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孚先生在題為〈我們的二鍋頭雅集〉的文章中不無幽默地這樣說：“二鍋頭是北京的土酒，土裡土氣的，是引車賣漿、販夫走卒者流的杯中物，也是老舍筆下〈駱駝祥子〉這些人物的所愛。我們也愛二鍋頭，一是因它便宜，二是因它貨真價實，三是因它既烈又醇。近年大陸上遍吹弄虛作假之風，而以酒為烈。。。。

二鍋頭因為價廉，沒有人假冒，因此還能如實地保持它的美名，而為我們喜愛。我們，基本上是三人，唐瓊，李黎和我。我們都住在舊金山灣區的矽谷，都有些好酒貪杯，儘管除李黎外，我們酒量都不大。我早些年還有“醉名甚大”之名，因每飲必面紅，被認為每飲輒醉，其實並不。到後來惹上官司，以間諜罪被判十年徒刑，“罪名甚大”，被人笑為是“醉名甚大”的一語成讖。

文章最後說，“’把酒論當世’,唐瓊和我都是’先生小酒人’,然而我們卻有冒充大酒人之嫌,要打出二鍋頭這大有名氣的烈酒招牌,實在有些不怎麽雅,可以休矣!亦可以休矣!” 這是因為唐瓊葉落歸根,於此文的前一年在京辭世, 灣區的二鍋頭雅集難以為繼,作者不勝惆悵的原因。

再看李黎回憶范公(范用)文章的結束語,亦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傷感和無限的追思。

“於是他走了。臨走前還留下遺言要將遺體捐贈給醫療單位，真是他一貫的無私奉獻的為人哲學，有始有終。他的走，代表了一個時代、一種典範的終結。他和他帶著我結識的那一代人，上一個世紀的，五四時代的，三○年代的，純真的理想年代的，苦難的歷史年代的，那些愛書人，寫書人，寫字畫畫演戲翻譯典藏⋯⋯那些人物，都隨著一個時代永遠的過去了。

理性上我接受了與他的訣別，然而想到以後再去北京，那裡已沒有了半生的老友，感情上實在難以承受。他為我打開一扇神奇的大門，把我帶到一個美好的筵席入座，讓我結識座中英豪，歆享席上的珠璣盛饌，對我殷殷照拂，卻在倦極時自行起身離去。此時我茫然四顧，發現早已燈火闌珊，杯盞冷落。我明知世間的筵席都是這般散去的，不該再有所流連┅┅可是，我實在不舍啊。"

（2010年秋於美國加州史丹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