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鈞，一號右派的一號秘辛 李昌玉 反右運動的一號右派是章伯鈞，他的罪名是提出“政治設計院”，而這個“政治設計院”後頭還隱藏着一個一號秘辛。 我想過幾次：反右運動還有什麼秘辛沒有解開？以我的知識猜想，具有震感性的秘密大概沒有了。近日讀了長期在中央統戰部工作的局級幹部胡治安著的《統戰秘辛——我所認識的民主人士》（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年），驚然發現，一號右派章伯鈞身上就有一個一號秘辛，頗具震撼性。請看： 這是一個令人驚疑的悖論。據中國工民主黨一位資深人士透露(我有義務不說出他的姓名)：1957年的反右鬥爭，內幕極為複雜。章伯鈞開始時，死活不承認自己有錯，並且有恃無恐地頑抗。他說：政治設計院、兩院制不是我的，是毛澤束的！後來彭真親自上門拜訪章伯鈞。兩人關門密談了半天，達成了某種協議。章伯鈞全面接受批判，定為極右派。又有章伯鈞說共產黨借他的頭，他也同意的活。中共沒有虧待章氏的投降，保留了優厚的待遇，逭是後話。毛澤東與章伯鈞在什麼時候什麼場合說兩院制等問題，尚難查考，而從章伯鈞的有恃無恐到全面投降，再到優待處理，就可推定，此說非空穴來風。 上述故事出自書中《我看1957年“陽謀”與陰謀》的小節《章伯鈞“右派言論”來自毛澤東》。這裡秘中之秘，不是向作者“泄密”的人是誰，而是“政治設計院、兩院制不是我的，是毛澤東的”。既然“原創”是毛澤東的，怎麼會從章伯鈞口裡說出來的呢？胡治安沒有解開這個秘，因為“毛澤東與章伯鈞在什麼時候什麼場合說兩院制等問題，尚難查考。”不過，關鍵是我們現在知道，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是毛澤東原創的，卻栽贓載到章伯鈞身上了，最後為了使毛澤東能“下台”，彭真出面周旋，做了一筆政治交易。原來這個一號右派身上還真有一個一號秘辛：“政治設計院”的原創者不是章伯鈞，而是毛澤東。後來毛澤東硬是把原創權栽贓栽到章伯鈞身上，使章伯鈞吞下這枚苦果，獲得一筆豐饒的報酬。在章伯鈞、彭真的密室交易中，章伯鈞作為歷練豐富的政治家只能在死活兩端考慮得失。他要是揭發出真相，自己恐怕只有死路一條。最後選擇了為君王忍辱負重、降志辱身的結果。 這筆政治交易的報酬，就是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寫的：“1958年1月底，父母雙雙獲得‘又劃又戴、降職降薪’的處理。好像上邊對父親特別寬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農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報社長等九個職務之後，特意保留了‘全國政協常委’的職務。在由行政三級降至七級後，又特別保留了四合院、小轎車、司機、警衛、廚師、勤雜、秘書。國人社會地位的尊卑，往往集中展示於權力所給予物質待遇之厚薄上。父親既受政治貶損，又得生活厚待。如此發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預想。”（《君子之交：張伯駒夫婦與我父母交往之疊影》）章詒和說“好像上邊對父親特別寬大”，不知是故意賣關子，還是確實不知有當初。 不過既然有交易，總會留下一點蛛絲馬跡。在幾部反右運動史中，葉永烈的《反右運動始末》影影綽綽地寫到了“從章伯鈞的有恃無恐到全面投降”的過程。5月21日章伯鈞在中央統戰部召集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提出了“政治設計院”的設想或意見。第一個公開批判章伯鈞的是文革中最早自殺的吳晗。《人民日報》5月11日發表了吳晗的發言，批駁了“政治設計院”，罪名是反憲法反共產黨領導。從此拉開了揭發批判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的序幕。 我們看看葉永烈書中的幾個小節： 1， 章伯鈞且戰且退——在這個小標題內，發表了章伯鈞從6月10日到14日的言論，最後就是一篇“初步檢查”《我在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他認為自己的錯誤是“為右派分子所利用”，而不是右派分子，自然更不是一號右派了。 2， 鄧初民給了章伯鈞重重一擊——毛澤東策劃於中南海密室。16日他讀到了民盟四川省委副秘書長趙一明在中共四川省委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其中“要害”是說“中國的民主黨派只有兩個是靠自己起家的，民主同盟是靠中間路線起家的，農工民主黨是靠反共起家的。”章伯鈞是農工民主黨的主席，民盟的第一副主席，因此，葉永烈說：“毛澤東不愧為精明的戰略家。他抓住了趙一明的‘揭發’，捅了章伯鈞的‘老底’。因為這意味着章伯鈞過去是靠‘中間路線’和‘反共’起家！”於是毛澤東指示“請彭查趙一明所揭露的東西，是否已在成都報上發表”。 彭真一貫是毛的心腹，在每個政治運動中，鞍前馬後、台前台後他都是忠誠可靠的馬前卒——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文革自己成了祭旗的犧牲。經過彭真的聯繫，查明趙一明的發言已經刊載於《四川日報》，於是《人民日報》予以轉載。這一着，又把棋下活了。有的人心領神會，趕快緊跟。鄧初民在民盟中常委擴大會議上發言，題目是《請看章伯鈞的本來面目》，從歷史上，1928年起，揭了章伯鈞一貫“反共”的老底。葉永烈說：“這麼一來，章伯鈞是‘右派’，也就毋庸置疑了！章伯鈞且戰且退，眼下，已經山窮水盡，沒有頭退路了。” 這當然是局外人的觀察，只看到了台前的表演。章伯鈞的“且戰且退”，從“有恃無恐到全面投降”，除了毛澤東的“承諾”，使他“服罪”之外，還要有一槍擊倒的“子彈”。有了鄧初民的這一槍，章伯鈞已經無法反悔了。這就是毛澤東高明之處，也是他厲害之處。 他不能讓章伯鈞倒打一耙，一點餘地也不留。毛澤東最後把章伯鈞還要逼到“違心承認‘章羅同盟’”，一個子虛烏有的被毛澤東有罪推定的“章羅聯盟”，並且在全國人代會上做了《向人民低頭認罪》的發言。章伯鈞已經徹底舉手投降，沒有一點退路了。而羅隆基，則是“矢口否認‘章羅同盟’”，“請求周恩來徹底查究‘章羅聯盟’”。羅隆基氣憤地說，就是把他的骨頭燒成灰也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企圖和陰謀。 今天我們已經沒有必要來說這個1957年的最大冤案“章羅聯盟”。倒是可以回顧一下章羅兩人絕然不同的態度。章伯鈞為什麼那麼爽快地認罪呢？一要替老毛埋單，認下“政治設計院”的原創權，二是要認下子虛烏有的“章羅聯盟”。這可是天大的冤案呀！他到處訴說，毛澤東要借他的頭都可以，何況承認這麼一點罪！他終於明白了一個古老的天條：君要臣死不得不死。他不埋單，老毛不會心慈手軟的。羅隆基大概到死也不知道內情，原來毛澤東通過彭真和章伯鈞做了一筆幕後交易，否則，他會把章伯鈞搗成漿糊。 毛澤東從來是神機妙算，用兵如神，在這場針對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中，他成了無往不勝的總司令，章伯鈞成了中國第一號大右派，“引蛇出洞”、“誘敵深入”、陰謀陽謀的最大犧牲品。他的付出，已經遠遠超出了我們原有的理解。 這裡還可以補充兩點：第一，毛澤東在反右運動中，運用誘敵深入、引蛇出洞的成功實例還有“教授治校”問題，4月30日晚，在天安門城樓，他叫民主黨派去討論這個敏感問題，然後加罪於人。我們山東大學的副校長陸侃如就中了計，是一個殉葬品。 第二，毛澤東是足智多謀奸計多端的君主。章伯鈞雖然俯首投降了，但是他還要防備章伯鈞有朝一日走漏老底，所以他要在章伯鈞家安插一個“臥底”。這樣我們讀到了章詒和寫的《家有臥底馮亦代》：“誰能相信，自父親戴上右派帽子以後，我家裡就有了個臥底。他就是翻譯家、出版家馮亦代，人稱‘好人馮二哥’。我覺得自己經歷了許多事，心已變硬，情也冷去。不想‘臥底’的事如滔天巨浪，將我擊倒在地。一連數日，淚流不止，大汗不止。文史專家、學者朱正先生告訴我：情況確鑿，證據就是馮亦代在生前以極大勇氣出版的《悔余日錄》。”（河南人民，2000）。 朱正寫了《“線人”是如何煉成的？——從“馮亦代現象”管窺反右運動中的告密文化》，說：“看了馮的這本日記，我不禁為章伯鈞捏一把汗。如果在‘反右派’運動之後他有什麼出格的言行、出格的交往，那就不免會落到幾年前張東蓀那樣的境地了。招募‘右派分子’到‘右派分子’群中去活動，以收集情況，恐怕各地都有這樣的需要。馮亦代未必是僅有的一例。” 情況確實如此。余英時先生寫的《人生識字憂患始》，順便舉了一個例子龍榆生（1902—1966）。龍榆生是一位著名的詞家，詞學的造詣也很高，尤其在清詞方面。一九五六年由於陳毅的賞識和推介，曾受遇毛XX招宴的榮寵，當筵獻詞，有"喜得傍太陽，身心全暖"之句。但不知什麼緣故，兩年後他在上海竟被打成右派，不但降級減薪，而且“喪失原有社會地位，朋輩往還遂稀。” 《龍榆生先生年譜》一九六一年條說：“九月二十九日，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鍾望陽為先生摘帽，先生賦《賀新郎》（淚涌情難抑）一闋。自此後，先生處境稍勝於前。”
龍榆生為什麼在一九六一年忽然得到“恩赦”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呢？《年譜》作者沒有一句解釋的話。但《年譜》保存了兩件官方文書，解答了我們的疑問。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上海音樂學院委員會在《關於龍榆生同志錯劃右派的改正報告》中說：“約一九六一年起，龍曾協助我公安機關做某對象的偵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上海音樂學院在《悼詞》中則說：“在他的最後幾年中，還接受了黨交給一項有關某一部門的專門任務，盡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
原來他的“摘帽”是有交換條件的，即答應暗中為公安機關“做某對象的偵察工作”。不用說，所謂“某對象”一定是他平時交往很密切的朋友，否則這個“任務”不可能落在他的身上。“配合尚好”、“盡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等褒詞證實了他在最後五年中曾向公安機關提供了許多有關“某對象”的秘密報告。 我要補充一句的是，這個“某對象”當然是有相當高地位的人，恐怕也是龍榆生的朋友，不是一般的右派。解放後初期，龍榆生著的《唐宋名家詞選》《近三百年名家詞選》是兩本很風行的詞選。龍榆生打右派，據說是市委書記柯慶施的指示。 （2010-5-28於山東大學附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