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文学院背叛诺贝尔
——从颁奖莫言看文学奖的异化
很少有一次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布，引起获奖作家所在国人们如此巨大的感情冲突。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体制内作家莫言，中共官方及其媒体兴高采烈，而很多中国民间人士则沉痛地说：“这是诺贝尔文学奖最耻辱的一天！” (2012年12月7日晚，茉莉在瑞典文学院门前，向前来聆听莫言获奖演说的诺贝尔基金会成员、瑞典文学院院士、随同莫言来访的中国人，以及各国来宾散发此文（中英文）)。
为这次颁奖而感到寒心彻骨的人们，是莫言所在的中国的那些为争取民主和自由而遭受迫害的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是因维护人权而入狱、遭受酷刑的律师和义士，是在高大坚硬的墙与鸡蛋之间，属于鸡蛋一边的知识分子。他们生于中国并将死于中国，挚爱那块土地并为之承受苦难，为之谱写抗争的史诗。
为什么这些中国人会如此悲哀、愤懑、不平乃至绝望？这是因为，遥远的诺贝尔文学奖在他们心里，原是一个具有崇高精神性的奖项，是捍卫自由和尊严的一个标杆，是以富于人性与美的文学，安慰并激励被压迫者的一座灯塔。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瑞典文学院会把诺贝尔奖颁发给一个思想贫瘠、作品多芜杂少精华的作家？莫言在政治立场上站在专制政权那边，这次颁奖因此被认为是间接地肯定当今中国残酷的专制制度。
作为长期旅居瑞典的中国流亡者，笔者不得不面对国内朋友提出来的疑问，我有责任写下我对瑞典文学院的观察和认识。尽管诺贝尔文学奖有其崇高的初衷，但它是由人来颁发的，而人是会遗忘和背叛的。在此文中，我试图探讨一个问题：由诺贝尔本人规定的必须具有“理想倾向”的文学奖，是怎样丧失理想，异化成为一个平庸的文学游艺场。
生性忧郁的大发明家诺贝尔对世界的看法并不乐观，但他生前绝对不曾预料，在他身后一百余年后，他遗嘱中所委托颁发文学奖的“斯德哥尔摩的学院”，竟然可以将他的遗嘱弃之如破履。
1895年，诺贝尔在他最后的遗嘱中，决定把奖金“颁发给一年以来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的人们。……一部分颁给在文学领域内将创造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作家。” 瑞典文学院曾高度重视诺贝尔遗嘱中的“理想倾向”，并从各个角度对这一不够明晰的遗嘱进行长期的解读。由于该遗嘱过于简略，后来文学院内部分成坚持遗嘱和忽略遗嘱两派。诺贝尔本人被视为一个世界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因此，不少院士把“理想倾向”解读为人文主义精神和世界文学的眼光，以及“胸怀宽广的博爱”。诺贝尔所赞赏的文学的“崇高的风格”，曾一度是瑞典文学院坚持的评选标准。 在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担任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的Amders Osterling认为，诺贝尔所说的“理想倾向”, 是一种积极的人文主义倾向。人文主义对抗的是野蛮主义。1972年瑞典文学院颁奖给德国作家伯尔，有院士指出：“这次颁奖是直接乞灵于诺贝尔本人的遗愿。”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两个热门作家之间，它选择了第三帝国废墟上的道德复兴的首席代表，而放弃了这个国家艺术复兴的这位首席代表。这就清楚地表明，当时的瑞典文学院看重的是反抗极权的“道德价值参考系”。 那么，当今瑞典文学院是怎样执行诺贝尔的遗嘱，按照“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标准去展开评选的呢？按照现任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的说法，瑞典文学院早就抛弃诺贝尔的这一标准了。 2001年1月25日，旅居美国的中国记者曹长青采访了马悦然先生，问及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主义色彩的问题。马悦然先生回答说：“……对这个理想倾向，现在瑞典文学院就不大在乎，不大管这个了。”2005年10月30日，马悦然先生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回应旅居瑞典的中国学者傅正明，说：“傅正明没有注意到的是，瑞典学院早在一九四○年代把理想主义的观念置之度外。”实际上，如在八、九十年代曾担任过常务秘书的院士阿连所说：“今天，在过往努力的启发下，学院内部有一种‘回到遗嘱’的倾向。”这就是说，文学院里一直有院士在重申“理想倾向”，并不都是如马悦然先生所说的“置之度外”了。 在西方各国的民事法律上，遗嘱执行人的责任是：确保立遗嘱者的意愿在他逝世时，能一一得以实现。一百多年前，瑞典文学院接受了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任务，那么他们有义务忠实地执行遗嘱，实现诺贝尔的遗愿。然而，根据马悦然先生的上述言论，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瑞典文学院已经无视诺贝尔关于“理想倾向”的遗嘱，并任意改变评选标准。这是一种公开的背叛和违约。 同样被瑞典文学院背叛的还有诺贝尔当年反专制的初衷。根据有关研究，在诺贝尔主张的“理想倾向”里，包括一种反抗极权的精神。撰写《诺贝尔传记》的瑞典人Kenne Fant认为，诺贝尔是极权体制的预言家，他引用诺贝尔自己的话说：“一种来自社会深层的新的恐怖政体正在兴起，以求从黑暗中狂暴地爆发。人们早已从遥远的方向，听到了这种空洞的噪音。” 正是因为诺贝尔早就忧虑地看到极权制度将要产生，所以他在设立诺贝尔奖时规定：所有的奖项都要授予“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的人们”。作为一个不懈的社会批判者，诺贝尔期望他的奖项能够给予人们以反抗极权的勇气。在千百万人死于极权制度的时代，还有什么能比反抗极权更能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呢？ 然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韦斯特伯格在接受中共报纸《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的选择从来没有政治意图。”“所有的选择都是基于文学质量，没有别的东西。”马悦然也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关政治、友情和运气，唯一的标准就是文学质量。”就这样，瑞典文学院在否定政治意图的同时，也否定了诺贝尔反极权的初衷，否定了诺贝尔奖“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的这一标准。 今天瑞典文学院颁奖给莫言，说明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价值判断，追求的只是文学的形式和花样。瑞典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斯特林堡于1903年对文学院的批评，正是当今瑞典文学院的真实写照：“对于瑞典文学院来说，形式和花样已经成为诗歌艺术本身；次要的东西已经成了主要的东西，形式统帅了内容，因此，我们的文学院鼓励的是那些芝麻小事，那些吹毛求疵的、装潢门面的毫无意义的东西，作为裁决的衙门，它代表着偏狭的、胆小的、往往是平庸的东西，最近则代表着没有良心的东西。”
不再坚持“人文主义的理想倾向”，诺贝尔文学奖就不再成其为诺贝尔文学奖。当今瑞典文学院奖掖莫言，是以对自身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了诺贝尔奖文学奖的本质。至于莫言作品的文学价值，难免见仁见智，但他的作品不符合诺贝尔的理想，这一点显而易见。
一个丧失了高贵灵魂的奖项，除了那笔奖金还剩下什么呢？这种不幸情况的发生，与当今院士们的知识结构与审美鉴赏力有关。对中国文学缺乏足够的认识、判断能力，导致他们对莫言文本的误读。 莫言是一个缺乏人文主义思想的作家，他本人也宣称作家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莫言的小说是“老掉牙的方式，重复地写刺激感官的男人和女人、性、犯罪等等。”笔者在读过莫言作品后，深感其语言粗俗不堪、冗长而难读。莫言极度夸张地描写男女纠葛、性别和暴力，把人的原始欲望连毛带血地呈现给读者。这种崇尚暴力、渲染感官刺激的文学，被瑞典文学院美化为：“将梦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檀香刑》是被瑞典文学院列为莫言三大作品之一的获奖之作。早在2002年，笔者就以《展示残忍的华美大戏》为题，批评莫言在该小说中讴歌义和团的狭隘民族主义，以浓墨重彩渲染酷刑为乐，助长人性的残忍。2007年，中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建军撰文，称《檀香刑》为一只华丽的“甲虫”，并指出：“莫言对暴力的展示从来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内在意义。” 《生死疲劳》是被瑞典文学院视为典型的“梦幻现实主义作品”，据说是很有幽默感的。如果我们仔细研读这一作品，就会发现其中的深层寓意：有冤屈的老百姓与其徒劳地反抗北京政权，不如乖乖地做人。小说中的因果轮回律，被莫言用来抑止老百姓的反抗冲动，从而“和谐”了那个体制。在关于《生死疲劳》的采访中，莫言本人强调了他和中共保持一致的态度：“和解、和谐最主要的前提就是要遗忘。” 《天堂蒜薹之歌》是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英格伦德推荐作为阅读莫言的入门作品，他评价说：莫言“更像是一名身在体制内部的体制批判人士”。 在我看来，莫言只是批判体制内存在的某些缺陷，如基层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但他绝不反对体制本身。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中有个青年军官，他的农民父亲因反抗贪官参与闹事而被起诉，而他在为父亲辩护时，仍然坚称“共产党伟大正确”，指腐败只是个别情况。可见，莫言仍然是维护他所从属的体制的。 中国有无数勇敢批评政权的作家因言获罪，或被迫流亡,而马悦然却说：“我认为莫言敢于批评社会不公，别的人不敢。”这位懂中文的院士，竟这样无视中国的现实，把精明算计、圆滑的莫言抬高成为一个抗争的英雄。 中国美学所说的文学作品的“文眼”，指的是窥看主题思想的窗口。对莫言作品中真正的寓意，北欧的院士们隔着文化的层层厚纱，有很大的认识上的困难。但斯德哥尔摩的文学裁判官性好猎奇，在无能把握中文作品的思想倾向时，他们按照自己片面而肤浅的理解，一厢情愿地误读文本，结果主观地、无原则地拔高了莫言。 瑞典文学院说，莫言的创作令他们联想到美国作家福克纳。但是，1949年福克纳获得文学奖时，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是如此概括的：“福克纳的困境可以这样表述：他哀伤并且在写作中夸张了一种生活方式——出于他的正义感和人文关怀而绝对不能忍受的那种生活方式。” “正义感和人文关怀”，是当时的瑞典文学院所强调的颁奖理由，而当今院士们却数典忘祖，他们一味强调莫言“讲故事的能力”（马悦然语），把莫言笔下那些无厘头的暴力、猥琐、乱伦和荒诞，那些描写大奶大屁股之类粗俗下流的故事，统统称之为“梦幻现实主义”。这样，原本富有尊严的诺贝尔文学奖就被卡通化了，成为一个富于娱乐性的文学游乐场。
如上所述，拥有中国官方头衔的莫言，其文学并没有脱离过政治。他的作品里蕴含的一些反人文精神的因素，例如国家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渲染暴力和消极的宿命论，无不带有政治色彩。这就从一个角度说明，在专制的中国，文学和政治难分难解。而瑞典文学院却罔顾真实，一个劲地宣扬莫言获奖“与政治无关”。
这与瑞典文学院长期以来的一个倾向有关，即贬低文学奖的“道德价值参照系”，抬高“试验性艺术”。埃斯普马克曾经宣称：新世纪开始时，文学奖的评选更应该看重的，是“实验性艺术”，这样就使该奖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奖”。这实际上是把文学狭义化、偏颇化了，与诺贝尔精神格格不入。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文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审美。但是，崇尚矫饰之美，一味试验，却可能掉入唯美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陷阱。真正伟大的文学不能只以“实验性艺术”取胜，它需要具有思想性，启迪人们追求真理和理想。 即使只以实验性艺术的标准衡量，莫言也是不够格的，他的作品模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缺乏原创性。同时，莫言作品在艺术上，没有一部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作品。这位受热捧的畅销小说作家擅长手艺活儿，他会用华丽而罗嗦的文字变戏法，把中国人所经历的悲惨生活，农民的生存苦难、社会人性的堕落，汇聚成洋洋洒洒的大杂烩，酿成了一桌荒诞离奇而又淫秽病态的酒席，供有闲暇的读者消遣。 莫言的这种消费主义文学恰好符合了诺奖评委的胃口。韦斯特伯格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丰乳肥臀》更让我着迷，跟我以前读的所有小说都不同。”摒弃了诺贝尔的人文主义精神，院士们除了欣赏幽默，为丰乳肥臀的色情描写着迷之外，还能提出其他更深刻一点的文学见解吗？ 这也许是因为，患了都市“文明病”的院士们，厌倦了西方民主社会的平淡生活及文明理性，追求怪异的异国情调，因此需要莫言这样的作家来书写乡土、肉欲和血腥，以调剂他们无聊的胃口。热衷于“实验性艺术”的前任常务秘书贺拉斯，因此被一位院士指责为：“摧毁了这个国家的道德神经。”
既然已无道德价值需要坚守，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便不再保持应有的尊严。他们中有些人在莫言获奖后，忙着去中国抢占出版市场。
马悦然先生在瑞典记者揭露其“利益冲突”之后，不得已放弃了他翻译莫言作品的权益。这位曾一度因抗议“六四”镇压而被中共禁止入境的院士，这次因莫言获奖，得以在中国隆重推销他的两本翻译著作。机会难得，诺奖评委会前任主席埃斯普马克也在此时前去中国推销自己的长篇小说。 由此看来，这次错误的颁奖，不仅显示了瑞典文学院的猎奇胃口及其肤浅的文学鉴赏力，还彰显了当今中国和西方的现实。由于专制的中国在经济上腾飞起来，一些西方文化精英便不再坚守道义立场，不再去谴责暴政和人权侵犯。被“红色渗透”的他们一味消解政治，纵容强权，转过身去盯住了中国巨大的名利场。 在背叛诺贝尔的道路上，瑞典文学院已经走得很远了。他们置亿万中国人在专制统治下的苦难于不顾，在本年度颁奖中，奖励当今世界最大的一个专制政权组织的成员。莫言不但是中共党员，而且是官方的作协副主席，他在血腥屠杀的“1989”之后仍然站在专制一边，并奉毛泽东压制写作自由的《延安讲话》为圭臬，至今毫无悔意。2009年，为抗议中国异议作家出席法兰克福书展研讨会，莫言和其他官方作家一起退场。2010年，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莫言又极为圆滑地为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辩护。 因此，这个颁奖给了世界一个恶劣的信号，即瑞典文学院不在乎中国仍然有一个侵犯人权的制度，他们对遭受强权肆虐的中国人没有一点同情心。院士们口口声声说文学奖不考虑政治，他们似乎不知道在专制国家里“文学即政治”的现实。其结果很反讽，这次标榜“与政治无关”的颁奖，被中共利用作为政治工具，用来大肆宣传“中国崛起”。 在《魔鬼诗篇》的作家卢西迪被伊朗宗教领袖悬赏追杀的事件发生后，瑞典文学院有三位院士指责瑞典文学院对卢西迪的支持不力，因此愤然离开了文学院。随后退出文学院的著名作家安隆德激烈批评说：瑞典学院是“我们国家的耻辱”。莫言获奖之现实，更令我们痛心地认识到，那四位退出瑞典文学院的院士才是真正怀有诺贝尔理想的人。 就在瑞典文学院将要迎来他们选择的中国桂冠作家时，在很多中国人眼中“诺奖从此贬值”，不再具有权威性。当然，失败的不仅是诺贝尔的道德理想，因此遭受打击、进一步被边缘化的，还有所有坚持自由写作、拒绝依附权力的作家。但是我相信，中国文学有着上千年的“道德文章”传统，肩担道义的中国作家，此后将不再把瑞典文学院当作值得遥望的圣洁之地，在这个冷漠而腐败的世界里，充满道德勇气的他们将以真正的血性和情怀，去承续与诺贝尔精神相通的文学理想，让文学成为人类灵魂的希望与寄托。 －－－－－－－－－－－－－－－－－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12月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