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在山坡車站打工，那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現在中國鐵路上的清篩和墊軌作業都已經實現了機械化。

因為我幹過這一行，所以對其相關的技術進步有所關注。我後來看見正在鐵路上作業的清篩機是一個可以在鐵軌上行駛的平台，平台上伸出幾根大鐵杆子插進枕木下的石碴中進行震動，在震動的過程中，石碴中的泥沙就漏下去了，但也只是漏下去而已，泥沙還在路基的底部，並沒有被篩除移放到路基之外，所以機械作業是否能達到我們原來人力作業那樣的效果，我表示懷疑。

我們當年在鐵路上打工的時候，枕木是一根根被瀝青浸黑了的真正的方木，現在的枕木則都換成了混凝土的。

當年，我們在發現枕木腐朽了的時候，就需要將其換掉，有時候只換枕木，有時候是將整段鐵軌帶枕木一齊換下來，以舊換新需要抬上抬下，十幾根枕木帶兩根鐵軌，足有幾噸重，需要十幾人一起抬，用粗麻繩系在鋼軌上，將抬槓穿過麻繩，一根抬扛兩個人，大家發一聲喊，鋼軌和枕木就被抬起來了，然後從路基上移下去，又將新的抬上來。很多時候，抬槓一上肩，別人沒事，我就先趴下了。負責指揮的技術員大哥就罵我：

“你是麼樣象個糯米菩薩？”——一口漢腔，罵完後他把我換掉，把抬槓放在自己的肩上。

我因此在工地上得了個“糯米菩薩”的綽號。

糯米菩薩肯定是軟不拉幾的，這樣的菩薩自己站都站不穩，還能保佑黎民百姓？

我心想，我要是糯米菩薩，那倒好，我立即把自己先吃掉。我就是吃不飽飯，才手腳發軟的。

我當知青時打工，跟改革開放之後的打工還有所不同。現在的農民工，工資所得全部是自己的，我們則不同，我們工資的大部分被公社，大隊和生產隊領走了。

我們是被生產隊派出去的勞務工，生產隊給我們記工分，用工單位則按照他們與公社所簽訂的勞務合同，只是每月發一點生活費給我們，如果一天工資1.2元人民幣的話，每天的生活費就只有不到0.2元錢。剩下的1元多錢，則由公社、大隊和生產隊分成，具體是怎麼分的，我們也不知道。

換言之，我一天交生產隊、大隊和公社1元多錢，生產隊給我記8工分。

我下鄉的第一年，只有十四、五歲，生產隊只給我評4工分，以後每年加一分，加到8工分時，穩定了兩三年沒有動，我拿10工分時，已在大隊民辦學校教書了，教了兩年的書，我就考上大學走了。

我在鐵路上打工的那一年，我一天只能記8工分，還不能算整勞動力，在人民公社制度下，男整勞動力一天記10工分，女整勞動力一天記8工分，我的工值只相當於一個農村婦女。

我們生產隊和我一起在鐵路上打工的有好幾個人，鐵路上發給我們的工資都是一樣的，我們交給公社、大隊和生產隊的提成也是一樣的，但在生產隊記工分的時候，我只記8工分，他們記10工分。

顯然，我受到了不公正對待，但在那個時代，這是習以為常的事情。人們雖然沒有辦法改變這種分配製度，但其勞動積極性卻可以改變。所以“出工不出力”，所以“雞多不生蛋，人多出懶漢”，所以，建設共產主義也就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笑話。

即使是10工分，年終生產隊結算時，也只值現金1角多分錢。我是8工分，那麼一天的收入大約在一角錢左右。加上鐵路上發給我的不到2角錢的生活費，這樣累死累活的干一天，我還賺不到3角錢。

這個賬一算，就知道當年的工農差別有多大，所以在毛澤東去世之後，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鄧小平所說的：“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中國改革開放了，也並不是那一位領袖人物個人的功勞，這也正如鄧小平所說的：“誰不改革誰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