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研究“一与多”的历史的两面观
人类不同于普通动物的地方在于，除了“食，色”和“fun”以外，还有一种好奇心。 正是这种好奇心，使人类开始了另外一类的工作，以满足人类的这种特殊需要。这 就是了解世界，了解自己，追求知识，等等。当然这种好奇还伴随着害怕，忧虑等 其他心理。当这种心理成为部落普遍的情绪时，宗教就产生了。当人们对宗教将人 类这些笼统的心理感觉随意解释和发挥时有些不耐烦了，人类开始追求“确实和细 致的知识”，由此慢慢产生了哲学的研究。遵循同样的道路，又产生了自然科学。 这都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历史上发生的，而其他宗教或部落没有这样的经历。
当人类从宗教，或类似宗教的信仰如在中国的情形，发展到哲学思辩的探究时，有 一个关键的时刻，在中西方的人类抽象思维历史上，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时刻， 我称之为“从一到多”的关系转变。在西方哲学史上，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时期的哲 学家，完成了这种转变。他们的哲学思辩问题，从研究“一”的问题，既研究“形 而上/本体”的问题，如“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什么是存在？等，转为了研究 “多”的问题。这样他们的问题就变成了，例如，“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怎样组 成的？为什么物质在变化？”等等。当他们认识到世界“多”的更多意义时，“真 假”的问题就出来了，“本质与现象”的区分等问题都出现了。由这条思路出发， 亚里士多德开始了自然科学的研究，终于1000年后，迎来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中国文化无疑也认识到“一与多”的关系，如在老子的道德经中就有，“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但总体上，中国文化主张“非动”，“静”，或反对 人为满足物质欲望而追求知识，如道德经中“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智慧出， 有大伪”等思想。再加上学术为政治服务的中国文化传统，如儒家“非礼勿视非礼 勿听”等思想，其主导思想是“向回看”，古的，旧的，老的，都比现在好。越老 越旧越古，就越好。当佛教这种思想在汉朝时进入中国，正好符合中国文化的这种 思想，所以得以生根发芽，如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与中国文化旧的 专制思想不谋而合一样。
中国文化没有由主要研究一转为研究多，所以它总是主张要“合”。天地要合，男 女要合，阴阳要合，君臣要合，等等。总之，合比分好。合了，合谐，大一统。如 一发，必动全身，折腾太大，所以大家都拴住在一起，谁也别动，和谐快乐。作为 另一个极端，就是一动必乱，既乱动，如中国历史上的战乱频繁和现代的文革。所 以中国人想，既然这个极端不好，咱们还是回到另一个极端，不动，为好。所以有 了：“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的愿望。从这种思想和心理出发，中国学术总是 在描述这个整体的“天，地，人，道，理，心”，等等。从来不知和不会分析，没 有深入。既然是整体的表面描述，所以世世代代的中国学人们，总是“一切从头来”， 没有学术的继承性，也不需要继承，因为大家都是在作“表面整体笼统”的描述。
从范例对文化认识能力分析的角度看，中国文化本质的“物质性”追求，源于人类 群体认识能力还在“感性认知的阶段“的原因所造成。没有民族思维理性的成熟， 不懂得“质，量，度”这些关系，无论学术研究还是社会变动，必然是在“两个极 端”之间拉锯。在努力提高民族理性思维的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认识到中国人 作为集体和文化，在思维认识能力上的这个弱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