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想起了“诸公”

京城老一辈的文化名人大家，走的人越来越多，所剩寥寥无幾。

去年年底，走了“妙人王世襄”（亦称“京城第一玩家”），翻译家杨宪益，近来又走了漫画家华君武。父亲称杨宪益“益老”—1985年，父亲将自己在香港《大公报》副刊的专栏集锦《京华小记》签赠给他时，用了“益老校正”一语。網上见到“山左名闲”的藏书见闻之一，将这冊《京华小记》的封面及签字的册页一併登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73ba830100gpmc.html）这篇網文的发布时间为2010年1月10日，距杨老先生过世不到两个月。有空时很想向“山左名闲”打聽一下∶这冊签名本《京华小记》缘何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流入他的手中？中介人为何人？

这本《京华小记》记载了京城许多文人大家的趣事，“妙人王世襄”有好幾篇提及；杨宪益先生也颇占了些篇幅。父亲称他“益老”，称巴金先生“巴老”，自然都是对年长者，德高望重者的尊称。老一辈人对此无疑是十分讲究的。

此外，记得还有一些人，同样是德高望重者，人们以“公”称之。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夏衍。当年的知识界文化界的许多人有“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夏公”的说法。从父亲的口中，聽到的还有“廖公”—廖承志，60年代父亲一度在中侨委的办公楼借用一办公室上班，那裡就是“廖公”的地盘。从廖仲恺、何香凝这样的家庭出来，加上幾十年来的贡献，这样的尊称当是受之无愧的。“费公”则是指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下面引用“大公报前社长费彝民”一文的片段（http://cq.takungpao.com/content.asp?id=27806）

1938年1月25日，《文汇报》在“孤岛”上海创刊。这是一份掛着“英商”招牌，宣传抗战的中文报。它異军突起，成为宣传抗战救亡的生力军。《文汇报》编经两部均借用《大公报》原址，並由《大公报》留沪機腹负责承印。一个月後，胡政之看到《文汇报》不怕敌伪手榴弹袭击的态度，决定向《文汇报》投资，部分股票持有人用了费的名字。徐铸成为《文汇报》编辑部的实际负责人，王文彬、许君远也加盟，费彝民担任主笔。6月25日社论《重申我们的信念》，即由费彝民执笔，《文汇报》这五个月中，无日不主张团结抗战，无日不呼籲中国国民应尽其职，强调坚决主张抵抗日本侵略。

與此同时，费彝民並为《译报》、《中美日报》撰写社论，还担任法国哈瓦斯通讯社（法新社前身）中文部主任。

1945年6月18日，上海日本宪兵队大搜捕，《文汇报》严宝礼、柯灵、储玉坤、费彝民、袁鸿庆五人同日被捕。五人备受严刑不屈，费、储两人经张国淦老先生设法营救，始恢復自由。

抗战 利後，费彝民担任上海《大公报》副经理、社评委员，兼中国新闻专科学校董事。他受胡政之赏识，曾组织並率领大公篮球队远征南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48年12月，香港《大公报》新生，费彝民任经理。从1952年起，他长期担任社长。他还是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费彝民機智灵敏，交遊广阔，多谋善断，各方面人缘颇佳，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五十餘次。

故总理周恩来对费彝民先生有文件记载的正式召见就有五十多次，有網文称，另有未具正式记载的会见，会谈多次。

提及故总理周恩来，想起了70年代初期，有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说法。这里的周公是暗指“大儒” 周恩来。同为一个“公”字，在这里就成了贬义。我们的中华文字與源远流长的文化含有太多这样微妙的内容了。

那厶，对故总理周恩来的含有“公”字的尊称是什厶？ 黄苗子先生说，是“胡公”。

参见下文

黄苗子的诗书画人生

作者∶石 梅

自清末以降，古诗写得好的寥若晨星，而苗子先生却是疏星中的一粒。他的诗名於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时就已被周恩来所赏识了。
那是抗日的时候，在多雾的山城，天天看物價飞涨。读报纸，也是日法西斯向全世界疯狂屠杀。他感到空氣窒息，犹如在污浊的阴沟中的炎璁。为此，他写了一首七律《无题》:
无限伤心孔雀诗，不堪惆怅冶春时。
有情皓月终难掇，飘梦芳年剧可思。
枳棘棲鸾沉鬼火，高邱无女照神旗。
星辰似此期待旦，忍向寒灯记寐词。
诗歌抒发了自己嚮往光明，渴望新社会的願望和期待的惆怅。
他将此诗向孙师毅兄请教，不想孙兄把它贴在了书房的墙壁上。有一天，孙师毅兴奋而神秘地告诉苗子说，你的这首诗被“胡公”发现了，十分欣赏。所谓“胡公”者，就是周恩来。以後，周恩来约苗子，半夜在一个朋友家裡见面。二人从诗词谈起，谈政治，谈生活，“胡公”特别欣赏苗子此诗的後两句。他们一直谈到了天明，谈得苗子“肝胆皆冰雪”，恨相见得迟。

（http://www.eywedu.com/tianxia/xhyt2006/xhyt20061044-1.html）

黄苗子先生今年97岁，去年还在苏州等地开办了个人字画展；当年的“二流堂”除了他，不知还有其他的“倖存者”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