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有一支色彩绚丽包装精致的自来水笔，它是我高中时参加校际作文竞赛得到的奖品，由班主任张国祺老师在全班同学艳羡的目光中转交给我。在出国之前我一直保存着它舍不得用，每每看到它，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张老师和蔼可亲的笑容。

在我读高中时，张老师教我们化学课，并做了三年班主任。时隔多年，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入学后的第一节课上他对我们所做的迎新致辞：

“同学们，欢迎你们到县中来。你们都是很幸运的，从三千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
有机会坐到这间教室里，说明你们都是优秀的学生。我们的学校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民国时就成立了，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人材，你们找时间到学校名人堂里看看，向
他们学习学习。你们既然身子坐在这间教室里，心就不要胡思乱想了，生活上也不
要追求太高。你们大多数是从农村出来的，想想你们的父母在家吃糠咽菜，你们把
肚子填饱就行了。大白菜里有虫子怕什么，洗不干净照样吃，又不会影响你们考大
学。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经常是从家里背干粮吃，干粮吃完了，饿着肚子也要读
书。你们现在不会挨饿了，更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给父母争光。考不上大学，就
回家种地去罢。同学们，你们好好想想吧。”

这一番话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学生来说起了很好的激励作用。张老师如此表态也和他自身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状况有关。他是一个幸运的苦命人：说他幸运，是因为他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作为工农兵大学生顺利地从省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我们县城重点中学教书；说他苦命，是因为他家累太多，营养不良，身体不好，以至于50来岁就因病去世了。他有6个孩子，老婆带着最小的那个在农村老家种地，他带着另外5个孩子挤在学校分给他的两间宿舍里过活。不幸的是他的孩子不仅不争气，还到处惹是生非。“早知这样，还不如当初不带他们到城里来。”他屡屡向别人发此感慨。

平心而论，张老师不是一名优秀的化学教师；充其量，他只能算是合格的。记得我们在学习阿弗加德罗常数时，也就是一摩尔物质中有多少个分子或是原子，他试图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这个常数只是一个大约数，而不是一个非常确定的值。记得当时他站在讲台上眉飞色舞地说，这就好比几个人去数一堆砖头，有的砖头缺个角，有人把它算成半块，有人把它算成一块，算来算去总数就没法统一，最后只能取个大约数了。这样的解释非常形象，我们当时也乐于接受。后来才知道分子原子是不能够缺胳膊短腿的，而且阿弗加德罗常数是个天文数字，如何能够数得过来？！乃是实验仪器的测量误差造成了这个常数的‘不确定性’。（N年后我和一位来自墨西哥的留学生聊天，才发现我还算是幸运的。他的大学老师告诉学生，联在伯碳上的胺是伯胺，联在仲碳上的胺是仲胺，联在叔碳上的胺是叔胺。此等老师真正是误人子弟啊。）

迫于生存和竞争的压力，张老师的为人处事是很圆滑世故的。他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你们（学生）是飞鸽牌的，我们（老师）却是永久型的；你们毕业后飞了，我们还要在这个学校里混。所以，每当学生和校方有冲突时，他总是避不露面。高二时我们曾经闹过更换代课老师的事件，全班为此休课抗议近一个月。身为班主任，张老师一直没有出面调停。作为学生，我们除了气愤之外，也只能对他的行为表示理解。

因为成绩好的缘故，张老师对我一直青睐有加。我最终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高考中取得了全县理科第一名的成绩。后来报志愿时，他鼓励我把目光放远一些，让我放弃省内的一般院校，帮我选择了外地的一所名牌大学。事实证明，这样的选择是对的。为此，我一直对他心怀感激。

高中毕业之后我和他打过两次交道。在我刚刚进入大学读书时，他来信问我能否把高中毕业证‘借’给他的儿子用，反正我也用不着了。我很抱歉地回信说，我很乐意把毕业证‘还’给你，但是别的老师已经抢先把它‘取’走了。后来还有一次我去县中找我的妹妹，她当时在那儿读书，之后顺便看望了张老师。他当时可能已经生病了，但是没有告诉我。我邀请他有空到北京玩玩，他摇了摇头说，北京太远了，恐怕没有机会去了。后来听我妹妹说，之后没过两年，张老师就去世了。

记得有人曾这样评论：做老师的总是偏爱成绩好的学生，但是毕业后常常回校看望老师的却是那些当年的差生。为此我深感惭愧，毕业后20年来一直在外奔波，我不仅很少回去看望老师，后来甚至于把他都给淡忘了，就连当年他给我的那支笔也不知道辗转丢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