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产生不出亲中政治家
接到复旦大学的邀请，要我讲演日本和日中关系，心里一直嘀咕“真不是时候”。
登上讲坛时，刚好是日本副总理麻生太郎等参拜靖国神社没几天，国人的情绪正激愤着，因此有网友给我留言：“当心有人搅局”。
我还是大着胆子走进复旦校园，因为我相信，在这一所大学里读书的孩子，都是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他们知道，什么话有道理，而什么话没有道理。
教室内的秩序比我想象的好，于是我大着胆子讲，连回答问题在内，一口气讲了2个半小时。没有人睡着，这是大家对于我的最高褒扬。
复旦大学的师生们很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
我集中讲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靖国神社问题。第二，钓鱼岛问题。第三，安倍的经济改革问题。第四，日本“90后”的生活。第五，日本如何消除城乡差别和贫富分化。第六，日本如何实施地震预警和防灾。第七，如何处理当前和今后的中日关系？
不少网友希望我上传视频，发表讲稿。其实这一次的讲演，根本没有拍视频，也没有讲稿。所以，只能对大家说声抱歉。但是，我今天将其中的一部分讲演内容归纳
为一个小课题，也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日本为什么产生不出亲中政治家？”以便有助于大家了解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困境。
我在来复旦讲演之前，与中国的一位高级外交官有过一次共餐的机会。我请教他一个问题？中国与日本之间，为什么就没有了以前那么一种“你打喷嚏，我就知道你感冒”的亲密关系？他说了一句：“老的不中用，新的太强势。”
我觉得，这句话就反映了中日两国之间目前的一大政治困局。
这位外交官说，从7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间，日本政界存在着一批积极推进中日关系，又很具有政治实力的政治家，而且双边的领导人也有很好的个人信赖关系。
举个简单的例子：80年代，中曾根康弘当日本首相，他去参拜了一次靖国神社。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给中曾根首相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你这样做，让我很意外也
很难接受，你应该考虑到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中曾根接到胡耀邦的信后，立即回了一封信，说：我的行为让你感到为难，很抱歉，我今后不会再去。从此，中曾根没
有再去参拜靖国神社。
胡耀邦走早了，中曾根还健在，已经90多岁，但是在日本的政界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目前还健在的日本前首相中，村山富市已经远离政界，而且他所领导的社民
党也已经在日本政界少有影响力。海部俊树和福田康夫等亲中的前首相们，都已经不是国会议员，即使像福田康夫和河野洋平（前众议院议长）这样与安倍同属自民
党，对于安倍的影响力几乎没有。而目前对于安倍唯一具有影响力的前首相森喜朗，恰恰与中国保持着很开的距离，与台湾和达赖喇嘛走得很近。
所以，中日之间的政治家关系，目前是处于严重的青黄不接的时代。
我讲了2个半小时，只是希望复旦的学子们能够看到国际外交的另一面。
我们不得不看到一个事实，目前活跃在日本政坛，又掌控着日本政权的新生代政治家，几乎都是在战后出生的一代。这些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没有任何的历史包袱。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对于那一场战争也没有任何的负罪感。相反地，对于他国追究日本的侵略和殖民历史问题，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甚至是一种反感。因此，他们对于参拜靖国神社，甚少顾虑。
第二，这一代40几岁到50几岁的政治家，他们的青年时代，正赶上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他们的青春岁月，体验了天天拿加班费，日日泡酒吧的幸福生活。但
是，当他们开始掌握政权时，日本国力衰减，经济持续滑坡，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于是他们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要想拯救这一个国家的愿望，于是民族主义
情绪抬头。钓鱼岛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第三，日本在90年代初，经济泡沫崩溃后，随之而来的是政治泡沫的崩溃。在过去的20多年间，日本各个政党不断并合，新党不断涌现，使得日本政局一直处于
动荡和不稳定状态，因此，日本的政治家们考虑国家和政党的利益少了，考虑自己的利益与政治安危多了，于是，冒出了一批喜欢标新立异，我行我素，为了拉政治
选票和支持率，不计道德与信仰成本的国会议员。
第四，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内，以往十分强势的派阀势力几近消亡，党内大佬已经难以控制自己的门生，导致日本板块政治的断裂和瓦解，使得新生代政治家们少有政治约束，自由主义思潮涌现。
安倍首相即使在今年7月的参议院大选中获胜，也不会改变在钓鱼岛和历史问题上的立场。
新生代的上述特点，不仅反映在保守色彩本来就浓的安倍首相的身上，也反映在以往与在中国有着良好交流关系的民主党的首相菅直人和野田佳彦身上。因此，以往
中国对日外交中“政党外交”是越来越难搞，因为，日本的执政党和主要的在野党在对待历史问题和外交问题，安保问题上的立场是越来越接近，许多领域到了“完
全一致”的地步，因此，要拿在野党制约执政党的传统做法已经失灵。不仅失灵，事实上，中日两国政治家之间的沟通桥梁也只剩下几根破旧的柱子，安倍也找不到
可以与中国最高层进行私密对话的亲信，而中国也无法找到可以跟安倍直接带话的日本政治家。两国的沟通已经落到了完全要靠隔着一张会议桌谈判的生硬境地。
同时，我们又不得不看到，中日国力出现的逆差，正在激发日本新生代政治家“保家卫国”的情绪，和对中国的一种由嫉妒发展到对抗的感情。
在许多日本政治家的眼里，中国的崛起虽然对日本经济也带来了好处，但是，这一种崛起也对日本的外交，安全保障和资源保障等构成了很大的威胁，甚至威胁到了
日本未来的生存空间。日本社会舆论中有一种担心，因为过去的侵华战争问题，容易记恨的中国会选时机报复日本。因此，一旦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的个别学者公
开提出要用武力来解决主权争端时，“中国军事威胁论”就一下子充满了日本社会。所以，中国在对日外交中，多了一份让日本人接受“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
不会对他国构成威胁”的宣教任务。
在这样的环境中，要像过去那样产生出一批亲中的日本政治家，难度太大，而且可能性很小。即使“亲中”，也不会出现向中国一边倒的倾向，最多算个“知中”甚
至会被扣上“投降派”的帽子。这些现状，都给中国的对日外交，增添了很大的难题：我们到底该如何与日本，与日本的政治家们打交道？或者根本不需打交道，保
持高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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