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一千多年前就该开始的两大原生古老传统间的对话，这是两个一千多年前就该相遇的两个卓越的文明之间的正式见面。在错过无数良机，历经种种曲折之后，犹太与中华两大传统终于在公元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结尾处开启了对话的历程。

【历史回顾】

公元十世纪前后，当开封犹太社区的犹太人风尘仆仆来到中国定居时，他们带来了古老的希伯来文经卷、真实的犹太教传统、以及这种传统的载体——犹太教拉比。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里，他们与中华文明朝夕相处、和睦共存，同时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保持了自己的传统的传承。然而在这个犹太文明在中国的存在始终是标本式的，它从未发展到引人对其独特的传统价值感兴趣的规模和程度。

从十九世纪开始，新的犹太社团从中东、俄罗斯、欧洲先后移居中国，定居于哈尔滨、上海、天津等地，他们带着犹太教文明的所有经卷仪文，保守着自己的古老传统，又创建了新的近现代特色的社区文化，出版了自己的报纸、杂志、书刊，甚至建立了自己乐队、剧团。然而，跟他们的开封先辈们一样，这些社区的传统与文化活动始终局限于自己的圈子里，从未考虑过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交流问题，而他们周边的中国人虽然与之友好相处，却也从未对他们的文化或者传统发生过真正的兴趣。

就这样，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明在中国广为传播的同时，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一神教大系的源头宗教——犹太教却在中国默默无闻，无人问津。如果不是当年耶稣会教士试图从开封犹太社区的古老经典中找寻一点反对《塔木德》的证据，开封犹太社区大概在湮没之后也不会有人知晓。

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人对犹太教和犹太文明的知识基本上还可以说是一篇空白，除了基督教带入中国的《旧约圣经》和随着现代文明一起传播的几个犹太名人的思想之外，我们对犹太思维所知甚少，对于犹太教的主体、犹太思维的核心根源——拉比犹太教的知识更是聊胜于无。相比之下，犹太民族对中华文明的了解却极其深入，美国的汉学名家中有大批犹太学者，以色列的汉学研究也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并向希伯来语读者翻译介绍了大批中国经典。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来自中国、以色列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了推动这两大原生古老文明相遇的进程。对犹太传统的翻译、介绍和研究活动在中国大地初露端倪。有关犹太文明的知识也通过互联网和盗版书籍向普通民众普及。虽然我们离出现中国籍的犹太学研究名家还路途遥远，但任何进步都是值得庆贺的。

在这种情况下，两大文明的主体传统——拉比犹太教和儒家的高层直接对话的实现不但是大势所趋，而且也是意义深远的。

【特拉维夫对话】

“特拉维夫对话”于2009年12月16日、17日两天举行于特拉维夫大学校园。这场对话是在“儒家与跨宗教对话（Confucianism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学术会议的框架内进行的。这次会议由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和孔子学院联合主办，由我本人和我的同事Galia Patt-Shamir联合组织，参加者包括来自中国、美国、欧洲、以色列的20多位学者，研究领域包括汉学、犹太学、基督教、伊斯兰教。在最初策划时，我们曾经打算将会议主题确定为“跨宗教对话：儒家与犹太教”，后来考虑到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人数有限，决定扩大对话范围，邀请包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方面的学者参加。尽管如此，该会议的特色仍然在儒家与犹太教的对话方面，会议的参加者以从事中犹两方面研究的学者为主，论文题目也多与中国与犹太文明的关系有关。

这场会议的高潮是杜维明与阿丁•施坦泽兹的当面公开对话。杜维明是当代新儒家的领航者之一，阿丁•施坦泽兹则被某些人称为犹太教历史上千年一出的超级贤哲，两人间的对话是两大传统的领袖人物有史以来第一次当面过招，历史与现实意义均不可低估。为了突出这场对话的地位，我们将两人间的对话紧紧地安排在了开幕式之后，先请两位表述各自传统对“对话”概念的理解，然后留出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自由辩论。

对话那天，到场听众近四百人，以至原来预定的会场不够大，临时转往大讲堂开会。又因为该讲堂并非事先预定，两小时后另有活动，不得不在两人演讲结束后又将辩论转回原会场。辩论由杜维明开场。他紧扣阿丁•施坦泽兹在演讲中提出的“对话的主要形式是发问”这一理论，问道：“如果不断发问，由发问造成的紧张状态怎样处理？”阿丁•施坦泽兹的答复则聚焦于“我们为什么要发问？”强调由于我们不可全知，发问是无法避免的。随后辩论又转入人类对世界的认识问题。辩论时间结束时恰逢杜维明发言，他用妥协的表示作了发言的开头，表示同意我们不是全知的，随后再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由此结束了这场精彩的辩论。

杜维明的问题看似平淡，其实却是直奔犹太教命门的实质性问题。因为犹太教没有“和谐”的概念，强调争辩精神，将人际关系与学养追求分而治之，因此不但不把紧张状态看作问题，反而有意无意地鼓励求知过程中的紧张状态的出现。正因为如此，阿丁•施坦泽兹并未理会“紧张状态”的问题，而将话题集中在“我们如何获得知识”方面。双方的传统差异在各自的辩论方式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阿丁•施坦泽兹秉承拉比犹太教“求异”的传统精神，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不照顾辩论空间的整体气氛。杜维明则明显有一种“经天纬地”的气象，试图营造一个整体上具有某种和谐特征的空间，他最后的“妥协”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以退为进，多多少少把阿丁•施坦泽兹收入了这个空间之中。阿丁•施坦泽兹时间用完，只好眼睁睁地被和谐了一把，会后仍通过他的助手转告我说：“拉比认为对话不意味着要双方达成一致”。

吊诡的是，发言中强调“发问精神”的是阿丁•施坦泽兹，辩论时真正发问的却是杜维明。同样，强调“紧张状态应该得到解决”的是杜维明，避免引发紧张状态的却是阿丁•施坦泽兹。两人间这种“哲理倒错”的精彩表现让人不能不沉思两大传统间的差异是否真象表面上所显示的那么大，还是象老欧常常说的：拉比犹太教与儒家思想的相似之处是惊人的。

会议最后在“犹太——阿拉伯青年联合乐队”的音乐演奏中结束，显示作为组织者，我们希望继承犹太——中国传统中共有的“知行合一”精神，让传统、宗教间的对话与现实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

【台北对话】

“台北对话”于2010年3月22日、23日两天在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举行。与“特拉维夫对话”不同，这次国际会议的主题便是“犹太与中国传统的对话国际研讨会”，这是有史以来犹太与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与拉比犹太教传统之间第一次“名正言顺”的对话交流。因此，中国文哲研究所所长钟彩钧在会议结束时的圆桌论坛上所作的“这是一次开创性的会议”的结论是恰如其分的。

这次会议由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与驻台北以色列经济文化办事处联合主办，文哲研究所所长钟彩钧、政治大学宗教所所长蔡彦仁、以色列办事处主任甘若飞、办事处员工魏卓生等人为会议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与特拉维夫对话相比，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极其出色。会前文哲所举行了《阿伯特——犹太智慧书》的读书会，使参加会议的学者对拉比犹太教文献有了感性的了解。会议对旁听参加者采用报名登记的办法，事先便准确预计原定会议室不够大，因而将会场移往地下室大厅。会议上的每篇论文收入论文集，会上人手一份，且都安排了相关学者的认真回应。会后则将所有会议资料，包括圆桌论坛的发言整理成集，即将在《中国文哲研究通讯》出版专辑。相比之下，特拉维夫会议因为临时多次更换会场，无法录音，以至象杜维明和阿丁•施坦泽兹的辩论这样重要的资料都未能保留下来，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之一，我本人对此深感愧疚。

台北对话的形式也与特拉维夫对话不同，在七场演讲中，四场由我和欧永福主讲，台湾学者则主要从儒学及比较宗教学的角度作出深度回应。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位参加者都是对话的中介者与参加者，而不再具有明显的双边界限。在内容方面，我跟欧永福为这场对话进行了近两年的准备和构思，在对四个题目的设计上，首先选定了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两个文本——《论语》和《老子》进行文本对话。随后又选定中国传统中的两个核心价值观念——孝亲与尊师，进行价值观对话。后因我们两人与美国犹太学家Ronald Kiener联合进行的有关中国犹太传统礼宴比较的研究进展顺利，便替换掉了孝亲的主题。

与特拉维夫对话相比，台北对话是拉比犹太教与中国传统间更加系统、更加深入的对话，对话的内容涉及到了两大传统中最核心的价值观：包括道、上帝与《托拉》、经典的诠释、行动性、时空观念等大量问题。台湾学者的三场演讲则涉及了中国犹太社区、《旧约圣经》的伦理观念等不同领域的问题。总的来说，台北对话少了一点象征性，但实质意义更为显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犹太与中国传统对话的真正开端。

【几个特点】

回顾这两场对话，首先引人关注的是新儒家的积极参与。特拉维夫对话中，“波士顿儒家”的主帅杜维明与重镇大将白诗朗都亲自到场，并积极参加了对话的进程。台北对话中，新儒家元老刘述先不仅每场必到，而且几乎每场都发表精辟的见解，并且在最后主持圆桌论坛，对这场会议做出了出色的总结，充分显示出其不凡的学养和高度的开放精神。新儒家的出色之处原在其开放性，不仅保守传统，而且认真研究世界各家传统之短长，如牟宗三先生对康德的研究，梁漱溟、熊十力对佛教的批评，都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新儒家的理论色谱。因此，新儒家在犹太与中国传统对话中的积极参与，不仅是对新儒家自身特色的一贯保持，也为这场对话的成功奠定了基础——真正的对话应该是保留自己文化根源者之间的对话。与此同时，我也真诚希望与拉比犹太教的对话能进一步丰富新儒家的资源，为中华传统的长存与进步提供更多的生命力来源。

其次，基督教社区的参与也同样引人关注。特别是在台北对话中，不仅基督教学者们提出了高水准的论文，做出了有份量的回应；而且报名出席的听众中基督教徒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基督教最早将犹太文明介绍到中国来的，犹太传统与中国传统间的对话很大程度上也与基督教传统与中国传统间的对话有着密切的关系。我真心地希望中国的基督教社区能积极参与到这场对话中来，并起到推动的作用。

第三，虽然初次见面，但对话中却显示出高度的真诚性。对于这两场对话，我个人最满意的是对话没有停留在“你好我好”的客套阶段，而是鞭辟入里，从一开始就触及实质性问题，全无废话。从杜维明对阿丁•施坦泽兹单刀直入的提问，到刘述先、钟彩钧、蔡彦仁等学者对我和欧永福的论说的毫不遮掩的深度批评，这场对话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良好的、健康的坦诚气氛，我希望这种气氛能在今后的对话中保持下去。

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最大的遗憾是某伊斯兰教权威婉拒了参加特拉维夫对话的邀请，使这场本来策划的四教对话未能实现。我承认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作为宗教领袖，应该明白在是非之上，另有一个超越的层次；在那个层次里，是是非非失去了其日常的意义，人们所寻找的是超越是非之上的共性。只有达到这个层次，宗教领袖们才能像犹太教贤哲希列长老所说的那样：“热爱和平，并带领人类追求和平。”因此，宗教领袖断不该象普通教徒那样拘泥于是非，耿耿不忘。我真诚地希望有份量的伊斯兰教领袖能够加入下一次对话，在增加了儒家维度的情况下，也许对话能给一神教的宿敌们带来新的相互理解。

【结束语】

马丁•布伯告诉我们说：“凡真实的人生皆是相遇。”

人如此，传统如此，文化亦如此。唯交流能使文化生生不息，唯对话能使传统绵延不绝，唯相遇能使人类的梦想成为真实的世界。

犹太传统与中国传统的相遇已经开始，让我们祝愿这梦想最终将成为真实！

张平 2010年4月2日 于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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