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喝茶，是在上海。那是1988年的冬天。

那年的夏天，我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上海一所大学任教，住在一个背阴的单身宿舍里。本来我同室的是两个人，但我的同室被同系的一个老教师看上了，意在把女儿许配给他。同室通过这层关系，悄悄地跟一个晚来报道的老师换了位，搬到靠阳的一室去了。

起初我并不以为然，还落了数月的清净。可到了冬天，我才知道这房间朝向的天壤之别。上海的冬天阴冷，又没有暖气。晚上坐在房间里面，不一会儿就被冻得浑身透凉。

好在那时，晚来报到的老师来了，我才感觉一点暖意。

这个老师姓孔，祥字辈，是孔圣人的七十五代孙，所以我们都叫他孔夫子。那时，孔夫子的职称是教授，已经六十来岁，几乎到了退休年龄。夫子是松江人，曾经在哈军工教了几乎一辈子书。这个年龄，已是儿孙满堂，怎么又回到了上海？我自以为是地认为，他同其他上海人一样，都不愿意做一辈子“想误您”。

白天我们各自忙碌，到了晚上，我们回到就各自备课、读书。孔夫子温文尔雅，不太言语。我们在各自的两个写字台前相向而坐。我穿了羽绒服，他穿了一件从哈尔滨带来的被线缝成豆腐块的蓝色棉袄，还是冷得不行。我们就起来跺跺脚，身上暖了，心也近了，也就慢慢地交谈得多了。

他说他九十多岁的老母亲还住在松江，当时已有90来岁，身体硬朗，老太太尚能生活自理，闲下来，还戴了眼睛读书看报。夫子是孝子，记得他从哈尔滨托运来了一辆他自己称为老坦克的国防牌自行车，说他骑了很多年，不舍得丢掉。到了周末，他就骑了这辆老坦克，去松江看他的母亲。

为了取暖，我们就多喝开水。但上海的自来水厂特别大方，收的是自来水的钱，还白送极浓的漂白粉，喝几口就深恶痛绝起来。于是我决定喝茶以掩其味。试了几种茶后，我渐渐喜欢上了一种福建产的乌龙茶。那茶普通而便宜，是用长方体的黄色为主色调的硬纸盒包装，在上海几乎所有的街头小店里都可以买到。

那时候喝茶，流行使用一种雀巢橙汁的包装瓶。这瓶子呈筒状，玻璃很厚，上下各有一个突出来的箍，上面还有一个塑料盖子，可以盖得严严实实。那时喝那种“橙汁”，多是为了这个瓶子。

这乌龙茶的叶子很大，捏一撮茶放进瓶里，冲上开水，叶子就伸展开了，几乎把整个瓶子充满。第一泡茶汤呈棕红色，味道很浓，香味立马把漂白粉味给压下去。可是这种茶不经泡，超过三泡就没味了。

从此，我喜欢上了乌龙茶。

夫子起初不喝，年纪大了喝茶怕睡不着。我推荐过几次后，他就尝了一次，也就喜欢上了。他虽然是松江人，但毕竟大半辈子都在哈尔滨度过，自然对上海浓重漂白粉的自来水也不习惯了。

自此，我们俩就在一把水壶的基础上又各自增加了一把大的热水瓶。夫子说那是五磅的。我们读书，用的是公制，对磅这个词觉得很特别，所以印象特别深。在学校食堂，吃完晚饭，从开水房带回两瓶，睡前几乎喝光了，剩下的热水仅够洗脚。

有次，我给他倒水后，他转过身来，回看一眼书架上像框里的照片，然后低下头来叹口后气说：“是我害了她！”

黑白照片上，是一个儒雅而标致的年轻女人，五、六十年代的打扮和发型，脸正朝着他，露出淡淡的笑容。孔夫子摆出这张照片的时候，曾经告诉过我，这是他故去的妻。

然后，孔夫子抬起头来，眼睛里充满了忧伤。我把茶杯递到他手里，他喝了一口。然后告诉我：“她也是江南人，因为我，才去了冰天雪地的哈尔滨。她一直不适应那里的生活，生病而早逝。”我终于知道，孔夫子就是为了这，抛下孩子，自己在临近退休了，还要回到家乡来。

“可是，回来也不习惯上海的冬天了。”说完，他把身上的蓝色棉袄扯了扯紧，脸上挤出了一点自嘲的笑。

那晚，我就听到他翻来覆去的在床上烙饼，不知道是因为茶的缘故还是因为他那份伤感。

不久以后，他突然宣布要再婚了。新妻是上海人，为一四十来岁的未婚姑娘。搬走那天，他默默得收拾起少有的那几件物品，包括那件黑白照片。我祝贺他，他则不好意思地说：“一对新夫妻，两台破机器。”

去国多年，我依然喜欢喝乌龙茶，也常常想起孔夫子和他那忧郁的眼神。想来孔夫子也是八十过半的人了，身体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