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皇朝更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索额图 自秦至清凡2200余年，中国古代经历十几次大的皇朝更替。每一次更替总是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和人口的大量消亡，新的皇朝几乎一切从零开始。人们仰赖明君，休养生息，国家由穷变富，然后由盛转衰，明君的后代们像发疯一样为皇朝挖掘着坟墓，自觉地为下一个轮回的到来做着准备。中国的史家学者们将这种皇朝更替的原因归咎于土地过度集中、官僚机构膨胀、赋税过重、人口太多、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等，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更有学者借鉴欧洲历史上国王、教会、市民三位一体相互制衡的社会结构和机制，制造出一种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结构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周而复始的现象。老索对这两类史学观点持保留态度。 朝代更替的血腥让后人不堪回首。在道义上，学者们的责任是运用智慧，不单要找出前朝覆亡的原因，更要提出避免重蹈覆辙的办法，为后世谋太平；如果光找到了原因却提不出办法，恐怕这原因不是真原因，这研究也是可有可无的。 超稳定结构理论是莫名其妙的东西。中国古代社会更替频繁剧烈，破坏修复，再破坏再修复，不断地推倒重来，这个过程本身说明国家体制中严重缺乏某种稳定调节机制，是超级不稳定、超级病态的结构，“超稳定”从何说起？ 自秦至清的中国古代社会到底属于什么政治体制？“封建社会”？中国历朝封王是常有的，建国却是不允许的，国家主要的管理方式是金字塔式的州县体制，王权仅代表一种特权，相当于欧洲的贵族而已，不是一种政权形式，老皇帝们是绝对不搞封建的。所以说中国古代只有皇朝，没有王朝。韩信就是因为搞封建而被杀的。明朝的王们结婚娶媳妇都得皇帝批准，有个王等到八十岁才拿到结婚证，这种“王”活得都可怜，更不必说参政议政。清朝的王权力比较大，但仅限于皇帝委派了差事的王，是皇帝的特使而已，人数有限，不构成政权体制的重要部分。所以中国古代政体本质上不是封建体制。 有学者把传统体制称作“郡县制”，“集权制”，“宗法专制体制”，“亚细亚方式”等等。为避免瞎子摸象，老索把这种体制统称“中国传统体制”。 中国传统体制为中国首创并发展成熟，自上而下通过金字塔式的层层行政管理机构行使权利，为古代世界不多有的完善有效的政治制度，以“中国”命名名符其实，理所当然。在这种体制下，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皇权独大，皇帝拥有绝对权力，王权立法权行政权军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权均为依附仆从的权力，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可以制衡皇权（外戚干政是皇帝后院起火，并不否定皇权至上的体制模式），当然也没有民权或治外法权。这是中国传统体制的特色之一， 皇权至上。 皇权以军权为保障，通过金字塔式的行政管理机构行使权利，将皇权推进到县级及乡里一级，也就是社会的最底层。这种体制，既有直通底层的直接控制功能，也有迅速扩散覆盖全面的管理功能，整体社会的利益分配和再分配很大部分是通过这个系统实现的，因而它是强大的利益分配机。如果用来对外发动战争，对内举办大型工程，实施社会改革，征税纳贡，显然是高效的绝佳的体制。这是中国传统体制的特色之二， 高效机制。 金字塔行政体制却并不完全是传递皇帝意志的管道，它层层叠叠，有时像过滤网， 有时像放大器，有时又像哈哈镜。任何一个梯次或结点出了问题，都可能导致政令不畅， 贻误时机，而如此多层复杂的传导机制，信息扭曲与丢失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一个上级的贪污，会引起下级连锁贪污，出现贪污放大效应，不管当事官员出于自愿还是被迫；出于畏惧严酷惩罚的原因，官官相护成为这个体制中的必然现象，而官员利用这个体制的扩散效应，让尽可能多的人均沾利益，形成稳定的利益集团，从而达到自保甚至对抗上层的目的。元朝开挖京杭大运河的民工因官粮被官员贪污倒卖吃不饱而造反，道光皇帝裤子上打两个补丁花 50两银子，这是体制过滤效应的例子；隋炀帝随驾十万游扬州，杨玉环吃荔枝快马传递累毙人马，这是体制放大效应的例子；王安石变法中政府给穷人的小额扶贫贷款变相成为向有钱人摊派贷款，政策执行完全被扭曲，是这套体制的哈哈镜现象----扭曲效应。这是中国传统体制的特色之三，扭曲机制。 金字塔行政体制的管理控制等正功能和其伴生的过滤、放大、扭曲等负效应，是这套体制的内在特性。负效应也可以称作体制的异化力量。只要它由人来运作，只要它有利益分配功能，这两种作用就会存在，只是随着皇权控制力度的大小不同体现的程度和范围不同。在各个皇朝初期，皇权强大，这套体制的正功能大于负效应，国家迅速恢复秩序，社会很快转入正常生产生活轨道，往往迎来盛世。宣扬明君，把功劳归功于皇帝，是有道理的。而当皇权过度使用，脱离正常规范，最上层欲望膨胀，这种需求通过金字塔结构向全社会散射，利益被过滤，成本被放大，社会最底层好处得不着，负担被加重。当负担达到临界点的时候，皇朝倾覆机制开始工作了。把罪过归咎于昏君也是有充分道理的。 服务于皇权的金字塔行政管理体制在把皇朝推向鼎盛之后，其负效应开始显现并逐步吞噬正效应，当负效应大于正效应之后，这套体制进入异化过程，走向其设计目标的反面，把皇朝推向衰退。主导体制异化过程的既有皇帝，也有这个行政体制的主体， 官僚， 而官僚的力量在异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与皇权抗衡甚至对立的实体力量。当这种力量大于皇权的控制力或者皇帝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力之后，官僚体系中的精英随时可以倾覆这个王朝。有时这种人被称作汉奸，比如明朝的王振就是个典型。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会借某在临界点爆发的事件，比如民变，加入到敌方阵营，形成一个集团，共同推动皇朝的覆灭和更替。比如东西汉末期，隋唐末期，宋明末期，颠覆皇朝的主要领导机构大多由原体制内的官僚构成， 这足以证明颠覆机制就是皇权体制的内在特性，“背叛”特性。“通观历次朝代更替，“背叛”几乎是每一个朝代兴亡的主旋律，“汉奸”几乎是创造历史的主动力”（《海归与爱国之关系辩析》2011年5月21日）。 这是中国传统体制的特色之四，倾覆机制。 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是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曾面临的问题，但这些外在因素并不是决定性的倾覆政权的因素。中原皇朝为异族推翻共有四次，南北朝和五代十国两个时期，元朝，和清朝。而在四次中原陷落的内在因素是分裂和内奸，中原的精英投入外敌阵营，帮助外敌出谋划策，运用中国兵法治军作战；外敌利用了这些机会和资源才得以以弱胜强，以小博大，取得成功。皇朝的内在倾覆机制仍然是中国古代皇朝更替的主要原因。 国家分裂、内奸辈出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无限膨胀的皇权体制。古代中国的社会底层是一盘散沙。任何一个群体，如果没有有效的组织机构将他们组织起来，绝对构不成一股有效的力量，不具有威险性和进攻性。皇权体制的两个绝对弊端，横征暴敛和污辱人格尊严，在皇朝经过鼎盛期之后，逐渐变得不可收拾，开始引发大大小小的社会事端。于是皇权体制的工作重点从保民惠民渐渐地转向防民害民。这一转变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皇权体制运行成本上升，制造出更多的寄生官僚，“官僚机构膨胀”，使体制的负效应或异化过程呈加速度发展，从而引发更大更多的社会事端。官僚非常清楚民变的原因在哪里，由于横征暴敛通常是以皇帝的名义进行的，官僚更愿意把问题导向上层和皇帝，以开脱自己的罪责，并乘机获得更多的好处，所以即使原本很小的问题官僚都不愿意很快地解决，而是在等待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时机。当导向皇权的压力足够大，官僚自身就变得更安全，因为官僚是皇权体制的基石，在困境中的皇帝是不可能放弃官僚的，相反皇帝会变得更加依赖官僚，这样官僚就获得了安全保障和有利地位。当事态变得严重，皇帝不得不向官僚体制施压或者开刀，官僚可以顺势选择投靠民变一方，而民变一方也愿意接受投诚过来的体制内官员。官僚因为其自身的综合优势，有足够的能力将一盘散沙的社会底层组织起来，很容易取得民变的领导权。而取得领导权既可洗白他们的历史，还有机会问鼎皇帝的宝座，这就极大地鼓舞了官僚系统对皇权的背叛，皇朝的覆灭也就只是时日问题了。 由此导出，民变和外寇、天灾等，对皇权体制来说都是外部干扰因素，真正威胁和倾覆皇权体制的力量是体制中的异化力量----官僚；皇帝防民实在是防错了。 是什么导致官僚系统的异化呢？ 腐败。官员为什么能够腐败？因为官员被赋予了不受监督或者很难被监督的特权，特权利用身处体制内的优势又可以轻易逃脱管制和惩罚，所以腐败是官僚体制的又一个内在特点， 与生俱来。腐败很可能由于官僚缺钱花造成的，明清之初官员工资少得可怜是事实。但在获得足够需要的钱之后仍然疯狂腐败的历史现象说明，腐败可以刺激人性中的劣根性，败坏人的道德和价值取向，使人失去理性，做出常人无法想像的事，当汉奸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样，特权和腐败与皇朝的倾覆机制直接挂钩了。逻辑上，只要能够抑制特权，消除腐败，古代皇朝就不会发生轮番更替，至少不会那么频繁地恶性轮回了。那么有没有一种设计，在保持皇权体制总体不变的情况下，消除腐败这个祸根？ 金字塔行政体制本质上是分层的集权体制，在每一个路府州县政府机构中，权利仍然是高度集中的。一旦层层控制的垂直力量被扭曲弱化，即使局部区域性的集权也可以借助特权边界本身的模糊界定而演化成高度大范围的集权，最终形成独立的诸侯王国。只要这种独立性客观存在，局部集权异化为对整体集权体系的破坏力量是非常可能的，没有任何有效的力量可以制衡和约束它。 打破这种分层集权体系的有效办法可以是： 实施州府路地方管理机构高度分权、朝庭职能部门高度集权、最底层管理机构实施集权；朝廷设立县务部，建立朝庭与底层集权机构的直接联系，形成朝庭到地方、地方到县、县到朝庭的双向三角闭合关系。“朝庭职能部门高度集权”类似现在改革中的大部制， 大部制事权集中，责任分明，减少了部门间的牵扯，提高了效率， 同时也便于皇帝监督；“地方管理机构高度分权”是把地方省府行政首长权力分割弱化，主要负责财税农商事宜，而治安司法军队边境事务分立并直属中央大部， 分离出来的部门同时负责对地方行政官僚的监视和保护；“最底层管理机构实施集权”即首长负责制，新进官员一律从这一职务做起，相当于现在的基层经验；它同时充当朝庭的耳目，承担监视地方各部门首长的职责。官员晋升都须经过县首长、地方最高首长或部门首长、朝庭大部首长的路线，御前宰相的选拔则从大部首长中遴选。我把这种体制称作分权监督体制。 这种体制可以有效地消除旧有体制中的过滤、放大、扭曲等负效应，皇帝的昏聩或铺张以及滥权会被体制很好地过滤压缩，不会无限扩散，官僚腐败的机会由于分权的限制和多种监督而大大降低，官僚阶层的异化也就很难发生。可以想像，这种体制中的官员会像现代的雇员一样，认真做事，小心做人，等待机会，准备退休，而底层县长负责制又会鼓舞有理想的年青人下基层一展雄心才智，为皇朝源源不断培养后备干部。皇帝还会有什么不放心的？！
至此，我回答了自己十年前提出的论题：“在现政权体制内健全和完善监督体制”（《民主政治和明君政治》2003年10月16日）。但是，“解决农民政治问题、实现向民主政治的平稳过渡，根本途径是明君政治”，“这个监督体制只有明君才能够建立，因为只有明君才愿意接受监督”。十年前的呼吁，现政权不是没有反应，成立了“反贪局”，“预防腐败局”，可是腐败依然像神一样从这些机构中生出来！大部制改革仍然没有给基层机构提供上达中央的信息渠道，地方诸侯依然故我，体制仍然高度依赖人的忠诚度，仍然缺乏或没能构造内在制衡机制。“伤心人看着每一只落在屋沿的小鸟发呆”！
我知道皇帝喜欢忠诚，就是不知道他是否喜欢智慧。我翻来复去想，就是想不出来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位皇帝最有可能采纳这个方案，光武帝？唐太宗？开国仁政，迫不得已，他们都是集权有余，远虑不足，李世民还是个小心眼呐。也许，皇帝原本就是仇恨智慧的一种人类，所以中国历史才会轮回更替？解放智慧，尊重智者，重用能人，扶持公平，也许这才是长治久安的秘诀。 索额图于北美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日草 二零一三年四月三日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