中西外交和政治史。1899年，矢野仁一从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任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讲师。1912年，在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第二讲座教授桑原骘藏博士的推荐下，他离开早稻田大学，就任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讲座副教授。1918年，矢野仁一前往美国留学，专攻晚清中西方外交和政治史研究。1920年，矢野仁一博士回国后成为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第三讲座教授。1932年，矢野仁一博士退休。1970年1月2日，矢野仁一博士以98岁高龄因病逝世。 
因为长寿和勤于著述，矢野仁一博士一生著述很多，论文不算，仅专著就多达几十种，至今还没有整理并出版他个人的学术全集。但是，他一生的主要研究方向都集中在中国外交史、民族史、清朝史和现代中国政治史四个方面。在外交史研究上，如《日清战役时期中国外交史》、《アヘン战争と香港：支那外交史とイギリス〈その1〉》、《アロー战争と円明园：支那外交史とイギリス（その二）》、《支那近代外国关系研究》、《支那近代外交史》等；在晚清史和民族史研究上，如《清朝末史研究》、《近代蒙古史研究》、《近代支那の政治及び文化》、《近代支那论》等；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上，如《现代支那研究》、《现代支那概论》、《中国人民革命史论》等；在东洋史研究上，如《东洋史大纲》、《最近东亚百年小史》、《东洋历史大辞典》（主编）等。在第一代东洋史家中，他以罕见的长寿和惊人的勤奋，亲自笔耕，一直著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矢野仁一博士及其著作 

(二) 主要学术成就和学术观点 

在他漫长的生命里程中，矢野仁一博士的研究是丰富多彩的。 
作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教授，矢野仁一博士本人却一直以“日本国士”（也即我们所谓的“国策顾问”）的称号自居。他认为他的一切研究都是服务于日本政府的，而非无功利的纯粹学术。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作为历史学家的矢野仁一博士和作为政论家的矢野仁一“国士”这两个身份，虽然这是统一为一体的。但是，从事学术史的研究时，我们必须分清学者的他和政客的他，不然的话很可能我们的评价有失公正。指出学者的矢野仁一博士的史学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同时我也批判政客的矢野仁一博士错误的历史观和政治观。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在他晚年出版的《中国人民革命史论》一书中对中国革命的肯定。 

第一，矢野仁一博士的清史和近代中西交通史研究 

矢野仁一博士的清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史、边疆史和外交史等范围内。 
矢野仁一博士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就是研究晚清时期的中俄关系，因此，清史研究应该说是他的看家的学问。他敏锐地注意到了近代中英关系的最大问题点就是由鸦片及其引发的鸦片战争。针对中国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觉醒，矢野仁一博士通过对清代史料的考察，指出乾隆五十七年举人程含章是首先意识到从英国输入鸦片危害的人。他郑重其事地说：“首先认识到中国的白银流出来自鸦片的，据我迄今研究，似是程含章其人。”用了一个“似是”表明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谨慎。 
而中英关系除了鸦片之外，就是边疆地区的民族问题了。发生在1903－1904年之间的英军入侵西藏的军事战争，成了他的又一个注意点。英国不久就在中国西藏岗巴宗与锡金的边界处挑起争端。1902年，英国派军队闯入西藏岗巴宗一带，驱逐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中国藏民。并擅自划定西藏与锡金的边界。这些挑衅行为遭到了晚清政府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坚决反击。于是，上万名英军在将领荣赫鹏带领下，开始了对西藏地区的血腥屠杀和侵犯。就这一历史事件，矢野仁一博士在详细地分析和研究了中、印、英等国文献后，主张英军入寝西藏的真正目的是想使西藏成为印度防御外来势力干涉的真空地带。这一揭露对于一直主张是西藏军队首先制造贸易和边境摩擦的英国侵略军而言，当然是极其有价值和符合事实的一个研究结论。毋宁说，站在日本立场上，不想看到英国独霸晚清中国利益的一个“日本国士”，对英国的侵略西藏的行为发出了一个比较客观而中立的研究报告。在此意义上，他肯定了西姆拉会议在处理中藏关系、中印关系上的重要价值。 
在对清史研究中，1771年发生的“土尔扈特人”逃亡事件，也是他的关注点之一。这是当时发生在中俄两国之间有关民族问题的重要历史事件。 
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议颇多。何秋涛在《土尔扈特归附始末》一文中提出了俄国压迫说，魏源在《圣武记》一文中提出了抢占伊犁说……而矢野仁一博士则提出了宗教仪轨说。他认为：土尔扈特人从俄罗斯帝国再次长途返归大清朝，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土尔扈特人信奉佛教，而从俄国入藏熬茶礼佛又极为不便，这一宗教仪轨上的不便直接导致了大批土尔扈特人归清的现象。在具体的归清人数上，矢野仁一博士根据对当时文献史料的考证，他公布的数字是“有3.3万户迁离了伏尔加河，或者说有16.9万人”。这一详细的数字统计，和俄罗斯方面所发布的七八万人、十二万人、乃至二十七八万等说比较起来，事实真实而准确。
对史料进行精确的研究和考证，成了他在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一点上，他和桑原骘藏博士对汉代张骞西行时每日具体里程的计算，都有相同的方法论研究意义和学术参考价值。 
在他的那本《支那近代外国关系研究》一书中，他从上述对中葡贸易的研究开始，一直关注到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而矢野仁一博士对于明代中国与葡萄牙的交通和商贸关系，成为他研究开始。他在《明代澳门の贸易及び兴衰》一文中研究了中葡交通史的大致经过。1511年，葡萄牙军队占领马六甲。1514年，葡萄牙人的商船始出现在中国澳门，进行着商品交易。1517年，葡萄牙商船抵达广州。早期中葡贸易交易的场所，他认为是在商船进行上的。因为受当时大明政权的禁海令的限制，葡萄牙商人的贸易只能以外交使节的身份进行。这一研究很可能是受到了桑原骘藏博士对蒲寿庚的研究的影响所致。 

第二，矢野仁一博士的政治史研究 

1927年7月25日，据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上奏了著名的《田中奏折》，该奏折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该奏折核心主张是：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这一奏折的真伪至今也是中日历史学界和政界争议的焦点之一。（所以，京都考证学派出身的我使用了“据说”一词。）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这以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和实际行动与《田中奏折》内容大致无二！因此，作为“文件的《田中奏折》”和作为“事实的《田中奏折》所预期而确实出现的后果”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就难怪中国学术界对这一奏折的真伪问题上一直持肯定态度了。 
之所以在这一问题上涉及到矢野仁一博士，是因为当时他提出了著名的满·蒙领土非支那论。1928年，矢野仁一博士出版了他的成名作《近代支那论》一书。在该书中，矢野仁一博士首先抛出了“满洲本来就不属于支那领土”、“支那如果希望完成新国家组织，就要抛弃满、蒙、藏等支那在军事和政治上所不能及又非其领土的边疆地区。” 
在此书中的《支那无国境论》和《支那非国论》两篇文章中，他力图阐述这样一种观点：中国不能称之为一个民族国家，因为满、蒙、藏民族和领土本来就不属于汉族和中国领土。如果要维持大中华民族这一概念，那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去推翻什么满清王朝，因为满清和汉全是大中华民族概念中的一员。而一旦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国家，也必须放弃以往的中央对边疆地区的军事和政治的控制。 
到了1932年，矢野仁一博士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在《外交时报》上公开发表了他一贯主张的《满、蒙、藏は支那の领土に非ず》一文。此文并没有任何新意，但是却完成了从学术研究的“矢野仁一博士”到给日本侵华国策提供论点的“矢野仁一国士”之间的身份转变。他甚至还大声疾呼“我国应动员利用一切公私机关，探查中国、满洲、蒙古……有关历史及现状的说明和必要的知识，现今这项工作实在是当务之急”。 

第三，矢野仁一博士的东洋史研究 

矢野仁一博士在《东洋史大纲》一书中，也在进行着变学术研究为国策研究的工作。但是，该书也多少表现出一些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比如，他主张： 
支那的文化早在周秦汉两的上古时代就已经大致定型，此后经过唐宋元明清，几乎没有显著进展。 
其实，这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思想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认识的一种通识。而他自己不过是添油加醋发挥如下： 
中国的文化，不过是模仿自己，即模仿自己古代的文化，因袭前代的文化。随着时代的推移，由于历代的模仿之模仿、因袭之因袭行为造成该文化日益退化。如今的中国文化……虽说是古代文化的遗留物，实质上只是前代文化的僵尸而已。 
然后，他和内藤湖南博士“英雄所见略同”的也主张文化中心移动说： 
支那周边诸民族，除我国外，都受到了支那政治文化势力的刺激和影响，而开始了民族活动、促使了文化的发生。而且虽然在政治军事上对于支那也有反抗，但结果还是被支那的政治文化势力所压倒，而未能展开独立的政治文化历史。而惟独在我国，受了支那文化的刺激和影响，却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而且和支那周边的其他民族不同，没有被支那的政治文化势力所压倒，而独自展开了自己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到了近世，西洋的政治文化势力东渐，侵入了支那的政治文化势力圈，支那的政治文化势力变得软弱无力，失去了刺激和影响力。……而我国由于西洋的政治文化势力的侵逼，却受到了非常的刺激而崛起，取代支那在其政治文化圈内发挥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势力，而且，对支那的政治文化势力圈之外的南亚、西亚、东南亚等各民族，也给以激发，唤起他们民族的自觉，使他们产生东洋与西洋对立的意识。 
1940年，日本外相正式提出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新概念，并且首先确定了以日本、满洲、中国三国为核心的基本国策。于是，矢野仁一博士的东洋史研究又开始与时俱进了。他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在这一“大东亚共荣圈”下的大东亚史的问题。1942年，日本军国主义理论家水野正次出版了《大东亚战争の思想战略》一书，已经把纳粹德国的侵略思想和理论武装倒了当时的日本思想界河理论界。 
不甘落后的矢野仁一博士读后倍受鼓舞，到了1943年，他出版了他在这两年中的研究成果《大东亚史の构想》一书。此书无非是一名东洋史家对水野正次思想战略说所作的辅助说明而已。为了积极地配合当时的日本国策，由侵占中国东北的满·蒙地区变为要吞并全中国以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构想，矢野仁一博士把以往的“支那史”和“东洋史”等概念，现在在矢野史学中全自动进化成了“大东亚史”的概念。经过两年的深思熟虑，加上水野正次思想战略说的鼓励，矢野仁一博士的此刻的观点，已经和日本军国主义理论家北一辉、大川周明、水野正次等人完全一致了。 

(三) 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 

实话来说，矢野仁一博士和中国学术界几乎很少有纯学术性质的交流。相反，因为他的一些反华主张，使他时常成为中国学者笔下受批判的对象。比如，傅斯年先生就曾写文章批判矢野仁一博士的满、蒙、藏非中国领土说。 
矢野仁一博士第一次来中国是1905年，这一来就是将近七年，直到他到京都帝国大学任教为止。尽管在华时间很长，但是他却很少有和他交往深厚的中国学者朋友。 
七年的在华生涯，使他收藏了不少中国文物，他的私人书房里挂着的就是出自晚清著名书法家和贵族成亲王亲笔书写的条幅墨宝。作为一名清史专家，也许，这是最能显示他和清代关系密切的地方。 
他对中国晚清时代的大小政治变革十分清楚，他曾亲自投身到当时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在他临回国之前还亲自组织在华日本人发起反对袁世凯执政的活动。从这一角度而言，矢野仁一博士似乎表现出其革命性。但是，这只是我们的一点主观热情而已。因为，作为在华日本人，他的国士归属的自觉性正是从这时的浪人政客时代开始的。 

(四)影响及学术评价 

最近以来，矢野仁一博士的史学研究开始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部分重视。比如，他对中葡贸易史的研究，他对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他对中国满洲史和蒙古史以及西藏史的专题性研究，都已经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 
1964年，中国的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16辑：“矢野仁一专号”。这是战后中国官方学术界注意到他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开始。那个时候，他给大家的形象是一名日本蒙古史专家。 
在日本学术界，他的弟子如宫崎市定博士和桑原武夫博士等人都先后写出来对他的相关 记载和回忆文章。战后，因为他右翼的政治观点和积极主动的国士表现成了日本战犯在学术界的典型代表而受到了批判和冷遇。 
有关这一点，宫崎市定博士在《矢野博士の追忆》一文中就有很真实的揭示： 
矢野先生在日本军部有非常多的友人，假如把日本军部比作王道的话，矢野先生就如同是为了实现周文王那样的王道而考虑的（似姜太公一样的人物）。 
这一评语和矢野仁一博士自身自觉的国士归属意识很贴切的统一在一起。 
正如刚才我所说的那样，因为至今为止日本国内还没有出版《矢野仁一全集》，所以，对他的全面研究目前还有待于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但是，他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第一代学者中唯一一个以近现代中国政治和外交作为一生研究方向的人，和以研究中国古典著称的京都学派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了解他的学术研究传统和主要观点有助于理解京都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学者们的学术观点和学术师承。在某种意义上，他和现代的新京都学派之间是“心心相印”的。或许，京都大学的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设立，正是作为对他的积极投身日本政治、甘当国士的一个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