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赵九章：“651”卫星设计院院长服安眠药自杀

赵九章（1907—1968年）浙江吴兴人，是国民党某高官的外甥，后来又担任这位舅舅的机要秘书。拥有如此背景的他，若要走向仕途，自然是前程似锦、无可估量。但他不愿做官，一开始便选择了追求知识和学问的道路。由于看不惯国民党官场的腐败，与舅舅时常发生矛盾，后来干脆离开国民党机关。靠着自己的才干，先是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又考上公费留学，与蒋介石之子蒋纬国一同去德国攻读气象专业。他用三年时间便获得博士学位。凭他的社会关系和自身的学术水平，若要继续留在国外，完全不成问题。可他还是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并开创了我国动力气象学的研究。

1949年后，赵九章对于地球物理学、空间物理学的发展和海浪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还担任‘651’卫星设计院院长，为我国的卫星事业殚精竭虑、兢兢业业。

‘文革’之始，他便因为亲属关系而被勒令‘靠边站’，接受批斗。1967年，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开始夺权，赵九章自然首当其冲。他所有的权力统统被剥夺殆尽。除了在学习班反省，便是夜以继日、没完没了、充满野蛮与疯狂的批判和斗争。更为难堪的是，每天他都被押到大街上游斗一番；游斗时脖子上还要挂一块方方正正的牌子，上写“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几个大字。游斗完毕再回到科学院接受批斗，晚上还得赶写检查和交待。每次批斗，他都必须低头弯腰，老实认罪。可他不肯低头，不肯弯腰。再说人老了，腰部又有病，实在弯不下去；即便弯下去了，也无法达到造反派规定的标准。于是，造反派使用烟头烫他的腿，烫他的腰，烫他的嘴，直到烟头熄灭为止。可他的腰还是弯不下去。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批斗一次次升级（后来他被强迫坐“喷气式飞机”），他脑子里原有的那个“也许过一阵子形势就会好”的幻想渐渐消失，随之涌出的是从未有过的迷茫和惆怅。刚开始，他还能偶尔打听一下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情况，到后来，他连这个权力也被剥夺了。焦虑、空虚和失落齐上心头，使他每日陷入深深的痛苦中。在危难之时，他想起了一个人：外交部长乔冠华。乔冠华既是中央领导人，又是他的朋友。他想给乔冠华打个电话，问问：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不是变了？然而，当他去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号码时，翻遍了家里全部留有汉字的纸片，最终也没找到那个几乎寄托了他所有希望的电话号码。因为他的家早就被造反派不知翻腾过多少遍。但他不死心，就白天夜晚地回忆，回忆那个仅有四个数字的电话号码。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挨批、挨斗，甚至是蹲厕所，他也忘不了对电话号码进行一遍又一遍的追忆。也许是连续批斗对他脑子的刺激太大，这位能让地球在脑子里翻上几个个儿的一代科学巨匠，最终也没把四个简单的阿拉伯数码准确地回忆起来。

不过，他并不就此罢休。利用一次打开水的机会，他悄悄找到一直跟随他工作了十几年的研究员邓增昆，请他尽快帮助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可邓增昆回去后使出全身解数，依然没找到那个仅有四位数字的电话号码。据邓增昆后来回忆说：赵九章先生当时最渴望知道的，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所以他要我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号码。可在那个乱糟糟的年代里，所有纸片都被造反派抄走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找到。我怕伤赵先生的心，就躲在家里，不敢见他。但后来还是被他碰上了。那天，他刚一见到我，眼睛都亮了。当我告诉他没找到电话号码时，他的身子突然颤抖起来，两眼也顿时失去了光泽。我扶着他在原地站了足足有五分钟，他才一步一步地挪回家里。从那以后，赵先生沉默了。他每晚睡不着觉，就一个人爬起来绕着院子走呀走，走呀走。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并不时抬头望望天上的星星。有时，他干脆站在那里，长久地望着天上的星星一动不动，一望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一边望着天上的星星，脸上泪水汩汩而下……

从这时起，赵九章开始了痛苦的失眠，也开始了石头般的沉默。

身为大科学家的赵九章经济上并不富裕，生活上一向简朴。他不抽烟不喝酒，一日三餐几乎都是馒头、稀饭、咸菜，与一般科技干部是同样的生活标准。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时，他是中央研究院里有名的少壮派，可他和夫人长时间轮流合穿三条裤子！在当年工资如此微薄的情况下，在他身陷困境、惨遭迫害的日子里，他还要每月拿出100元人民币去交工会会费。其动机无非是为了表明对党的忠诚，表明他作为科技队伍中一个分子的存在。

赵九章，尽管身为“651”卫星设计院院长，可所有会议和科技方面的活动他都不能参加，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参加。有关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情况，他更无权过问，涉及第一颗人造卫星方面的信息，一律对他实行封锁。但他无法忘记人造卫星，他只要一想起苏联、美国一颗接着一颗的卫星升上太空，想起两年前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的发言，就激动不已，潸然泪下。

1968年春节刚过，赵九章就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挂起一个大牌子，上写“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然后再在上面打上一个大黑叉。牌子重达十几公斤，而套在脖子上的又是细铁丝，因此，脖子上很快被勒出道道血槽。加之他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行走起来极为吃力。但造反派不肯放过任何机会来折磨他：一会儿叫他走路的中间，一会儿又叫他走路边的水沟，他刚下到水沟里，又叫他爬上来，等他刚爬上来，又叫他再下到水沟里。如此反复，一路折磨。邓增昆后来回忆说：“赵先生每次劳动途中，被造反派像牲口一样赶着往前走，甚至连牲口都不如，因为老百姓对自己的牲口还知道爱惜呢！”

劳动改造期间，赵九章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接受批斗，或者赶写交待。他的腰因挨批斗时给折腾受伤了，劳动时弯不下去，只好蹲在地上干活。白天劳动时准许他摘下牌子，但劳动一结束，十几公斤重的牌子必须重新挂回脖子上，然后等着接受批斗。由于体力消耗太大，他每晚躺在床上，连身都不能翻，痛得无法入睡。妻子每晚都用烟草为他熏腿、熏腰、熏背，一边熏，一边抹着眼泪。等熬到天亮，他又被押着去劳动、去改造、去接受批斗。

虽然身陷困境，但他那颗对人造卫星关注的心，依然不改。这就是科学家对事业的执着和痴迷。然而，1968年6月8日，当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的死讯传来时，他一颗本已伤痕累累的心，仿佛一下又被人猛地插了一刀。姚桐斌是中国极其优秀的火箭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在武斗盛行，一切工作停顿的情况下，由于对工作的责任心和对事业的热爱，坚持照常上班。当他下班回到家中，一群造反派破门而入，拳打脚踢。姚桐斌被打得满脸是血，一个家伙又朝他阴部猛踢一脚，接着，又有两个家伙举起铁棍向他头部猛烈击打。几个小时后，在野兽们的残酷虐杀下，姚桐斌已是奄奄一息了。

一位邻居发现倒在地上的姚桐斌，忙跑去请求将姚桐斌送医院抢救，可得到的答复是：“不行！”。下午3时，他终于停止呼吸，惨死家中。姚桐斌的死，震惊了研究所，更粉碎了赵九章那最后一丝幻想，对赵九章既是沉重的一击，更是一个绝望的信号。此后几天时间里，他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吃不喝，不言不语，甚至整夜不睡。每当夜幕降临，他便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从未有过的恐惧感，直至深夜也无法入睡。一合上眼，街头巷尾、门前楼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便像雪花般飞来，每一张大字报上，他都仿佛看见写着两个血淋淋的大字：吃人！

为了躲避这人间的恐惧，他只好披衣下床，踱至门外，把一双孤独无望的目光对着繁星点点的夜空。那一时刻，他恍惚感到，法国罗马塔楼上那悲壮的钟声忽然划破夜空，徐徐飘入他的耳际——他想起了伟大的科学家布鲁诺！透过茫茫夜空，他仿佛看见通往鲜花广场的街道两旁站满了人，僧侣们手中高举的熊熊火炬充满着杀气；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的刽子手们用铁链绑在一根高高的柱子上，特制的钳子死死夹住他那呼唤真理的舌头；他脚下的干树枝被点燃了，熊熊的火焰炙烤着他的全身，一根长长的杆子将耶稣受难头像朝他慢慢伸了过去……蓦地，布鲁诺转过脸来，一双愤怒的眼睛射出太阳般的光芒……

赵九章禁不住浑身一阵颤栗，再也无法忘记布鲁诺那双眼睛。布鲁诺一生都在异国四处流浪，却始终无限思念自己的祖国。然而当他最终回到自己的祖国时，祖国迎接他的却是熊熊的火刑架！布鲁诺那双充满悲愤与不屈的眼睛仿佛在告诉他：人类是经过火刑架才飞向宇宙的！

1968年10月10日晚，赵九章独自一人伏在走廊里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检查。然后起身走进自己的卧室，刷了牙，洗了脸，烫了脚，做完平常每晚睡觉前该做的一切，然后再翻身上床。接着，他轻轻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纸包，把平时一粒一粒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这才静静地躺在了床上……

一代科学巨匠赵九章就这样永远离开了这个恐怖的世界。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一句话一个字也没留下。或许，他对这个世界已懒得再说什么了？据网上资料统计：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多达20个！可惜编者目前尚无法搜罗齐全，实在有愧于这些先烈的在天之灵。

【编者存疑：赵九章先生是谁的外甥？网上几则资料都称：他是特务头子戴季陶的外甥。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或是特务头子戴笠的外甥，或者是戴季陶（不是特务头子）的外甥。不管是哪一个，只要是国民党方面的人，一律被认为是敌特嫌疑，应该同敌人一样对待，则是那个年代的‘潜规则’。】

【补白】

“崇拜的背后其实就是恐怖；没有恐怖也就没有崇拜，至少没有如此广泛的崇拜。政坛人物毕竟不是宗教里的神，要想达到拜神一样的效果，没有若干不敬者的人头落地，是无论如何都实现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