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35年？還是45年？我一時都想不清了。藉此小文，理理頭緒吧。

我初中的英文老師虞老師，是班上40多個男生中（我上的是男校）不少人心目中的“美人兒”。 回頭想想，19-20歲的她，似乎不算典型的“美眉”—文靜的她，總是一身整潔的學生藍，短髮，白皙的（有些微胖）的臉上帶着些靦腆，好看的眉眼間又似乎時有思慮，甚至是淡淡的幽傷。據説，她專心向學，成績突出，才在中專一畢業就被破格分來我們這個重點中學任教的。我們那時剛剛進入青春期，頗有些情竇初開的意味。對於所有課程中唯一的年輕女老師，不說別人，我（現在）坦誠地說，感覺上說有點“那個”。換了當時 （1965-1966），有點“那個”的感覺是打死也不能講的。

可能是爲了表達自己異樣的心情吧，我和同座的同學有一次在她的課上，在座位旁的走道上安放了一枚尖頭向上的圖釘，然後故意裝作舉手提問，引她過來踩。她過來了，微笑着，耐心地回答了我們的問題。等她走囘到講台上，那枚圖釘不見了。後來她皺了皺眉，說了聲“對不起。”就走出教室門，到樓道里去了。我伸脖從窗戶那兒偷窺了一下，看到她一手扶牆，彎曲了一條腿，另一手去拔擡高了的塑料鞋底上的圖釘。她很快就轉囘了教室，若無其事地接着講課，絲毫沒有抱怨誰的意思，弄得我和同位的小哥們兒挺内疚的。

不久，文革浪潮鋪天蓋地而來，班上有人揭發了虞老師的某些“問題”，開了她的鬥爭會。當時有人把報紙糊的高帽扣在她頭上，臭漿糊，墨水的，從上往下澆。我夾在群情激昂的人群中，看她臉色蒼白，眉眼間的憂愁愈發濃重，但是毫無怨恨地沉默着（就像她寬容了我們那個“圖釘惡作劇”那樣），我陡然覺得雙眼有些濕潤，趕緊扭過了臉，去看窗外，生怕別人說我在同情“反革命”。-- 是的，加在她頭上的是個可怕的“現行反革命”的罪名。理由之一，是她在教材中提及了偉大領袖（這本來是好事的），可是在變陳述為否定句時，她還用了同樣的句子。全班都記得，當這個失誤被發現後，她馬上做了更正。可是眼下，誰敢站出來說句公道話呢？

後來，我們被分配了，天南海北。再後來，時光流轉，我考入了大學，畢業後留學，工作。有機會回到中學母校探望，已是65年入學後又經過35年了。北京有了劇變，母校也有了劇變。我甚至被警衛攔在校門外，不能輕易入内，當年好像沒有這麽多的麻煩。我只好自報家門，聲稱是幾十年前的老畢業生，看母校來了。被送入“校友聯誼會”的辦公室後，我一股腦地報出了記得的所有當年老師的名字。有人退了，有人轉校了，有人故去了，唯一還能一見的，竟然是教英語的虞老師！

見面之下，我試問一句，“虞老師，您記得我嗎？” 心想，幾十年來，她換了一撥又一撥的學生，這豈不是瞎問嗎？讓我震動的，是她脫口說出了我的名字。35年呀，人間滄桑。她衰老了許多，變化得讓人心痛，連聲音都諳啞了。哪裡還能尋覓到當年讓人怦然心動的身影。她說，再過幾個月，她也要退休了。我不知趕在她退休前見上一面，是值得慶幸，還是一個失策之擧？我心目中楚楚動人的，略帶嬌羞的虞老師可能會永遠的失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如果走在馬路上碰到也絕對認不出來的老嫗。35年是段不短的時光，但是，她真的應該變得讓人一點也認不出來嗎？我甚至因爲失望，竟對她生有一絲怨懟∶爲什麽這麽無情地奪走了我心中美好的夢？她帶我參觀了母校。對於眼前設施豪華的校舍，我心不在焉。在操場上，四下無人，她突然問我當年對老師是不是有點“那個”。 我猶豫再三，竟沒有承認。看著她先是鼓勵和略含期待，後來又似乎有些失望的目光，我很後悔來母校見她。教訓啊，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是不應該冒然來見故人的，特別是曾經抱有美好情思和回憶的人。

從那一別之後，又是10年了。虞老師，您還好嗎？

（補記∶我曾這樣自問∶35年後與她重逢，假若她紅顔未老，我會不承認對老師的“那個”嗎？無疑，我會搶着點頭承認的。兩種反應對比下，我只能說我看到了自己低下，或曰卑劣的一面。可是，若當時違心地去做出讓人高興的反應，我又沒有那個本事。應該如何看待這段人生中的小小插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