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腐敗為動力，寓創新於企業，構建企業化知識化社會

----略談治理腐敗與發展經濟的策略問題

索額圖

自習總掌舵以來，“反腐”和“創新”兩個詞使用頻繁，可能是他的政策重點或亮點。中國已經是世界製造業頭號大國，如果再插上創新的翅膀，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就有了內在動力，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大國只是時日問題。如果消除了腐敗，相當於內憂盡除，單單政府效率這一條，中國政府就可以比拼甚至做到世界第一。經濟規模第一加政府效率第一，還有中國實現不了的目標嗎？所以抓住反腐和創新這兩點，以此為基本方向治理內政推進改革發展經濟，不會有差錯。

前幾個月看到中國政府要搞“城鎮化”，老索的感覺可以用“大驚失色”來形容。在腐敗問題得到治理之前，在科學決策尚未實用化規範化之前，城鎮化將耗盡中國社會的全部流動資金，引起某些部門和產業膨脹發展，產生新的結構性問題，將處在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中的製造業的資金鍊攔腰斬斷，導致整個經濟陷入動盪，二十年高速發展帶來的成果極可能被葬送！大量高消耗低產出城鎮的出現，以及隱性失業轉變為顯性失業，帶來新的社會問題，這是政府和社會根本沒有準備好去應對的問題；中國經濟雖然持續高速增長，但這是負重增長，相當部分的經濟增長是基本消費生產的增長，只為十三億人基本生活需要缺乏帶動效應的簡單規模擴張，賺不了錢，也不能斷了政府和社會持續的政策支持和資金關照；只有有足夠多的賺大錢的產業形成規模和實現穩定高速增長，賺得錢足以支撐政府和金融短時期內集中化的低端投資造成的資金短缺，中國才可以考慮整體性的城鎮化政策；而且，城鎮化是內需迅速擴大消費結構提升以後帶來的自然需要，並且有巨大地域差異性，不能用外力來強行推進；大批中低收入家庭住進高成本城市化住宅，可以帶來短時期源於城鎮建設的產值增長，不會增加隨後的社會整體消費，是竭澤而漁的增長手腕。企圖用城鎮化來擴大內需完全是本末倒置，違反了基本常識。老索原本想來篇快貼點一下，但想看看新政府的決策水平，所以沒動筆。這個政策沒有最後通過，說明高層決策者還是相當理性的，但老索對中國政府一些部門的政策制訂水平和能力由此產生了懷疑。正是城鎮化這個問題促使老索深入思考一些內政問題。

到目前為止，新政府的反腐成績看來不小，但老索總感覺反腐好像還缺點兒什麼。“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比照以前的投資驅動發展戰略而言的，是創新的政策舉措，但如何去實施，還沒有看到下文。這篇帖子就是針對這兩個內政熱點問題，提出一些新的思路和辦法。

“反腐”這個提法本身是有問題的。當腐敗已經相當嚴重，影響到政府效率、社會公平乃至社會穩定和經濟失血（比如資金外逃），“反對”已經遠遠不夠了。打老虎，老虎老鼠一起打，仍然停留在“反”的層面上，顯然是不能根治腐敗的。腐敗和美國的次貸一樣，是經濟社會得了重病，需要治理。

治理腐敗，政府不單需要運用系統的科學的政策法規和執行措施，還需要運用智慧和理性。也就是說，要考慮戰略戰術，如何在“除蔽”的同時“興利”， 以最小的成本收到最大的效果，而不是壯士斷腕，割自己的肉。

治理腐敗是高風險的操作。治理的對像—政府官員，是一個享有特權的階層，他是最高統治者手中的一把雙刃劍，傷人也傷己。從歷史上看，“真正威脅和傾覆皇權體制的力量是體制中的異化力量—官僚”（索額圖《中國古代皇朝更替的根本原因是什麼？》二零一三年四月三日）。腐敗的力量團結起來，往往比最高統治者和普通民眾的威力更大，只有造反或革命才有可能將這股勢力打退。最高統治者如果失去武裝力量的支持，往往會成為傀儡或被官僚裹挾的民眾推翻。

治理腐敗同樣是像戴着腳鐐跳舞一般的痛苦遊戲。中國社會仍然承受着龐大人口的壓力，任何經濟動盪即意味着成千上萬的人或一批企業的生存受到威脅，治理腐敗絕不能以犧牲經濟和民生為代價，絕不能引起經濟動盪或失血，這是治理腐敗的底線。腐敗的力量恰恰會利用最高統治者的兩難處境，上演老鼠戲貓的遊戲。如果治腐者過了這條底線，怒髮衝冠不折手段甚至發動文革式反腐運動，引起民眾與官員階層的全面對立，甚至最高統治者與政府執行層的對立情緒，後果是難以預料的，離漢奸輩出的時代恐怕就不遠了。治理腐敗需要決心，更需要理性。今天的人們，為了追求社會公平，不應該再一次落入“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那樣的偏執中去。

但是腐敗必須得到治理，這也是硬道理，因為不治理腐敗很可能亡黨亡國。政府軟弱不行，政府腐敗也不行。能否治理好腐敗，是衡量一個政府是否合格，制度是否優越的最重要標誌。歷史告訴我們，只要能夠治理和消除腐敗，不管它的制度是什麼樣的，不管他的公民是什麼素質，中國社會長治久安國祚延傳不成問題。

當大量私人資金流入美國房地產的時候，中國政府是否算過這樣一筆帳，資金流失和反腐收繳，哪個更多？當涉嫌腐敗的官員太多，為了達到消除腐敗的目的，這些官員一個都不應放過，可是顧慮到政府運作或反抗阻力太大，這些官員似乎不應被全部處理，中國政府是否處在這樣的兩難境地？回顧歷史，看看世界，有沒有哪一個朝代或國家由政府主導成功地抓獲了全部腐敗官員而政府從此變得清明？美國政府沒多少油水當然很少腐敗，可是美國大企業高層動輒幾千萬的年收入，搞垮了好端端的企業卻高薪照拿，而大批雇員失業，似乎與他無關，這不是明擺着的腐敗嗎？他的制度能解決這個問題嗎？

也許，腐敗的根原本就長在人的骨子裡，“人之初、性本貪”，如果不是像張獻忠一樣把人都殺掉，消除腐敗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以消除腐敗為目標的“治理腐敗”也許註定是要失敗的！

有沒有這樣一種治理腐敗的辦法，運用大禹治水的策略，把腐敗輸導出去，控制起來，把這種負能量，轉化為正能量，讓他為經濟社會服務？有的，那就是構造企業社會，用企業化制度化解腐敗。

在現代社會，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擁有高素質的公民，擁有良好的政治制度，這都不能保證使國家富強。企業，是國家富強的根源。只有企業能夠把以上諸多資源要素組合起來，最大限度挖掘各種資源優勢，最大程度發揮出各種人才潛能，源源不斷創造出財富，富裕人民，武裝國防，增強國力，抵禦外敵，甚至拓展國民的生存空間，造福全人類。美國以及幾乎所有西方發達國家，無一例外地擁有大大小小眾多的企業，政府依靠企業繳稅生存，公民在公司就業而生存，企業是基本的社會組織（家庭除外，反正不是街道辦事處），創新大多是在企業中產生、或在企業資助下產生，並迅速轉化為生產力。企業是文明社會運轉的基本模式，是文明國家的堅實基礎，是社會進步的主要驅動力。強盜時代已經過去了。一個國家要想富裕強大，就必須構建一套扶持和保護企業產生和發展的、完備而高效的企業制度，讓政府來保護和幫助企業，讓企業帶領人民去創造財富。

中國政府正在構建完善企業制度，展開金融創新。世界工廠的背後是越來越多越來越強大的中國企業。想當年中國政府曾經提出“產學研三結合”的政策。在西方人的眼裡，那就是落後的標誌，說明中國人還沒有掌握現代經濟的秘訣，那樣的經濟不可能強大起來，那樣的企業不可能成為西方企業的對手。如今不同了，中國企業在經過三十多年投資驅動下的快速發展，已經形成了規模，上升了檔次，足以與西方企業展開競爭。西方精英們感到畏懼的不是中國的產值，而是中國的企業。當中國的政府從政策上開始扶持創新、中國的企業開始轉向以創新為主的發展模式，西方企業的好日子算是到頭了，因為中國企業開始走他們曾經走過的路，追趕上來只是時間問題。

但是中國目前的發展環境還不是一個最優化的扶持企業發展的環境。中國政府的大部分科技創新扶持資金主要投向科研院校和以小企業科技骨幹力量為主的所謂創新孵化園區。這在起步階段是必需的步驟，但不是戰略性舉措。這些機構的很多研發其實與市場是脫節的，書呆子們的成果從實驗室走向生產或市場，由於缺乏具有實際操作能力的企業指導或扶持，經常是一條漫長的路，很多科研成果夭折在實驗室，造成莫大的損失。而西方的大部分科技創新其實主要在大公司的實驗室或者大公司資助的大學實驗室完成的，從科研過程到生產化，公司實施全程控制和支持，雖然失敗率仍然很高，但成功的項目更多，而且由於方向找得准市場有保障，往往會帶來巨額收益。巨額收益的很大部分，公司會選擇繼續投向科研，形成一種技術進步的良性循環機制，這是西方公司由小到大、由弱變強的重要途徑（另一個途徑是公司兼併）。

受賄是腐敗的主要形式，行賄的主角常常是企業經理人。行賄經常是被迫的，在企業生存與行賄犯罪之間，企業家們還有更多更好的選擇嗎？把受賄者與行賄者一併治罪，對行賄者來說是雙重懲罰。人財兩空的結局讓所有行賄者恐懼，逃亡顯然是一種不錯的選項。中國的首富排行榜被稱為殺豬榜，這不應被政府忽視。給企業家提供相對寬鬆的環境和安全保障，讓他們專心創業，不要為身家性命擔憂，應該是構建企業化社會必須的人性關懷，出台一些針對企業家犯法從輕處罰的法律條款，應該不過分。畢竟，企業家和醫生、教授是對社會貢獻最大的不多有的幾個職業啊！哪一家銀行不洗錢？連美國最大的花旗銀行都曾爆出洗錢的醜聞，但從沒看到過哪一家銀行的CEO因洗錢而被捕坐牢的。其實美國社會最優秀的是它的企業制度，而不是他的民主制度，美國的企業制度才是最值得中國學習的。

政府力量一直是中國企業高速發展的最主要的扶持力量。但是由於腐敗的破壞作用，政府對企業的正作用經常被來自同一體制內的腐敗消極力量所抵消，造成對企業的不利影響，甚至更大的損害。如果企業是一台車，政府是推手，政府中的正負兩種力量，好比左手向後拉，右手向前推，讓企業進退不得，無所適從。這很可能是造成當前企業難以做大做長久、不願做長期投資、特別是不願意投資搞創新開發的重要原因。於是許多企業家掙了錢就移民了，社會財富隨着他們的出走一併流失了。不打破這個僵局，不斬斷這支腐敗的手，構建企業化社會、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模式只能是空談。

那麼如何斬斷破壞企業化制度建設的腐敗之手呢？老索的辦法很簡單，用腐敗的土壤培植企業，把產生腐敗的政府工作交給企業去辦。

老索在《我也有一個中國夢》（2013年3月29日）中說過：“政府龐大難壓縮是因為政府油水太多，如果把這個油水移除去社會中去，把有油水的事情讓社會機構來承辦，讓社會充滿油水，讓人們爭相創辦企業去搶油水，人們還會賴在政府機構中守株待兔？”比如項目審批，政府中需要集聚多少各行專才才能作出科學的決策？比如食品衛生，政府的手再長也不可能伸到城鎮的每一個角落去檢查蒼蠅吧！比如各種審計，除非奉特旨辦大差，誰會為了公家的利益而破壞他人也破壞自己的生存環境？在傳統體制中，人們可能因為懼怕皇威後果太嚴重（殺頭！）而屈服，衙門的權威是社會公認的。在現代體制中，在法律的威權被人們完全認同之前，政府的權威正如天網恢恢，在實際中卻是疏而且漏。完全依賴政府權威去維護社會秩序法律尊嚴，顯然是不現實的，其結果必然是政府機構膨脹，社會秩序混亂，腐敗盛行。

在今年八月份李總理的國務院會議新聞中看到這樣的話：“要放開市場准入，釋放改革紅利，凡社會能辦好的，儘可能交給社會力量承擔，加快形成改善公共服務的全力”。顯然中國政府終於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最新說法叫購買社會服務，這就進一步明確了在政府職能不變條件下服務向企業化方向發展的基本思路。這是一個明確的信號，腦子靈的人可以考慮開設獨立會計審計事務所、車輛租賃服務公司、食品安全認證公司、項目評審專業機構等，銀行準備接辦政府委託的收付款業務，服務宗旨就是面向社會但主要是面向政府接受委託業務，把政府手中那塊有油水的、被一些人用來謀私利收賄賂的肥差接過來。一旦讓社會來承辦政府事務，可以想像，中國也會有自己的安永、德勤，普華永道，甚至搞出比西方政府更高效廉潔的政府管理模式來，讓世人學習景仰。城鎮化的設計工作也可以交給專門機構來辦，政府出法律條文加以約束就可以了。

用企業化的辦法去解決腐敗沉疴還不夠，必須輔之以政府職能優化措施，雙管其下才能奏全功。否則腐敗之人仍然可以利用招標或委託業務之際大肆收賄。為了準備這篇帖子，老索其實做了許多前期準備，四月份寫的《中國古代皇朝更替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和《我也有一個中國夢》，就是用來回答政府職能優化這個問題的。

有人說中國傳統社會的實質就是“官本位”，老索完全贊同。中國朝代反覆更替與官是脫不了干係的，官就是一個社會中最為變化莫測的龐大力量，此時為正能量，彼時即為負能量，有反覆無常的本性，具有隨時隨地蛻變異化的本質。官不認為自己是人，官有官的尊嚴。毛偉人把官的本性看得通透，他把官稱為政府工作人員，官的行為準則定義為“為人民服務”，用嚴格的紀律和監督制度來約束官員。毛偉人的一生是與天斗、與地斗、與官斗的一生，他對人民好得很！可是當社會價值取向轉化為錢之後，監督與被監督者都奔向同一個主題，已經不再有明確界線，監督功能失效了。可以想像，最高層提倡“以人為本”，官們是最不贊成的，因為它挑戰了官文化復興之後“官”的尊嚴。

近百年來，多少人面對那面旗幟，就是沒有看明白，鐮刀錘子到底代表的是什麼。中國革命到底是誰領導的？明明是一代精英獨領風騷，儘管天天歌唱紅太陽，可是教材中硬說是“工人”。有一個人看明白了，“他左手拿着錘子，右手拿着鐮刀，服務於中國”。做為一個男人，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權力，得到了千載難逢的天時地利人和的機會，如果幹不成大事，恐怕枉來世上走一回了。 這個大事，對外就是為民族爭氣爭權利爭生存空間，對內就是剪除禍害中國數千年的“官本位”文化，完成毛偉人未竟事業----與官斗。

一提體制改革，有人就推薦三權分立，很煩的。老索以為，中國社會的核心問題是官本位，而不是集權。集權是很不賴的東西，令幹大事的西方企業家們羨慕不已。看到胡鞍鋼有篇文章“集體領導制是創新者”，看到最後，我樂了。他說得全對也全不對。其實“集體領導制”的最大好處是最小程度產生昏君，最大限度產生明君，它很可能是解決困繞中國幾千年來絕對皇權問題的有效辦法。而老索一直以為，只有明君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明君體制就是最大的中國特色。這是西洋人死活看不懂的問題，但這是中國任何改革都不應該損害或逾越的最後底線。

解決官本位沉疴，去除“官”的尊嚴，恢復官員人的本來面目，唯一的辦法就是拆分官員賴以狐假虎威的集權機構，只留下切割劃定的事權，把各級政府轉變為真正的辦事機構，政府不再經手錢。在這種機構中，沒有油水，想幹事的自己會留下，不想幹事想撈錢的自己會走，企業化社會為愛錢的人準備了出路。此時為貪官，彼時為企業家，人們對貪官的仇恨自然降解。愛錢的人搞企業，企業自然會興旺發達，為政府辦事也是興高采烈地去辦，這些人為國繳稅，當然是好公民。大老虎小老虎肯定會少得多，最高層就有時間和精力為國家為民族謀大事了。不聽話的錘他，聽話的收編，民族復興大業可期矣！

如果政府全部由辦事員組成也不行，長此以往，恐怕連個能夠當總理總攬全局的料都挑不出來。“三個代表”思想有其很大創意，這個不應該被否定，更不能輕易放棄。毛偉人在延安時期就搞過三三制政府，新中國搞過政治協商體制。所以我對曾參謀的政治智慧一直比較欽佩。把社會最積極的因素以常態化規範化手段整合到政府里來（黑社會不能算），這無論如何都是開明理性之舉。把最優秀的人才排斥在政權之外，人不能盡其才，是相當愚蠢的表現，也是很恐怖的事。中國歷史上只有大元幹過這蠢事，才人們不需要劉備三請，都是自己提着燈籠擠進造反大軍的，所以大元很快就完蛋了。西方的選舉體制表面上可以體現民意，本質上只能做到平衡利益，因為民意很容易被操控和欺騙。選舉制和選拔制，我更相信選拔制是讓人才脫穎而出的更好辦法，事實上也是這樣。在政府機構優化過程中，同時優化政府人員構成成份，是一個事情的兩個方面。把政府辦事員、科技專業人員、企業領導人員，做為政府幹員的基本組成來源，應該成為選拔標準化制度化的一部分。毛偉人當年很頭疼的一個問題就是大批有功之臣卻缺乏政府辦事能力，安置很費腦筋。習舵主領導下的當今中國已經過了那個歷史階段，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執行起來並不難。

做為搞企業化社會的配套工程，釋放民意，開啟民智，是必須的一個過程。中國的民意訴求是公平和公正，不是民主和自由，這是幾千年來的傳統。自由了沒人管了，吃飯就業就成問題，百姓不會那麼傻。腐敗只要不太扎眼，百姓只當沒看見，皇帝誰當不管百姓的事，百姓根本沒有參政議政的意願，這從企業化發達的江浙地方就可以看出。美國根本沒有知識分子這種說法，有本事搞發明創造搞成企業增加就業創造財富是那個社會衡量人貢獻的標準，那才是人才；能在媒體吹理論侃大山的是一種娛樂型人物，他們沒把自己當根蔥，態度很誠懇。許多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不學歷史不懂廉恥，不做鑽研胡說八道，蔦蔦燕燕還指點江山做清流，食西不化蠱惑視聽譁眾取寵，是中國社會的新品種寄生蟲。他們對開啟民智沒有任何功勞。他們基本是書讀進了狗肚子、不知好呆登鼻子上臉找抽型的社會垃圾，與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美德沒有半點緣分。企業化社會是這些知識分子的最好去處，白骨精本質在那裡會暴露無疑。從媒體中過濾掉此類人物製造的噪音，你會發現中國社會民眾的基本訴求相當樸實，他們期望清官和明君把他們的問題解決了，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習舵主開門即反腐，就是對這種訴求的回應。毛偉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無奈之舉，不期然為中國造就了一位體察民情的儲君。知識分子生在中國，也許原本就需要進行改造的，不能怪毛偉人無情啊。

中央台的各種講壇是開啟民智的很好嘗試。如果社會仍然是愚鈍乏智的，遍地是創業機會，卻總被外來資本搶了先手，這個國家遲早會像南美國家一樣被掏空，只有用智慧武裝起來的人民才是對抗經濟侵略的最好手段，動用政府的力量與國際大鱷斗，累死習李舵手他們也應付不過來。實現這一目標並不難，那就是改革教育體制，培養國際型公民，廣泛建設圖書館，創造全民學習做聰明人的基本條件和環境。從這個角度講，城鎮化還是要放一放，知識化才是重中之重。

對於積重難返的腐敗問題，如果最高領導層決心與這一力量死嗑，恐怕得不償失。貪官對當今中國最大的損害其實是資金外流。任憑經濟搞得多麼紅火，在貧富懸殊的現狀下，有錢人選擇出走，把資金帶出國外，這會導致嚴重的經濟失血，是對經濟最大的損害，讓貪官人頭落地也解決不了這一問題。有人說，美國的經濟基本層面是好的。但老索以為，金融是經濟的血液，金融是經濟肌體的基本組成部分，和頭顱手腳一樣重要，分不出彼此。美國金融病好比白血病，再好的四肢也沒有用。美國現在加緊追討富人的外逃資金，就是要給經濟補血。中國如果不能儘快解決這個問題，遲早會和美國政府一樣着急。解決資金外逃的辦法，與其用重錘生砸，不如網開一面，抓主要矛盾。只要把運出去的錢再運回來，貪污罪行可以既往不咎，人仍然可以呆在國外，換個名回國我就當沒看見。畢竟制度本身的不嚴密也是造成犯罪的原因，柵欄沒紮緊把羊放跑了，我們不能把羊都殺了吧！幾年前我曾經想出過讓貪官賑災捐款免罪的主意。不給貪官一條出路，把龐大的貪官隊伍完全推向自己的對立面，是不明智的。信不信，貪官們都是很有創新能力的人！要不然，他們在腐敗這個高風險行業很難生存的。貪官也是這個民族的一員，畢竟他不是中華民族的敵人，而且很多還是有大本事的能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給貪官一條改過自新的機會，消除阻力，甚至把他們轉化為正能量，是民族復興道路上必須考慮的策略問題。

概括本文的基本觀點是，反腐與創新，是兩個可以統籌解決的問題；創新型經濟要以企業創新為主體，企業化社會是創新經濟要求的客觀環境，構建企業化社會是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標；腐敗的根源在於政府機構事權財權不分，油水太多太集中；向社會購買服務，扶植為政府服務的企業，是剷除腐敗根源、輸導腐敗勢力、化腐敗為正能量、與民分享改革紅利的正確途徑；中國的政府體制不需要改革，但必須優化，拆分財權事權，優化人員構成，完善選拔機制，都是體制內可以辦成的事情；對於已經形成勢力的貪官階層，最高層要以經濟振興社會穩定的大局為重，以自我完善和解決主要矛盾為方向，用寬容和疏導的手段，消除對立，化腐敗為動力，共圖民族復興；釋放民意，開啟民智，構造企業化社會與建設知識化社會並舉，這既是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需要，也是民族復興大業的基本內容或目標；中國特色的社會就是集體領導下的明君體制，“對中國人來說，民主，科學，都是小菜啦”！；解放智慧，扶持公正，堅持明君體制不變，走企業化知識化道路，應該是中國實施復興戰略的基本方針。

索額圖於北美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