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信的珍贵史料

作者：李南央 文章来源：《书屋》

迄今为止，我和丈夫一起整理出了三部父亲李锐保存下的史料：八十余万字的《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1938年—1960年通信、日记集》，二十余万字的《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1975—1979年家信集》，近九十万字的三册含1947年—1979年的《李锐日记》。印刷、出版这三部书，我坚持了一个原则：一字不删、一字不改，即使有些可能对我父亲产生“负面”影响的文字，我也没有删。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只有《云天孤雁待春还》一书，其中的一处作了一小段删节。这是在父亲反复、强烈地要求下做的，事关他的一位老朋友，我想当老人们都走了之后，我会恢复那一段的原貌的。因此我可以对读者负责地说：这三部书是可信的、是可以当作科学地研究历史的参考资料的。
第一次接触这些史料是在三十年前，父亲平反复出回到北京，尚未再婚，我主家事，把他从水电部地下室的保险柜内找回的信件、日记，塞进他书房书柜下面的柜子里。有时想想，觉得一切似乎只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四维空间之时空，真是不可思议！那年我二十九岁，忙着生孩子、养孩子，钻业务、干工作，兼代翻译资料赚“外快”，偿还给女儿买钢琴欠下的“债”。那时每周只一个休息日，忙完了洗衣做饭，还要去看老人，送孩子上图画班、游泳班、钢琴课……转得就像个陀螺，没有剩余的精力和时间再多做点什么。
就这么忙着、转着，忽然间女儿长大了，翅膀硬了，飞走了。家里空了、静了，有了时间干些“饭碗”以外的事情了。当然更重要的是，自1978年找回父亲、找回自己之后，经过三十年的历练，跨越了两种文化、两种制度，人已渐趋成熟，有了把握、整理那些史料的能力。
2002年的4月，我从国内带回了父亲和母亲之间的旧日通信。在我和丈夫拆开父亲按年代分封的一个个文件袋的那一刻，我们体验到了“震撼”。母亲1938年的一篇日记写在一页英文传单的背面，那传单上写着：

Dear Sir:
We address this letter to you with the belief that you are among the millions around the world who have deep sympathy for China’s present war of resistance… …
（尊敬的先生：
我们给您写这封信，是因为我们相信，您像全世界的亿万人民一样，深切地同情着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抵抗战争……）

母亲1945年7月12日给父亲的信写在一张延安油印小报的背面，那小报上写着：

农业方面，多种菜蔬，“无菜半年荒”，南瓜萝卜可以顶粮食吃。今年准备不种了的山地，抢种糜子。南泥湾八十亩的川地原计划种美国烟的，应改种洋芋和杂粮……

这些纸页是可以放进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展柜的一级文物呵！
2004年的11月我们完成了这些信件的整理、录入和编辑、校对，因为找不到愿意合作的出版社，于那年的年底自费印刷了一千册（上、下本）。2005年的1月4日拿到了散发着墨香的一摞摞牛皮纸包，抚摸着我自己设计的书的封面，那心情岂是激动二字可以形容。大陆一位著名的民间出版家预计，此书的散发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结果书印出仅三个月，只余下为数不多的几册在手中。《半生为人》的作者徐晓告诉我，她是彻夜未眠，通宵读完的，那一行行小字看得她两眼昏花。她理解我是付不起大字排版的印刷费。香港的一位老先生根据从这两册书中捋出的信息，发表了一篇关于延安时期共产党人活动的文章。美国圣地亚哥大学的图书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图书馆也来函索购……。我和丈夫得到了极大的鼓舞。
第二部书是在翌年——2005年的秋季整理出的，大约二十余万字，这部家信集里有我父亲当年给钱正英、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写的申述信。溪流出版社的编辑打来电话说：有的信内容差不多，你录了两、三次，是不是考虑删去一份？我告诉她：万万不能！“重复”录入的都是申述信的底稿，我就是要让后人从那字斟句酌的修改，称谓、语气的微妙差异中读出：曾经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的李锐，平反的过程是多么的艰难、屈辱，更何况平民百姓乎！我要让后人看到，一个鲜活的生命，他年富力强的旺盛精力，是如何在那成百次、成千次，剖心析胆地辩白自己：不是“叛徒”、不是“阶级异己分子”、没有“偷书”，并在这辩白中被无情地熬煎着、消耗着。那是怎样一个荒年暴月、荒诞无稽、荒谬绝伦的年代！从而绝对地趋避它！
因为上一部书的散发全仰赖朋友们无私的帮助，这部书实在不能再麻烦于他们，决心无论如何要争取到出版社公开发行。结果是十分的艰难，实实在在的“一波三折”，一共签了三次合同始得印行。第一个合同是和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在2005年10月签订的，他们出于市场的考虑，将书名改为《李锐家书：1975—1979》，说这样更有卖点。我当时即觉得，这么一来就有些敏感了，因为“李锐”二字是很碍一些人的眼目的。果不其然，我的担忧成为事实，2006年3月出版社通知我合同作废。经朋友联络，我又与香港的一家出版公司在2006年的4月签了出书合同，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又有邓小平生前“一国两制”承诺下的自由言论空间，虽然书价会让大陆的很多读书人感到昂贵，但也差强人意了。这个出版公司的老板还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从我手中借去了一万元人民币，我以为书终于能够出版了。岂料出书一拖再拖，整整拖了一年，当得知该老板从另一位比我签约晚了几个月的朋友手中拿到了八万元“借款”，将他的书草草出版后，方知道自己遭遇了“骗局”——这位拿着美国护照的香港老板，是个在大陆捞文化钱的人物，借着国内知识分子被囚在“铁屋”中的困境，骗得他们欲高声呐喊的赤子之心。我这才下了决心，2007年的2月14日，在这个“忽悠”于大陆的美籍香港老板逾期合同规定出版日半年后，中止了那份出版合同，转而与美国的溪流出版社在2月24日签订了出书合约。4月13日是我父亲的九十大寿，出版社竟然真的就在大寿的当日将该书印出发行。这本在美国用小批量印刷技术印行的书的价格，十倍于在大陆发行的同样字数的书籍，但是出版社告诉我，这本书是他们创办以来发行得最好的一册。
今年——2008年，我们将父亲李锐的第三部史料——三册、含1947年至1979年近九十万字的《李锐日记》整理完毕。这里面有父亲李锐作为沈阳军事接管委员会主任陈云的政治秘书，参加1948年中国共产党接管沈阳管委员会几次会议上的记录。我在这里摘录两段陈云在管委会上的讲话：

……
三）外交问题。陈（云）自管。
有英美领事馆，汇丰银行。
公文来往，使其承认我地方政府。公文、派员、出入、银行、电台。
派不派兵保护，先问Brother。电台问题，登记批准。银行停业是否立即停业，再请示。头一周不动。
要先派人看守（派人责任即大）——问中央。
……
有五六万俘虏需吃饭，总共要准备每天十五万斤粮。具体分工（目前）：
朱其文——市政恢复，召集商人摊粮。
电力，王首道负责。
交通警、消防、卫生警先恢复。放枪、服务报到，暂一律用（以后大部搞掉）。
票子占领市场：发工资，购物，增换金券。
戒严封城三天（粮不如长春）。
防止英美记者挑拨。苏汽车，哈有苏烟、Votoga。转盘枪不用。日本技术人员不出面，日侨管不忙。
汽车汽油归易秀湘。干部明天下午进城。
调高射炮入城防卫。
现无自来水，通知不在茅房大便，抓紧水管。今晚集中力量先搞电。

若说从这些记录的字里行间、于铢分毫析中可得“真品”，我想受过训练的史家不会认为是过甚其词。
4月8日距父亲九十一寿辰不到一周，溪流出版社以极大的热忱再次与我签约。6月底他们就将全部三册印出，并用UPS快递到了我家，我即托翌日去大陆出差的亲戚往国内带进了第一套《李锐日记》，结果书被上海海关扣留。之后的故事已在网上广为流传，不再赘述。上海海关审查后放行了这套日记，这个作法是极为可圈可点的，是一种执法者尊重法律的进步。在因执法人员无视法律，对百姓横施暴力，频频引发恶性事件的大陆现状下，上海海关这次的处理方式是可引为典范的。
我和丈夫都有工作，且都是技术性的职业，需要不断更新知识，方可免于被我们所在的美国大学近年来一次接一次的解雇浪潮所冲走。这三部史料近两百万字，原件很多已纸页破损、字迹模糊，日期、年代的判定也很不容易，输入、编撰、出版这三部书，花去了我们大部分的工余时间。若没有对这些文字史料价值的自信和在整理中被这些文字深深地吸引，是难以坚持到最后成书的。
我们这一代人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祖国花朵”，是从《红旗飘飘》中看到前人走过的脚印的。最近和一个朋友聊天，她告诉我，张爱萍上将说他永远不会写回忆录，因为那些已经出版了的回忆录只要将回忆版主改成他的名字，就可以成为他张爱萍的书。老将军说：“出这种回忆录有什么用！”是啊，父亲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的前言中说“有了丰富、可信的史料，才有科学的历史研究，才能如实地揭示前人为什么遭受挫折，为什么能够前进，从而使今人和后人有所借鉴、有所趋避”。可信的史料是进行科学历史研究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都谈不上。而研究历史是为了从中得到借鉴，令今人不走弯路，较快地向前迈进。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在少年时能够了解一个真实的、延续的历史，不知别人怎样，我想我自己会有所借鉴、有所趋避，是不会将一腔宝贵青春热血和活力抛洒给荒谬的。
将视野屏蔽在眼前利益的狭窄区域，“闷头发大财”的民族，是成为不了伟大的民族的。你把国旗举得再高，哪怕是遮天蔽日，人家也还是不能由衷地尊敬你、赞美你。只有抛弃我们曾经有过的糟粕、曾经有过的耻辱、曾经有过的荒谬，走上一条健康的、人性的、理性的发展道路，才会真正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中华儿女。否则我们的后代被掺入有毒化学制品的毒奶粉、毒奶统统乳养成痴呆、弱智者，不是危言耸听之言！
朱正先生说：“李锐是一位历史人物，从‘一二·九’运动中武汉的学生领袖到一个职业革命家，从延安《解放日报》的工作人员到抢救运动中保安处的囚徒，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力发电事业的奠基人到三峡工程的反对派，从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到‘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中受处分最重的成员，在秦城监狱囚禁八年之后又成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八九年风波之后，又几乎被开除党籍。他这几十年间的行藏用舍、荣辱升沉，无不与这一段历史息息相关。开始是受到时代潮流的推动自觉地投身于历史运动之中，后来却是也能对历史进程产生一点影响的了。他的生平，可说是一页历史的缩影。”还没有看到别的文字能够如此提要钩玄地解析出李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保存下的文字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了。诚然，这些文字不会是字字珠玑，但是有心人是可以在那里掏出历史的真金的。
一位国内的朋友说：“你和你先生巴悌忠勉为其难、忍辱负重完成此书，我要再次用‘功德无量’以示敬佩！”我们不敢领受“功德无量”的赞誉，但是美国、香港和国内都有认识和不认识的读者来信，要这些书。只要有人静心阅读这些史料，就会得到作为一个合格的现代中国公民不可或缺的民族历史教育，就会对他／她今天的个人行止产生影响。我们没有能力做更大的事情，但能这样为一个、两个、三个…甚至一群人提供些“公民教育材料”，知足了，可以面对曾经关心过我的父亲的好友黎澍伯伯、李慎之叔叔的在天之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