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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辛先生和辛太太（三）
我加入到两位来自北京的学习声乐女生的一层出租房，本是穷学生勒紧腰带的无奈之举，却也无意中提醒了精明的辛氏房东夫妇：既然Jimmy在一楼的客厅中，拉起了一席布帘，为自己打了一个极其简陋的隔断，为什么不能打出一个正儿八经的隔断，多出一间卧房以供出租呢？
一日下午，我正在客厅靠窗处，就着外面的光线苦读，辛先生一通电话到，通知我他将来此丈量一番，并问我能否帮忙，我满口答应。
他来到后，不过就是拿个卷尺，东量西量，并把数据记到小本本上。房间较大，他一个人拉尺拉不过来，时而要我帮他在另一端拉住。搞了个把小时，他测量完了，临走时还掏出一张20美元的票子，说是对我时间的补偿。我习惯性地拒绝了，心里还是国内那种“助人为乐”的心态。拉了几下卷尺，就收了人家20美金（觉得是不小的数字了），是不是有点儿黑呀？
他看我不要，把钞票放回口袋就走了。不久，我们这座距离校园颇近的小楼，开始了一系列改造（remodel）的工程，其改建的精神就是分别在一楼和二楼增加卧室的个数，压缩生活区域的面积。另一点我还注意到：二楼形成了独立的空间，从楼梯下来后通向一个自己独立的门，这大概是受“丢肉事件”的启发，避免二楼租户与一楼的有太多的纠葛吧。
那年的圣诞节前夕，我们（一楼的“三人行”加上地下室的音乐家）还特意做了一桌中国餐，邀请了辛氏房东夫妇，表示对他俩给予我们照顾的感谢。
那时，音乐家刚从上海来印第安纳不久，还处于初来乍到的适应阶段。记得为了省钱，我还把我们的电话线，为他接了一条分机线。线是从一楼地板缝的一处漏隙穿到地下室去的。钱是省了，但是会有不便之处。例如，晚间大家都回来了，电话铃声响起，我们一楼的接了，却是打给地下室的住户的。此时，我们就会在一楼跺跺地板，通知地下室的人。这种自接的分机，还有另一种功能：在无人来电的情况下，两个（同一号码）分机的人可以拿起话筒，进行对讲。楼底下的这位哥们儿，早年在国内学的是俄语，英语阅读、写作困难较大；用这条共号码的两个分机的功能，他真没少问我英语的问题。（我在楼上呼唤他，基本上跺跺地板，他就知道了。而他要主动召唤我时，则只好用一个长把的笤帚，去捅天花板--我们的地板）。穷乡亲们一起度过的穷日子，困顿时互相帮助，当时感觉很温馨而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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