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谢泳说：看一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评价， 不能因为个别领导人出于自己的私意对个别知识分子有过一点礼遇， 就以为那是一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就像毛泽东， 当年对符定一、周谷城、章士钊、 郭沫若和一些带有遗老性质的老辈文人，也有过一些尊敬。 评价一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态度， 主要是看那个体制在多大程度上让知识分子感到心情舒畅， ★那个体制是否为知识分子的创造力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从这个意义上说，问题就不言而喻了。 就以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几个知识分子来说，一九四九年时， 他们不过都五十岁左右，但没有 一个人再能在他们的专业上更有成就， 也没有一个人能发挥出他们在大学教育方面所有的才能， 像当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当年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 虽然都做了科学院的副院长，但他们所具有管理大学的才能， 没有一个派上了用场。而他们同时代的朋友梅贻琦和傅斯年， 离开以后都在台湾另外成就了一番事业， 现在台湾清华大学和她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梅贻琦一手创办起来的， 而台湾大学则是在傅斯年手中才开始有了新气象。 李宗恩当年的协和同事林可胜，到了美国， 也在生理病理学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中国近一百年都和诺贝尔奖无缘，不是因为中国人聪明才智不够， 更不是因为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有什么偏见， 完全是因为大陆的政治制度使有才华的人无用武之地， 因为在极权制度下就是科学也不能获得发展，更 不要说人文科学了。

148、谢泳说：吴宓在三十年代末期，曾对他的学生何柄棣说， 中国晚近的历史，总是激进的革命的胜，而保守的渐进的败， 但事后看，总是保守的渐进的更有价值。

149、谢泳说：当时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许多教授， 都是留学欧美受过很好训练的专家，但新时代没有使用他们， 过了不久，连社会学也取消了。如果五十年代初，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多听他们的意见，就会少走很多弯路， 但恰恰是这些经济学家，在1957年以后，几乎都成了右派。

150、谢泳说：在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殷海光、 储安平这两位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曾与胡适有过许多联系 ，但最终在思想和实践上，他们两位都与胡适有差异。 而殷海光的命运和储安平的命运也完全不同， 殷海光没有停止思想也没有停止奋斗，但储安平什么都做不成了。 可不可以说，在对时代总体政治文化精神的判断上， 殷海光在离开大陆时与胡适有同样的眼光，但到了台湾以后， 殷海光却又重走了当年储安平的路。 没有能与他所生活的时代达成平衡。

151、谢泳说：1948年7月间，当外界风传国民政府要查封《 观察》周刊时，储安平在当月出版的周刊上写了一篇《政府利刃， 指向“观察”》，他在文章中说：“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 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 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 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 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 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 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得了！

152、谢泳说：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本来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但这个群体在新政权建立以后，基本上已没有自己的思想空间。 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因为四十年代他们选择了与新政权联合的道路， 最后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这个群体的主要成员选择留在大陆， 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在民主党派中获得了相应的位置。

153、谢泳说：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的成员，在19 52的思想改造运动和随后发生的清算胡适思想运动中， 已经没有了四十年代和国民党抗争时的勇气。 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脉最后没有被斩尽杀绝， 一个重要因素是它的领袖人物最后没有选择留在大陆，像胡适、 傅斯年和蒋梦麟等，他们的思想最后由殷海光继承下来。

154、谢泳说：中共对文学的管制有相当严密的制度， 这个制度是以控制思想和言论为主要特点的。 它的发生机制表现为因人废言，不管个人作品（包括翻译作品） 的思想内容如何，只要个人在政治上被认为是异端， 所有的作品自然就要被查禁。从文件后附录的“应停售和停版的胡风 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书籍目录 ”中可以看出，连恩格斯和高尔基的著作，因为译者是胡风分子， 所以也不得再版和出售，并不得在图书馆公开借阅。 这份文件的存在，说明五十年代的文字狱并非个人所为， 而是制度的产物。

155、谢泳说：看顾维钧的回忆录， 多少知道了一点中国的近代外交。这样的书多看几本， 一般就不会上历史教科书的当了， 因为历史当事人的自述多数都有根据。多看这些人的书， 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会增加一些免疫力， 因为这些人最知道事情的原委，很少情绪化看问题。 历史人物的脸谱化， 曾是不负责的历史教科书根据某种要求塑造出来的。

156、谢泳说：对知识分子， 毛泽东在很长时间内所持的是这样一种看法： 他总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 而没有把他们看成是自己人。可以这样说，对于知识分子， 他一直有成见，总是不信任他们。

157、谢泳说：反右在大学里造成的最后结局是这样的： 第一流人材出局之后，那个空白就由二三流的人材填充了。 最终占据大学位置的是那些政治上可靠，业务上也还说得过去的人。

158、谢泳说： 五十年代初期所有政治运动都是以毁灭个人尊严和人格为基本特证的 。这些政治运动的基本取向是统一思想，消灭个性， 因为方式和手段都极为残酷，所以在五十年代初期， 整个国家是在一个恐怖氛围中。这样的生存环境，给人们， 特别是给知识分子心理上带来极大压力。 这是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开始大量出现的一个基本前提。

159、谢泳说：从1949年后，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 许多知识分子不仅检讨自己，而且糟蹋自己的师长、朋友、前辈、 自己的母校、自己供职的单位，这些文字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历史研究者在面对这些史料时，不应当取一种简单的态度， 他们有责任辨析或以理解的心情分析出这些东西产生的历史环境， 有必要指出这些出自知识分子笔下的文字， 恰是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

160、谢泳说：一九四九年以后，新政权和知识分子（ 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就存在了， 新政权从一开始就对人文知识分子存有戒心， 也许他们早已意识到那些人文知识分子由于专业的关系， 至少在思想上对新政权是一种威胁。

161、谢泳说：肯定自由主义的传统， 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缺点，他们的毛病是很多的。 这一两年人们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优点多了一些，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命运太悲惨了，为了恢复失去的传统， 多说他们的一点好处，我以为并不过分。

162、谢泳说：中国老一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他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差不多都是年近六七十岁的老人了， 对于过去的屈辱，他们已经不愿意多说，就是说出来， 他们也觉得那些屈辱不是一时可以解脱的， 我们看到许多老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这许多年来多数都是以沉默的方式来度过他们晚年的。 他们的沉默不是缺少勇气，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抗议， 用一句大陆上常说的话说就是：“我不和你玩了”。

163、谢泳说：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来是很喜欢说话的， 但这些教授后来都不说话了。 五十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 外面的人都担心这下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说话的自由”了。 那时胡适接受了一次曾虚白的访问，当曾虚白问到胡适这个问题时， 胡适说，他们不是没有“说话的自由”，而是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胡适的这个认识，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他指出了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先是不能“不说话 ”，到了后来就是有话也不说了。

164、谢泳说：我们看历史要从细节来看， 对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精神，我们不能只听它唱得那些高调。 一个能让学者和文盲在一起共事而文盲还要主宰学者的时代， 肯定是一个无耻的时代，此外没有什么别得解释。

165、谢泳说：《观察》周刊是一本给知识分子看的杂志， 它的立场是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它的态度是客观、公正、 平等、容忍。我们已经五十多年没有一本这样的杂志了， 在心智上我们受的损失太大，因为这本杂志是一个象征， 它是让知识分子说话的，它是让大家说话的，它是让人民说话的。 你可以不同意它的观点，不赞成它的立场， 但你可以说你自己想要说的话。《观察》那时就起了这样的作用， 如此而已。它是知识分子自己办的，不花别人的钱， 它是一本有理想的杂志，用储安平自己的话说，就是“想为国家培养 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

166、谢泳说：知识分子不是没有缺点，不是没有毛病， 傅斯年曾说过他们这些人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 徒有报国志，空洒泪千滴的事什么时候都有， 知识分子想为国家出力，想让国家好，就是说一点话而已， 这没有什么不好。我们不能一听到知识分子为国家着想， 就以为他们有什么其它图谋。

167、谢泳说：陈独秀在狱中和他死了以后，最关心他、 最让人感到还有人情的，不是他早年为之奋斗的那个集团中的人， 而是和他走了另一条路的那些当年北大的同事， 四四年他客死江津时， 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党派各种团体都以不同的的方式对他的一生表示了 敬意，虽然政见不同， 但大家都承认陈先生是一位对中国社会有大影响的人物，比较起来， 最没有人情味的，还是他早年为之献身的那个集团。有些事， 看起来是偶然的，但这样的事一多了， 就让人感到事情并不那样简单，人一“左”大概就很难再有人情味了 。

168、谢泳说：赵俪生先生回忆说：有一天， 讨论到北平各大专院校教师都要到军管会的文管会报到、 并办理登记的问题。有人主张，不管年龄老少，全要亲自前来报到。 于是有人说，譬如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 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 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 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 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赵俪生先生对成仿吾 这番话的评价是：“这是把自己当成征服者， 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 在文管会门口办个受降仪式吧？

169、谢泳说：看二十世纪最初的五十年里， 尽管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但在那样一个时代里， 中国读书人的良知和对国家的情感都没有丧失。那个五十年里， 凡是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主的那些行业里，许多工作都做得很好。 那时的教育，现在看来，不能说一点毛病没有，但大体上是好的， 那时的国立和私立大学当中，都出现过非常优秀的学校； 那时的新闻也很了不起，出现了一代让人怀念的报人和报纸， 像当年的《大公报》和《观察》周刊，在那样的时代里， 他们是尽了一个言论机关的责任的；像王芸生和储安平， 他们当年对世界大势和国家前途的考虑， 以他们现在留下来的文字论，是经得起时代淘洗的， 他们在几乎所有大事的判断上，五十年以后再看，他们是对的。 如对西安事变、对日本、对苏联、对美国、对内战和对 国共两党的观察，他们的眼光是远大的。 那样的时代没有完全剥夺个人的自由，对于知识分子来说， 他们还有创造和智力活动的空间， 所以我很赞成中国科普作家陶世龙先生的一个说法：“大量有价值的 思想和文章出现在四九年以前。”文学也是如此。

170、谢泳说：50年代初，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突然转向， 留给人们许多困惑。我对这种转变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对许多人来说，也许不乏真诚的一面，但从整体看是因恐惧造成的。 在50年代初，并不是所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真诚地希望转变， 比如像梁漱溟，陈寅恪、周炳琳等人，就都有过抵制行为。 但可惜的是像梁漱溟、周炳琳、陈寅恪那样的人太少， 加之外力过于强大，这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无可奈何地屈从了， 但内心并非彻底认同，为了生存下去，他们终于成了无奈的一群。 对于朋友和学生对自己的批判，胡适多数予以谅解， 因为他知道这是压力之下的结果。

171、谢泳说：如果二十一世纪的某一天，北京大学的校长， 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声望， 无党无派而经常批评政府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中国就有希望了。

172、谢泳说：中国的官员，从上到下，严格说， 都不是选出来的，所以他们在信心上就没有足够的自信。 为什么许多官员害怕自己从那个位置上下来呢？ 就是因为他们上去的时候本来就不是特别合理的， 所以他们很知道自己的本事，他们那点本事，常常是依权力而来， 是无根之本，无水之源。中国官场， 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官越大越好做，我们眼见许多人， 在小单位很扯淡，可以说什么也干不了，或者说干得并不怎么样， 可一旦他们当上了大官，好象本事也就忽然大起来了， 其实哪是这么回事呢？

173、谢泳说：当年留在大陆的史学家，论和胡适的交情，有3个 人最深，或者说，这3个人胡适对他们都有知遇之恩，一是吴晗， 一是罗尔纲，还有就是顾颉刚，但3人中， 只有吴晗没有写过批判胡适的文章。我个人理解，吴晗没有写， 是因为当时以他的政治地位，如不是特殊情况， 没有人再去运动他来表态。

174、谢泳说：张奚若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专业是政治学， 早年是很敢说话的人，后来虽然不大能说话了， 但张先生的敢言还是很出名的，据说1949年后， 张先生还劝过执政者不要好大喜功。 可惜这样的话以后就不大能说了。

175、谢泳说：西南联大时期，有一次张先生去参加国民参政会， 他发言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的蒋介石的独裁，蒋介石打断他的发言， 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离开会场回顾昆明。下次参政会再开会时， 他接到寄来的通知函的路费，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 ”，从此再不出席国民参政会了。人们经常说起张先生的这种士气， 都很敬佩。但敬佩之余人们又不免多想，同样的张先生， 后来又参加了人大，可他的士气哪里去了？可见一个书生的士气， 也有它爆发的条件，前提是他从内心没有恐惧感， 而且还有一点信任感，所以他才敢说，要是害了怕而失去了信任感， 那也就只有禁若寒蝉了。

176、谢泳说：清华在50年代初成了一所工科院校， 这不仅是清华的损失，也是一个民族的损失。在对清华的关注中， 我不大留意这里有多少得意的官员，而关心的是有多少失意的人。

清华早年不仅贡献了许多第一流的科学家，还有许多思想家， 而清华后来的衰落不是在技术上，是在思想上。

177、谢泳说：储安平编辑《观察》周刊的时候，也有许多苦衷。 我们看《观察》周刊，或许以为他是无所顾忌， 其实他也常有左右为难的时候，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 政治留给他的空间还没有到了让他窒息的程度， 所以他还能成就自己的事业。

178、谢泳说：1949年以后， 许多对文学作品和作家的批判运动，在最初都是以“读者来信”的形 式开始的。这种“读者来信”有两个特点。第一， 它是真实的读者来信，因为暗合了新意识形态的要求，而被利用； 第二，这些“读者来信”已成为新意识形态发动群众运动的主要工具 。它不是真实的“读者来信”，而是以“读者”的名义编造的。《 文艺报》最早对胡风的批评就是以“王戟”和“苗穗”开始的。 这两封“读者来信”的真正作者是当时《文艺报》的编者。 这样的现象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普遍存在。

179、谢泳说：学生以政治批判方式对待教师的行为， 在以后的中国大学里成为一种新的学风，它在1958年以后的“批 判厚古薄今”和“拔白旗”运动中达到了高峰。 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新意识形态建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 基本都是这些运动的积极分子。

180、谢泳说：任鸿隽一生，特别注意科学方法对一个人的影响， 他总是告诉青年人，不要轻信，要有怀疑态度， 凡事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想一想。看这本书时，我常常想， 如果我们这辈人是看任鸿隽这样文章长大的， 那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他的文章都特别简单， 这一点也是那一代人的共同特点，胡适、傅斯年他们都是这样， 你不可能从他的文章中解释出歧义来，因为他的话都是最简单的。 鲁迅的话就是因为歧义过多，才在“文革”中被人利用， 而你要想利用胡适的话，任鸿隽他们的话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文章， 你很难断章取义，为己所用。最简单的，常常就是最深刻的。

181、谢泳说：任鸿隽有一篇文章《为新入学的学生讲几句话》， 他说：“我记得民国十四年‘五卅事件’闹得最盛的时候， 某大学的墙壁上，贴满了‘打倒英国’和‘直捣英伦’等等标语。 我不晓得我们笼统搜索不满十万吨的海军， 有什么方法能够打到伦敦去。我们记得民国十七年五三的事件， 我们学生界的标语，是要‘枪毙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们枪毙， 又何至于有‘济南事件’。最近去年‘九一八’事变之后， 我们学生界的主张，有组织‘东亚大同盟’、‘联合东亚弱小民族’ 等等。我不晓得东亚弱小民族在哪里，怎么能组织起来为抵抗强日。 ”这些话真是说得好，在民族主义高涨时， 只要听这些前辈说几句简单话就可以了，用不着讲太多的道理。

182、谢泳说：早年中国的社会学家， 很少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中国农村的情况， 几乎所有社会学家都对农民保持了十分的同情， 但他们极少提出过用激烈的土改方式来改变当时农村的基本社会结构 ，他们比较集中的一个看法是发展工业。

183、谢泳说：对于中国早期农村的社会结构， 看来还是，要多相信社会学家的调查和研究 而少信政治家的鼓动和夸大， 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并不像我们过去认为的那么简单， 所以那些反映土改的小说，明显是夸大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差异， 其实道理并不复杂，如果一个地方始终处在绝对的对抗状态， 那它维持的时间怎么会长久呢？

184、谢泳说：1957年夏天发生的“汉阳事件”， 在八十年代中期已得到了平反。要知道， 一件由正常的升学矛盾而最终导致三个正在壮年的中学教师被枪决， 这不是一件小事，人命关天，世间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汉阳事件 ”的发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死者长已唉，我们还活着的人， 特别是新闻从业者，应当从这一事件中想到， 一个没有现代新闻制度的时代，记者的笔是很容易杀人的。“汉阳事 件”的事后分析证明，现代新闻制度比现代新闻记者更重要， 有了现代新闻制度，才能有现代新闻记者，没有制度， 光有记者的人格和良心也是靠不住的。 五六十代发生在中国的各种类型的反革命事件，可以说从大到小， 基本都是错的，这样的事，在现代新闻制度下就很难发生。

185、谢泳说：每一次政治运动打击的具体对象， 相对来说都是一个特定的精英阶层。镇反（包括之前进行的土改）， 主要打击了地方绅士；三反五反，主要打击了城市商业精英；反右， 打击了中国的知识精英；“四清”打击了中国农村新的地方精英。

186、谢泳说：当年因为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我们要写闻 一多颂，写朱自清颂”这样的话， 这两位本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教授，就成了旧中国教授的楷模， 政治家是只看见他们的结局，而忽略了他们的过去， 闻一多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但闻一多是反对一切专制的， 无论是老专制还是新专制，以闻一多的性格和思想论， 如果他不倒在国民党的枪口下，等待他的会是一种什么结局呢？ 我们不敢再往下想了，我们眼见着多少当年闻一多的同事和朋友， 结果并不比他好。政治家喜欢的仅是他们反对那一个专制， 而不喜欢他们反对一切专制。闻一多和朱自清都是道德、 学问得兼的教授，可我们多少年来开没有真正明白怎样向他们学习， 像鲁迅先生一样，朱先生和闻先生都是一直被肯定的知识分子， 政治家要我们学得只是他们的一点，现在我们才明白， 我们应该学得是他们的一生。

187、谢泳说：我们在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上好象容易走极端。 中国开始现代化的时候，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 一种是西方的知识分子，对这一部分人，我们过去总是从坏处想， 认为这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但事情常常不这样简单， 那些当年来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成心想干坏事的。 办教育的人，通常总是有良知的，无论哪里的知识分子， 我们不能总是从最坏处看他们。

188、谢泳说：储安平认为：“我们并不偏袒学生， 认为学生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或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学生年青， 富于理想，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有时不免失之过高， 而且在群众的情绪下，感情亦不免容易冲动。但是从大体上说， 学生常常是站在正义一方面的。”�这是储安平对历次学潮的基本评 价。

189、谢泳说：1959年搞十大建筑的时候， 顾准那时正在河南息县的干校里改造，他在当年的日记中就写过， 他对上马那些工程非常反感。顾准是中国有名的财经专家， 他知道那十大建筑是用什么样的钱盖起来的。 那时仅河南一地处在生死线上的人已是相当之多，可以说已近于“白 骨遍于野，千里无鸡鸣”了。所以顾准说过， 他这一生决不进人民大会堂。 因为他知道那十大建筑的钱本是可以用来救命的。

190、谢泳说：中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精英，特别是1940年前后 出身的人，决定他升迁的主要因素中“出身”和“成份”起过主要作 用，特别是政治精英更为明显。

191、谢泳说：中国传统社会，本来是以伦理为主要特征。 早年梁启超和梁漱溟他们就不承认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 而特别强调它的伦理化。伦理社会就是看重社会以和解为基本特点， 而阶级社会则强调冲突和斗争。中国社会所以形成“出身”和“成份 ”为主要身份标志，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 毛泽东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讲得非常明白， 中国社会主要是阶级冲突。

192、谢泳说：“出身”和“成份”，在中国社会里， 它的核心问题其实是知识分子问题。中共党史上有一个特点， 就是早期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基本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 但奇怪的是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的领导者却特别看重“出身”和“ 成份”。“出身”和“成份”最后成为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决定性因 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导致中国社会长期不进步的主要原因。

193、谢泳说：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是不愉快的， 这种不愉快在他一生中都有痕迹， 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特别是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 与他早年的北大经历是有关系的。

194、谢泳说：毛泽东对哪一个时期的北大都不热情。 他在文革时的名言：大学还是要办的， 不过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细想起来， 也是他当年北大经历的一种心理折射。

195、谢泳说：毛泽东观察事物的一个典型思维是， 他认为无论什么群体，一般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好人， 百分之十是有问题的，只要掌握了那百分之九十，事情就好办了。

196、谢泳说：陈嘉庚有一本书《新中国观感集》，书中有一节《 毛主席为人》，讲到了陈伯达对毛主席的认识，陈嘉庚说： 关于毛主席为人，陈伯达在北京告我，毛主席为人甚温和慈祥， 善体贴人情，虚怀若谷，文学极好，所发表文章皆自手出， 未有人增减一字。如果陈伯达晚年能看到他的这位同乡前辈的书， 看到自己当时对他说过的那话，不知会作何感想？

197、谢泳说：我对美国一向具有好感， 我认为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美国的主要努力是有进步意义的， 虽然他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也曾经有过失误。

198、谢泳说：四十年代末， 中国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是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出现了偏差， 他们在理念上认同美国的几乎所有价值，但在美国的外交， 特别是对中国的外交方面，很少有人保持冷静。 许多历史要在事后看，从近代以来，你看美国对中国所做的一切， 就能明白，凡是对美国的态度出现偏差时，最后吃亏的总是我们。

199、谢泳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反战的。这没有问题。 问题是你面对的是什么人。美国总是先礼后兵， 战争是不得已的选择。二战中有许多教训，这是人所共知的。 人们要想到，有些长久的和平是以战争为代价的。有时候没有战争， 就没有和平。在和平努力完全失败后，如何面对反文明的势力， 这是一个新的问题。除了战争以外， 没有别的办法遏止反文明的势力对文明社会的挑战， 美国对伊的最后选择是不得已而为之。美国的战争选择， 最后在道义和责任上都有意想不到的后果，他们的最后选择， 还是为了世界的和平。因为上帝没有能力让坏人回心转意， 只把一种方式留给了美国。

200、谢泳说： 只有在自己的国家里可以自由地反对自己的国家所要发动的战争， 那才是真正的反战运动。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反战运动。 只有民主国家才出现过真正的反战运动。在这方面， 还是要推崇美国。

201、谢泳说：我发现, 过去的知识分子多讲民主的好处， 而现在的知识分子总讲民主的坏处，或者说， 那时的知识分子喜欢讲民主的易处， 而现在的知识分子愿意讲民主的难处。张东荪那时也说过， 你到乡下找不识字的百姓，如果告诉他民主的道理， 他也会明白民主比专制好。他又说， 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农民不要民主，而民主只是资本主义制度才有的。

现在许多知识分子，一说到民主，总是认为我们这里问题很多，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地大人多，教育水平低，人的素质差等等， 比如王蒙就经常说民主的坏处。在民主问题上， 现在的知识分子还没有资格说它的坏处，而只有责任说它的好处， 这话听起来有些霸道，很不宽容似的，但这是知识分子的起码责任。 民主有没有坏处，那是一望而知的问题。它有坏处， 但它的坏处和没有民主的坏处不是一回事。 而且没有见过民主好处的人，最好别说民主的坏处， 因为它的那些坏处都是和好处相伴而来的，我们不说民主的好处， 也就没有资格说它的坏处。

现在一说到民主和宪政这些东西，总有一些知识分子要出来说怪话， 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心理。一说选举，马上就是：“总统做皇帝， 议员变猪仔”，一说分权，就是天下大乱等等。民主的有无， 关键是一个诚意，你对它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期待， 你也就不想它的好处了。好东西在哪里都好， 那些经常说民主坏处的人可以继续说它的坏处，但要让人信服， 还是要先说完民主的好处，那样才有说服力， 一个在没有民主的地方生活的人，那里有资格说民主的坏处呢。

202、谢泳说：这一百年来最让中国人热心的事是民主， 最让中国人寒心的也是民主。这件事让中国人追求了近一百年， 不能说没有开花，但却很难说结出了什么果实。对于民主， 现在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好东西， 可好东西为什么不能让它在我们这里开花结果呢， 最常见的理由是我们有我们的特殊处境，不能太快，得慢慢来， 中国人教育水平低，一下子适应不了民主。 如今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持这种观点， 很多官员更是认为民主说一说很好，但真要做起来就难了，所以， 对于那些将民主挂在嘴边的人，他们总是不很看得上。

203、谢泳说：一个人对于民主应该充满敬意，对于官员来说， 则要有诚意，这诚意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 而是要对它有一种近乎迷恋似的情感。

204、谢泳说：你对民主没有诚意，不愿意让它生长， 自然可以找出一万条理由来，但民主这东西， 实际上不是一件说的事，而是一件做的事。说多少都没有用， 因为民主是好是坏一望而知。

205、谢泳说：我认为自由主义是一个好东西， 是因为我从许多历史事实中发现这套东西第一合乎常识， 第二合乎人情，没有什么神秘的。比如它认为要容纳异己， 我以为这就比不容纳好；它认为要市场经济， 我以为就比计划经济好；它认为民主比独裁好，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好想法，还有人独立就比依附好。 自由主义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 它是说理的，它是商量的，它是温和的，它想让人多一点自由， 多一点随便说话的地方。我是认同自由主义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都能按它的规则来为人处事， 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一点。 现在不能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实现了自由主义的理想，就说它不好， 或者认为它是虚伪的，不现实的。这不对， 我还没有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有比自由主义更好的为人处事 原则。

206、谢泳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中国社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特别是因为经济上的适度开放和政治上的加紧控制， 使整个社会文化呈现一种畸形状态，一面是经济上的发展， 一面是政治上的控制， 这二者之间的冲突已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 主要矛盾，由于政府目前还没有政治改革的诚意， 所以对由于经济变化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政府虽然已经高度注意， 但他们的注意过多用在强调社会稳定方面， 所以目前我们还看不出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什么新的设想。

207、谢泳说： 如果早些年还有人以为李敖是一个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人， 那么现在人们可以放弃这种评价了，李敖是一个怪物， 是一个只有在专制社会中才能感到自己存在价值的人， 也是一个在自己的生活里不能没有对手的人， 如果这个对手始终存在，那李敖还有事干，他那些文章， 也还有一些读者。

李敖年轻的时候其实没有好好念什么书，只是有一些歪才。 他做学生的时候，几乎骂遍了自己的老师。 他那时以追求自由和民主来为自己装点门面， 当这些东西真正来了的时候，他倒又喜欢上专制了。

一个自认为一生都在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学者， 当民主和自由真正到来的时候，他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如果他的理想是纯洁的，那么，他不应该因为民主和自由的到来， 而感到失落。对于真正的民主斗士来说，民主和自由来临之时， 他们应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 他不能因民主和自由的到来而使自己失去了往日斗士的风采， 就转而向专制暗送秋波，不，是公开献媚了，这个样子的李敖， 还配反什么专制？

李敖，你不是说你是五百年来写白话文最好的一个吗？ 那么你就用你的白话文把下面这句话改写一下吧： 我是一个最不要面子的人。

208、谢泳说：我们的教育不是让人学会爱，而是要让人学会恨， 那个年代，青少年的榜样是一个叫刘文学的少年， 因为他从小就知道恨地主， 对待敌人就要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残酷无情。 西方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博爱，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是仁爱， 但到了后来，这些我们都不要了。五十年代以后， 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表现最好的都是后来教育出来的， 所谓积极分子，他们是最听话的人，你让我干好事我就干好事， 你让我干坏事我就干坏事。到了文革， 我们的教育后果就体现出来了，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学生打老师， 学生逼得老师跳了楼。从这个结果上评价， 又可以说我们的教育是失败了。

209、谢泳说： 我们在教育中犯下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不把真实告诉那些受教育的人 ，因为我们的教育不是一个说真话的教育， 所以长期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人，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分不清好坏的人了。所谓分不清好坏， 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已经把一个人的思维训练成了只能用一个标准去判 断事物，非此即彼。文革中学生打死老师、 北京的中学里学生逼得老师自杀的事已不是一件两件。 这说明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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