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受辱，成了毛泽东的心病，国家与民族的灾难 范学德
1985年秋我到中央党校读研究生，经导师刘宏章老师介绍，我认识了张岱年先生并有幸成了他的私淑弟子，那几年，我时常骑自行车到中关园张先生的家中，听他讲哲学。期间，老先生讲了一些他老兄的故事。 他的老兄名叫张嵩年（1893年6月15日－1986年），字申府。这我才知道，他老兄张申府太厉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可以前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呢，中国大陆出版的近代史与中共党史书对此只字不提。
1920年10月，张申府和陈独秀，李大钊（“南陈北李）两人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组织之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在给张申府的信中说，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可以谈。”而张国焘是他们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张申府的妻子——刘清扬，则是中共第一个女党员。11月，张申府去法国留学，又于1921年春在巴黎成立了第一个在欧洲的中共小组。他亲自介绍周恩来入党，又和周一起，介绍朱德入党。 张申府先生1923年底回国，第二年又参与了创建黄埔军校，担任该校政治部副部长。他又向廖仲恺、戴季陶郑重推荐了周恩来，把周恩来推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1924年，主要是由于在中共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与张太雷、彭述之、蔡和森等发生分歧。张申府退出中共。 以上都是引子。 最重要的事情是：张申府还是毛泽东在北大期间的上级，用毛自己的话说：“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毛认为，在北大的大知识分子眼中，他这个人是不存在的。一再被羞辱，这成了毛的心病，也成了民族与国家的病根，待到毛掌握大权后，他要雪耻！无数知识分子为之殉葬。 当年，毛泽东给老同学周世钊写信说，“我恨死了（北京大学）那些教授”。此后，1936年在延安与斯诺的谈话中，毛又说了他在北大的经历，他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 ，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西行漫记》第127页） 千家驹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1949年年底，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由朱德和周恩来陪同，到河北的西柏坡觐见毛泽东，毛仔细地问了每一个人的名字和经历，轮到千家驹时，千说，“我是在大学教书的。” 毛听后立即冷嘲：“哦，大学教授呵！我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我只是中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个小职员，一个月夯勃啷当（湖南江西一带口语，意思是杂七杂八加在一起）八块大洋，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民主人士还说了一句看似玩笑的真话：“你们上了我们共产党的贼船了。” 由千家驹“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的这句话，我突然间想到了张岱年先生对我说的两个小故事，他说，毛泽东在北大工作时，曾经在申府先生的手下工作过，因为一些小事，我的老兄得罪了毛主席，毛主席一直对此怀恨在心。 第一个小故事，张申府在回忆中说，“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 “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解放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老板的脸色很难看。’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写一叠图书卡片。” 这成了毛的心头大仇。是大知识分子瞧不起他。其实这是一件小事，因为毛泽东龙飞凤舞的笔迹，抄卡片别人看不懂。 现在的几个资料都记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章士钊告诉张申府，一次闲谈中，章士钊向毛泽东提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毛泽东说：“他是我的上级，我怎么好安排他的工作？” 毛不安排，别人也不敢安排，最后，周恩来总理把张申府安排到了到北京图书馆任职，时间是1949年9月2日。 张岱年先生还说了另外一个小故事，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人提过。应该是50年代初，也是章士钊向毛泽东提出的，大意是张申府先生早就是教授了，现在给安排的职位是不是太低了。毛回答说，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张岱年先生几次跟我说过毛泽东说的话，毛说，“我这样待他就不薄了，当年在北大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求见其一面而不可得。现在我这样待他就不薄了。” 张岱年曾当面问过他的老兄申府先生，当年是怎么一回事？张申府怎么也回忆不起拒见毛的事情，张申府说，也许，毛润之某次说了什么，但他的湖南口音太重，我根本就听不懂。再加上大家都忙，这件事就错过去了。 张申府怎么也没想到，这不仅结下了毛与他个人的私仇，而且，播下了毛对大知识分子恨之入骨的又一粒种子。 1957年，毛终于遂了多年的心愿，他把几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置于死地，这其中，就有他“当年的顶头上司”——张申府。 2024.5.8 整理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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