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历史信仰

黄摩崖

    儒家是不是宗教？孔教该不该建立？中国人是否该选择儒教？此均是近世中国热议的话题。然而，这其间的讨论颇有些混乱，至于“孔教”运动是否为一闹剧，真该从“正名”做起。

    “宗教”一词译得不甚好，并未抓住核心，其应作“神教”。“儒教”之名早已有之，并不待西学舶来而成。儒教之教，乃是“文教”、“礼教”与“圣教”，其信仰者是“圣人之徒”，而西人之教，乃是神教无疑。欧洲中世纪有所谓“两剑论”，即神权与政权平起平坐，互不进犯。此论企图在政治中捍卫上帝与凯撒的二元结构。而中国政治则倾向于圣人与君主的二元结构，圣人一般是逝者，包括先王与前贤，孔子较为特殊，他是“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

    其实，西方学者反思神教、批判迷信者甚众。神教传统实在是个历史遗留问题，轻言之是“积重难返”，重言之则是“回光返照”。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说：“神学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内容的伟大主题。”（《熊猫的拇指》）马克思也有一著名论断：“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神教不正是某种权威的“不死之道”与“不死之药”吗？神教的福祚绵长并不稀奇，但如此明显的是，神教的存在不是为了使人们更清醒。保罗·萨特不无轻蔑地说：“当你指责我反对上帝时，你是搞错了，我怎么能去反对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呢？我是没有上帝的，我为此感到骄傲。”（《他人就是地狱》）    

    然而，教西人不信神教无异于使其自弃传统文化，此事不会有人乐意。中国近世有两大蠢见，一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信耶教，二是没有信仰乃中国国民之痼疾。修建铁路是否必信耶稣，此孩童之问，本不证自明，然放之晚清则可激起大辩论，时移世易也。而把信仰等同于信神教乃至信基督，这表明西人之傲慢与国人之自卑皆到了极点。普罗泰戈拉曾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如果其他人的信仰对你而言完全不同，那么你怎么知道自己的信仰是对的，或者别人的信仰是错的？

    中国是一个“十里不同天”的泱泱大国。其实，多元神就近于无神。最高神是至尊的，诸神则是有等级关系的，但中国文化中的神佛系统并列无争，和谐共融，令人奇怪。中国文化里到底有几位至高神并无关痛痒，正如“人外有人”，神外也有神。而且诸神的身份又各有不同，仙、佛、鬼、怪，无一不是神。诸神又都大不过天，而天命飘忽，终不可靠，唯有人间之圣人可以期待……实际上，中国化的佛是被当作圣人来用的，点醒愚凡是他们的责任，若依葫芦画瓢，将东方宗教硬建成西方神教的样子，岂非东施效颦！

    信仰乃是中性词，本无善恶好歹，它坚定时异常强大，可使人类迸发出难以估量的力量（实际上大金字塔等古文明的奇观多是神教的结晶，而先秦的文教并不鼓励奇观，如长城这样的奇观反倒是皇权的杰作）；而它衰落时又异常脆弱，且极易失控，带领人类犯下一桩桩罪恶。无论如何，道德所需之支撑实为信仰，而信仰往往被狭隘为神教。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人能确信神教可以永久地适于时势。信仰的生命力并不基于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但神教信仰的延续确实取决于其承受科学冲击的能力。唯有文教，不需要接受科学的“审判”，它反倒是一种执著的理性。

    故中国的进步实不需要与西方雷同的神教，或者说，中国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根本不需要任何神学的支撑。中国亦不需要无中生有的“国教”，只需要中流砥柱般的信仰。反之，儒家不是神教，不代表儒家没有提供信仰。很难想象，没有信仰的孔子会说“天厌之”，没有信仰的儒家会诞生如此多耿介不随、蹈仁殉道的“敢死队”。

    若追问儒家信仰之大概，“祖先崇拜”、“圣人崇拜”等词实不足以涵盖，姑且谓之“历史信仰”。神教传统与表音文字不利于文明建立起历史信仰，故中国以西实在没有香火不断、死而复生的文明。

    历史信仰由周人奠基，由孔、孟建构完成。从历史信仰中，可以窥见殷人的祖神、周人的天与德、老子的道、孔子的仁、孟子的道统以及朴素的阴间观念（如《左传》中的“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此种信仰绝非果报，其中真谛，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说得在理，他在《创造者》中这样写道——

    孔子从未假托神意，自命受神的差遣。解决人类的问题，不是靠超自然的力量，而是靠自己与祖祖辈辈的经验。“天”只不过是孔子给予每个人道德情操相对应的自然宇宙秩序起的一个名称而已……有德行的人应遵循所有伟大先贤的榜样。“天意”不是通过神学，而是在“祖祖辈辈的集体经验”中被发现，这“祖祖辈辈的集体经验”也是历史的另一个名称。在孔子的世界里，人人都必须为自己找出一条正路。

    都说天意自古高难问，其实中国人并非怀抱空虚。且看愚公移山之典故，“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列子·汤问》）。祖德流芳，幼承庭训，传宗接代，光宗耀祖，落叶归根，名留青史，苍天有眼……有此信仰者，信灵魂不灭，也清楚祖先作为保护神，不可能庇荫不肖子孙。故这“历史”，不是只着墨过往，也非止于眼下，而是延至可以预见之人类未来，是有着大是大非之“仁”的千古。在这千古里，我们该何去何从？

    要敬畏，有诚，有天命与生命之源；要永恒，有“道”，有“理”，有“香火”；要爱，有良知，有至善，有仁与义，有父慈子孝，有兄友弟恭，有泛爱众；要彼岸，祖先就是彼岸，所谓“黄泉路上没老少”，家谱正是出生入死的登记造册。故还可推说，要仪式，祭祀便是；要神衹，圣人与祖先牌位便是；要教义教规，诗书与祖训便是；要教堂，宗庙、祠堂便是。所以说，中国人的人生千差万别，但有两条经典道路，一是做人上人，二是做史中人。前者是一种理想，后者是一种信仰。

    中国的道德不单立足于天道，还源自个体本心与良知，所谓“内省不疚，何忧何惧”。卢梭讲：“生活得最有意义的人，并不是年岁活得最大的人，而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人们就是乐于接受箴言的教诲，乐在一个“悟”字，实无须做一番严密的推理论证，只相信这是“合情合理”的即可。林语堂在《四谈螺丝钉》一文中借柳夫人之口说道：“我想文化最后的标准，是看他教人在世上活得痛快不痛快。活得痛快便是文化好，活得不痛快，便是文化不好。”

    人生有二事最不可深思，一是宇宙之起源，二是死亡之后事。若陷于此，无休无止，生命摇动。儒者治丧，事死如事生。不独活人有尊严，死人依然有尊严。中国人安土重迁，讲究落叶归根，入土为安。黄土、墓碑、灵位、香烟证明了一个人的曾经存在与势必长存。所以坟茔与祠堂是最庄重之所。祖先崇拜与家族主义浓厚的中国人认为灭绝尊严的最好办法便是辱其祖宗与掘其祖坟。

    生是生，死是死，中国人分得很清，但要“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荀子·礼论》），这背后的文化绝对不简单。厚葬之俗本无可厚非，此是乱世中之心灵安顿术，它的隆重也与神教仪式相类，必付出精神与财物。只是站在政府的角度来看，厚葬有损于民力，也就无补于国家。晏婴曾批评儒者：“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史记·孔子世家》）晏子以及后来墨子对儒家的批判都不高明，仍是耽于表象，尚未领会到信仰一层。“傲”乃是对独立人格的抬升，是保全风骨。至于“三年之丧”乃是天下之通例，并非儒家的发明，但儒家认同它，即是认同居丧之期不应分等级差别，无论天子庶人都是一样长短。而三年以上的，则近乎一种信仰苦行，孔门弟子服丧多有逾此期者。儒家重人，人命关天，前有性命来源，后有性命去向，孝就是要“瞻前顾后”，厚葬就是致谢来源，祝福去向。其中真挚，难与人言，只需明白，神教偶像可以冒充顶替、代言诈骗，然祖先是不能被冒名顶替的，若自称是谁家祖宗，那是骂人话。如此，对信仰的解释权无法垄断，实际上也就默认了各个家庭、家族依具体情况诠释信仰细则。故保障解释的多元性，如对“道”解释反而使“道”更有活力；故警惕强加的权威性，如政权强制推行认同，这反而会扼杀基本共识。

    纯正的孝，不含功利，绝非为了换取庇佑，祖宗不是万能，命运不是一定，子子孙孙还要靠信仰走下去，“自求多福”，此之谓也！无论是神教还是文教，都有可能走向异化或堕落，为了避免此类情况，须摸清症结，人心是根本。故儒家重道，仍是基于重人。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速死”似乎并不可怕，反而有“永恒”的意味。诚然，一个人一不小心就会成为真理的殉葬品，成为那所谓“历史车轮”下的亡魂。可是英雄与其追慕者都坚信，只要活在“苍天之眼”里便能求得一个“公”道，自有“青史”，为其超度，而这种“偏执”本身便是最大的勇气。儒者越是抱有天命信仰，就越能坚韧不屈，前赴后继；而越是道统不灭，薪火相传，他们就越相信“老天有眼”。正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命，实际就是要行道。

    中华文明历经磨难，“亡国”、“亡天下”而能延续至今，非要感恩宗族不可。没有历史信仰，便无宗族；无宗族，自也无历史信仰，文化传承便更不知从何说起。历史，逝者如斯。大众眼中一时的常人常识，都将在若干年后变成由学者把持的“学问”。锁易自成，钥无天赐，或许我们叫不上三代以上的祖先名讳，但我们集体的历史感不能短促，我们集体的视界不能狭隘。张君劢曾放言：“中国虽屡受挫于五胡、元、清，而终能自己复兴，以以往四千年历史为凭，中国决能复兴。”（《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故我们不能说“祖国几十华诞”，因“祖国”是祖祖辈辈生息的国度，是以千年来计，决不可自绝于中华之悠久历史！

    活着的人翻着死者名录，唏嘘人无法选择所生存的时代……这不就是读史吗？活在历史尾巴上的人，总在清理伤口，数落遗憾，这深渊究竟有底没有，谁人知道。为何历史明明已经过去，却仍被反复提起？我们总以为历史是经历过的，其实我们仍在经历，甚至尚未经历。我们需要建立的正是对中华历史的信仰。在我们进入历史、化为尘埃前，“道”就是走下去。年轻时虽不能改变时代，但老去后却可以为时代作证。今日之中国，正肩负着重树人类文教信仰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