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良心的声音

在一个经济主导的社会当中，经济学家无疑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经济学家的声音也成为影响大众乃至经济运行轨迹的一种力量。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转型经济当中，这种情形尤为突出。每当社会发生重大的经济事件，公众陷于迷惑的时刻，总有经济学家站在高处，以他们所拥有的信息、知识和判断力给公众以指引。但是，有些情况下，经济学家的声音本身也是含混不清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也就是说大众所接受的声音是一种有噪声的声音。

其实，经济学家的声音含混不清也好，相互矛盾也好，都是正常的。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逊在其所著的《经济学》的开篇即揭示了为什么经济学家的声音会如此嘈杂，以至十二位经济学家至少会得出一打以上的不同见解。原因在于经济系统是一个规模十分庞大、信息十分庞杂、变量十分繁复的系统，经济运行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每一种不确定因素都会引起经济状态的不同程度的变化，甚至可能产生“蝴蝶效应”。

对于这样复杂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要求经济学家总是能得到正确或一致的判断显然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妨碍经济学家的声音成为社会受众的理性指引，因为，经济学家的专业训练、学识和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决定了其声音必然包含着经济学的睿智。公众以此为向导，结合自身的常规性预期，通常总是能找到迷茫时刻的前进路径。

但是，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学家中，有一种声音却颇为刺耳。历史久远的旧事不必重提，只说1998年长江、嫩江和松花江流域遭受特大洪灾之后，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十分乐观地指出：洪灾不可怕，洪水会刺激中国的经济增长。因为洪水之后，房倒屋塌、粮食绝收，灾民的财产损失殆尽。为了生计，灾民自然要买粮买菜、修房盖屋，在痛苦中挣扎的灾民不知不觉地诱导了市场需求，带动了经济增长。这种没有良心的经济学家的没有良心的声音，被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和有良心的声音斥为“破窗理论”，转眼之间销声匿迹了。

事实上，标准的经济学语言中是不存在“良心”这样的非专业词汇的，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理性经济人”，即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每一个社会大众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从这个角度来度量经济学家，没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并不是没有良心，而是为着个人、某些人或是某个特定的利益团体发言的人。

已故的台湾自由经济学前辈夏道平先生曾将被称为经济学家的那群人，就其思想言论的底蕴分成三类，一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二是经济工程师，三是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这三种人都同样在使用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术语和某些模型，外行人看到他们发表的文章都在讨论经济问题，很自然地把他们都叫做经济学家，但实则有显著区别。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顾名思义大多是受顾于别人或某一集团，而为特定的个人或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辩护，或者只是为捍卫他们自己的利益。

经济工程师是怎样的人?工程师而冠以“经济”二字，我们就可想象到：他们的专业是把公共经济事务的处理当作一项工程来做。他们无视于，至少是轻视了公共经济事务是千千万万的行为人、形形色色的主观意志表现。各个人的主观意志，毕竟不同于既定的、客观的存在，而可以规格化的物料。工程师的专业是利用工程师的知识，就这样的一些物料预先作成一个模型（或出自自己的创意或遵照业主的愿望），然后按这个模型来建造一座壮观的庙堂，或一套精密的机器，或一条高速公路。由于所建造的东西不同，而有建筑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土木工程师这些不同的称谓。称谓尽管不同，他们同样地都是利用一些无生命、无意志的物料，制作他们预先设计好的东西，至于被冠以“经济”二字的经济工程师，则是搬弄一些经济学名词，而以工程师的心态、工程师的技巧，来处理活生生的人的行为所形成的公共经济事务。

至于真正的经济学家，起码应有以下的认知：必须了解其所关心的“人”，与生物学或动物学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样。经济学家虽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动物的欲望、行动和本能的反应。但更重要的是，“人”还具有异于禽兽的意志、理念和逻辑思考。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大特征。人的欲望是会自我繁殖不断增多的，而其满足却要受到外在种种限制。于是在要求满足的过程中，他不得不有所选择。选择是处于不得已；选择什么，则又力求自由。这就是说：人，并非生而自由的，但具有争取自由的权利。

真正的经济学家具有对人性的透彻感悟和对人类的深切关怀，他们观察并发现在人的无限欲望与资源的稀缺之间始终有一段漫长的距离，或者说是巨大的鸿沟。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数百年来，经济学家们不断地探索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以获取社会财富总量快速增长的制度和规范，简略地说就是经济社会中的游戏规则。应当说，现今的社会制度虽然是由一代又一代的政治精英缔造的，但是，制度表象的背后却隐含着经济学家的理性思考。因此而言，真正的经济学家是为着整个人类的命运和前途思考的，他们获得社会公众的尊敬和敬仰也源于此。

伴随着中国股市十年的潮起潮落，不同类别的“经济学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的经济行为，同时“经济学家”之间也在进行广泛的对话。在一个追捧泡沫的市场里，经济学家——这个一向纯度较高的专业名称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不同的利益取向催生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学家——真正的经济学家、经济工程师和特定利益集团代言人。一般而言，名实相符的经济学家是稀有的，经济工程师的数量则非常庞大，而利益分割不均总会造就相当规模的特定利益集团代言人，尤其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从来也不缺乏为一部分人、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而摇旗呐喊的特定利益集团代言人。不过数量稀少并不意味着声音的微弱，正像独唱会比团体的演唱更能够摄人心魄。在信息纷飞和各种经济语言充斥的社会中，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声音却总是清晰可辨。

较之一般社会大众，深沪两市近5000万股民可被称为经济工程师。5000万股民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有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自由职业者，还有下岗职工和退休人员。入市资金也相差很大，有坐拥百万的大户，也有区区两三万元的中小投资者。为了使自己的资金、智力和时间投入能获得预期回报，无论股民以前的职业背景如何，在进入股市之前或进入股市之后，股民都经受了经济学知识的熏陶以及股市风云变幻的洗礼。股民渐渐熟悉了常用的经济学名词和股票市场的运作方法，他们关注股市的各种指标、图形、概念、消息以及权威的股市评论，买卖股票，苦心经营。可是，绝大多数股民更多地关注于技术指标，而忽视了数字背后的人性化内涵，追涨杀跌之间，越来越多的股民成长为地道的经济工程师。换句话说，经济工程师之所以为经济工程师，是利益使然。如果着眼于一只或几只股票的涨落，着眼于个人福利的增加而无论其他人的福利是否因此而减少，是不可能更上层楼达到经济学家的境界的。正所谓“未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2000年的中国股市有两件大事。一是年初的“网络狂潮”，二是十月份披露的“基金黑幕”，而且这两件事都与一个经济学家吴敬琏有关。在“网络狂潮”到来的时候，他冷静的阐发自己的观点：发展新经济不可能通过炒网络股来实现。在基金黑幕被揭露之后，吴敬琏再一次站出来表示：股市不能太“黑”。也因为这两件事，去年底今年初，在由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中国年度经济人物”评选中，吴敬琏以最高票数当选。正像吴敬琏自己所说，“我想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也许今年我有一些工作让他们感觉到是代表了他们的利益，代表了他们的呼声”。

就在吴敬琏大声疾呼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另外一些声音。“一些声音”是指声源不是单一的渠道或是单个的人，而是由不同的途径和不同的人共同制造的。在中国的经济时空里，两种声音相遇了，并热烈地进行着对话。如果把两种声音的对话看作是竞技场上的比赛的话，首要的是由一个裁判员来甄别参赛选手的资格是否对等，也就是说，两个不同体重的选手是不能参加同一个级别的拳击比赛的。同样，如果对话的一方是真正的经济学家，而另一方是受顾于某一利益集团的特定利益集团代言人的话，对话本身也就失去了真义。或者可以说，不必关心对话本身，只要能够辨别对话双方的资格，即可判明胜负。就像重量级拳王迈克.泰森与老婆打架一样，只要能认出谁是泰森，谁是泰森的老婆，就能知道最后的结果。

换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假如比赛照准还要进行，那么，泰森的老婆如果不是自愿认输，就一定要有一些特别的手段。

目前关于股票市场的对话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吴敬琏先生呼吁挤压股市泡沫，另外的声音则反驳：世界上没有哪一个股票市场是没有泡沫的；吴敬琏先生强调应规范股市的运作规范，增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以及杜绝庄家操纵股市，损害中小股民利益，另外的声音则反驳：中国的股市一直在朝着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迈进，把中国的股市比作赌场是向股票市场泼冷水。吴敬琏先生强烈批评上市公司的圈钱行为，另外的声音则说：圈钱对于国有企业解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把吴敬琏先生比作论辩的正方，那么，反方的辩论手段是很有技巧的。你说股市有泡沫，我就要反问，请你来说说哪一个股市是没有泡沫的，是纽约、纳斯达可、还是香港股市。当然吴敬琏先生找不到一个没有泡沫的股市，而只能告诉大家哪一个股市的泡沫成分相对少一些，比较符合基本面的数据支持。你说股市不规范，有“暗箱”操作，我就回击，“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会做得更好”。凡此种种，足见反方具有很高的论辩水平。不过，就这场对话来说，公众所要求的，或者说想看到的不是多么高明的辩论技巧，想听到的不是多么堂皇的大道理，而是想知道中国股市的正确形态，想听到经济学家们有良心的声音。    2000年的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