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华北局势恶化 1、日军借口施压 1935年，华北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自1933年5月31日，中华民国和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之后，日本为了实现侵吞华北进而占领中国的既定国策，着手实施分离华北，意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但是由于各方面准备并不充分，还不能实施全面的军事进攻，日本采取了将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对华北资源实施经济掠夺，同时在政治上，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防共自治运动”，旨在通过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方式制造分裂，进一步达到完全占领华北之目的。 2、孙永勤事件 1935年 5月15日，孙永勤率领的救国军在与日伪军的激烈交战中，被逼入关，抵遵化县的大屯、侯家寨一带。 按照《塘沽停战协定》的规定，这一带地区属于“停战区域”，中方不得派军入驻，“地域内之治安维持”只能“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 这支“抗日救国军”，是在日军侵占热河后，河北兴隆县人孙永勤在家乡组建的，最多时兵员达5000人，灵活机动地进行着不屈的抗日武装斗争，打击日伪势力。 这支救国军入关后，驻于遵化城东15华里的西小寨一带。20日上午，遵化县县长何孝怡，派人给救国军送来大米约2000斤，一些肉，子弹2箱，步枪数支，慰劳救国军并鼓舞士气。 25日，救国军在茅山沟一带遭到日军川岸部和新编特警夹击。孙永勤不幸中弹牺牲，余部1400余人突出重围，退到迁安县，之后陆续撤到长城外。 孙永勤所率领的救国军进入遵化县大屯、侯家寨一带——属于《塘沽停战协定》规定的“停战区域”一事，史称“孙永勤事件”。 3、胡、白被杀事件 1935年5月2日晚11时，天津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在住处日租界寿街北洋饭店被人枪击，伤重毙命。 5小时后（5月3日凌晨4时许），天津振报社社长白逾桓在日租界须磨街22号自宅内也被人枪击身死。 胡恩溥、白逾桓二人均系亲日派人物，，二人所办报纸受日本驻天津军事机构资助，并为日本侵华政策作宣传辩护。 事实上，是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隆上校操纵了此次暗杀事件，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制造借口。 胡恩溥、白逾桓二人被暗杀一事，史称“胡白暗杀事件”。 1935年5月，发生的胡白被杀事件和孙永勤事件，因二者均发生在河北，故史称“河北事件” 4、何梅协定 日本方面随即借河北事件对中国方面施压。 关东军出动步兵1个大队及骑兵一部到山海关，独立溷成旅团和第1旅团主力到古北口，航空兵2个中队到锦州，天津驻屯军从天津、唐山各抽调1个中队向北平推进，驻旅顺港的日本海军也派出两艘驱逐舰驶向塘沽。 5月29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开始与中国方面的何应钦交涉。之后，中日双方经过4次交涉而达成一致意见。 何应钦根据国民党中央的训令以口头形式答应了日方的全部要求，停止了国民党部在平津区域的活动，中央军关麟征部第25师移驻洛阳，黄杰部第2师移驻豫皖。于学忠率第51军经保定退避陕西，再以孙永勤入境问题令遵化县县令何孝怡辞职，宪兵第3团调走等。 最后，在得到批准后，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签署致日本天津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的通知，“何梅协定”正式达成并生效。 内容上，“何梅协定”包括《觉书》（《梅津致何应钦备忘录》）和《何应钦复函》各一份，主要内容有：①罢免日本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②取消或解散日本指定的国民党政府党政机构；③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④禁止抗日活动等。 5、第二次张北事件 1935年5月31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派遣4人以旅游为名，乘汽车由多伦前往张家口，沿途测绘地图。 6月5日下午4时，车至察哈尔张北县城北门时，赵登禹部哨兵让其停车，检查护照。但4人未带护照，只出示了多伦特务机关签发的身份证，哨兵遂将4人扣留，送该师军法处。 军法处询问了其来历，同时向察哈尔省政府电话请示处理办法。省政府又向时在北平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汇报。宋哲元为避免事态恶化，决定放行。 于是，4个日本人在6月6日上午11时被“礼送出境”， 史称“第二次张北事件”。 6、秦土协定 日军再次抓住了借口，宣称4人在张北受到“非法监禁”，被“青龙刀威胁”，“还不给食物和寝具”。10日，驻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正康和察哈尔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以中国军队“侮辱”日本军人为借口。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表示抗议，限5日内答复，否则日军自由行动。 6月7日，关东军调兵至古北口、山海关等长城一线，显出向平津推进的势态。 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方压力，于1935年6月19日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职务，任命秦德纯代理察哈尔省主席。 1935年6月23日，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张家口特务长松井、日驻华大使馆武官高桥，同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以及北平政整会顾问程克、陈觉生、张北警备司令张允荣，在北平进行谈判。 中方被迫接受日本所提的条件，签订了“秦土协定”。 在该协定中，日方要求： （一）将驻于昌平和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之东，并经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至张北之南这一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调至其西南地区； （二）解散排日机构；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 （叁）（对日）表示遗憾，并惩办事件相关负责人；将张北县城北门守备团长和第一叁二师军法处长免职。 以上各点自6月23日算起，在两星期内完成。 此外，日本还要求： （一）承认日满的对蒙工作，援助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并且停止对察哈尔的移民，停止对蒙古人的压迫。 （二）对日满经济发展和交通开发工作予以协助，例如对张家口和多伦之间，以及其他满洲国和华北之间的汽车和铁路交通，加以援助。 （叁）必须对日本人的旅行予以方便，并协助进行各种调查。 （四）察哈尔省（从日本）招聘军事及政治顾问。 （五）必须援助日本建立各种军事设备（如机场设备和无线电台的设置等）。 （六）中国军队撤退地区的治安，应根据停战区所使用的方法予以维持，以地方保安队维持秩序。 7、冀察政务委员会 日本人通过《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这3份协定 将国民政府中央军和国民党中央势力赶出了河北一带，他们想在华北建立缓冲地带的设想逐步实现。 
国民政府在日本的逼迫下，下令改变华北的行政体制，11月26日取消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12月18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委员长. 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南京国民政府，但用人、行政等实际权力完全归宋哲元掌握，成为半独立状态的机构。
冀察政务委员会实际管辖的区域是、为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特别市，委员十六人，设秘书、政务、财务叁处，经济、外交、建设、交通、法制五个委员会。宋哲元与天津市长萧振瀛、北平市长秦德纯为核心，宋部师长张自忠任察哈尔省府主席，宋哲元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和由原平津卫戍司令部改编的冀察绥靖公署主任。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南京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宋哲元作为委员长的主要职责即是与日本人交涉。宋应付日本人的策略是"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他的方针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 宋哲元聘请前天津市市长周龙光任冀察外交委员会委员，与北宁路局长陈觉生一起，直接办理华北外交，和日本人周旋，在当时的环境下，尽可能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存在的1年零7个月里，其性质有一个逐渐由与日本妥协向抗日转变的过程。日本人曾企图让宋哲元和汉奸殷汝耕合作的阴谋没能得逞。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8月6日，日军扶植了以江朝宗为首的汉奸傀儡政权，先建立"北平地方维持会"，后改建为伪北平政府，江朝宗任市长。 1937年8月20日冀察政务委员会解散。 周龙光解职以后，继续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几所大学做教授。 8、日华经济协议会 北平、天津沦陷以后，王克敏拉拢一些人组织了“日华经济协议会”。在秘书长这一栏，未经周龙光的的同意，把他的名字挂了出去。 王克敏是个“亲日派”，1937年全面抗战以后，经常和日本人勾搭在一起。周龙光是“日本通”，却并不亲日，一生为了国家利益，在谈判桌上与日本人斗争，不愿意与王克敏一类人为伍。但是自己身处沦陷区，也不能表现出强硬的抵触姿态，以免遭到杀身之祸，在接到邀请之后，便向王克敏表示不接受这个聘任，更不去该处报到。 1940年年初，王克敏来找周龙光，骗周龙光说，有东北老朋友相聚，请周龙光参加。因为当年处理中东路事件时与很多东北名流相熟识，包括王克敏，又因为后来自己被蒋政府委屈撤职，赋闲在家，是王克敏带来张学良的邀请，并陪同周龙光乘船前去青岛，得以会见胡若愚，周龙光这次竟信以为真，随他而去。 不料王克敏竟派人将周龙光送到当时的华北地方审判所，并威吓道：“这麽长时间你不去协议会里任事，现在我要告你‘渎职罪’。将要判你的刑罚。这必会连累到你的家庭，包括子女。念你初犯，给你改正的机会，如果你现在去协议会任事，我便撤诉，不再追究。” 周龙光采用的也是当年宋哲元所告诫的，对付日本人"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的处世策略。 在此邪恶势力面前，为了不招致对自己和家人更大的灾祸，周龙光勉强应付，到该会去应卯。其实那里也没有多少人，也没有什麽实际的事情要做，每天泡杯茶闲坐。周龙光敷衍了一段时间，便借口身体不适，从此在家休养，再也不去该会。 在恶劣的沦陷区，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在汉奸特务的逼迫纠缠中，周龙光在大体和气节面前，没有与汉奸沆瀣一气，去谋权逐利，却以平民身份的弱势，不卑不亢，无可奈何地虚与周旋，最低限度地维护了自己的人格、知识分子的自尊以及民族的体面。 拖到七月份，该组织看周龙光 “养病” 离职很久也不来任事，只好放弃，而在1940年8月3日宣布另聘一个叫赵之成的充职。周龙光终于成功跳离羁绊，得以解脱。 从此周龙光接受同学陈瑾坤的建议，低调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六所大学轮番教学，潜心着述，对法律事业极尽绵薄之力，躲避和阻挡了当时的日伪势力和亲日媒体后来的拉拢和引诱。 对于王克敏逼迫之事，周龙光愤恨不已，从此与王克敏断袍绝交。王克敏挂名周龙光和逼迫周龙光就范给周龙光带来了极大的麻烦，甚至灾难。后来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纠缠，周龙光不得不改名换姓为“何伯庸”，隐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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