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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粮票”的“意识流”(之二)
在上一篇所刊出的“地方粮票集锦”中，有两种粮票的制式稍有特别。
其一，上海的粮票标出了很小的单位：5钱。（标明“十两制”。）
其二，浙江省的“临时流动粮票”：1市两。 （也标明“十两制”。）
仔细看后，两种粮票的颁发年代均为1960年。标明“十两制”的原因是在50年代末期，我们的度量衡经历了从“一市斤 = 16两”到“一市斤 = 10两”的转化。记得一市斤 = 16两的“两”也被称作“小两”。而一市斤 = 10两的两则被称为“大两”。此种变化实施了一段时间后，人们已经适应，并忘却了“小两”就没有必要再标明“十两制”了。可以想象的是，任何这种大规模，涉及亿万人日常生活的变化，不可能在某一特定时刻“一刀切”地实行；逢此新旧交迭时期到饭铺买4两面条（或米饭），很有必要申明您要的是4大两，还是4小两？
另一个让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会有5钱（一市斤的20分之一）这么小的粮票单位？它够买什么的？所听到的（自认为）最合理的解释是：食堂里的夜宵馄饨，可以小到只买“半两”的地步。女工们胃口相对小，又精于打算，自带干粮，只买半两馄饨，便是热乎乎、干稀搭配的宵夜美餐了。注意，这是上海市的粮票。若是由黑龙江省或山东省颁发的，就会有些怪怪的感觉了。
说到食堂买饭的“斤两/单位”，想起在工厂时的笑话。首先，我们的定量从过去当学生时的30斤上下，跃进到63斤半至69斤半。（我们砖瓦厂的前身，是劳改厂—这么说，这69斤半的定量就好解释了吧。）到食堂买饭，端锅去的人多，端碗去的人少。“来一斤米饭，加四两大饼”是很常见的“一人餐”。大饼4两，只是一张饼的4分之1，那张饼大约是个中号与大号pizza间的尺寸。油饼也是2两一个。外来的人说，你们这儿什么都大，太粗鲁了些。工人连忙辩解说：细气的也有啊，1两3个的! 人家就问啦：“这还差不多，1两3个的，这是什么呢？”答曰：“饺子。”
那个年月的小食堂，小饭铺之类的，常常在店内张贴些“服务公约”之类的东东。“服务热情”通常是第一条。下面是“盘碗干净”等等，最后就是“找清钱粮（准确找回您的钱票与粮票）”。那饥饿年头的粮票，说明了不得买卖，即是说不含金钱价值，可是在人们心目中，似乎是牵连身家性命的大事。你要是少找了谁的粮票，哪怕是半两，人家不跟你急才怪。
60年代初，共产风刮到市内的街道，我们那一片儿也办了“公共食堂”。该公共食堂的女会计，胖胖的，戴着眼镜。她的孩子，好像也是我们同一个小学的。（就近入伙与就近入学是并行的。）
一日，人们说食堂出事了，女会计吃安眠药自杀了。后来又传出话来：有人说她贪污了食堂收来的粮票，她想不开，就寻了短见。具体是否有贪污粮票的行为，并无定论。可是，因为小小的、薄薄的，但是载有千斤万斤压力的粮票，一个人就走了。再看到她的孩子们，邻居、同学还会指指点点：“就是他们的妈，那个会计。”听到这个，和看到那个丢了粮票不肯回家的小女孩一样，心中会有某种难言的酸楚。这和那个年代的饥饿感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童年记忆的特殊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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