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以毛泽东为准绳来看林彪冤不冤

    林彪是一位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进行严肃和客观的研究，无论是对当年的历史还是对今后中国的政治发展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但是，近年来在海内外出版的关于林彪的中文书籍和文章中却很少看到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许多书籍和文章实际上只是在围绕着为林彪翻案进行一种政治宣传。热衷于对政治人物进行打倒或翻案，给历史人物进行黑白两色的涂改，是中国社会在文革时期一种政治病态。遗憾的是，在文革结束三十年之后，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告别了这种文革病。但在少数中国文人那里，这种“文革病”还患得很厉害。

    从近年来出版的各种重新为林彪翻案的书籍和文章中，很少看到对林彪政治理念的深入发掘和评价，很少看到对林彪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重要时期的所作所为所产生的政治影响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和评价。在这些洋洋万言的文字中只读得出两个字，这就是翻案。翻案成了研究林彪的主题，所有的材料都被用来给这个翻案主题下注脚。当然，把对林彪的研究集中在政治上的再评价也并非不可以，但是，这里的关键是如何重新评价林彪，评价的标准是什么。

    要真正评价一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的是非功过，主要应该看他在重要历史时期的所做所为和影响。在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中，有三个历史事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三个历史事件直接影响到中国发展的方向，影响到老百姓的命运，林彪在这三个历史事件中的表现，既体现出林彪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也体现出林彪的道德人格。漏掉林彪在这三个历史事件上的所做所为就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林彪。

    第一个历史事件是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久病在家休养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主动跳出来为已经明显错误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辩护。本来长期称病在家的林彪是可以继续称病不出的。对领军赴朝作战都可以说“不”的军人林彪为什么不对半途参加庐山会议以生病为借口说“不”呢？邓小平不是就声称腿摔坏了没有去吗？退一步，即使去了，被迫选边，害怕毛泽东的权势，被迫说违心的话，也可以象朱德那样“隔靴挠痒”，敷衍几句就行了，为什么要跳到第一线当******呢？不承认错误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得到支持后一意孤行，中国因此而多饿死了上千万人，这个帐，林彪有一笔是跑不掉的。

    第二个历史事件是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如果说，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时，大跃进的失败还没有象１９６０年，６１年，６２年那样有上千万人饿死，那么，到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的大跃进失败和全国性的大饥荒已是中共高层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说在庐山会议出来维护毛泽东的不止林彪一人，还有象罗瑞卿，谭震林，陶铸，柯庆施，李井泉这些中共高层大员，那么，在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大跃进的失败和全国性的大饥荒，当年在庐山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高层官员大多有所反省而对毛的大跃进政策表示反感。毕竟，饿死上千万人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任何一个有一点良知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而林彪在毛泽东已经被迫承认对大饥荒有责任时竟公开出来肉麻地为毛泽东的错误政策辩护，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对事物的认识问题，而是一个人格问题。

    第三个历史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从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在军内首创“毛主席语录”，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到了高峰，为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军事和舆论准备。正是在林彪手中，对毛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粗俗，荒唐的地步，全国的红海洋，三忠于，四无限，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中共从延安整风以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泛滥，党内外的抬轿者数不胜数，但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搞到连老百姓每天的饮食起居都必须对毛像对神一样崇拜，二十世纪之中国，也就林彪一人而已。了解文革的都知道，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中共党的组织系统外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打破中共的组织系统，有两个关键的力量支持：一个是军队系统的支持；另一个是以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为基础的红卫兵及被洗了脑的普通民众。而无论是军队对毛的效忠还是全国的个人崇拜狂热，林彪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林彪的鼎力相助，毛泽东根本没能力发动文化大革命。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清楚，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参与阶段和林彪死后阶段的差别是很明显的。文革最狂热的时期，全国性的迫害和清洗最严酷的时期，（从１９６６年到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仅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全国受到迫害的人数就达五千万之多。）正是林彪在中共党内、军内的权势如日中天的时期。而林彪死之后，毛泽东的文革很快走上了死气沉沉的下坡路。毛泽东后来搞的批林批孔，评《水浒》，批邓等运动已经没有文革初期的气势了。没有了林彪支持的毛泽东在文革后期显得威望大减，力不从心。如果说，毛泽东要对文革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负最大的责任，那么，林彪是当仁不让的第二人。

    但是，遗憾的是，许多为林彪翻案的书籍和文章并未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过深入地分析和评价，而是把为林彪翻案的问题集中在一点上，这就是林彪跟毛泽东的关系。相当一部分翻案之说是想证明林彪并无害毛泽东之心，是毛泽东害了林彪，反咬林彪谋反。另外也有人说林彪是一条好汉，敢于在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下反抗毛泽东。持这两种说法的人各有各的事实根据，看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但仔细一分析，这种对林彪的重新评价就像是文革中以人划线的大字报，即对一个政治人物的肯定和否定完全取决于他对另一个政治人物的基本态度。这种文革大字报式的翻案方式是一种病，一种变态的“文革病”。林彪是否要进行政变谋害毛泽东？究竟是林彪要谋害毛泽东，还是毛泽东早就蓄意要除掉林彪，这确实是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和林彪个人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评价林彪在历史上地位的主要根据，因为毛泽东不是我们今天评价林彪是非功过的标准和根据。一些以林彪被毛无辜害死或说林彪有胆量敢反毛为根据来为林彪翻案的人，在骨子里还是没有摆脱文革的思维方式，实质上是把毛泽东设立为历史坐标来评价林彪。事实上，林彪反不反毛，并不是我们评价林彪的主要根据，正如托洛茨基反不反斯大林并不是我们评价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和他的“世界革命”理论的主要根据一样。把毛泽东作为重新评价林彪的标准是一种变态的“文革病”。

    当然，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６年，中国的整个经济政治军事的大权都掌握在毛泽东一个人手里。要评价中共党内任何一个人物，必然离不开跟毛泽东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主要不是指个人关系，而是指被评价者对毛泽东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态度。从现象上看，我们看到的是林彪对毛泽东的个人态度，从本质上看，看到的是林彪的经济政治观念和治国的基本理念。比如，从庐山会议到七千人大会，再到文化大革命，林彪对毛泽东步步紧跟，吹捧抬轿而成了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当我们说林彪对中国的民众是有罪的，不仅仅是说林彪在造神运动上的无耻，而且也是说毛泽东的从大跃进以来的治国方针本来就是错的，而林彪是中共党内紧跟和维护这个根本错误的治国政策的第一人。同样，林彪反对毛泽东也不能作为评价林彪的主要根据。因为历史人物评价着眼的不是林彪和毛泽东的个人关系，而是这两个人的政治路线和治国观念。从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到１９７１年死亡，林彪的基本政治思想是什么呢？是反对刘少奇，邓小平当时搞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经济政策，是主张大搞阶级斗争，主张枪杆子理出政权，主张领袖的绝对意志（包括对他的个人崇拜），主张毫不留情地镇压不同意见的人。一句话，在五六十年代，林彪和毛泽东的政治立场是基本一致的，二者在本质上并无思想、路线之分。如果说要有区分，可以说林彪更倚重军人集团，主张用铁的军事手段治理国家，而毛泽东更倚重文人集团，主张发动群众运动来实现他的政治理念。所以说，林彪和毛泽东之争是个人权力之争，是九大以后军人集团和文人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而不是治国理念之争。这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分歧有根本不同。彭德怀之所以被后人敬仰，也在于其忧国忧民的悲悯与勇气。从刘少奇、邓小平所推行的政策来看，跟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毛泽东和林彪都是要中共永远做一个不断革命的革命党，而刘邓是希望中共转化为一个非革命的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