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到一篇写他的文章里形容他和我是「忘年之交」，但正是这个「年」 － 不但时间而且空间的巨大异质性，反而让我们为彼此的断层互补；同时我们却又有更大的同质性∶对文学文字和书籍的爱好，对传统价值的尊重，对友情的珍视┅┅。我从他的言行看见惨烈的革命之後，依然温煦地存在的典雅与情操；而他看我，或许是文化荒瘠的年代一株无心飘落在另一块土壤开出的花朵吧。从那时起，我们因文字和书而结缘，直到他今年去世，算来正好是我半生的岁月；而范先生对我的文学後半生影响之深，是我当时未曾预见的。但我更珍惜的，是其後漫长的三十年我们始终持续的友情。
其实我对范先生既有对长辈的尊敬，也有对平辈的亲切。我对他和他的老友们都有些「没大没小」的，甚至称兄道弟（范先生介绍我认识的老作家冯亦代，跟我通信就彼此互称「李黎兄」、「亦代兄」），然而再怎样亲切我还是当他值得敬重的长者，当面或写信从来不敢直呼名讳，总称他范先生。其实我喜欢称他「范公」，但他不让我这麽叫他，说担当不起，我只有对别人提起他时才范公范公的在背後叫。 因为他的平易近人，我虽然後来稍微猜到他可能有相当不低的党内职称，但他不提我也不问，因为这对我们作为朋友一点也不重要，反而是对於他的过去我比较好奇－ 是怎样的家世，才培养出如此温雅大度的爱书人？他告诉我∶小时家穷，穷到父亲是没法活下去而自杀的！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身世，为之震惊而且心痛不已。也因如此，他十五岁小小年纪就去了进步书店工作，从此与书结下不解之缘。
他也从不对我提起文革期间遭受的苦难，我还是从一则「趣闻」才揣测到一二∶话说范先生有一次受伤到医院求治，坐在诊室外等候时听到护士大声喊「饭桶！」没人答应，又再喊「饭桶！」才猛然醒悟一定是护士把「用」字看成「同」了，便连忙回应「有！」周遭的人皆瞪大眼睛看他∶怎会有人取这样的名字？事实上这件趣事的背後非常悲惨∶当时范先生是挨了批斗，被拳脚交加打断了肋骨的。
若不是认识范用先生，我不会被他引见见到那许多文学史上的人物，结交那许多有趣的文人雅士。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西江月】，不但是他推荐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北京出版的，而且他自作主张为我请到茅盾题签，丁玲作序－ 我自己是根本不会想到、即使想到也不会敢提出要求的。後来他还推介过几家出版社为我出了好几本别的书。但我最珍惜的，还是他像带个小朋友一样带我去见文学前辈 － 他总是先给他们看我的文章（出书後就先送书过去），然後陪我登门拜见∶丁玲，茅盾，钱锺书，杨绛┅┅就是这样见到的。
至於他熟识的好友，更是想到就带我一家家的去串门子∶画家（也是作家）黄永玉、书法家黄苗子和画家郁风夫妇（所以我靠范公的面子讨到一些珍贵的字画）、翻译家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夫人戴乃迭、剧作家吴祖光和名伶新凤霞夫妇、老作家冯亦代和「明星」夫人黄宗英、漫画家丁聪和沈峻夫妇、老作家汪曾祺、年轻些的张洁┅┅。另外在作协、宴会、私人聚会里，经他介绍而见到的原先只闻其名的文化界人士真是不计其数。连上海也是范先生牵的线，要不是他我怎麽可能访问到巴金？後来成了我在上海最要好的朋友李子云也是他介绍的，至今我还保存著他手写的「上海文学／李子云」那张小字条。
他安排我到北京作家协会作报告、在「读书杂讲座」对上百名听众作公开演讲；一个兼具台湾和美国背景的年轻作者公然演说，这在1979、1980年几乎是绝无仅有、而且非常敏感的事，他其实要扛很大的责任。现在想来，他对少不更事的我竟有那般的信任，真是连我自己都不敢期望的。而范先生一贯的有担当，也是日後我才慢慢知道的，比如文革後他创办了文学、思想、知性的【读书】杂，在当时要冒相当大的政治风险，范先生就立下了「军令状」∶万一出了问题责任全由他一人承担。 创刊号就刊登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这样敏感的文章，范公简直是提著脑袋办杂的。
也因为范先生的提携，我得以与【读书】杂结缘，那些年写了不少篇文章登在杂里，直到范先生退休，杂改换了面貌和性质。他对我的写作始终关注，我无论在两岸三地的哪一处出了书一定尽快寄赠他，因为我知道他对我的期许；尤其当面持赠时看他打开书，凑近专注的翻阅，我有一份学生交上自己觉得满意的功课给老师时期待夸赞的喜悦。有一回他点头肯定之後，随即又写一封信来叮嘱我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因为我「写得太凶了」。亦师亦友之外，范先生对我还有一份父执的贴心关切。
从八○中期到九○年代是我们聚会最欢快的一段时日，我到北京就由范先生出面邀请他的老朋友们，由我做东，同时托住在北京的美籍友人许以祺开车一家家去接。老人家出门见面不是很容易，所以这样的聚会大家都非常高兴而珍惜。席间这些文学界艺术界的老前辈，全都纵情谈笑开怀饮宴，甚至像少年人般彼此打趣；我观赏聆听之际，心中充满喜悦与感念∶与这些位可爱的人物同席是何等可贵的缘份，而这全是因为范先生！後来老人家渐渐凋零，最後连范先生自己也不复当年的精神兴致了。而今每当读到「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这几句，就会想到那些年月、那些饮宴那些人，永远不再的美好时光，流逝如梦去无声。
范先生在他老朋友面前非常活泼，我看到过一篇文章里写到他喜欢唱歌还提到我，「曾在电话里越洋唱给挚友李黎听由乔羽、谷建芬作的［思念］⋯⋯」，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确有其事 － 不过并非越洋电话，而是我人在北京与他通电话时他一时「技痒」表演的，歌词是∶「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苹蝴蝶，飞进我的窗口，不知能作几日停留？⋯⋯」印象最深的是1987年，范先生陪我和刘宾雁朱洪夫妇去北京城郊的芦沟桥和石花岩洞玩，在车上我和范先生唱了好多首歌，我惊喜地发现我俩都会唱「国父（他的版本是「总理」）纪念歌」∶「我们国父（总理），首倡革命，革命烈如花⋯⋯」。那次愉快的出游，在其後的岁月里常常忆起。次年刘宾雁到美国讲学，就再也不能回国，五年前客死异乡。现在范公也不在了，这些记忆越是甜美温馨，越是令人感到无比惆怅。
我总是把范先生当作单纯的读书人出书人，多少年来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根本不会想到他的政治立场甚麽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显示过庸俗的势利的政治考量，甚至有时会为他站在风向的另一边而揑把冷汗。像他最为人乐道的出版巴金的【随想录】和【傅雷家书】，今天的人大概难以想像当年出版这两本书所可能遭到的阻挠和非议；那绝对是需要一种专业的、甚至道德上的勇气才会去作的事，所以北京出版界流传一句话∶「没有范用不敢出的书」。我则是看到他对朋友的义气∶有「中国的良心」称号的刘宾雁在大陆一直是个有争议性的人物，有人视他为异议份子，1983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这些政治运动就公然以他为目标；但范先生欣赏刘的为人，依然来往，一同出游。香港报人罗孚（罗承勋）在非自由意志下羁居北京十年，范先生非但没有避他唯恐不及，反而交往无间，还让罗孚以「 柳苏」的笔名在【读书】杂上发表许多文章。罗老後来回忆起那段原该是形同软禁的北京岁月，竟然十分怀念，就是由於有范先生和那些可爱的老友。
范先生对朋友的毫无保留的热情，对後进不遗馀力的提携，多半表现在为他们发表文章编书出书这些他最锺爱的文字工作里。台湾写书的好友要去北京，我也会介绍他们去找范用，让他们见识我认为是北京最特别的一道风景。果然范先生对於与我背景相似的朋友也有一份亲切感，他一见到丘彦明就喜欢，也马上推荐她的书【浮生悠悠】在三联出版。他对人对文的热情让他总是忙碌地兜揽许多事，包括正经重要的大事和一些琐碎的杂事，因而发生了那桩有名的「收藏代转信」的乌龙事件－ 1980年底范先生为我引见钱锺书杨绛两位前辈，当天因为事忙临时让手下的董秀玉陪我去见；我回美後给钱杨二位写了谢信并附上合影照片，钱先生立即回了信，并托董秀玉寄给我。董大姐心想范先生常给我信，便把信顺手交给了他，而一向认真的范先生觉得钱锺书的亲笔信很宝贵，就先郑重的收了起来－ 这一收竟收了十一二年，直到准备搬家整理旧物时才在他浩瀚如海的书纸堆里发现，待我不久之後到北京时他才万分抱歉的把那封信交给我。钱、杨二位听我叙述这件趣事之後，都幽默地称范先生为名副其实的「收藏家」。其实范先生确是有珍藏朋友来信的习惯，连我给他的信他都贴在一个本子里，相信这样的剪贴本他一定拥有许多册。
范先生原先住在北京城东的胡同小院里，门前有双槐树，安静优雅，我去过一次。後来拆迁搬到城南冷冰冰的水泥森林高楼里，我知道他有多舍不得离开那住了近半个世纪的旧家，简直像被连根拔起，与他的老友们会面更不容易了。後来的家我比较常去，但已是他的夫人过世之後了，气氛总觉冷清。会客室简直有点像画廊，四壁全是名人字画，而那些名人又全是他的老友好友，字画也就特别而别致，有专为他画的画和像，专为他写的字和诗⋯⋯；还有酒，也全是好酒美酒名酒，喜欢跟他对饮的我，也跟著他这些年的品酒口味变化送过他白酒烈酒和红葡萄酒，可惜後来他就渐渐不大能喝了。
当然，墙上还挂著他与老伴年轻时的合影，照片里的范用是个我没有机会及早认识的模样温文的青年，身旁的她秀发及肩，淡雅清纯。有一回范先生指著照片轻轻的说∶「她叫丁仙宝。」我也轻轻点头说∶「我见过她的。真好看。」然後久久的沈默。我知道，身边这位丧失伴侣的老人是多麽、多麽的寂寞啊。
那栋屋里更多的当然是书，每个房间都有书，但还是有一间叫书房－ 那里的书橱架上一直摆著我的孩子们的照片。他很喜欢我的大儿子天天，1987年夏天我们母子游中国，在北京参加【读书】杂一百期的聚会，文艺界老中青济济一堂，那简直是一次历史性的盛会，可惜我生长在美国的小孩没有观念，那天他见到的是许多传奇性的人物，而其中好些位我後来就再也没有见过了，或者再见已是多年以後，人事全非了。
那次聚会之後我和儿子要去西安玩，范先生早已安排了西安电影厂的吴天明导演在西安接应。我们离京那天范先生亲自到机场送行，特意郑重的穿西装打领带，非常漂亮。那张他在北京机场与天天的合影，是他书架上搁的最久的一张我的孩子的照片。两年後天天离开了这个世间，而今范先生也走了，如果他俩在另一个世界重逢，我的孩子应该会认得这位亲切的范爷爷的。
近年范先生的精神愈见不佳，我和李子云都很担忧，便出主意要他出门散心，比方到上海见些老朋友，他竟然听从了。2003年三月，听说电视台要拍他回故乡镇江的纪录片「我爱穆源」，我高兴极了，约好到时从美国去上海与他相会，然後陪他同去镇江－ 我也好奇想看看他的家乡和他朝思暮想的童年小学。范先生晚年格外怀念家乡，穆源的记忆和孩子们的笑貌大概是他晚年寂寞时最温馨的慰藉；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他应该回家乡找那位当年要好过的小女孩叙旧。没想到就在那时爆发了SARS「非典」，我只得取消中国之行。他如约到了上海，我却只能从美国打越洋电话向他致歉。失约失信於他，而且知道这样的机会错过以後就难再有了，心中的遗憾实在难以形容。世事无常难料，人的不由自主，我又一次深深感受却万般无奈。
过去两三年来几次见他，一次比一次的强烈感觉到，他已不复从前那样对生活充满兴致了。他话说的很少，肺气肿折磨得他呼吸都困难。想到2001年夏天我俩跑到冯亦代家，与黄宗英大姐一同把中风行动不便的冯老架上车出门吃小馆，冯老开心得像个小孩，我们也全都欢喜，而范先生那时还是健步如飞呢。可是没有多少年之後，范先生竟连出门的兴致也逐渐消失，到最後下床和进食的意愿都没有了。人的衰老竟会发生的那麽快，那麽令人措手不及－ 还是这些年我竟痴愚的以为，总是精神奕奕的范先生是不会老去的？
最後一次见面是去年12月，我去看他，刘心武也同去 － 心武当然也是三十年前范先生介绍的，我们坐在床边逗他说话，但他话也说不上几句。我发现他似乎已经没有多少生之意愿，更无体力与心情了。我们这些朋友，家人，食物，谈话⋯⋯曾经都是他的最爱，而他却疲倦地垂首不多顾。当时我心中惨然但了然：范公对这世间已再无留恋，他的出离之心非常明白了。我预感到这可能是最後一面，因为我的到访和陪伴已不能像从前那样带给他任何喜悦；他的心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老伴、老友都在那里等他。他已经为我们、为这个世间做的太多，我们该让他的身体安安静静的随心而去吧。
於是他走了。临走前还留下遗言要将遗体捐赠给医疗单位，真是他一贯的无私奉献的为人哲学，有始有终。他的走，代表了一个时代、一种典范的终结。他和他带著我结识的那一代人，上一个世纪的，五四时代的，三○年代的，纯真的理想年代的，苦难的历史年代的，那些爱书人，写书人，写字画画演戏翻译典藏⋯⋯那些人物，都随著一个时代永远的过去了。
理性上我接受了与他的诀别，然而想到以後再去北京，那里已没有了半生的老友，感情上实在难以承受。他为我打开一扇神奇的大门，把我带到一个美好的筵席入座，让我结识座中英豪，歆享席上的珠玑盛馔，对我殷殷照拂，却在倦极时自行起身离去。此时我茫然四顾，发现早已灯火阑珊，杯盏冷落。我明知世间的筵席都是这般散去的，不该再有所流连┅┅可是，⋯⋯我实在不舍啊。
（2010年秋於美国加州史丹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