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腐败为动力，寓创新于企业，构建企业化知识化社会

----略谈治理腐败与发展经济的策略问题

索额图

自习总掌舵以来，“反腐”和“创新”两个词使用频繁，可能是他的政策重点或亮点。中国已经是世界制造业头号大国，如果再插上创新的翅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就有了内在动力，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只是时日问题。如果消除了腐败，相当于内忧尽除，单单政府效率这一条，中国政府就可以比拼甚至做到世界第一。经济规模第一加政府效率第一，还有中国实现不了的目标吗？所以抓住反腐和创新这两点，以此为基本方向治理内政推进改革发展经济，不会有差错。

前几个月看到中国政府要搞“城镇化”，老索的感觉可以用“大惊失色”来形容。在腐败问题得到治理之前，在科学决策尚未实用化规范化之前，城镇化将耗尽中国社会的全部流动资金，引起某些部门和产业膨胀发展，产生新的结构性问题，将处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中的制造业的资金链拦腰斩断，导致整个经济陷入动荡，二十年高速发展带来的成果极可能被葬送！大量高消耗低产出城镇的出现，以及隐性失业转变为显性失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这是政府和社会根本没有准备好去应对的问题；中国经济虽然持续高速增长，但这是负重增长，相当部分的经济增长是基本消费生产的增长，只为十三亿人基本生活需要缺乏带动效应的简单规模扩张，赚不了钱，也不能断了政府和社会持续的政策支持和资金关照；只有有足够多的赚大钱的产业形成规模和实现稳定高速增长，赚得钱足以支撑政府和金融短时期内集中化的低端投资造成的资金短缺，中国才可以考虑整体性的城镇化政策；而且，城镇化是内需迅速扩大消费结构提升以后带来的自然需要，并且有巨大地域差异性，不能用外力来强行推进；大批中低收入家庭住进高成本城市化住宅，可以带来短时期源于城镇建设的产值增长，不会增加随后的社会整体消费，是竭泽而渔的增长手腕。企图用城镇化来扩大内需完全是本末倒置，违反了基本常识。老索原本想来篇快贴点一下，但想看看新政府的决策水平，所以没动笔。这个政策没有最后通过，说明高层决策者还是相当理性的，但老索对中国政府一些部门的政策制订水平和能力由此产生了怀疑。正是城镇化这个问题促使老索深入思考一些内政问题。

到目前为止，新政府的反腐成绩看来不小，但老索总感觉反腐好像还缺点儿什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比照以前的投资驱动发展战略而言的，是创新的政策举措，但如何去实施，还没有看到下文。这篇帖子就是针对这两个内政热点问题，提出一些新的思路和办法。

“反腐”这个提法本身是有问题的。当腐败已经相当严重，影响到政府效率、社会公平乃至社会稳定和经济失血（比如资金外逃），“反对”已经远远不够了。打老虎，老虎老鼠一起打，仍然停留在“反”的层面上，显然是不能根治腐败的。腐败和美国的次贷一样，是经济社会得了重病，需要治理。

治理腐败，政府不单需要运用系统的科学的政策法规和执行措施，还需要运用智慧和理性。也就是说，要考虑战略战术，如何在“除蔽”的同时“兴利”， 以最小的成本收到最大的效果，而不是壮士断腕，割自己的肉。

治理腐败是高风险的操作。治理的对像—政府官员，是一个享有特权的阶层，他是最高统治者手中的一把双刃剑，伤人也伤己。从历史上看，“真正威胁和倾覆皇权体制的力量是体制中的异化力量—官僚”（索额图《中国古代皇朝更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二零一三年四月三日）。腐败的力量团结起来，往往比最高统治者和普通民众的威力更大，只有造反或革命才有可能将这股势力打退。最高统治者如果失去武装力量的支持，往往会成为傀儡或被官僚裹挟的民众推翻。

治理腐败同样是像戴着脚镣跳舞一般的痛苦游戏。中国社会仍然承受着庞大人口的压力，任何经济动荡即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或一批企业的生存受到威胁，治理腐败绝不能以牺牲经济和民生为代价，绝不能引起经济动荡或失血，这是治理腐败的底线。腐败的力量恰恰会利用最高统治者的两难处境，上演老鼠戏猫的游戏。如果治腐者过了这条底线，怒发冲冠不折手段甚至发动文革式反腐运动，引起民众与官员阶层的全面对立，甚至最高统治者与政府执行层的对立情绪，后果是难以预料的，离汉奸辈出的时代恐怕就不远了。治理腐败需要决心，更需要理性。今天的人们，为了追求社会公平，不应该再一次落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样的偏执中去。

但是腐败必须得到治理，这也是硬道理，因为不治理腐败很可能亡党亡国。政府软弱不行，政府腐败也不行。能否治理好腐败，是衡量一个政府是否合格，制度是否优越的最重要标志。历史告诉我们，只要能够治理和消除腐败，不管它的制度是什么样的，不管他的公民是什么素质，中国社会长治久安国祚延传不成问题。

当大量私人资金流入美国房地产的时候，中国政府是否算过这样一笔帐，资金流失和反腐收缴，哪个更多？当涉嫌腐败的官员太多，为了达到消除腐败的目的，这些官员一个都不应放过，可是顾虑到政府运作或反抗阻力太大，这些官员似乎不应被全部处理，中国政府是否处在这样的两难境地？回顾历史，看看世界，有没有哪一个朝代或国家由政府主导成功地抓获了全部腐败官员而政府从此变得清明？美国政府没多少油水当然很少腐败，可是美国大企业高层动辄几千万的年收入，搞垮了好端端的企业却高薪照拿，而大批雇员失业，似乎与他无关，这不是明摆着的腐败吗？他的制度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也许，腐败的根原本就长在人的骨子里，“人之初、性本贪”，如果不是像张献忠一样把人都杀掉，消除腐败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消除腐败为目标的“治理腐败”也许注定是要失败的！

有没有这样一种治理腐败的办法，运用大禹治水的策略，把腐败输导出去，控制起来，把这种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让他为经济社会服务？有的，那就是构造企业社会，用企业化制度化解腐败。

在现代社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拥有高素质的公民，拥有良好的政治制度，这都不能保证使国家富强。企业，是国家富强的根源。只有企业能够把以上诸多资源要素组合起来，最大限度挖掘各种资源优势，最大程度发挥出各种人才潜能，源源不断创造出财富，富裕人民，武装国防，增强国力，抵御外敌，甚至拓展国民的生存空间，造福全人类。美国以及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拥有大大小小众多的企业，政府依靠企业缴税生存，公民在公司就业而生存，企业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家庭除外，反正不是街道办事处），创新大多是在企业中产生、或在企业资助下产生，并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企业是文明社会运转的基本模式，是文明国家的坚实基础，是社会进步的主要驱动力。强盗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国家要想富裕强大，就必须构建一套扶持和保护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完备而高效的企业制度，让政府来保护和帮助企业，让企业带领人民去创造财富。

中国政府正在构建完善企业制度，展开金融创新。世界工厂的背后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企业。想当年中国政府曾经提出“产学研三结合”的政策。在西方人的眼里，那就是落后的标志，说明中国人还没有掌握现代经济的秘诀，那样的经济不可能强大起来，那样的企业不可能成为西方企业的对手。如今不同了，中国企业在经过三十多年投资驱动下的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规模，上升了档次，足以与西方企业展开竞争。西方精英们感到畏惧的不是中国的产值，而是中国的企业。当中国的政府从政策上开始扶持创新、中国的企业开始转向以创新为主的发展模式，西方企业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因为中国企业开始走他们曾经走过的路，追赶上来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中国目前的发展环境还不是一个最优化的扶持企业发展的环境。中国政府的大部分科技创新扶持资金主要投向科研院校和以小企业科技骨干力量为主的所谓创新孵化园区。这在起步阶段是必需的步骤，但不是战略性举措。这些机构的很多研发其实与市场是脱节的，书呆子们的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或市场，由于缺乏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企业指导或扶持，经常是一条漫长的路，很多科研成果夭折在实验室，造成莫大的损失。而西方的大部分科技创新其实主要在大公司的实验室或者大公司资助的大学实验室完成的，从科研过程到生产化，公司实施全程控制和支持，虽然失败率仍然很高，但成功的项目更多，而且由于方向找得准市场有保障，往往会带来巨额收益。巨额收益的很大部分，公司会选择继续投向科研，形成一种技术进步的良性循环机制，这是西方公司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重要途径（另一个途径是公司兼并）。

受贿是腐败的主要形式，行贿的主角常常是企业经理人。行贿经常是被迫的，在企业生存与行贿犯罪之间，企业家们还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吗？把受贿者与行贿者一并治罪，对行贿者来说是双重惩罚。人财两空的结局让所有行贿者恐惧，逃亡显然是一种不错的选项。中国的首富排行榜被称为杀猪榜，这不应被政府忽视。给企业家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和安全保障，让他们专心创业，不要为身家性命担忧，应该是构建企业化社会必须的人性关怀，出台一些针对企业家犯法从轻处罚的法律条款，应该不过分。毕竟，企业家和医生、教授是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不多有的几个职业啊！哪一家银行不洗钱？连美国最大的花旗银行都曾爆出洗钱的丑闻，但从没看到过哪一家银行的CEO因洗钱而被捕坐牢的。其实美国社会最优秀的是它的企业制度，而不是他的民主制度，美国的企业制度才是最值得中国学习的。

政府力量一直是中国企业高速发展的最主要的扶持力量。但是由于腐败的破坏作用，政府对企业的正作用经常被来自同一体制内的腐败消极力量所抵消，造成对企业的不利影响，甚至更大的损害。如果企业是一台车，政府是推手，政府中的正负两种力量，好比左手向后拉，右手向前推，让企业进退不得，无所适从。这很可能是造成当前企业难以做大做长久、不愿做长期投资、特别是不愿意投资搞创新开发的重要原因。于是许多企业家挣了钱就移民了，社会财富随着他们的出走一并流失了。不打破这个僵局，不斩断这支腐败的手，构建企业化社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只能是空谈。

那么如何斩断破坏企业化制度建设的腐败之手呢？老索的办法很简单，用腐败的土壤培植企业，把产生腐败的政府工作交给企业去办。

老索在《我也有一个中国梦》（2013年3月29日）中说过：“政府庞大难压缩是因为政府油水太多，如果把这个油水移除去社会中去，把有油水的事情让社会机构来承办，让社会充满油水，让人们争相创办企业去抢油水，人们还会赖在政府机构中守株待兔？”比如项目审批，政府中需要集聚多少各行专才才能作出科学的决策？比如食品卫生，政府的手再长也不可能伸到城镇的每一个角落去检查苍蝇吧！比如各种审计，除非奉特旨办大差，谁会为了公家的利益而破坏他人也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在传统体制中，人们可能因为惧怕皇威后果太严重（杀头！）而屈服，衙门的权威是社会公认的。在现代体制中，在法律的威权被人们完全认同之前，政府的权威正如天网恢恢，在实际中却是疏而且漏。完全依赖政府权威去维护社会秩序法律尊严，显然是不现实的，其结果必然是政府机构膨胀，社会秩序混乱，腐败盛行。

在今年八月份李总理的国务院会议新闻中看到这样的话：“要放开市场准入，释放改革红利，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加快形成改善公共服务的全力”。显然中国政府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最新说法叫购买社会服务，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在政府职能不变条件下服务向企业化方向发展的基本思路。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脑子灵的人可以考虑开设独立会计审计事务所、车辆租赁服务公司、食品安全认证公司、项目评审专业机构等，银行准备接办政府委托的收付款业务，服务宗旨就是面向社会但主要是面向政府接受委托业务，把政府手中那块有油水的、被一些人用来谋私利收贿赂的肥差接过来。一旦让社会来承办政府事务，可以想像，中国也会有自己的安永、德勤，普华永道，甚至搞出比西方政府更高效廉洁的政府管理模式来，让世人学习景仰。城镇化的设计工作也可以交给专门机构来办，政府出法律条文加以约束就可以了。

用企业化的办法去解决腐败沉疴还不够，必须辅之以政府职能优化措施，双管其下才能奏全功。否则腐败之人仍然可以利用招标或委托业务之际大肆收贿。为了准备这篇帖子，老索其实做了许多前期准备，四月份写的《中国古代皇朝更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和《我也有一个中国梦》，就是用来回答政府职能优化这个问题的。

有人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就是“官本位”，老索完全赞同。中国朝代反复更替与官是脱不了干系的，官就是一个社会中最为变化莫测的庞大力量，此时为正能量，彼时即为负能量，有反复无常的本性，具有随时随地蜕变异化的本质。官不认为自己是人，官有官的尊严。毛伟人把官的本性看得通透，他把官称为政府工作人员，官的行为准则定义为“为人民服务”，用严格的纪律和监督制度来约束官员。毛伟人的一生是与天斗、与地斗、与官斗的一生，他对人民好得很！可是当社会价值取向转化为钱之后，监督与被监督者都奔向同一个主题，已经不再有明确界线，监督功能失效了。可以想像，最高层提倡“以人为本”，官们是最不赞成的，因为它挑战了官文化复兴之后“官”的尊严。

近百年来，多少人面对那面旗帜，就是没有看明白，镰刀锤子到底代表的是什么。中国革命到底是谁领导的？明明是一代精英独领风骚，尽管天天歌唱红太阳，可是教材中硬说是“工人”。有一个人看明白了，“他左手拿着锤子，右手拿着镰刀，服务于中国”。做为一个男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权力，得到了千载难逢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如果干不成大事，恐怕枉来世上走一回了。 这个大事，对外就是为民族争气争权利争生存空间，对内就是剪除祸害中国数千年的“官本位”文化，完成毛伟人未竟事业----与官斗。

一提体制改革，有人就推荐三权分立，很烦的。老索以为，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官本位，而不是集权。集权是很不赖的东西，令干大事的西方企业家们羡慕不已。看到胡鞍钢有篇文章“集体领导制是创新者”，看到最后，我乐了。他说得全对也全不对。其实“集体领导制”的最大好处是最小程度产生昏君，最大限度产生明君，它很可能是解决困绕中国几千年来绝对皇权问题的有效办法。而老索一直以为，只有明君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明君体制就是最大的中国特色。这是西洋人死活看不懂的问题，但这是中国任何改革都不应该损害或逾越的最后底线。

解决官本位沉疴，去除“官”的尊严，恢复官员人的本来面目，唯一的办法就是拆分官员赖以狐假虎威的集权机构，只留下切割划定的事权，把各级政府转变为真正的办事机构，政府不再经手钱。在这种机构中，没有油水，想干事的自己会留下，不想干事想捞钱的自己会走，企业化社会为爱钱的人准备了出路。此时为贪官，彼时为企业家，人们对贪官的仇恨自然降解。爱钱的人搞企业，企业自然会兴旺发达，为政府办事也是兴高采烈地去办，这些人为国缴税，当然是好公民。大老虎小老虎肯定会少得多，最高层就有时间和精力为国家为民族谋大事了。不听话的锤他，听话的收编，民族复兴大业可期矣！

如果政府全部由办事员组成也不行，长此以往，恐怕连个能够当总理总揽全局的料都挑不出来。“三个代表”思想有其很大创意，这个不应该被否定，更不能轻易放弃。毛伟人在延安时期就搞过三三制政府，新中国搞过政治协商体制。所以我对曾参谋的政治智慧一直比较钦佩。把社会最积极的因素以常态化规范化手段整合到政府里来（黑社会不能算），这无论如何都是开明理性之举。把最优秀的人才排斥在政权之外，人不能尽其才，是相当愚蠢的表现，也是很恐怖的事。中国历史上只有大元干过这蠢事，才人们不需要刘备三请，都是自己提着灯笼挤进造反大军的，所以大元很快就完蛋了。西方的选举体制表面上可以体现民意，本质上只能做到平衡利益，因为民意很容易被操控和欺骗。选举制和选拔制，我更相信选拔制是让人才脱颖而出的更好办法，事实上也是这样。在政府机构优化过程中，同时优化政府人员构成成份，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把政府办事员、科技专业人员、企业领导人员，做为政府干员的基本组成来源，应该成为选拔标准化制度化的一部分。毛伟人当年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大批有功之臣却缺乏政府办事能力，安置很费脑筋。习舵主领导下的当今中国已经过了那个历史阶段，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执行起来并不难。

做为搞企业化社会的配套工程，释放民意，开启民智，是必须的一个过程。中国的民意诉求是公平和公正，不是民主和自由，这是几千年来的传统。自由了没人管了，吃饭就业就成问题，百姓不会那么傻。腐败只要不太扎眼，百姓只当没看见，皇帝谁当不管百姓的事，百姓根本没有参政议政的意愿，这从企业化发达的江浙地方就可以看出。美国根本没有知识分子这种说法，有本事搞发明创造搞成企业增加就业创造财富是那个社会衡量人贡献的标准，那才是人才；能在媒体吹理论侃大山的是一种娱乐型人物，他们没把自己当根葱，态度很诚恳。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学历史不懂廉耻，不做钻研胡说八道，茑茑燕燕还指点江山做清流，食西不化蛊惑视听哗众取宠，是中国社会的新品种寄生虫。他们对开启民智没有任何功劳。他们基本是书读进了狗肚子、不知好呆登鼻子上脸找抽型的社会垃圾，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没有半点缘分。企业化社会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最好去处，白骨精本质在那里会暴露无疑。从媒体中过滤掉此类人物制造的噪音，你会发现中国社会民众的基本诉求相当朴实，他们期望清官和明君把他们的问题解决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习舵主开门即反腐，就是对这种诉求的回应。毛伟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无奈之举，不期然为中国造就了一位体察民情的储君。知识分子生在中国，也许原本就需要进行改造的，不能怪毛伟人无情啊。

中央台的各种讲坛是开启民智的很好尝试。如果社会仍然是愚钝乏智的，遍地是创业机会，却总被外来资本抢了先手，这个国家迟早会像南美国家一样被掏空，只有用智慧武装起来的人民才是对抗经济侵略的最好手段，动用政府的力量与国际大鳄斗，累死习李舵手他们也应付不过来。实现这一目标并不难，那就是改革教育体制，培养国际型公民，广泛建设图书馆，创造全民学习做聪明人的基本条件和环境。从这个角度讲，城镇化还是要放一放，知识化才是重中之重。

对于积重难返的腐败问题，如果最高领导层决心与这一力量死嗑，恐怕得不偿失。贪官对当今中国最大的损害其实是资金外流。任凭经济搞得多么红火，在贫富悬殊的现状下，有钱人选择出走，把资金带出国外，这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失血，是对经济最大的损害，让贪官人头落地也解决不了这一问题。有人说，美国的经济基本层面是好的。但老索以为，金融是经济的血液，金融是经济肌体的基本组成部分，和头颅手脚一样重要，分不出彼此。美国金融病好比白血病，再好的四肢也没有用。美国现在加紧追讨富人的外逃资金，就是要给经济补血。中国如果不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迟早会和美国政府一样着急。解决资金外逃的办法，与其用重锤生砸，不如网开一面，抓主要矛盾。只要把运出去的钱再运回来，贪污罪行可以既往不咎，人仍然可以呆在国外，换个名回国我就当没看见。毕竟制度本身的不严密也是造成犯罪的原因，栅栏没扎紧把羊放跑了，我们不能把羊都杀了吧！几年前我曾经想出过让贪官赈灾捐款免罪的主意。不给贪官一条出路，把庞大的贪官队伍完全推向自己的对立面，是不明智的。信不信，贪官们都是很有创新能力的人！要不然，他们在腐败这个高风险行业很难生存的。贪官也是这个民族的一员，毕竟他不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而且很多还是有大本事的能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给贪官一条改过自新的机会，消除阻力，甚至把他们转化为正能量，是民族复兴道路上必须考虑的策略问题。

概括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反腐与创新，是两个可以统筹解决的问题；创新型经济要以企业创新为主体，企业化社会是创新经济要求的客观环境，构建企业化社会是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标；腐败的根源在于政府机构事权财权不分，油水太多太集中；向社会购买服务，扶植为政府服务的企业，是铲除腐败根源、输导腐败势力、化腐败为正能量、与民分享改革红利的正确途径；中国的政府体制不需要改革，但必须优化，拆分财权事权，优化人员构成，完善选拔机制，都是体制内可以办成的事情；对于已经形成势力的贪官阶层，最高层要以经济振兴社会稳定的大局为重，以自我完善和解决主要矛盾为方向，用宽容和疏导的手段，消除对立，化腐败为动力，共图民族复兴；释放民意，开启民智，构造企业化社会与建设知识化社会并举，这既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需要，也是民族复兴大业的基本内容或目标；中国特色的社会就是集体领导下的明君体制，“对中国人来说，民主，科学，都是小菜啦”！；解放智慧，扶持公正，坚持明君体制不变，走企业化知识化道路，应该是中国实施复兴战略的基本方针。

索额图于北美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