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混事的人都知道，中国人的领导艺术那是很高超的艺术。在中国当领导，特别是各个部门、单位的一把手，因为集中了很大的权利，所以领导的态度基本决定了其下属人员最后的成功的程度。这话反过来说，如果有领导支持，基本是披荆斩棘，所向披靡；如果没有领导支持，那只能是小打小闹，最后也好不到哪里去。

中国那些领导，个个都是人精，语言表达能力非常之强，如果不是非常亲近之人，你得到的回答基本都是可以多面理解的内容。领导的话，从四面八方怎么理解都是对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内容。领导的话，你认为它是真的就是真的，你认为它是假的就是假的，你认为虚的一点内容没有就是空荡荡，你认为是真的那一定就可以理解成千真万确的内容，反正怎么理解都觉得没有问题。话往好的地方说，那就是精明，话往坏的地方靠，那就是滑头，所以要得到领导真心实意的帮助，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在中国做事情，如果没有领导真心实意的帮助，那么一定是什么大的事情都难以做成。如何得到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呢，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领导的风格、性格、嗜好、追求各不相同，很难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手册，不过有一条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如何让领导利益最大化是一个基本普适的定律，问题是如何定义利益则是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我在国内的第一任领导，因为是他将我召回国内，所以对我的支持当然是不遗余力。应该说，没有他的大力支持，我在国内的工作根本就无法开展，他在位的一年多时间，给了我、我们单位很大的支持，让我能够快速立住脚，很快熟悉国内的情况，并立刻投入到了工作之中去。遗憾的是，一年以后，他因为年龄原因退休，换上来的领导和这位领导并不是一条战线上的同志。因为我和前任领导的关系，大家自然而然就把我给归入了前任领导的类别中，属于前朝老臣之类，先天性地就有了一些不足，难以和接任领导之间建立很好、很亲近的关系。

如果说，我之所以最后决定离开那个单位，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能够得到时任领导的最真诚的支持。我这样说，表面上对那位领导似乎有点不公正，毕竟，我们单位后来发展得还是非常不错，如果没有时任领导的支持，那是肯定不行的。可是，领导的支持还是很有区别的，也会体现出各种类型。一般地说，作为下级单位，只要你好好地工作，不犯错误，不给领导出麻烦，并且给予领导应有的尊敬和顺从，除非你们曾经有过阶级斗争的历史，上面的领导是不会也无法过分为难下级单位的，毕竟和比自己低一级的人战斗也不会给自己脸上争到多少光彩。

这就是说，如果你不希望跳跃性的发展，好好地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一般情况下领导还是会支持的。可是，具体到我个人，我自己原来的想法是，我一直就是希望单位能够跳跃式地发展。要想跳跃式地发展，就需要很好的物质和人才条件。在基本物质条件满足以后，剩下的就是人的问题，说得漂亮一点，剩下的就是人才的问题。人才问题的解决，在中国那个大环境之下，除了经济等原因，地理环境优势有时显得更加重要，特别是例如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其吸引力远远不能用一般的金钱来衡量。

在我回国之后，在考虑单位发展的时候，其中一个重大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把单位从哈尔滨搬出去，搬到地理环境好一些的地方。前文已经交代过，北京虽然是我的第一首选，但是那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一是我们部门在北京已经有了N个研究所；二是北京也不稀罕我们这样需要国家花钱、不能直接产生财政收入、更不能产生鸡屁股（鸡的屁）的单位，所以我的目标就是上海或者是天津那样的直辖市。两者之间，当然先选择上海了，不过前期的工作只能悄悄地偷偷地在私下进行，也只能是自己私人前去协商了。

上海方面的联系，还是在最早期的酝酿阶段，好在通过私人的渠道，我和上海市政府的一位级别不低的领导拉上了关系，前后去了不少次，都是一个人私下前往的。国内单位的领导出差，一般都带上一两个助手，一是自己省事，二是还挺有身份的样子，我呢，总是一个人偷偷地去，也不和别人打招呼，以至于生出许多误解来，不理解内情的人，以为我在南方还有几个小秘呢！和上海方面最初的接触还是比较顺利的，几次交谈之后，见了几个人，都具体谈到要到浦东哪里建，家属户口和工作，孩子教育等，貌似一切进展顺利。不幸的是，这一切都没有着落的时候，我那位熟人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政府的那个岗位，当然不是什么光荣离开，所以人家的心情不好，新地方位置不好，就不再愿意给我、也再无能帮我牵线搭桥了，所以我们单位希望搬迁上海的想法还没有成型就早早地夭折于坯胎之前。

后来，到2004年底的时候，天津市的一位很有魄力的领导，开始大力发展天津，其中包括规划发展滨海新区和发展高科技园区等。我也从几位熟人那里听到了天津方面希望我们这样的单位迁入的消息。好在我们系统在天津有两个兄弟部门，有一个部门的领导还和天津市体工委的领导熟悉。就这样，我又开始了前往天津的单位相亲活动。

经过几个来回的交谈，内容越来越具体，所以交谈就逐渐变成了比较正式的会谈。我带队去天津谈，天津的领导和同志带队去哈尔滨实地调查，然后是具体的事项，包括启动基金、工作地点、住房建设用地、家属户口、爱人的工作和孩子的就学问题等，基本落实了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

原本以为我们在下面交谈得如此具体，包括考虑了各种细节的东西，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到了我们领导那里，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可是领导就是领导，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就是没有明确表态。天津方面明确表示，只要我们部门的老大和天津政府的老大（大家在网上都可以查到这些人物）坐下来，谈一次，表个态，剩下的就是我们具体去执行罢了。本来以为手拿把恰的东西，结果到了领导那里，就像钻入了一个无底的黑洞，顿时迷失了路线和方向。

细想起来，一个千人的研究所，就是离退休400多人不去，加上学生，也有500、600百号人，全部搬迁，哪是哪么容易决策的事情？中国官场有一个不败的诀窍，那就是，反正自己没有想好的事情，就不办，这样也就不会出现错误，所以自己的位置就不会受到影响。在上级决定下级命运的官本位体系下，中国官场的为官之道就是要学会磨和混，出格的事情不错，就不会有大错误，自己的位置就不会有大的问题。

就这样，在我们部门领导的思考之中，时间一点点地过去，天津的发展也开始日新月异起来。再过了1年多，对方本来积极希望我们搬去的想法也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消失，而当时摆在我们眼前，可以给单位一个决定性的转机的机会就这样消失了。

消失了可以搬离哈尔滨的机会，等于给我们单位的发展彻底地封上了屋顶，而我在国内工作的最为重要的动力也随之消失。随下的日子，天津飞速发展，房价一路高歌，规划越做越大，规格越来越高。

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如果。不过，要是能够让我说一次如果的话，如果我们的领导当年同意了我们的搬迁，那么剩下的事情就一定是两个世界的事情了，想必当年陪我去天津的同志们一定有着深深的同感！

今天回头来看，还是很感谢那位领导的，如果他当年要是容许我们单位搬迁的话，至少我目前应该还在国内吧，那么，到底对于家人和自己个人的生活和家庭，有着什么影响，已经是无法评论的内容了，毕竟，这个世界没有双行线，选择了一个，就没有其他。

对于搬迁这件事情的最后总结，我想得出的几个结论就是：在中国办事，没有领导的支持是寸步难行！

海归记事（24）：漫天飞舞的政府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