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做好任何事情，第一要务是选人和用人。中国国内的官场流传着不少毛主席语录，有些甚至是被改造了的，说，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领导干部就是两件事：一是用人，二是出主意。认真想一想，我们还真的应该好好学习老毛的思想，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这两句话，但是其中的寓意还是能够让人借鉴的。说到底，做好领导，和做好科研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做好领导，就是做好两点，一是有想法，一是选好人。这个原则，如果加以具体化，事实上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例如说，我们稍微改变一下，这个原则就可以变成，做好任何一件事，一是要有办法，另一个就是要有条件和材料。应用到管理好一个研究所，一是要明白要干什么，这点可以用规划和计划来实现（其中当然要包括领导的重要想法），二是要有人才。 人才哪里来？不外乎两个方法，一个是自己培养，一个是引进。根据国内外的历史和经验，自己培养的，要想超越现有水平，那是很困难的事情，这或许是国外很多名校都很少从自己的毕业生中直接聘请老师的缘故吧。例如斯坦福和哈佛等学校，都明确表示自己的学生毕业以后要到别的地方学习工作几年，然后才能有资格申请母校的工作。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说的是，外来的和尚，总有和在家的和尚的不同，他们说的东西还是有新鲜的内容的。说到科研，也是类似，如果没有外来的人，没有从其他地方吸取新鲜内容，总是重复自己的东西，那还不和近亲结婚一样，不要多少年，就会走向衰落。 从回国的第一天起，我就思考如何从其他地方吸引人才。吸引人才，除了工作环境和报酬之外，生活环境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区域歧视比较明显、各地区之间相差非常之大的情况之下，生活环境，也就是地理位置，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个观点不需要证明，大家只要看一个数据就可以了。北京的孩子上大学和河南、河北等地的孩子上大学，两者是非常不一样的。从总的录取率看，北京大有接近90%的趋势，而河南、河北虽然也快要有60%了，可是，当我们看一本录取率的时候，两者的差别才大呢。北京2010年超过了25%，而河南之后不到4%，两者差别接近7倍。试想一想，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哪里，北京，还是河南、河北？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难得出结论，我们单位如果希望大发展，必须搬出哈尔滨。不过，要想把一个千人的研究所（在职、离退休和学生总数），并且是国家事业编制的单位搬出哈尔滨，搬到一个我们觉得很不错的地方，其中需要理顺的种种复杂的关系，是何等的困难？虽然困难，既然是对单位长远发展有好处，那就没有道理不去努力。事实上，在回国的最初的几年，我为这件事情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最后因为领导的不支持，在曙光到来的时候，被重新塞回到了黑暗之中，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可想而知。这是导致我后来离开中国的第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具体的内容，还是留给另外的一篇博文来交代吧。 搬不搬出哈尔滨是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可是我回国的时候，因为单位承担一个国家科学工程的网络分中心的建设，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任务，需要找一个地方建一个中心，也就是要弄好一栋楼、一些仪器和一批软件。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可以在外地开辟战场的机会。在我回国之前，我的前任已经在北京东边的河北燕郊找到了一块100亩地的土地，如果在那里建出一片设施，并且成立一个办公的地方，至少比在哈尔滨要离北京近一点吧。 不过，我接手的时候，虽然这个地方已经订好，就差没有支付土地的费用了，我还是希望是否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在北京找到一个支点。后来，多次和主管部门协商，看看是否能够在北京给我们单位立一个户头，可是就是没有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不过这个我也可以理解，北京有那么多的研究机构，还需要再加一个不能直接创造出经济效益的研究单位？政府的渠道没有走通，我还去试了试北京的科技园区，结果也是不能如意。对方开出的土地单价是65万每亩，只能解决企业单位的注册问题。职工的户口统一由市里受理，按个人情况不同，结果可能不同。税收方面，可以有三减两免的政策支持，其他的就要自己想办法。如果我们不是事业单位，那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去努力，毕竟能够进入北京还是很好的一个结果，即使是按照个人去申请，我们单位的多数人都有高学历，最后申请到北京户口应该不成问题。可是，我们是事业单位呀，没有单位户头，结果只能是半途而废。 通过这次测试，我明白了两个结果：第一，我们单位整体进入北京没有希望；第二，既然进入北京没有希望，那就好好地建设燕郊吧，至少燕郊这个地方离天安门也就30多公里，交通也还算可以。 就这样，一段时间内，我们集中精力建设燕郊这个地方，从最初的投资规模3000多万的批复方案，到最后增加到几个亿的投入，建成和即将建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实验设施和涵盖全国的观测网络，为我们领域的科研持续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平台。 在单位园区建设的同时，我当年也看到了这个地区的潜力（虽然当时镇上没有多少人，绿树成荫，北京到燕郊的道路还有一段时泥泞的小道），于是私下号召了不少的同事前来投资。可不是，五六年的时间，燕郊的房价从不到2000元每平米涨到了现在8000多元左右，我们以每亩8万元买下的土地怎么也翻了好几番了吧。我自己也适时地买到了一套房子，今天看来，至少算是填补了我们因为回国而造成的一部分经济损失吧。 今天回头来看，我们在燕郊开辟的战场是一个不得已的决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年，在那样的政治资源条件下，在那样的经济条件下，能够建成今天的规模也是值得好好地庆祝了。最次的情况是，我们多得了几个亿的资产，得到了离开北京不远地方的一个办公地点，得到了在后来向国家申请更大项目的一个条件和借口。 不过，因为没有真正地解决单位的地理位置制约的难题，这个地方，也只能算是一个第二战场了，按照数学的词语，只能算是一个局部最优解吧。 海归记事（17）：参加NSF的项目会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