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知的博客 转帖： 章伯钧，一号右派的一号秘辛 —— 李昌玉
1949年7月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合影。前排左起：谭平山、章伯钧、朱德、毛泽东、沈钧儒、李济深、陈嘉庚、沈雁冰。中排左起：黄炎培、马寅初、陈叔通、郭沫若、蔡廷锴、乌兰夫。后排左起：周恩来、林伯渠、蔡畅、张奚若、马叙伦、李立三。
......
朱正写了《“线人”是如何炼成的？——从“冯亦代现象”管窥反右运动中的告密文化》，
说：“看了冯的这本日记，我不禁为章伯钧捏一把汗。如果在‘反右派’运动之后他有什么出格的言行、出格的交往，那就不免会落到几年前张东荪那样的境地了。招募‘右派分子’到‘右派分子’群中去活动，以收集情况，恐怕各地都有这样的需要。冯亦代未必是仅有的一例。”
情况确实如此。余英时先生写的《人生识字忧患始》，顺便举了一个例子龙榆生（1902—1966）。龙榆生是一位著名的词家，词学的造诣也很高，尤其在清词方面。一九五六年由于陈毅的赏识和推介，曾受遇毛泽东招宴的荣宠，当筵献词，有"喜得傍太阳，身心全暖"之句。但不知什么缘故，两年后他在上海竟被打成右派，不但降级减薪，而且“丧失原有社会地位，朋辈往还遂稀。” 《龙榆生先生年谱》一九六一年条说：“九月二十九日，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钟望阳为先生摘帽，先生赋《贺新郎》（泪涌情难抑）一阕。自此后，先生处境稍胜于前。”
龙榆生为什么在一九六一年忽然得到“恩赦”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呢？《年谱》作者没有一句解释的话。但《年谱》保存了两件官方文书，解答了我们的疑问。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在《关于龙榆生同志错划右派的改正报告》中说：“约一九六一年起，龙曾协助我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上海音乐学院在《悼词》中则说：“在他的最后几年中，还接受了党交给一项有关某一部门的专门任务，尽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
原来他的“摘帽”是有交换条件的，即答应暗中为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不用说，所谓“某对象”一定是他平时交往很密切的朋友，否则这个“任务”不可能落在他的身上。“配合尚好”、“尽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等褒词证实了他在最后五年中曾向公安机关提供了许多有关“某对象”的秘密报告。
我要补充一句的是，这个“某对象”当然是有相当高地位的人，恐怕也是龙榆生的朋友，不是一般的右派。解放后初期，龙榆生著的《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是两本很风行的词选。龙榆生打右派，据说是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指示。
（2010-5-28于山东大学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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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Pascal 留言时间： 2015-01-28 14:37:55
真知君菩萨心怀，慈愍（从心,敃(mǐn)声。本义:忧患;痛心的事）众生；辛苦劳作，独具慧眼；篇篇精品，振聋发聩；令人叫绝，深长思之。
顺手点击这篇，忽然看见龙榆生（1902年4月26日-1966年11月18日，年仅64岁零6个月！与夏承焘、唐圭璋并称，为20世纪最负盛名的三大词学大师之一 ）的名字，他是笔者嫂子的外公。当然,从未听闻任何“ 约一九六一年起，龙曾协助我公安机关做某对象(好像是施蛰存)的侦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的事情，读来亦是愧辱不惊。就像翻译大家冯亦代一样，英若诚几十年来，接触任何外国朋友之后马上撰写“敌情”战况，上交组织。东德共产党垮台后开放的秘密警察保存不知多少万份档案显示，原来整个国家的亲朋好友、街坊四邻中间，遍地是告密的特务。
通篇没找到和李昌玉有何相关，作者借用李的大名做马
甲？这不是太自卑啦？张三就是张三李四就是李四，用
名人为自己的笔名，写出的东西能有说服力吗？
Joe
Joe老消消气儿，定定神儿，睁开您老目光如炬、犀利逼人的浓眉大眼再细细瞅瞅：
李昌钰
1998年，担任 美国康乃狄克州警政厅长，成为全美第一位出任州级警界最高职位的 华裔首长。在此之前，他曾担任 康涅狄格州公共安全委员、 康涅狄格州法医实验室主任和1979年至2000年的首席 犯罪学专家。2006年，他设立了“李昌钰 法医学研究所”。
李昌玉先生因病逝世
(北京时间2013年6月12日 转载) 李昌玉更多文章请看李昌玉专栏
(参与2013年6月12日讯）李昌玉先生，因癌症晚期，于今早0点46分去世，享年79岁。李先生57年被打成右派，生前书写大量评论，他是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毕生致力于推进宪政。
李昌玉简介
1934年生，196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一生从事中国语文（即国文）教学，直到 1994年退休于山东大学附中。先后发表过各种文章约三十万字，退休后又好摄影，发表过照片约600张，其中有数十张经中国新文社转发给海外华文报刊。1999年来美国俄亥俄大学探亲，一年当中写下见闻感想约三十万字，拍摄了照片三千余张。目前受八十二岁的邵芳女士之委托，回国后将为她整理、编辑、出版《八千里路鸿雁飞——盛胜保和邵芳情书集》，全书约 80-100 万字。
杨宪益、英若诚的卧底生涯
(2014-06-22 21:55:17)
由“水流云在”而“漏船载酒”
(2012-10-28 20:19:30)
近日整理书架，顺手翻阅英若诚英文口述自传《水流云在》（康开丽整理并撰写，张放译，英达译审，中信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竟时不时将其与杨宪益的英文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薛鸿时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作“比对”。这倒不仅是因为这两本自传最初均以英文写成（这在中国人的自传中颇为鲜见，虽然因各种原因，两译本均有删节），两位传主在一九四九年之后若干阶段的经历亦有某些相似之处，更是因为两人都曾为有关部门从事过秘密工作。而杨宪益的那段经历，在我一直还存有若干疑问。
可能是因为涉密的缘故，两本自传关于那段秘密工作经历皆着墨不多，均不足两千字；且英若诚自传还是在交代其“文革”初入狱原因时“带”出的，章节标题也不很起眼：“为彭真同志工作”（杨宪益自传则是按年代叙说，将其列入“第三十一章”）。但即便如此，将两者“比对”着阅读，当年秘密战线的一些情况也多少是能够见出个大概的。
一
据两人自传，英若诚“入行”比杨宪益早，是在一九五二年。当时，对台工作无疑是一个重点，英若诚的海外关系，尤其是他父亲去了台湾，可能是他被选中的主要原因。在自传中，英若诚也提到“当时台海局势相当紧张”，“我父亲刚去台湾没几年……通过在天津做生意的熟人给我们寄过一些钱……”遗憾的是，关于这一工作何时“告一段落”，英若诚没有说，但从“在将近十年时间里，我被准许接触大量的英文读物”看，他至少干了有“近十年”。而杨宪益则是一九五八年“入行”的，但只干了三年。有意思的是，冯亦代“入行”也在这一年，这或许是因为“反右”之后组织上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
英若诚的“入行”过程与杨宪益相似，都是由素不相识的“神秘人”的来访开始，只是英若诚随即被带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见到了“彭真同志”，而杨宪益只是在“最后的晚餐”上才真正“见识”了“神秘人”的上司——“一个年轻男子”。两人的上级领导远不在一个级别，由此也可以见出他俩在秘密战线上的不同“档次”。
从自传看，两人“从业”的时间虽有先有后、有长有短，但被安排的任务基本相同，用杨宪益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接触一些特殊人物”，“为党收集消息和意见”。而英若诚则在自传中较为详尽地记述了“彭真同志”的当面指示：
“我们看了你写的外国同学和熟人的单子。”他开始说
道，“如果我们能得到你的帮助，这对国家、对党、对
我军都会很有用，尤其是当前的局势下，海内外敌人又
开始蠢蠢欲动。”
对他的建议我有些不知所措，答道：“可我这人不懂
政治，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能。”他答道，“我们不要你多做什么，只要继续和
这些人保持联系，注意他们的反应，尤其是对大事件的
反应，随时通知我们，让我们有个准备就行。我们不打
无准备之仗。”
在当时的情况下，对英若诚和杨宪益这两个有“里通外国”之嫌的人来说，组织上赋予如此重任，无疑意味着一种特别的信任。而他们原本就打心眼里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因此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洗刷自己身上的疑点，其工作热情也就可想而知了。雷音女士在经传主审定的《杨宪益传》中写道：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他以为身负重任，意味着自己重新得到了党的信任。他在加班加点地翻译大量有用或无用的东西的同时，还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交朋友”，进行一系列的“社交”活动；他按照组织的要求如实向“上面”汇报与外国朋友的每一次谈话内容……
其实，对于他们的这种心理及由此激发的工作热情，组织上是早就充分把握了的。因此，从选择的对象看，组织上显然比较偏重身上带有“疑点”甚或“污点”的人，况且这些“疑点”或“污点”本身也使他们具备了某种“隐蔽性”，有助于他们去收集“同类人”的信息，
如由“里通外国”的人收集海外人士的信息，由“右派
分子”收集“右派分子”的信息，后者如冯亦代。
当然，为了让他们更努力地工作，组织上也给予了他们相应的工作和生活待遇，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英若诚在自传中只有两句话捎带提及：“他们会先打电话给我，然后派车来接我。通常都请我吃一顿饭，席间话题则随时局而变。”再简而言之，就是“派车接送、边吃边聊”——这的确符合秘密工作的特点，但显然过于简略了。好在杨宪益就此说得较为全面、具体，使我们得以一窥当年秘密工作者的各项待遇：
首先，“神秘人”借给杨宪益“市里一座带庭院的旧式房子”，说是他的“朋友出国了，房子正好空着。我们马上就可以搬进去住”，这样杨宪益得以离开了单位宿舍楼。当然这一“待遇”并非只针对杨宪益，冯亦代也曾说，“卧底”之后，由“一间不到十平米和一间可以容得一床一桌二椅的地方”而“住进了二居室的宿舍”，可见组织上对从业者的住房问题是非常关心的，至于住房大小、租赁还是分配等等，则会根据各个从业者的具体情况包括工作需要等加以通盘考虑。
其次，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但在那段秘密工作期间，
由于“神秘人”的帮助，“杨宪益能定期收到牡丹牌香
烟、五粮液和泸州大曲、鲜肉和腊肠、带鱼和各式肉类
或水产罐头……”
（邹霆《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杨宪益的“特供”，固然与其在家中招待外国客人以获取信息的工作特性有关，但显然也体现了组织上对其生活的关心。这方面的情况，在主要依靠“串门”获取信息的冯亦代的《悔余日录》（河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中亦有记录：在工作成绩获得肯定之后的一九六一年，冯亦代得到了“一些费用，老刘同志说有什么个人的花费，也可以用”，之后是调整工资，恢复十五级每月一百二十四元。
第三，家人的生活得到特别的关照。杨宪益搬迁之后，“更重要的是为三个孩子办理转学手续”，长子杨烨转到了北京市第五中学就读高中，大女儿杨熒转入北京女二中，小女儿杨炽则转到家门口的船板胡同小学就近读书（《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而从冯亦代日记中说组织上与他“谈了如何帮助冯浩（冯之子）的升学问题和冯陶（冯之女）的入团问题……”可以见出，杨家孩子的转学应该是得到了“神秘人”帮助的。
房子、票子（甚至还有当年凭票子买不到的东西）、孩子……这样的工作待遇即便在今天也是极为优渥而具吸引力的，更何况那是在困难时期，特别是政治上又有了“归属感”。因此连杨宪益都“加班加点”地工作，“按照组织的要求如实向‘上面’汇报与外国朋友的每一次谈话内容”，甚至后来在撰写自传时，杨宪益都不会讳言“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我们在那儿愉快地住了三年”。
但有意思的是，英若诚和杨宪益在自传中对自己的“工作业绩”都评价不高。英若诚说，“我答应了彭真的要求。可事实上我没起过多大作用。”杨宪益则说，“那三年中，我如实地向那位神秘的联系人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但他们对我的汇报似乎不大感兴趣，他们准是感到很失望。”不过从组织上对杨宪益的“考评”看（这在英若诚自传中也是个“盲点”），他的汇报又岂止让组织上“感到很失望”。
二
组织上对杨宪益工作业绩的“考评”，是其自传中写得最为跌宕起伏、精彩传神的篇章之一：
到了一九六〇年，暴风雨猝然而至。他们很客气地请我去吃饭、聊天，那天的筵席非常丰盛，气氛也真诚、热情。但是吃完了饭，我的主人（一个年轻男子，我很少与他见面，但他显然是那伙人的头儿）突然问我对历史人物曹操有什么看法……听他突然提出这么一个怪问题，我不禁吓了一跳，但我还是回答说，曹操是一位大人物，我喜欢他的性格，因为他喜爱诗歌、女人和酒，他天赋很高，多才多艺。我的主人用神秘莫测的语气说，他早就料到我会喜欢曹操的，因为他老奸巨猾、诡计多端。他接着又说：
“我想你的性格有与他类似之处。”
接着他突然转而谈另一个话题：
“杨先生，我听说解放前你曾对朋友们说过，你很喜欢一句中国成语叫‘狡兔三窟’，有这回事儿吧？”
我回答说，我确实说过类似的话，因为当时我不得不兼好几份工作，我在国立编译馆当翻译，同时又在几所大学里教书，因为当时生计艰难。
“很对。”他打断我的话，
“不过，这话还有别的含义吧，不是吗？‘三窟’可能
是指国民党、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你是不是同
时在为三方面工作呢？”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原来他们一直怀疑我是个双重间谍，表面上装出一副忠于中国共产党的样子，实际上是为外国某个秘密机关工作的一名间谍。我受到极大的伤害，感到非常气愤。他却冷冷地说，现在该是我彻底交代自己所作所为的时候了。我怒气冲冲地离开，他们用汽车把我送回家。第二天早晨，他们派人给我送来一大沓书写纸，供我写彻底交代的材料。我气愤地在第一页纸上只写了十个字就把那沓纸退了回去。我写的是：
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兢兢业业工作了三年，突然被组织上认定为“双重间谍”，这是杨宪益没有想到的，或许也是他直到最后都没有想明白的。但随着冯亦代等“卧底”细节的披露，现在即便从非专业的视角看，组织上的判断也是有逻辑依据、顺理成章的：
首先，在接受“神秘人”的任务之初，杨宪益就已经露出了“破绽”。“神秘人”告诉杨宪益，他解放前曾通过一些外国友人特别是西方外交官为中共地下党收集过国民党的情报，党认为他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所以决定让他重操旧业。对此，杨宪益可能还有些“沾沾自喜”，以为自己的“一技之长”得到了组织上的肯定。殊不知，组织上对他解放前的这段经历一直存有怀疑，“肃反”期间就曾对他进行过调查，只是最终还是无法确定他是否两面甚至三面间谍。不过，有一点显然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杨宪益有秘密工作的经验。但与“神秘人”初次见面时，杨宪益就违反了秘密工作的一条基本准则，他对“神秘人”说：
解放前，我和地下党接触的事，我是连妻子乃迭都瞒着的，因为我不愿她卷入危险。现在情况不同了，我要把你的建议和她商量一下然后再决定。
“卧底”冯亦代直到迟暮之年都坚守着秘密工作准则，
坚持“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连老婆也不能讲”，而
杨宪益这个曾经从事过情报工作的“老手”，竟然违
背“垂直领导”“单线联系”的纪律，“委婉”地提出
让妻子加入，这不能不让组织起疑，更何况在组织看
来，戴乃迭本身就有英国间谍的嫌疑。
其次，杨宪益的“汇报”也露出了“破绽”。杨宪益说“神秘人”对他的“汇报”“似乎不大感兴趣，他们准是感到很失望”，并非没有依据。事实上，早在“神秘人”将其“汇报”由最初的定期改为不定期，又由书面改成口头（《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之时，杨宪益就该意识到自己的“汇报”缺乏价值了。但自以为忠诚而“如实汇报”的他并没有意识到，“汇报”的“言之无物”，没能提供其所交往的“外国友人”中敌特分子的蛛丝马迹，在组织看来，恰恰是不忠诚，甚至也是他的间谍嫌疑之所在。——这，其实也是我直到“卧底”曝光、“聂档”解密之后，才渐渐悟出的。而杨宪益的“汇报”之谜也因此得以慢慢解开。
“卧底”“聂档”事件相继公诸于世之后，杨宪益对自己的那段秘密工作经历一定有过回顾。赵蘅在日记体的《杨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三联书店二〇一一年版）一书中有段记录，说的是“聂档”解密之后的二〇〇九年四月三日在杨家的一段对话，：
妈（杨苡）指着我对舅舅说：“她说我向着李辉，其实我是说那时不叫告密，叫汇报。”舅舅说是啊。
接着舅舅却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时也叫我揭发赵学龄（杨宪益在外文局的同事，曾任《中国文学》编辑——笔者注），找我好几次，我没理。”
从逻辑上看，杨宪益由“那时不叫告密，叫汇报”一下子转到“揭发”的确有些突兀，以至赵蘅用了“却说了……”但从杨宪益的角度看，他的思维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跳跃”，他只是在补充说明“汇报”并不等于“告密”，与“告密”类似的是“揭发”，而他连“揭发”自己同事的事都没干过。换言之，杨宪益很可能意在间接表明当年的“如实汇报”并不包含“揭发”、“告密”的内容。
这里不妨再看看杨宪益的狱中“交代”——枪口下的“汇报”。所谓“交代”，当然包括自我坦白和揭发他人。但即便在不交代就“拉出去枪毙”的威胁下，杨宪益也只是“在绝望中将解放前、解放后我所认识的所有亲戚、朋友的名字统统写出来，并一一说明我和这些人的关系。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对哪些人感兴趣，因此不厌其烦地列出了一百个中国人和五十个外国人的名字”（《漏船载酒忆当年》），然后，“我把他们一个人写了一段，比如：我的妹夫罗沛霖，比我大一岁，上海交大毕业，学电机的，去过一趟延安。我说的都是好话。就一个人一个人那么说，大约每个人写二百字左右……他们看了以后也是很不满意”（李辉《杨宪益与戴乃迭：一同走过》，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在不交代就杀头的严峻时刻，杨宪益尚且“说的都是好话”，而决不“揭发”乃至“构陷”友人，正如黄苗子在《奇文不可读》一文中所说：“昔金圣叹有言：‘杀头，快事也，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不亦妙哉！’个中境界，宪益有焉。”（《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小序》）虽然此评价如今读来令人别有滋味，但用在杨宪益身上大体还是贴切的。当然，最了解杨宪益这种品格、境界的还是戴乃迭，当她在狱中被要求揭发杨宪益的罪行时，戴乃迭说道：“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没有罪行……”（《杨宪益与戴乃迭：一同走过》）
由杨宪益的狱中“交代”再回过头来看他当年的“如实汇报”，便不难发现其“汇报”能有多大价值。“世界上最好的人”自然不会去做“揭发”、“告密”甚至“构陷”之类的龌龊之事。但“汇报”如果没有了“揭发”、“告密”（或者“构陷”）的成分，在当年的秘密战线上还能有多大价值？除了反证他的间谍嫌疑还能证明什么呢？
第三，戴乃迭的“破绽”。真正导致组织上向杨宪益“摊牌”的原因，据现有的资料看，很可能是戴乃迭的一封信。这封信，即便不是“暴风雨猝然而至”的唯一的直接因素，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当年《中国文学》英文组组长唐笙在一九九九年接受雷音采访时回忆说：
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出事，戴乃迭看了外电知道了这事，她写了一封信正式提出意见。她说：“彭德怀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这儿工作，我们也是人，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那时候我们才知道彭德怀的事。我们都非常老实，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说。我的任务就是把这封信翻成中文，交给领导。这件事杨宪益夹在当中，领导就对杨宪益很不满。
可以想见，“神秘人”看到这封信时绝不会认为这是戴乃迭政治上的无知，其职业的直觉只能告诉他们：这个英国间谍因未能在第一时间获取高层变动的重要情报而有些迫不及待了……为了阻止可能的情报外泄，组织上必须向杨宪益“摊牌”，于是便有了上述要求杨宪益“交代”的精彩一幕。
三
但当初读到那精彩一幕时，我还是有些纳闷：既然组织上已经认定杨宪益是外国间谍，令他“彻底交代自己的所作所为”，为何他在自传中又说“后来我们决定不再与这些神秘的同志打交道了”，似乎是自己主动退出的，而且还用了郑重其事的“我们决定”四个字。但通过以上的“比对”阅读，这些“纳闷”也渐渐有解了。
从秘密工作的角度看，一旦发现双重间谍，组织上一般并不会立即将其“扫地出门”，所谓责令“彻底交代自己的所作所为”，其最终目的还是意在让其彻底为己所用。也就是说，当时杨宪益还是有可能继续留在组织内的，只要他表现出对组织的绝对忠诚，努力做出“成绩”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杨宪益用“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以示与“神秘人”断绝关系，可见他的退出绝对是主动行为。
主动退出，看起来简单，其实不然。因为退出同时也意味着上述房子、票子等一系列工作待遇的“退出”，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因此必须是郑重其事“决定”的。事实也证明，那三年“愉快”的生活随着杨宪益的主动退出而告终了——
过了一个星期，那位“神秘人”“脸上挂着腼腆的笑”对杨宪益说：“认识您真高兴，不过我的朋友、那位房主最近从国外回来了，所以说我们要把那座房子收回了，您看什么时候搬方便？”
也是在一九六〇年，杨烨高中毕业报考北大，达到了北大录取分数线，但最后被另一个分数不如他的干部子弟取代，他只能就读北京工业大学。
至于杨宪益的“特供”，那些烟酒鱼肉等等自然也都“退出”了。
这大概也是杨宪益成为戴乃迭眼中“最好的人”所付出的代价之一，也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但杨宪益就这么“决定”退出了。
不过，杨宪益能“全身而退”还是令人不可思议。照理说，秘密工作一旦“入行”，并不是你想退出就能退出的，更不要说“全身而退”，直到“文革”时才被投入监狱勒令交代。这简直比“反右”时杨宪益写了“反诗”而未被划为右派更令人费解。我曾试图用“戴乃迭是英国国籍，弄不好会造成国际影响”来解释，但终究有些牵强。近日在“比对”阅读中旁及雷音的《杨宪益传》，读到冯亦代一九九六年谈杨宪益当年为何未被划为右派的一段话，才豁然开朗：
当时没有碰到他，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他，这个外
文出版社要关门了。你英文谁搞？当然有人可以翻译，
但是要定稿，要修饰稿子不能够靠外国专家，外国专家
对中国的东西莫名其妙。因为要用他，所以有人为他讲
了话。
由于冯亦代已被揭晓的特殊身份，现在来看，这段话应该是很可信的。而且从语气和用词看，其中谈论杨宪益“不可获缺”的那些话，很可能就是为杨宪益讲了话的那个人所说的原话。冯亦代虽然没有透露那人是谁，但从当时的形势看，那人绝不可能是外文出版社的领导，而且地位应该不低，甚至不在“彭真同志”之下。而他所谓不“碰”杨宪益的理由其实并不充分，明眼人都可以看出那不过是“保”杨宪益的“托辞”而已。
那个替杨宪益“讲了话”的人究竟是谁，不好推测，只能有待将来解密了。但我直觉，在杨宪益“退出”秘密战线时，那人一定再次替他“讲了话”。
由“水流云在”而“漏船载酒”，随着杨宪益那段秘密工作经历一路跌宕起伏下来，忽然想起他一九九四年接受雷音采访时说的一段话：
钱钟书不大好交友，他光看书，书呆子，不大关心政
治……钱钟书就看得起两个人，一个是向达，一个是
我。他叫我小杨。虽然我比他年轻，可是对我还比较看
得起。
而我则想说，杨宪益好交友，不光看书，也关心政治，但他还是个“书呆子”。“小杨”虽然是“最好的人”，但“在政治上还很不成熟”。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戴乃迭女儿和杨宪益戴乃迭生前好友
来源：新浪博客 虞非子：坐井观天斋劄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488500101c1tt.html
秘密档案所揭示的耸人听闻的东德“告密文化”
1949年，在二战中失利的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西边是民众只能接受“万/恶的资/本/家”的“残/酷剥/削”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于当年的5月23日；东边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于当年的10月7日。
奇怪了，从1949年到1961年，竟然有2,686,942名东德人逃往西德去接受“万/恶的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占东德总人口的1/7。有人曾如此评论：制/度是好是坏不是靠嘴就能吹出来的，人/民不能用自己的手投/票，但可以用自己的脚底板进行投/票！
1961年8月13日，柏林民众发现，一道155公里长、3.5米高的水泥墙，一夜之间就横空出现在大家面前。事实上，这道水泥墙仅是正式名称为“反法西斯民主墙”的柏林墙的第一道防线，此外每隔500米就有一座瞭望台，后面还有14道防线。然而，在付出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的惨痛代价后，28年间还是有5043人成功翻越柏林墙放弃了“当/家作/主”的机会。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人绕道波兰、捷克、匈牙利前往西德。
1989年11月9日，数十万计自发的柏林市民齐上阵，柏林墙倒塌的速度比28年前的建造速度更快。
1990年10月13日，分裂了41年的德国终于实现统一。
东德人民军军装，这三名东德士兵气势非凡
东德人民军踢正步
“斯塔西””（stasi），全名是“东德国家安全局”，是东德当局在前苏联情报部门的帮助下，于1950年4月所组建的秘密警察机构。在柏林墙突然倒塌后，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意识到东德的历史即将结束，斯塔西的行会将引起世人的愤慨，于是下令从总部到各地的分部马上开始销毁存留的所有档案。
 
然而，斯塔西所存留的档案数量实在太多，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的碎纸机，米尔克又下令用手工撕毁。经昼夜奋战，1.7万个大号袋子，装满了由4500多万页文件撕毁而成的6亿多个碎片，以及大量抽去了卷轴的录音带、电影胶片、撕碎了的相片和负片。
1989年12月的一天，正当斯塔西准备把这1.7万个袋子运到一个采石场集中焚毁时，民众冲入了斯塔西总部，大部分文件被保存下来。这批档案如果横排，可长达180公里。有斯塔西官员后来证实，这些档案并不是斯塔西当初所存档案的全部——东德支持西德恐怖主义分子—赤军旅的档案，就早已提前焚毁；另有一些档案，早被一些高/官提前拿走了。
 
斯塔西档案馆里众多书架上密密麻麻的档案
斯塔西档案馆里众多书架上密密麻麻的档案（贺卫方摄）
1990年德国统一后，国会对处理这批档案颇费踌躇。一些议员认为，档案的内容太具爆炸性，建议烧毁；另一些人则出于社会安全的考虑，主张封藏若干年或经处理后部分公开。在大量受害者的坚持和来自前东德的议员们推动下，国会终于通过法案，解密了这批秘密档案，每个被迫害者都可以去查阅自己的卷宗。
自1991年起的16年间，德国官员以“智力拼图”的方式，手工处理了350袋档案碎片。按照这个速度，要几个世纪才能处理完全部档案。2007年，德国政府决定斥资630万欧元，利用新开发的软件技术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软件的设计者声称，如果进展顺利，工作将在5至6年内完成。
从已经解密的部分档案来看，斯塔西1959年大约有1.3万人，1973年为5.3万人，1989年有9.1015万名专职工作人员——也就是，在1989年，每180名东德人中就有一人是斯塔西。而其它东欧国家所公布的数据是：当时苏联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为48万人，与全国人口的比例为1：595；捷克1：867；罗马尼亚为1：1553，波兰为1：1574。
在整个东德范围内，还有17.0381万名非官方的“线人”，占东德18岁至60岁人口总数的1/40分之一。最“牛”的是艾尔福特市，这个仅有30万人口的小城，“线人”数量高达5万人。
从1950年到1989年，斯塔西共雇佣了27.4万人来“维护国家安全”，消除“阶级敌人”和“法西斯分子”。
以上数据肯定不是最完整的，因为有部份材料已被销毁
或无法恢复，还有就是目前恢复工作尚未全部结束。一
位曾在斯塔西任职的上校曾估计，加上偶尔提供告密材
料的人，“线人”的总数应该是200万。如果他的估计
属实，那就是说：每6.5个东德居民，就有1人在充当告
密者。
这么多人充当告密者的结果是：东德有66%的人口受到斯塔西的监控。在柏林墙竖起的28年间，平均每天有8人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而被捕。
这，不免让人想起了乔治·奥威尔（1903-1950）那预言性的名著《1984》的一个场景：主人公温斯顿的住所的每一层楼，都有一幅画着很大脸庞的招贴画凝视着。你不论走到哪里，画面中的眼光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
1990年1月15日占领位于柏林的斯塔西总部后，市民委员会代表在清点档案
也难怪，在经典电影《窃听风暴》中，只要出现东柏林1984年的场景，每次都有这样的开头字幕出现：“公开化无处不在”。
 
在电影《窃听风暴》中，1984年，身材瘦小的魏斯勒那颗苍白的光头上套着监听耳机，眼神像狐狸一样狡黠和无情早已分不清自己的生活与“他人的生活”，站到了他的监听对象———一位剧作家和他美丽的女演员妻子的身旁。饰演魏斯勒的乌尔里希·穆赫，早年曾在东德军队服过为期一年半的兵役，后来成为东德知名的戏剧演员后，时不时会来上几句对东德体制进带有批评之意的言论。1990年，穆赫与妻子詹妮·格罗尔曼离婚。2006年，穆赫终于透露：“我后来才知道，我的前妻一直都在为国家安全局作IM（非正式工作人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事实上，斯塔西的秘密档案对此并没有记述，被前妻告上法庭的穆赫输了官局。
1945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灭亡后，德国的孩子们经常会向父亲发问：“爸爸，那时候你干过什么？”东德政权倒台后，孩子们再次提出同样的问题。这不仅是未来对历史的拷问，也是对一个民族灵魂的拷问。
许多人在灵魂的拷问面前闪烁其词，但铁证如山的那些档案却马上戳穿了他们的谎言。
德国政府的解密法案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冲击波！受害者们发现：除了警察和官员外，
告密者中还有好友、近邻，甚至最亲近的丈夫、妻子、
父母、子女。每天都有历史创疤在媒体上揭开，面对旧
体制的黑暗与恐怖，人们先是震惊，然后陷入精神崩
溃，大量家庭因之解体，还有人因无法面对被自己出卖
的亲人而自杀，社会濒于休克状态。被揭露的专业或业
余线民遍布各行各业，其中不少人曾是最受尊敬的东德
人士，一些政治家、大学校长、主教、作家、艺术家、
体育明星、教师等，顷刻间名誉扫地，不得不退隐江
湖。
如勃兰登堡前总理斯托斐，做过25年的线民。洪堡德大学校长芬克，定期向秘密警察汇報教授和学生的情况。线民中还有不少是著名球星、作家、教授等。
教会曾是抵抗东德暴政的堡垒，人们一直认为是干净的地方，许多反对派的政治活动都在教会中进行。秘密档案公开后，证明有数千宗教人员、牧师，甚至高级主教与警察合作，充当密探。最令人震惊的是东德天主教的前主管麦西尔，1989年成为基督教民主党领袖，参与了推翻旧政/权并当选为东德总理，但他早年也当过线民。
安德森是一位才气横溢的作家、音乐家、设计师和发行人，但谁也想不到他是东柏林艺术家区的特务总管。他说，他告密因为无奈，如果不合作，就会被拷打甚至致死。安德森向官方密告了许多艺术家，但他没有忏悔。
... ...
女议员维拉发现，案卷中一份报告详尽描绘了自己私生活的细枝末节，线民就是与她生育了两个孩子的丈夫，两人因此离婚。
物理学家、人权活动家帕皮斯被秘密警察骚扰了20年。为了破坏他的家庭，秘密警察要他的妻子离开他，条件是给她一笔钱、更好的教育机会和出国旅行的签证。警方甚至还派了一位美男子，做她的情人。此外警方还让帕皮斯找不到工作，使他的朋友都离开他，还鼓动他的儿子反对他。
艾格尔主教拒绝与当局合作，于是警察派女人去勾引他，并散布谣言说他鸡奸男童。1983年医生突然告诉他，他患了一种罕见的病，必须用药。服药后，艾格尔开始衰弱，并一度想自杀。后来他不再遵医嘱吃药，健康倒恢复了。原来，那名医生是秘密警察的雇员，警方指使他用抑制精神的药品损坏艾格尔的健康。
... ...
德意志民族以思维缜密和勤勉敬业著称，“斯塔西”继承了这一传统，将自己的工作彻底“科学化”。每个公民都可能成为假想的“敌对势力”，私人空间被肆无忌惮地入侵，搜集到的所谓“情报”几乎无所不包：从男女间的调情话语，到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工具存放何处，买了何种口味的香肠等等；摄像机被安装在公共厕所，逐日检查其中的图像。无所不用其极的监控手段，文牍主义的无聊和弱智，透露出极权体制的极度不自信，完全陷入了病态的恐惧中。
有人说：以生性多疑而著称的曹操，在战胜袁绍并缴获了他所收到的大量书信后，明知其中有许多是自己的部下写给袁绍的，但却下令将其全部公开烧毁。曹操为何会这样做？并不是曹操不想追究那些叛敌者，他们敢肯定曹操并没有偷看过那些信件吗？以后还敢不老老实实地为曹操卖命吗？更重要的是：曹操还想继续玩袁绍当初玩的那一套！
东德人无疑是幸运的：他们成功阻击了斯塔西的焚毁行为，更重要的是西德当局不想玩同样的“游戏”。
虽然那一份份触目惊心的档案令他们先是震惊，然后陷入精神崩溃，大量家庭因之解体，还有人因无法面对被自己出卖的亲人而自杀，乃至整个社会一度濒于休克状态。但，他们毕竟很幸运地得到了知情权！
然而，并不是所有经历类似之事的的民众都有那样幸运！
“在历史中公开质问自己的责任” ——东欧的秘密警察是怎样形成的（下）
导语：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若是被告密文化所笼罩，就会激发人性恶的一面大行其道。制造恐惧的人本来是要使别人失去安全感，但令制造者始料未及的是，最后连他自己也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正常的社会在败坏着每个人的生活，统治者自己也概莫能外
如何在法律框架下对待历史遗留问题
剧变前夕，罗马尼亚警察局、内务部和情报局档案资料被最高机关授意的便衣烧毁。这样既可以使过去罪恶的历史无据可查，又可以嫁祸上街示威的学生，给镇压制造借口。其他东欧国家也都存在大量销毁档案的现象。东德民众从剧变一开始对保护档案就有一种自觉的意识。1990年1月东德的示威民众占领了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总部大楼，迫使秘密警察解散，阻止他们销毁档案。目前保存下来的告密档案大约有185公里档案柜长，大约1.55万麻包被撕碎的档案，现在都存放在马格德堡，还有47公里长的胶卷，照片160万张。大量卷宗详细地记录了告密的“线人”被招募、领取薪酬、跟踪、窃听、汇报的种种行径。
在东欧国家，如何对待那个时代的秘密警察和告密行为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一些国家考虑到秘密警察的活动范围涉及的人群广博，唯恐档案公布以后导致社会波动、人际关系要重新洗牌，所以销毁、封存档案，试图既往不咎。但也有一些国家主张清算此种行为。
2009年4月10日在“黑色星期六”罹难的波兰前总统卡钦斯基，1981年因团结工会事件被秘密警察告密而关押，这段经历让他对共产专制国家的秘密警察制度深恶痛绝，他甚至不惜在此问题上与主张“既往不咎”的瓦文萨分道扬镳。他当选总统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重新审查当年的秘密警察和告密者。他发誓要清除前制度的残余，要求公务员、大学教师、媒体人员等公开声明当年是否与秘密警察合作过，并促使议会通过《清查法》。此举涉及甚广，据说牵扯到70万余人，一时间在东欧引起很大震动。
剧变以后，德国在整理和使用斯塔西档案过程中摸索出一条不同于波兰的独特经验，在东德遗留下来档案基础上于1991年成立了第一任斯塔西档案委员会。起初它只有52名员工，现在已发展到1600人。委员会的第一批信息被用于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对职员进行核查。1991年12月底《斯塔西档案法》开始实施，该法律至今已进行了七次修订。从1992年1月2日起，公民可以查看自己的卷宗。斯塔西档案委员会的任务是将斯塔西的结构、任务和职能公之于众，为从历史、政治、司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处理红色专制遗留问题做出贡献。档案委员会通过公开提出如何处理历史问题，促进公众参与对集权主义及其结构的讨论和反思。从此开启了“正视历史”的过程，把斯塔西变成一个唤醒记忆的场所。1991年底生效的《斯塔西档案法》为如何获取档案信息提供了法律框架，受到斯塔西监视的个人也可以看到自己的档案，从而了解斯塔西是如何决定了他们的人生命运。此外，档案还有助于对重要岗位的官员和职员进行核查。学者和新闻工作者也可以申请查阅卷宗，以便从事历史研究和公民教育项目。
由于斯塔西侦听、跟踪、摄像和私拆信件、档案严重地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这些档案文件与普通档案不同，是要依据严格的隐私保护政策谨慎处理的，档案只能用于特定的用途，而且要遵循《斯塔西档案法》中的规定。档案委员会总部在柏林，在前东德的各区首府设有12个办事处，分别保存当地的档案。2011年9月30日联邦议会通过了《斯塔西档案法》修正案，其中第33条a款规定，禁止前斯塔西雇员在档案委员会中任职。修正案还对公务人员的核查规定进行了修正。
2011年11月上旬，我们在德国朋友的安排下走访了德国的一些单位和个人，专程去前东德的国家安全部进行了参观和座谈。在11月7日前苏联十月革命节的这一天，我们来到了东德人曾谈之色变的“斯塔西”。斯塔西档案馆馆长杨·罗兰德先生带我们参观这个曾经畸形发展的庞然大物。下面一些数字可以形象地描述斯塔西的性质：斯塔西是东德最大的部委，甚至超过其他部级机关的总合。有的国家部委只有1栋大楼，而斯塔西却有49栋建筑物，约9万正式员工和19万的“线人”队伍，其中1万人是未成年人，2万人在西德，甚至很多人原来就是纳粹人员。这两项相加约占总人口的2%。它在国家的地位绝对是支配型的、不可一世的“主角”，其他部委的工作都要为它让路。
在斯塔西展馆里有一种特殊机器叫“拆信机”，它的主要功能是把邮局里分拣出来的可疑信件拆封拍照。一般来讲，出入境的信件要全部拆开拍照，国内的信件受到怀疑的要拆开拍照。在机器的协助下，东德国安每天约要打开9万封信。
坦率地说，在来到斯塔西之前，我已经有相当的心理准备，因为我毕竟已经看过斯塔西的母体——苏联的克格勃总部机关卢比扬卡。但是在参观完斯塔西后，我仍然感到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和不寒而栗的心灵震撼。这一套无可匹敌的精确、结构严谨、完备、庞大的秘密警察系统，真是叫人叹为观止，东德人的工具理性在特务活动方面真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看了斯塔西才深深地理解到，为什么说“专政机器是万能的”。
斯塔西橱窗里有三句话让我们这些中国的参观者心领
神会，哑然失笑：第一句是“作为秘密警察应该无所
不知”；第二句是“这些内容不能在电话里讲”；第
三句是“表面上看起来很稳定”。
“斯塔西是我们反思历史的宝贵财富”
下面是我们在与斯塔西档案管理委员会的人员座谈时的问答：
问：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国安的拨款是多少？东德政权的最后一年国安费用占GDP的多少？肩负有特殊使命的“线人”的分布状况是怎样的？
答：数字至今不明，但是非常庞大，因为秘密警察的很多经费都是用民用的名义来支出的。总之秘密警察队伍的开支无疑是国民经济支出中很庞大的一项。线人的密集程度在各个领域有所不同，国防、军工、涉密单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线人分布比较密集。
问：红色专制时期“线人”的人数是多少？被监视对象的人数是多少？与1930-1940年的法西斯监控犹太人的行为相比，哪一个更厉害？
答：1989年时大约有占总人口1/95的线人，共18.9万人，具有线人行为的人数量会更大，但各个时期会有不同。盖世太保时期告密的人多于斯塔西，那个时候的人口基数也要远远大于东德人数。据不完全统计，在种族优越论的大肆宣传下，1930-1940年代大约有60万线人。但是东德很多人是主动告密的，所以才发展了这么庞大的线人队伍。
问：斯塔西档案的可信程度如何？1989年是如何发生逆转的？
答：斯塔西的档案是完全可信的，因为国家建立这样庞大的系统是在为自己服务，它不可能自己骗自己，所以绝对具有可信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也得到当事人的证实和大量的信息正反馈。
1987年国安和秘密警察就给德共中央上书说，我们现在还可以抵挡一阵子。但是，控制“公共话语”的能力在不断递减，投入和产出越来越不成比例，所以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我们就抵挡不住了。斯塔西向来称自己是国家的矛与盾，是最坚强的铜墙铁壁。他们发出这个信息说明国安已经感觉到大事不好，专政机器已经运转不灵了，只有他们知道这个表面上坚固无比的体系内部是多么脆弱。
东德最大的屏障是“柏林墙”。从1961年柏林墙建立以来，逃亡问题就一直无法根治。国家花了很大的物力人力控制人口外流，最后几年东德甚至不惜花费大量外汇保证柏林墙的屹立。1980年代末，整个东欧都动起来了，我们的人民也走上了街头要求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统治者意识到不能照样维系下去了。1989年我们这里发生了感人的和平革命，当年的中国让我们震惊。我们认为，这场公民运动一定要进行理性的非暴力抗争。
问：斯塔西与克格勃相比有什么特点？它的这套工作是否得到克格勃的指导？
答：克格勃是斯塔西的母体，它当然是从那里派生出来的。共产专制国家或多或少都从苏联学到一些东西，按它的体制建立的，就主导思想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但东德也有自己的特点，德国人发达的工具理性在斯塔西的工作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它显现出来的缜密、严谨、管理细致、记录完整、档案资料庞大且井井有条是其他同类国家无法比拟的。可以说所有的侦听、私拆信件、监视、拍照、录像和跟踪工作环节以及领取报酬都有完整的记录卷宗。
但是东德杀人不多。从1956到1965年因为告密而获罪被杀害的有67
人，不像苏联大肃反那样大规模杀人。
档案的完整性对剧变后的甄别工作也非常有用，可以还原出更为真实的历史。比如像波兰、捷克之类的东欧国家，剧变以后的档案遗留不完整，尤其是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工作档案被大批销毁，很多事情就变得扑朔迷离了。当然东德也把最关键的部分给毁掉了。之所以一定要还原撕碎的档案，说明它的价值意义非凡。在人类历史上很少为了控制人而制造出这样庞大的监视系统，制造出这样一种不信任自己人民的管理模式。
问：有没有关于普京的档案？
答：在苏式体制中苏联人是老大，东欧国家中有许多铁杆“亲莫斯科人士”或者“双料间谍”，他们会把国内的情况率先通报给苏联人。一般来讲，兄弟党都不敢搞苏联人的情报，因为这样弄不好会砸了自己的饭碗。
问：东德在国民经济中计算机的运用比较普及，在秘密档案中是否如此？
答：1980年代的时候斯塔西的人也在讨论，要不要搞电子化、数码化，这样从管理和节省人力的角度说，会大大提高效率。但是从保密的角度考虑，他们害怕泄密，害怕新技术的扩散面大，容易被人窃取，所以虽然也引进了新技术，但是进度很慢，使用起来也非常谨慎，也正是这种“落后优势”的手工操作才得以留下大批档案。在所有的碎纸机连续工作报废以后，人工撕碎毕竟要慢得多，留下了1.55万麻包碎片。计算机上一个指令“删除”就什么也留不下了。
德国人都知道，第三帝国留下的是“如山的军队”，
东德留下的是“如山的档案”。
我们刚接手斯塔西的时候面临很大的挑战，一方面专业人士严重短缺，因为档案数量太庞大、种类太混杂了，既没有任何索引，也没有归类编排，刚开始接手的时候完全没有头绪，全靠我们一点点摸索出来。目前我们档案管理委员会有1600人，联邦预算每年有9000万欧元的拨款，主要用于人员的工资和材料费用。档案的整理和碎片复原是一个漫长而细致的工作，在这里工作人员心理负担很重，他们每天都要面对这些突破人类心理底线的记录，心理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问：如何使用斯塔西档案？会不会有使用不当的负面作用？
答：我们有一套严格的制度约束，立法清晰，考虑到了使用过程中的各种情况。政府机构不通过议会就无法使用这里的资料。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必须严守保密协定，进库必须是两人同时在场，有严格的登记手续，不能查阅他人档案，个人档案中涉及其他人部分都被涂黑，因此不会出现以档案敲诈他人的现象。
问：现在联邦的国安是否利用这里的资料？是否进入绝密档案要由内政部决定？
答：新的立法很快就会出台。在统一合约中提出一个说法：“我的档案是我的东西”。1991年东西德合并的时候，这句话被写进统一合约中去。2011年9月30日联邦议会通过了对《斯塔西档案》的修正案，其中第33条规定，禁止前斯塔西雇员在档案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同时对前公务人员核查规定进行了补充修订。
1989年时有人提议在联邦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西德当时要求我们把档案搬过去，但是争议很大，最后同意保留在斯塔西的原址上成立管理委员会，建立“斯塔西博物馆”。现在有关纳粹历史的档案是可以借阅的，关于斯塔西档案的使用情况，议会中仍有不同看法，可能还会有所变更。我们的宗旨是既要有利于使用，又要保护个人的隐私。我们有自己的科研中心和网站，发表、出版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和论文并定期发表信息，但是对媒体的报道不出面加以评论，不干涉公共舆论。
问：现在斯塔西档案在德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答：斯塔西的档案现在成为我们反思历史的宝贵财富。只有在过去的历史中公开质问自己的责任，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进行反思是十分必要的。牢记它并不是强调仇恨，而是为了让人们从中吸取教训。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屏蔽真相，遮盖真相，歪曲真相，以记忆模糊叫人遗忘，以谎言代替真相，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让人们看到这一切，知道我们从什么样的历史中走来。
问：有些国家的《国家安全法》中，都提及国家安全机关有“采取技术侦察”进行调查的权利。怎样界定它与违法行为的窃听呢？
答：必须要有相应的细则规定，对所采取手段的限制和应用程序的司法根据。否则，任何违规的行为都可以在“国家安全”的借口下无限扩大，东德当初也是在“为了祖国”的名义下发展出庞大的线人队伍。如果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即便受到侵权被窃听公民的行为被发现，受害人也无法诉诸法律程序。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很多国家在这方面都有相应的法律约束，在这些在法律条文中严格划定了监听的主体、使用条件和程序，同时也明确了各种非法监听的法律后果，以规范执法部门滥用职权窃听公民的行为。
公开监听以及其他侦讯手段的伦理讨论对整个社会都有启迪意义。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就是以斯塔西为原型拍摄的影片。它揭示了在共产专制时期国安渗入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缺乏法律支持的侦讯行为无视民众的基本权利，实行人与人背靠背的相互监督，导致社会伦理价值的崩溃和人际关系的“无底线”突破。众所周知，是柏林墙和斯塔西导致了东德的垮台。
这种政府把所有人当作“敌人”一样防
范，靠“圈禁”和“特务政治”的“维
稳”手段一经公开，民德统一社会党的
合法性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种践踏人权的现象是不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经不起“公开性”考问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前体制者”至今不能原谅戈尔巴乔夫、视他为“叛徒”的原因。另外，控制社会的成本越大，链条越长，就越不真实，分析辨别的能力就越差，体系便容易走入“情报误导、误判”的死胡同。
从这一点说保留斯塔西档案的必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我们努力就是让我的档案只属于我自己，以后每个人都不再成为被斯塔西卷宗控制的工具。历史最容易重演的正是它的丑恶的部分。人类文明是一条羊肠小道，旁边充满了沼泽、陷阱和歧路，稍不留神就会走到岔道上去，所以我们要避免糊里糊涂地向前看，告诫人们不要不长记性地重犯过去的错误。对待过去历史的态度、有什么样的“公共记忆”已经预设了未来的道路。
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贵的“民族警觉”
德国人的自觉反思和拒绝遗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了一种“民族警觉”的可贵品质。
他们不断告诫自己，我们是从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中走出来，我们犯过什么错误。为了防止过去的悲剧重演，就是要不厌其烦地进行自我质问、自我反省，因为这是自我拯救的唯一办法。他们说，后人对我们的评价，是把我们与其他民族放在同一个天平上加以比较，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过去不能置身事外。对此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的警醒，索尔仁尼琴曾说：“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我坚守的最起码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假如我们连不参与撒谎的勇气都没有了，我们就真的一钱不值了，我们这个民族就无药可救了。”捷克作家克理玛说：“如果我们丢掉了记忆，我们就丢掉了自身，遗忘是死亡的症状，没有记忆我们就不再成为人，抗拒死亡就是抗拒遗忘。”
这个社会稀缺的是真实和勇于承担责任，如果一个民族可以抗拒遗忘，抗拒虚假、抗拒伪造历史、抗拒一元化史观，那它就能够战胜自己，就能够从自己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否则记忆不全的和缺乏集体反思能力的民族，就会重蹈覆辙。
已经成为“记忆博物馆”的斯塔西向人们警示，由于一个体制缺乏合法性，经不起自由认同的选择，就不得不把所有创造力用于恐吓和监视具有离心力人群身上。它像章鱼一样把触角伸向各个领域，所以它就会畸形发展，无限扩大，以至于发展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制度的国家机器。这种癌变般的国家机器企图利用个人的恐惧心理和自我保护的弱点来进行统治。它以潜意识的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诱饵，编织起一张把每个人都网罗其中的大网，以“告密文化”来衡量对现政权的忠诚度。
在这种氛围里，一方面政府鼓励人们大义灭亲，对身边的亲人、朋友、熟人“打小报告”，公开招募“告密者”，另一方面制造惊恐不安的恐怖氛围，迫使人们向强大的专政机关靠拢，把社会划分成“专政者”和“被专政者”，划分成盯梢者、窃听者、告密者的线人和被监视者。很多自愿告密者认为，只要充当了政府的眼线，最起码可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孰不知线人背后又有线人，盯梢者背后又有盯梢者，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种不可知的恐惧当中，每一个个体都成为装在档案卷宗里的“黑材料”。告密文化像毒素一样快速传染，人们彼此毒害。这是一个道德彻底崩溃的社会的末日景象，人人都深陷自保的泥淖中。在这个恶性循环中，每个人都可能是其中的一环，形成了公众与制度间的“共谋关系”。到处都可以见到人性的挣扎和自甘堕落的博弈，人们不断地发问：“是做螺丝钉还是做自己？以权力来决定对错和善恶的盲点在哪里？”
利用国家机器实行“红色专制”的恐怖气氛和丧失自我的秘密警察体系不但违反左派理论，也违反人性。窃听和私拆信件是对公民言论和通信自由的最大伤害，针对普通人的窃听触犯了法律的底线，这是公民维护人格尊严的必要条件，无论对个人隐私无论以何种方式窃听窃取，都是对公民生活的强行介入。它已经触犯了人权的底线。一个良性的社会可以诱发出人性善的一面，反之，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若是被告密文化所笼罩，就会激发人性恶的一面大行其道。制造恐惧的人本来是要使别人失去安全感，但令制造者始料未及的是，最后连他自己也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正常的社会在败坏着每个人的生活，统治者自己也概莫能外。东德的张牙舞爪的怪物“斯塔西”已经死去，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斯塔西在兴风作浪，对此我们要牢记斯塔西管理委员会的那句话：“在历史中公开质问自己的责任！”
把这段潜藏的记忆裸露出来，并不是再次把那些曾经迫不得已助纣为虐的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他们推上审判台。他们说：“我们努力就是让我的档案只属于我自己，以后每一个人不再成为斯塔西卷宗里的控制工具。让民众们记得我们所有的人都曾经生活在惊弓之鸟的环境中，要让每一个人有尊严地生活，就不能无视体制魔力下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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