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是“苛求古人”嗎？ 如何對待傳統，是所有古國面臨的一大課題。尤其是，中國是古國，歷史悠久，聖人輩出，朝代更迭，英雄人物層出不窮，驚心動魄的故事一幕接着一幕，循環不已。 不過，在評估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時，有一種看似寬宏大量的說法：不要苛求古人。 比如，你說儒學，缺乏民主思想。反對者說：不要苛求古人； 你說乾隆爺“閉關鎖國”，反對者說：不要苛求古人； 你說林則徐無知，在給道光皇帝的信中說：英國人的膝蓋，不能彎曲；跌倒了，就爬不起來；所以，只要給廣東人民發一根長竹竿，躲在暗處，把英國人打到，英國人就站不起來了。反對者說：不要苛求古人。 “不要苛求古人”，有一個看似正確的緣由，他們認為：不能用現代標準褒貶古人。 這就更說不通了。 要是沿用古人的標準，以古人的是非為是非，以古人的美醜為美醜，豈不是還要唐裝漢服，男人科舉，女人小腳，三叩九拜，山呼萬歲嘛！重估一切價值，根本還是古為今用，從歷史中發現問題、尋找經驗和教訓。也就是，把傳統中好的東西，繼承下來；把壞的、沒用的，送進博物館，或者直接拋棄。既然要為今人、今用，當然，要用現代人的標準和“尺子”，用唐宋明清的“尺子”，才是怪事呢！ 反過來說，以古人的標準評價歷史人物和事件，古人不都做過了嗎？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足見，孔子是按照自己的標準來評定人物的。對《春秋》來說，孔子的標準就是“現代”標準。可是，沒有一個史學家說孔子作春秋，是“苛求古人”。 如果不改變標準，還用古人的“尺子”，不是重複勞動嗎？重複勞動，有何意義呢？或者說，不變的是事實，改變的是標準；事實只有一個，評判與時俱進。套用古人的標準，也就談不上“重新”估價了。就像明代宮廷御用雞缸杯，當時價值連城。為什麼？因為，稀少。如今，仿製品遠好於明代真品，但是，不值錢，拉一火車也趕不上明代的一隻杯子。 這就是重估一切價值——古人認為好的，價值連城的；現在，未必；反之，亦然。其實，東西是一樣的，或者，非常接近，只有毫釐之差。但是，因為時代變了，技術變了，標準變了，價值也就迥異。 對此，著名學者殷海光先生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中，有精闢的論述：從前的人說，婦女的腳越小越美。現在，我們不但不認小腳為“美”，簡直說這是慘無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鴉片煙敬客，現在，鴉片煙變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為是洪水猛獸一般的新黨。現在，康有為變成老古董了。康有為並不曾改變，估價的人變了。故他的價值也跟着變了。這叫做重新估定一切價值。 以上，我們打消了“用現代標準評價古人是苛求古人”的錯誤思想，確立以當代人的標準、當代人的尺度、當代人的價值觀，去評價一切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自信。唯如此，重估一切價值，才有價值。 不過，問題到此並不能畫上句號，接下來的問題是，採用什麼方法來重估？ 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是，中國古人的思想、行為，是“中國特色”的。相應地，重估中國傳統文化，也要用中國的，不能用外國的，更不能用西方的。 這種觀點，也是似是而非。君不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乎？同一個山頭的石頭，材質相同，硬度也相同，無法相剋！所以，必須要用另一個山頭的石頭，才能有效。 胡適從美國回來，以26歲的年紀，在北大開講《中國哲學史》。與以往的學究不同，胡適的第一講，從有甲骨文記載的商代開篇，什麼三皇五帝，什麼神農伏羲，胡適一概不講，因為，那不是信史。 台下聽講的、後來成為著名疑古派史學家的顧頡剛，甚是驚訝。因為，這與之前所有老夫子們的教導，是不同的。於是，顧就想和其他同學聯合起來，把胡適這個中學根基不深的洋博士轟下台，趕出北大去。 不過，顧頡剛沒有貿然行事。他請來他的好朋友傅斯年來聽課。傅斯年聽了胡適的課，說：胡先生的史料，有些或許是值得商榷的，不過，胡博士的方法，卻是對的。 胡適要不是在美國留學，採用美國人實證的研究方法，那麼，他研究中國歷史、中國哲學的方法，還會是落入古人窠臼——從書本到書本，從故紙堆到故紙堆，把一段死的文字，重抄一遍，加上幾句註解，就是學問了。朱熹不就是靠着注釋四書五經，成為和孔子齊名的大學問家的嗎？朱熹之後，其注釋成為官方認定的必讀書目，由此，才打消了其餘學者繼續註解儒家經典的熱情。否則，還不知道有多少人要繼續前赴後繼，我注六經呢。 康有為晚年，老夫聊發少年狂，想再一次注釋四書五經，要不是時間來不及，今天，我們就能有幸看到康聖人註解的新版四書五經了。康聖人生活在19、20世紀之交，還是維新派領袖，可是，他對中國傳統的迷戀、以及從故紙堆里刨食的研究方法，卻是由來已久、一脈相承的。 換言之，如果沒有新方法，那麼，重估一切價值，就是一句空話、一句廢話。如果沒有新方法，那麼，今人再讀四書五經，和朱熹所理解的四書五經，不會有任何差別。倘如此，還是不要瞎折騰，原原本本照搬朱熹版的注釋，就好，何必無事生非，做無用功呢！ 再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孝。 孝，在中國傳統中，居於無可置疑的道德制高點。百善孝為先，誰要是敢質疑孝，簡直是十惡不赦了。即便是不孝子孫，即便是在行為上，作盡了不孝之事的無父之徒，也不敢在口頭上，對孝道有任何異議。 這是在中國。 可是，國門打開之後，放眼西方，我們發現：西方世界，沒有孝道之說。兒女成年之後，各自單飛了。不過，他們的老年人，卻並沒有落入老無所依、老無所養的困境，反倒是其樂融融地安享晚年。 這是不是提醒我們：孝和養兒防老，只是解決老有所依的一種途徑，而不是唯一手段！如果不唯一，將“孝”置於道德的最高點，是否有必要？ 另一方面，也該思考，孝道的有效性問題——沒有孩子的家庭，怎麼辦？有兒有女，可是兒女沒有能力怎麼辦？比如兒女是殘疾人，自己還需要他人照顧；獨生子女家庭怎麼辦？失獨家庭怎麼辦？這些家庭的老人，如何養老？誰來養老？孝道恐怕是不起作用的。如果，把養老看作是一種孝行，則中式養老，是小孝，是家庭式養老；歐美的養老，是大孝，是社會化養老。 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可證西方的方法，對於中國的傳統，不止有甄別是非、優劣的作用，更可能有點石成金的功效。這就是屠呦呦和青蒿素的發現。沒有西方的醫療儀器、藥學知識和分析方法，走傳統中醫的路子，是不可能發現和提取出來青蒿素的，也就不可能有中藥的新生和諾貝爾醫學獎。 最後，再說“一切”。 “一切”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難在總有禁區和死角，總有條條框框和清規戒律，限制我們的思維和視野。這種限制，有時，來自我們自身的認識局限——我們欠缺重新評估歷史現象的方法和工具；有時，來自外在的壓力，來自權威的束縛。 尼采說：上帝死了。這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宣言——在宗教氣氛濃厚的西方，上帝享有至高無上、無可置疑的地位；如果上帝都是可以質疑的，那就沒有什麼是不可以重新評價的了！而且，越是經典的、越是習以為常的、越是聖人之言之行，越要去重新評價。 例如，我們一開口就說“炎黃子孫”。請問：炎黃二帝可有任何物證嗎？沒有物證的話，炎黃之說，是不是神話，而不是信史呢？如不是信史的話，我們真是“炎黃子孫”？ 再有，提到孔夫子，言必稱“萬世師表”。我們也要問，“師表”的標準是什麼？是培養出了“青出於藍”的學生？還是創立了新的學術？或是採用了新穎的教學方法？孔夫子的儒學適合古代農業社會，也適合今日之工業文明，甚至是信息社會嗎？ 歷史悠久的，未必是對的；人云亦云的，未必是真。聖人之言行，也未必永恆不變。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就是要把曾經的所有，一樣一樣，再次擺到“手術台”上，在時代的聚光燈下，在現代的手術刀下，再作甄別，然後取捨。不留死角，也不能有禁區。 歸結起來，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有三方面的問題：第一，用什麼標準；第二，採用什麼方法；第三，對象是什麼？我們的答案是，要用今人的標準，而不是古人的標準；用西方的方法，而不是中國的方法；不留死角、不設禁區地重新估價中國歷史上的所有文化現象。 2018年08月13日； 北京，望京家中。溫度30度，可是濕度大，體感溫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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