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日前发文谈阶级斗 争，并在其中大篇幅引述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为理论基础。该文一经面世就引爆舆论，随后官媒《环球时报》发文称，重提阶级斗争并非政治信号， 中共党校刊物《学习时报》也加入“讨伐”，该报9月29日刊文并直接引用邓小平的话称，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就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

近日，作为中共宣传思想理论战线重要阵地的《红旗文 稿》，发表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标题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评论文章，引发舆论关注。文章称：“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 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对此有评论指出，王伟光的观点既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解读和切割，更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曲解，是逆时代潮流和不合时宜的。

《学习时报》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章截图

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刊物《学习时报》9月29日在第 A3版发表题为《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文章称，20世纪的中国，如果说到变化，最深刻、最广泛、最举世瞩目的变化无疑是改革开放。 1976年粉碎“四人帮”并实际终结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逐步拨乱反正：清理“四人帮”帮派体系，整顿党政班子和调整人事，恢复和整顿生产、工作和 社会秩序，落实农村和农业政策，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平反“文革”时期和“文革”以前的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和干部政策等 等，所有这些，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前提条件。没有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举步维艰。

文章指出，在一系列拨乱反正中，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就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1985年9月，邓 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过一段这样的话：“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 命’更是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 本的拨乱反正。”正值改革大潮涌动，邓小平说：“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

“多少年”从什么时候开始？至少可以追溯到1957 年。1956年中共八大确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就是 说，党从这时起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建设事业上来。然而，不过一年，中共八大的这一决策就被否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 路的矛盾”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历史在这里拐弯，中国陷入了以主要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误区。即便是以工业化加速为特征的“大跃 进”运动，也充满了“阶级斗争”色彩，“反右倾保守”“双反”“插红旗，拔白旗”“反右倾机会主义”等政治运动，成为那场“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的“阶级斗 争”手段。“大跃进”导致了国民经济严重困难，1960年代，党和国家逐步调整政策，紧张的政治空气一度缓和。然而，调整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的不同主 张，群众为克服困难采取的包产到户等各种自救措施，再度引发分歧。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被认定为刮“单干风”，是“资本主义复辟”和“修 正主义抬头”。经济上的左倾错误尚未根本纠正，政治和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则进一步发展。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被断言都存在资产阶级和复辟企图，并成为 “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阶级斗争为纲”等观点占据主导，“阶级斗争”被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甚至“一万年也 要讲”。有所缓和的国内形势再度紧张，一些提出调整农村政策、统战政策、对外政策的领导人受到指责，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遭到 严厉批判，政策调整中的高层分歧演变为更为剧烈的冲突，终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文章称，“文化大革命”将“阶级斗争”推向了极致。晚 年毛泽东对整个党和国家的政治形势严重误判，认定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大多数单位的 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形成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 革命”理论，从而发动了这场所谓“政治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而且在理论上 和政策问题上严重混淆了是非。它打倒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和干部，打击和排斥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造成了全国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大混乱，各级 党组织和政权机关严重瘫痪和半瘫痪，生产、工作和各项事业以及人民生活受到严重破坏、干扰和影响。中共中央后来对此作出结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 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