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强
Esquire特稿实验室按：不计其数的天才人物闪耀在历史当中，作为人类智慧的证明被崇敬和铭记。与此同时，我们永远不得而知的是：有多少聪明的头脑被浪费掉了？在天才虚掷的一万种方式里，这篇特稿将告诉你最令人唏嘘的一种。
主人公王镇皋在理论物理学上拥有过人天赋，“中国的爱因斯坦”、李政道的启蒙老师束星北评价他，“天资高过李政道”。然而，他却接受针对导师束星北的秘密任务，掩藏身份长达25年，众多同事、学生因此遭受厄运。凝视深渊日久，人生迟暮之际，深渊终回以凝视。
｜本文首发于2015年8月刊｜
王镇皋回忆过去不大记得年份时，总习惯说，淋巴结核发病之前，神经衰弱的时候，查出肺气肿、肝硬化、前列腺癌变的时候……他一度躺在床上等死，有惊无险地活到85岁，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杭州的一所中医院里，他拿着单据，小心翼翼地走下自动扶梯。他请求牙医别让腿脚不便的自己折腾啦，先盖个戳，照过射线再下楼付款，可大夫说，这是医院的规定。扶梯降到一半，王镇皋突然转过身，抵着众人的目光向上跑去，慌张和尴尬让他乱了分寸，摔倒在电梯犬牙似的棱角上。
他跛着脚进了门诊室，拿回落下的钱包，一边掉眼泪一边向医生宣布，病他不看了。
28岁的时候王镇皋在山东大学物理系评为讲师，新社会的身份序列里，属于高级知识分子，拥有一张红色的医疗卡，无需挂号，主任医师在专门的房间里等待，工人负责拿药、记账。
如今的遭遇让他委屈，他又一次想起自己因为疾病、生活琐碎，尤其是那件事而浪费掉的天才，“如果我不是副教授，是院士，他们还会这样对待我吗！真是太残酷了。”
两年前他在《杭州日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当中回忆原子物理时代的著名科学家束星北，提到他在抗战年代启蒙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王镇皋给报社寄去一封长信，告诉编辑，“束星北最好的学生不是李政道，是我。”
据说束星北几乎从未夸奖过别人，即便是后来做了中科院院士的学生，在他眼里也只是“马马虎虎”。但他向人提起，王镇皋的天资高过李政道，只是体质差。
晚年的王镇皋带着一身疾病回到出生地绍兴，打算在小镇僻静的街巷里过完剩下的日子。当他本本分分地走过菜市场，没有人会对他的过去感兴趣，有过瓜葛的人，描述起来却总有夸张之嫌，“世界级天才”，“当今再没有第二个的好人”，以及，“卑鄙无耻的特务”。
王镇皋在山东大学念书时的相片
壹
王镇皋出生在绍兴山区的一座村庄，18岁高中毕业时，家里替他指定了妻子的人选，理由仅仅是听说那位谁也没见过的姑娘擅长操持家务，他逃离了家庭，到上海寻找亲戚，并在那里考取了尚在青岛的山东大学。
1950年夏天，一声如释重负的闷响，蒸汽机车缓慢停靠在德式风格的站台里，从上海到青岛的路程没想到会如此漫长，换过几次车之后，已经完全丧失了方向感。王镇皋木然地走下来，望着眼前尚未从国共内战中平复的城市。
当时《青岛日报》连篇累牍的政治宣示中间，还残留着特务肆虐的迹象。这座海滨城市曾经是德国、日本的殖民地，内战时用以停靠美军的战舰，直到 1949年6月才改旗易帜，理所当然成了匪徒、密探和顾虑重重者最后的据点，1952年时，美军飞机还投下过装在陶罐里的细菌弹，学生们不得不停止课业， 四处捕捉蜘蛛和蜈蚣。
同届学生回忆，第一次见到王镇皋时他穿着全系唯一一件土布长衫，羞涩讷言，习惯性地挤在人群背后。开学后的摸底考试，因为数理化三科满分，令物理系上下震动。不过一年之后，教室里便很少出现王镇皋的身影。
小时候，得了肺痨的舅妈被送回绍兴乡下，人们对它的传染性一无所知，只晓得大口吐血意味着时日无多。王镇皋带着病菌到了山大，每天只买得起一个窝 头，一米七几的个子仅有九十来斤，结核病便趁免疫力低下发作了。他躺在隔离宿舍里，剩下一具瘦削的皮囊，溃烂的腮部仍不断流出脓水。当时还是进口药物的链 霉素三块一针，几乎是他一个月的饭钱，且需要每天注射，另一名肺结核发作的同学已在几天前病亡。
每天昏睡二十个小时，半梦半醒时想些什么王镇皋已经无从回忆，他谈论起生命中让他联想到死亡的片段：年幼时正是军阀和盗匪横行的年代，贼人们扛着枪 在村巷里逡巡；无数个太阳毒辣的正午，为给拮据的家庭寻找食物，赤脚踩在水田里，捡拾田螺和黄鳝，噗地一声拔出脚，上面粘着血红的肥胖的蚂蝗；方圆几十里 唯一的医生只懂得枪伤和刀伤，今天习惯称之为疾病的那些，就随它去吧。王镇皋不清楚兄妹的数量，原因在于大部分都夭折了，幼儿患了腹泻之类的疾病，便任由 他虚脱，待奄奄一息时抱进草棚里。
病重的事情王镇皋没有通知家人，徒增担忧而已。1952年3月时，身体愈发虚弱，直至无法起身，互助组的女同学早晚送给他饭食，其中一位还倾诉起被人追求的烦恼，要求他保守秘密，像是把隐衷写在一堵即将拆迁的墙上。
转机的出现毫无征兆，人民政府宣布给予大学生食宿和医疗免费，护士告诉王镇皋消息的一刻，他想，“共产党大恩人，救了我一命。”
当王镇皋晚年陈述起人生际遇时，疾病与天资、个性与政治洪流之间的关联让人很难不产生宿命感，“如果我没有考上山东大学、没有遇到束星北，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似乎一切都有报偿，只是它习惯于慢慢地显现。
王镇皋记得，毕业前的一个晚上，学校党委通知他到办公室去一趟，推开门，保卫科科长巩念胜坐在那里，身边是一名军人出身的公安，有着黝黑的面庞和魁 梧的身材。他们告诉王镇皋，校党委和公安部门决定让他接近物理系教授束星北——青岛公安头号监控对象，“你很有前途，这对党和国家的损失也很大，但是青岛 的反特斗争形势很严峻，实在找不到第二个人，万不得已只能牺牲你。”王镇皋沉默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束星北在讲课
贰
真正的天才们往往性情狂傲，宝贵的注意力绝不会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比如常人的自尊，比如多而无当的规则。束星北恰好就是这样的人物。
有关他的传闻很多，留学欧美，曾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抗战期间建造了中国第一台雷达；曾在国民党军事机关担任要职，大约还有少将之类的头衔；李政道 多次提及，自己的物理学造诣最早源自束星北的启蒙；以上皆广为人知，而他的形象和个性，只能从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和只言片语中勉为拼凑。
片段一：束星北讲课极富魅力，从不照本宣科，学生王景明形容说，束星北手里拿的是一根魔杖，轻轻一点，就为陈腐的世界打开了一扇天窗，如梦初醒般发现令人着迷神往的宇宙。
片段二：束星北脾气差，对蠢笨之人毫无耐心，常训斥为草包、笨蛋、狗屁不通，学员大多视他的课堂为畏途。他常在年轻教师的课堂外驻足“侦探”，甚至闯上教师王承瑞的讲台，摸起粉笔在板书上打叉，公式打满小叉后，又用大叉布满黑板四角。王承瑞为此跑到校长办公室大哭一场。
片段三：束星北对热衷政治的行为极为反感，曾称大学不是党校，谁要是做政治家，就应该去专门的学校。他与山大校长、共产党元老华岗公开辩论，争执哲学与科学哪者为大。
束星北在山大开课那会儿，王镇皋还在痊愈之中，只选择了束先生的理论物理选读一门课程，讲授相对论时，王镇皋不仅对答如流，而且多有发散，束星北感到意外，问，你看了什么书？他回答说，生病的时候捡到过两张散掉的册页，无聊时用来打发时间。
因为生病耽误课程，束星北单独为他开了一门量子力学，引来十几位教师听课，教师们跟不上，王镇皋不得不充当起助教。遇到难解的问题，束星北毫不顾忌 地评价说，你们这些笨蛋，这都不明白，王镇皋肯定懂。临近考试时，他对王镇皋说，不要考了，我直接给你一百分，并塞给他一本厚厚的英文原著，“看一个礼 拜，考这个。”
然而，那些天真热情却资质平庸的学生，即使整天束先生长束先生短，也得不到任何回应，束星北一贯地不屑一顾。当年的学生回忆，为监视束星北，也有其他学生被公安局动员过，但都以“不能胜任”搪塞脱身。
党委办公室里，王镇皋依旧沉默着，巩念胜和魁梧的公安等待着答复，“实在找不到第二个人，万不得已只能牺牲你。”他们强调说。
王镇皋已经记不起当时说过或争辩过什么。入团材料被公安局拿走，政治前途成了质押物，自己事先却毫不知情，“党是救命恩人，我胆小不敢拒绝，而且有 可能毕业后不安排工作。”那时他已确定留校。“这是党的命令。”保卫科长巩念胜终于发话，并向他保证，未来的职称和工资决不低于同届老师。
由于记忆本身的脆弱，或者有意识的语焉不详，王镇皋当时的心态——借用物理学的话说——像是一团概率云，却无从观测，不管是因为胆怯或是一时的投机心，他不可逆转地做出了后半生耿耿于怀的选择。
王镇皋的聘书
叁
凌晨时分，胶州湾吹来的海风仍带着些许凉意，山大校园里一片寂静，王镇皋快步走在摇曳的树影之中。他依然记得那是1957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大鸣大放”引起的喧腾还将在第二天继续，人们真诚地投入到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热潮中，批评之声日渐刺耳。
他走过物理系所在的六二楼，一座日本人建造的风格怪异的石砌建筑，后来城头变幻，美军舰队的司令部驻扎于此，想起来，才不过是8年前的事情。山大门前的鱼山路上已经没有了行人，他径直走进对面的巷子，推门进了小院，公安部门的接头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汇报完白天的鸣放情况，公安告诉他，“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中央快要反击了。”工人备好了夜宵，接头人端起馄饨，响声似乎也比平时收敛了许多。王镇皋心想，一旦中央不再容忍，鸣放中的活跃分子就要倒霉了。而他收集的言论很可能成为某种“罪证”。
“大鸣大放”那几个月，王镇皋每天忙于查看大字报，探听师生们的言论，中午和午夜12点到联络站汇报情况，回到宿舍时已经2点钟。地处海滨的青岛4点半就天光大亮，担心错过重大动向，他也得跟着起床，总感觉身体随时会垮掉。
经过煽风点火——伟人风格的修辞，山大的右派们终于动员起来，很快从一开始的遮遮掩掩演变为“恶毒攻击”，谨慎、直率、放肆，一步一个台阶，效果显著。
不过，有着“束大炮”称号的束星北在鸣放开始后有些反常。肃反运动中遭过罪的教授们一有机会便大倒苦水，指斥那些冲锋在前的打手，“束星北反革命集 团”的头目本人却不提个人恩怨，跟他以往睚眦必报的风格很不一样，开会时总泛泛而谈，很多人猜测束星北听到了风声，也有人听说他在研究什么宪法。
王镇皋也关注着束星北的言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自从领受了秘密任务，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担心有一天泄密，无法向恩师交代。因此，除非公安机关要 求，平日极少去束星北家。有一次考题太难，全班最高只有39分，作为助教，他未经请示擅自调低了及格线，只为不与束先生私下照面。
后来学生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印象最深的是回荡在物理楼的束星北的喊声，王镇皋，王镇皋，他从不与束先生反驳争辩，交给的任务总能尽心完成，辅导功课、批改作业，束先生落得清闲自在，对王镇皋也格外照顾，知道他身体不好，把带有暖气的办公室交给他使用。
亲历者的记忆中保存着另一个版本，同学朱之藩回忆说，留校后王镇皋与老师相处融洽，彼此聊天不加避讳，一些言论被他汇报给了组织。同事眼中的王镇皋 仍是老实善良、惯于服从的个性，即使普通的实验员也直呼其名，交代的琐事，他同样笑嘻嘻地照办。他从不拒绝别人，同事借钱，如果没有，就找第三者借，他害 怕令别人失望。
秘密工作的网络里，王镇皋也是只能服从的小角色，他尽职地完成属于自己的任务，相应的，也只想承担不多不少的责任。学校召开鸣放讨论会的第二天晚 上，王镇皋从联络站回来，发现物理楼灯火通明，走廊上放着标语，学生们对《青岛日报》扭曲讨论会发言的行为很不满，打算到报社示威，王镇皋立即报告公安， 参与的学生后来大都打为右派。王镇皋认为，向组织报告是职责之内的正常处置，“打成右派跟我没有关系。”
强调“没有关系”时，他正弓着身子坐在简易床边，把手里的硬币又翻了面，啪的一声扣在桌上。“责任要明确，”王镇皋说，报告后公安怎么部署他不过问，具体哪些学生打为右派也并不清楚，就他的能力来说，可做的很少，“没有哪个右派、反革命是因我造成的。”
对面宿舍的同事李仲益高大开朗，在《民主报》上很活跃，提前得知中央准备反击之后，王镇皋想告诉李仲益，怕被问如何得知，更担心一旦败露，自己受牵连。何况，此时已经太晚，“这些人要倒霉了。”他想。
引蛇出洞的策略临近公开时，人们才明白束星北沉默的原因。在省委宣传部的会议上，他以《用生命捍卫宪法尊严》为题发言，认为历次运动的错误在于粗暴破坏宪法，时弊的根源只因有人治而无法治。他的见解引来一片喝彩，更多的人隐隐感觉到不安。
《民主报》编辑向束星北索要发言稿时，风向已经变化，因此建议他删去“人治”、“歌颂清官”、“毛主席也不能保证没有偶然的错误”等内容，被束星北拒绝。一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告反击开始，编辑问束星北是否需要撤稿，他回答，文责自负。
最先鸣放的教授们也最先认罪伏法，右派的阵地上到9月份时只剩下束星北一人。在全校批斗大会之后，公安局指示王镇皋到束先生家里去一趟。
为了不引起怀疑，他午夜时动身，走过鱼山路昏暗起伏的街道，拐进束先生的小洋楼。束星北夫妇见到是王镇皋，十分高兴。白天批斗时有人指着鼻子谩骂， “（如果）当时我带枪的话……”束先生没说下去，夫人接过话，“我们家有枪，打兔子的。”束先生提起了李政道，也为王镇皋太多教学任务感到不平。那一晚王 镇皋少有的愉快，几乎忘了是去执行任务的。
四十多年后人们翻阅束星北档案，发现1957年记载着这样一条：王某某汇报，一是束星北有枪，二是束星北表示，如果自己真的出事，李政道一定会帮忙。半年后，束星北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送往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
王镇皋记得，束先生曾经问他是不是团员，他犹豫了一下，回答说不是。那次谈话之前，公安接头人曾塞给他一枚团徽，但直到超龄退团，都没有机会佩戴。他说那是唯一一次向束先生撒谎。
大鸣大放时王镇皋整日忙碌又心事重重，同事看在眼里，但没人知道，此时他已经因为劳累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整夜无法入睡，记忆力减退，连熟人的名 字也想不起。备课时，他看着刚刚翻过去的书页，脑中竟一片空白，恐慌在胸口淤积，“哇”的一声伏案痛哭，他知道，自己再也不是天才了。
王镇皋的老相册，里面是他和同事的合影
肆
“文革”爆发后的一天，王镇皋和其他教职工被留在教室里，面前放着纸笔。总支书记要求互相写揭发材料，当然，他说，也可以写写自己。
沉默。第一个人拿起笔的时候，教室的气氛变了。不一会儿，只剩下王镇皋抱着双臂，一动不动地坐着。
鸣放之后的秘密工作并没有轻松下来，但凡国内外有事，王镇皋就得收集各方面的言论，每周撰写思想动向报告，交给巩念胜。有一段时间，他借调到北京参 加人工降雨研究，12点乘坐火车，一宿不睡，凌晨5点到达后直接赶往学校，拖着病体上完八小时的课，当晚又赶回去。课间休息时，他站在走廊里打起了呼噜。
被留下写揭发材料的同事们，有的已经写了满满一页，有的只开了头，王镇皋仍然没有动笔，“我拼了命做工作，还要坐在这里交代问题。”眼泪又止不住了，最终交了白卷。
物理系办大字报专栏时，他依旧没能逃脱，同事列举的罪状是：打扮成美女的大毒蛇，反革命少将特务束星北的得意门生、孝子贤孙，为他肝脑涂地。他找总 支书记争辩，对方不屑地说，“北京的大干部都整了，你又算什么？”他闯进党委书记办公室才发现，巩念胜已经在替他申诉了。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整他的幕 后操纵者被关了起来，王镇皋松了一口气。有了依傍，他不再出席任何批斗会。
政治运动呼啸去来，让人想起当年那列漫长的火车，只是更不清楚方向、更无所适从，王镇皋保守着隐秘的身份，像是攥紧扯掉了一半的车票。当现实无力改 变，唯一能做的便是自我说服，他逐渐把秘密工作当做一种民意调查，认为是党中央了解民情的途径，而且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围观下棋时邻居评论起时局，王镇 皋蹲在一旁探听，忘了家人还等着他回家做饭，恼怒的妻子冲下楼，将他踢翻在地。
“打探？用得着打探吗？平常见了面随时都可以聊聊” ，王镇皋对词语暗示的褒贬很介意，他从床下拉出一个纸箱，老照片整整齐齐地贴在相册上：山大的花园里，同事们努力地笑着，或是在夏天的海滩，心无顾念地角 力、追逐，黑白之间觉察不出任何异样，只有波澜不惊的生活场景。王镇皋的秘密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山东省受到中央的嘉奖，公安厅长还专门请他吃过饭。
党支书记曾问王镇皋，你为什么不申请入党？为什么不向党汇报思想？他只能回答，这不太好讲，校党委知道我的思想。公安厅的人曾告诉他，你不能入党，并拿出一份彭德怀事件的党员文件，给他看了，“这就算你的组织生活。”
报告别人私下的谈话，难道不觉得有问题吗？我问王镇皋，他回答说，“党中央希望知道你怎么想，就算明着问，难道不应该如实回答？汇报给组织又有什么 关系。有些人挨整，是党犯了错误，像我这样的好人，怎么可能去害别人？”联想起围绕在他身上的种种评价，王镇皋又一次不加掩饰地落泪了。
不只一个人向我说起他的老实善良：他把评奖、加工资的机会让给生活困难的同事，用一枚钻戒换来的自行车借给别人长期使用；当他看到新闻中患了重症肺 炎的儿童，一宿辗转反侧，第二天赶到医院留下500块钱之后，才回到家沉沉睡去——我在网上看到相关报道时，迷惑于缺乏道德判断力与渴望道德满足感为何会 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了解我的人都说，当今世上再没有这样的好人了。”他又说。
文革挨整之后，王镇皋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逼迫得受不了，就要求公安局把自己关起来。再去理论物理教研室的时候，同事们变得异常客气，有的低着头， 有的猛然站起来，“王老师，请坐。”运动把人变成了伪君子，王镇皋想，十年前他就告诉公安局，束星北思想落后，但事情都在明处，远不及两面派可怕。
发配到月子口水库之后，束星北起初仍在宣扬人治法治的理论，其他右派们疯狂劳动、彼此揭发，寻找着一切摘掉罪名的可能，束星北体弱，又消极怠工，总被当作最差的一个。
饥馑来临的时候，束星北饿极了，身体快要陷到绵软的地里去，他溜进农田，顺着红薯的藤蔓摸到根茎，正要挖时被守望的农民逮到。农民见他可怜，从草棚 里抓了一把花生，束星北竟连皮吃了下去。漫长的煎熬摧毁了他的意志，终于写下万余字的忏悔书，痛斥自己是“披着人民外衣的豺狼”。当有人偷偷告诉他可以帮 他逃亡海外，他动过心，最终还是告发了对方。但无论如何虔诚，始终不被饶恕。
然后，又春天了。
20年后，王镇皋见到已经平反的束星北，发觉当年的英气消散了，而他自己也因为疾病折磨显出深重的病态。他代表学校请束先生回山大，束星北只是笑笑，没说什么。后来束星北寄给王镇皋一封介绍信，李政道要到北京演讲，他希望自己最好的两个学生见见面。
报告厅里挤满了人，他们响应号召，准备再次“向科学进军”。王镇皋坐在第一排的贵宾席，静静地看着讲台上的李政道，“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演讲结束，掌声真诚热烈，王镇皋害怕问起科研的事情，在人群涌上前的时候，独自离开了。
退休之后，王镇皋写信给学校，要求评自己为名誉教授，哪怕退休金减半也无所谓，但没能如愿。
伍
晚年回到绍兴小镇时，家人亲戚大都不在了，七十多岁的外甥女偶尔照看他。每隔两天，王镇皋往外甥女家去一趟，如果几天不见人，她就过来看看是病了还是死了。前不久，外甥女也去世了。他跟妻子已经几十年没有来往，听别人说，她的健康状况比自己还要差。
王镇皋患上神经衰弱那会儿，曾申请到兰州大学交流学习，顺便休养。远离了政治运动的是是非非，兰州的时光难得清净。一位北大毕业的姑娘热情主动，总 是用上海话问这问那，王镇皋你还看电影啦，王镇皋裤子不好这么破的，后来就成了他的妻子。婚后听说，妻子曾有过未婚夫，男方在毕业结婚前沦为极右分子，判 刑十年，因狱中组党，又加刑十年，亲戚都劝她，等不得了。
婚后，王镇皋总在周日时神秘外出，有时半夜12点也悄悄溜走，无休无止的争吵，感情也随之消磨。1979年，未婚夫平反出狱，跟妻子常常书信往来， 王镇皋无意中读到过其中一封，信中回忆起两人的青春时光，“乌七八糟，一塌糊涂。”他说。离婚后，妻子立刻搬去了未婚夫所在的城市。
同事间流传的风言风语则是说，王镇皋的特务身份败露后，妻子忍受不了他的声名狼藉，离他而去。第二任妻子是物理系老教授的年轻遗孀，“卑鄙无耻的特务”就出自她的咒骂，那段婚姻也没持续多久。
对于秘密身份的泄露，同事间的版本和王镇皋的说法略有出入，但都繁复冗长，可以确定的情节是：1979年，为了提高待遇，王镇皋向党委书记“评功摆 好”，提及监视束星北的历史，结果与总支书记产生矛盾，后者“有意泄密陷害”。当他从外地回到山大时，同事告诉他，“不得了，特大新闻，全校都知道你是山 东省公安厅的大特务。”
他先是调往华侨大学，后来为了就医方便，又调往苏州铁道师范学院。至于科研的事情，早就不再抱有希望。
同学王景明回忆说，束星北曾有一次向他问起，你知道王镇皋是特务吗？眼神中带着惊讶，但也没多说什么。1982年束先生去世之后，治丧委员会发过一封电报，王镇皋在上海看病，收到时已经是三个月之后。
束星北临终之前曾有嘱托，要求把遗体捐给青岛医学院，他虽然身体衰朽，头脑却像年轻时一样清晰敏捷，也许有研究的价值。但医学院忙于领导换届，遗体 被遗忘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很久以后领导想起，吩咐两个学生抬到树林安葬，学生抬着不知名的腐烂尸体，匆匆埋在了操场的双杠下面。
“遗体被忘记了？”王镇皋的眼神突然惊愕起来，直直地盯着我，很快又黯淡下去，“哦。”
此刻，窗外正是江南的梅雨季节，雨声时大时小，夹杂在隔壁一场法事的木鱼声里。雨停了，小贩骑着三轮车叮叮当当地经过巷子，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斑驳了的标语。
本来事情应该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但有一年，女同学打来电话，说大家都为王镇皋感到不平，当年班里常常得零分的学生也评上了教授，而王镇皋却在副教授的职称上退了休，“你可是束先生当年最器重的啊。”
王镇皋感到很失落，他用历数一生的语气给苏州和山东大学写了万余字的长信，希望授予他名誉教授，即使退休金减半也无所谓，结果都没有回复。两次突发 心脏病的巩念胜也拖着病体为他奔走，找到山东大学，了解当年情况的潘校长病重不办公，再不久，巩念胜和潘校长都去世了。王镇皋到济南时曾看望过巩念胜，聊 起当年的事情，巩说，“党对不起你”。王镇皋再也压抑不住，放声大哭。
心愿未了，知晓他过去的人却一个个离开人世，王镇皋有些四顾茫然。他拨通老同学的电话，对面传来了嘟嘟声，“死掉了？不可能死掉了。”再拨打另一个，“膀胱癌啊，我前列腺癌，好一点，还能活一两年。”他说，要是评不上教授，会死不瞑目。
他也想联系束星北的小女儿束美新，向她解释当年并没有害过束先生，汇报时提到李政道，是想让上面处理时有所顾忌。但束美新不愿意跟他通话，虽然她同意父亲遭难的责任不在王镇皋，当年揭发他的人太多太多了，她只是不愿意父亲的名字跟王镇皋再有瓜葛，“跳梁小丑”，她评价说。
在电视柜的杂物中间，有一本托人买来的《炎黄春秋》，里面有篇回忆束星北的文章，王镇皋用红笔圈注了几处细微的错误，比如，不是气象所，是气象台。
他的自我意志稀薄的个性，似乎跟年轻时没有太大分别，一贯的柔弱老实，经不起人劝，看到农民工讨薪的新闻便忍不住落泪，每次去医院都特地多带两千块钱，遇到穷苦人医疗费不够的，就给他们，每年总能遇到一两次。
那次在杭州的中医院，他坐在门诊室里哭泣，诉说起当年，医生打断他，“你不要哭了。”后来就很少再去那里，有人按时买好药寄给他，每次满满一箱。
每天凌晨4点多他就起床，熬癌症的药，要是有困意，便再睡一会，四个小时后熬肝脏的药，下午和晚上还有两贴。浊黄的中药熬好了，总是忘了喝 ，凉掉。他拿出中药处方，忍冬藤、白茯苓、龙牙草、青藤根……“嗒”的一声，炖着排骨的砂锅烧干了，裂成两半，晾出一团乌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