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什麼產生不出親中政治家
接到復旦大學的邀請，要我講演日本和日中關係，心裡一直嘀咕“真不是時候”。
登上講壇時，剛好是日本副總理麻生太郎等參拜靖國神社沒幾天，國人的情緒正激憤着，因此有網友給我留言：“當心有人攪局”。
我還是大着膽子走進復旦校園，因為我相信，在這一所大學裡讀書的孩子，都是有着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他們知道，什麼話有道理，而什麼話沒有道理。
教室內的秩序比我想象的好，於是我大着膽子講，連回答問題在內，一口氣講了2個半小時。沒有人睡着，這是大家對於我的最高褒揚。
復旦大學的師生們很具有獨立思考的精神
我集中講了這麼幾個問題：第一，靖國神社問題。第二，釣魚島問題。第三，安倍的經濟改革問題。第四，日本“90後”的生活。第五，日本如何消除城鄉差別和貧富分化。第六，日本如何實施地震預警和防災。第七，如何處理當前和今後的中日關係？
不少網友希望我上傳視頻，發表講稿。其實這一次的講演，根本沒有拍視頻，也沒有講稿。所以，只能對大家說聲抱歉。但是，我今天將其中的一部分講演內容歸納
為一個小課題，也是大家所關心的一個問題：“日本為什麼產生不出親中政治家？”以便有助於大家了解日本政局和中日關係的困境。
我在來復旦講演之前，與中國的一位高級外交官有過一次共餐的機會。我請教他一個問題？中國與日本之間，為什麼就沒有了以前那麼一種“你打噴嚏，我就知道你感冒”的親密關係？他說了一句：“老的不中用，新的太強勢。”
我覺得，這句話就反映了中日兩國之間目前的一大政治困局。
這位外交官說，從70年代開始的30多年間，日本政界存在着一批積極推進中日關係，又很具有政治實力的政治家，而且雙邊的領導人也有很好的個人信賴關係。
舉個簡單的例子：80年代，中曾根康弘當日本首相，他去參拜了一次靖國神社。當時的胡耀邦總書記給中曾根首相寫了一封信，告訴他：你這樣做，讓我很意外也
很難接受，你應該考慮到受害國人民的感情。中曾根接到胡耀邦的信後，立即回了一封信，說：我的行為讓你感到為難，很抱歉，我今後不會再去。從此，中曾根沒
有再去參拜靖國神社。
胡耀邦走早了，中曾根還健在，已經90多歲，但是在日本的政界已經沒有什麼影響力。目前還健在的日本前首相中，村山富市已經遠離政界，而且他所領導的社民
黨也已經在日本政界少有影響力。海部俊樹和福田康夫等親中的前首相們，都已經不是國會議員，即使像福田康夫和河野洋平（前眾議院議長）這樣與安倍同屬自民
黨，對於安倍的影響力幾乎沒有。而目前對於安倍唯一具有影響力的前首相森喜朗，恰恰與中國保持着很開的距離，與台灣和達賴喇嘛走得很近。
所以，中日之間的政治家關係，目前是處於嚴重的青黃不接的時代。
我講了2個半小時，只是希望復旦的學子們能夠看到國際外交的另一面。
我們不得不看到一個事實，目前活躍在日本政壇，又掌控着日本政權的新生代政治家，幾乎都是在戰後出生的一代。這些人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沒有任何的歷史包袱。他們沒有經歷過戰爭，對於那一場戰爭也沒有任何的負罪感。相反地，對於他國追究日本的侵略和殖民歷史問題，有一種本能的牴觸情緒，甚至是一種反感。因此，他們對於參拜靖國神社，甚少顧慮。
第二，這一代40幾歲到50幾歲的政治家，他們的青年時代，正趕上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他們的青春歲月，體驗了天天拿加班費，日日泡酒吧的幸福生活。但
是，當他們開始掌握政權時，日本國力衰減，經濟持續滑坡，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於是他們的內心產生了一種很強烈的要想拯救這一個國家的願望，於是民族主義
情緒抬頭。釣魚島問題上的頑固立場，就是一個很好的註腳。
第三，日本在90年代初，經濟泡沫崩潰後，隨之而來的是政治泡沫的崩潰。在過去的20多年間，日本各個政黨不斷併合，新黨不斷湧現，使得日本政局一直處於
動盪和不穩定狀態，因此，日本的政治家們考慮國家和政黨的利益少了，考慮自己的利益與政治安危多了，於是，冒出了一批喜歡標新立異，我行我素，為了拉政治
選票和支持率，不計道德與信仰成本的國會議員。
第四，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內，以往十分強勢的派閥勢力幾近消亡，黨內大佬已經難以控制自己的門生，導致日本板塊政治的斷裂和瓦解，使得新生代政治家們少有政治約束，自由主義思潮湧現。
安倍首相即使在今年7月的參議院大選中獲勝，也不會改變在釣魚島和歷史問題上的立場。
新生代的上述特點，不僅反映在保守色彩本來就濃的安倍首相的身上，也反映在以往與在中國有着良好交流關係的民主黨的首相菅直人和野田佳彥身上。因此，以往
中國對日外交中“政黨外交”是越來越難搞，因為，日本的執政黨和主要的在野黨在對待歷史問題和外交問題，安保問題上的立場是越來越接近，許多領域到了“完
全一致”的地步，因此，要拿在野黨制約執政黨的傳統做法已經失靈。不僅失靈，事實上，中日兩國政治家之間的溝通橋梁也只剩下幾根破舊的柱子，安倍也找不到
可以與中國最高層進行私密對話的親信，而中國也無法找到可以跟安倍直接帶話的日本政治家。兩國的溝通已經落到了完全要靠隔着一張會議桌談判的生硬境地。
同時，我們又不得不看到，中日國力出現的逆差，正在激發日本新生代政治家“保家衛國”的情緒，和對中國的一種由嫉妒發展到對抗的感情。
在許多日本政治家的眼裡，中國的崛起雖然對日本經濟也帶來了好處，但是，這一種崛起也對日本的外交，安全保障和資源保障等構成了很大的威脅，甚至威脅到了
日本未來的生存空間。日本社會輿論中有一種擔心，因為過去的侵華戰爭問題，容易記恨的中國會選時機報復日本。因此，一旦在釣魚島問題上，中國的個別學者公
開提出要用武力來解決主權爭端時，“中國軍事威脅論”就一下子充滿了日本社會。所以，中國在對日外交中，多了一份讓日本人接受“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
不會對他國構成威脅”的宣教任務。
在這樣的環境中，要像過去那樣產生出一批親中的日本政治家，難度太大，而且可能性很小。即使“親中”，也不會出現向中國一邊倒的傾向，最多算個“知中”甚
至會被扣上“投降派”的帽子。這些現狀，都給中國的對日外交，增添了很大的難題：我們到底該如何與日本，與日本的政治家們打交道？或者根本不需打交道，保
持高壓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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