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拐点——我看89事件 它是中国现代执政党全面地、深度地、塌方式腐败的拐点 朱长超 朱长超 1944年生,上海南汇人,研究员,九三学社会员。196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1982年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专业。后又修完华东政法法学院法学本科、华东师大汉语文学系本科,并通过了心理咨询师3 级2级的考试,此外还学过中医等,粗通文理,略识中西,有开阔的知识面。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工作。社会兼职: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思维科学研究所上海分所所长,上海南市思维进修学校校长。现为上海社会科学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思维科学学会筹委会副理事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历史有时很诡异,很纷争,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又往往会渐趋一致,复归公正。历史很严峻,它比任何伟大人物更伟大。因此,我们认识事物,要用历史的眼光,要突破当时社会环境的种种局限。举例来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多少人投入?有多少人赞成?通过对刘少奇案的定性时,除一个人外,全部代表投了赞成票。那时候,毛泽东如日中天,一句真顶一万句。然而,毛泽东死去不到一个月,他寄于厚望的妻子江青和侄子毛远新被逮捕,后来经过审判,江青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全国人民有谁想到,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竟然成了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按照中共建国后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的待遇,江青有事要请假,运动来了得请罪,要带反革命分子帽子。毛泽东要检举揭发,要宣布与江青划清界限。——那年代就是这样过来的。这个结局,他老人家会想到吗?亿万人民群众想到吗?然而,历史老人想到了,并且这样执行了。历史就是这样过来的。它告诉我一个道理,看待风云多变的事情,要有历史的眼光。不以眼前的利害为依据,不以权力的权威为依据,甚至不以主张者或反对者人群的多少为依据。而要以事件本身的是非和历史的影响为依据。历史很严峻,它比任何伟大人物更伟大。伟大人物也将是历史需要评估的对象。 同样的道理,对于1989年发生的震动世界的那件事情,也要用历史的眼光来认识它。这段历史已经过去26年了,历史的是非越来越清晰了,至少在我的心中早就很清晰了。我对这个事件的认识,我认为它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它是一个历史的拐点。 首先,它是中国现代执政党全面地、深度地、塌方式腐败的拐点。 那个事件之前,中国也有腐败,中央也有腐败,但是,没有全面的、深层的、整体的腐败。那个事件后,接二连三地出现了陈希同、陈良宇的腐败(有权斗的因素),又出现了薄熙来、王立军的腐败。从全国腐败立案人数、涉案金额等因素看,都是急剧上升。现在,全国普通民众的犯罪率为1/400,但是,从现在党中央已经查明的腐败情况看,上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腐败,占了1/9,前政治局委员中的腐败比例也不低。从腐败的金额看,数额非常惊人。单是从某个军委领导人抄家所获的现金就有亿元以上的现金。无论是从当代横向的比较还是从中国历史上朝代的比较,情况都是空前的。 由于腐败的面积如此之广,深度如此之深,如果真要反腐败,涉及的人数之多之高,都将是空前绝后。如果反得太认真,会造成形象的极端恶劣,造成大批重要岗位的空缺,或者造成强烈的阻力和消极的抵抗,极大地影响行政效率。它也有可能影响根基。而不反,或者选择性反,则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不能彻底扭转腐败的趋势。因此,反难,不反也难。大腐败使中国进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 这个局面的发端,是那个风波事件。中国腐败如此严重,有一个分界线,那就是那个事件。那个事件,成了中国腐败的催化剂和膨胀剂。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其实很简单.第一,那个事件起始于反对腐败,反对官倒,结果是,反对腐败和反对官倒的人,或者死于坦克之下,或者受到监禁,或者受到处分,或者被迫流亡。而腐败者受到保护,事件发生后无一人被清算。这等于向人们明白宣告,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要坚决打击的。事件的流血处理方式成了一种无声的鼓励。它告诉世人,反腐败者的下场会如何!第二,那个事件之后,当局为了让社会遗忘和淡化那个流血事件,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掀起了一个鼓励追求利益的热潮。当时,下海成风,谋利成风,权力寻租,权钱结合,资本寻找靠山,成了一种时尚。从此开始,中国掀起了一股腐败的逐利的狂潮,可以说,中国特色的腐败,不仅是有权者的腐败,也不仅是有钱者的腐败,而且是整个社会的腐败,是一种全民族的腐败。今天,考试考核中的作弊现象铺天盖地,商品中的假药假烟假货见怪不怪,假博士假专著假论文司空见惯,不就是全民腐败的标志吗?中华5000年的作假之风,未有今日之盛,中华5000年的腐败之风,未有今日之猖,这一切,始于那个89年的拐点。 第二,这是民心的一个拐点。 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总体而言,党群之间,官民之间,即使有矛盾,或者有很深的矛盾,但是,仍然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和希望。文革前将几千万地富反坏打成贱民,将300万右派打入地狱达20年之久,文革中将大批干部、知识分子打成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冤案遍于中华,胡耀邦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群众仍然信任你,胡极大地改善了党的形象和党群关系。但是,当你指挥着野战部队驾着坦克、端着冲锋枪,向手无寸铁的市民进行屠杀的时候,你的形象发生了质变。这种屠杀行为是不可原谅的,而且,你26年来,没有给无辜被杀的市民一个说法,没有对这个事件一个说法,民心难平。人同此人,天同此理。当谷开来为了瓜瓜发烧强要薄一波的司机带孩子看病时,司机被戒严部队开枪打死,他老人家也是很悲痛,很愤怒的。向人民残忍地开了枪,又没有任何悔悟之心,你要说这件事,还要继续狠狠地整你,例如年年要将失去孩子的丁子霖软禁,人民怎么会对你有所希望呢?它的态度是想努力让人们遗忘,但是,这么大的历史事件,人民是不会遗忘的。光州事件不会遗忘,二二八事件不会遗忘,天安门事件更不会遗忘。这本来也可以成为一个资源,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中共的形象并没有破坏,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但是,邓后的政治家,没有一个有这样的见识和魄力,他们或者不明白世界潮流和历史的是非,或者是营营之徒,苟且之辈,以为用暴力维稳就能长治久安了,开着坦克镇压,就是一个男儿了。 那个事件是用暴力处理了,它也开了一个先例,助长了暴力迷信综合症的发展。暴力维稳成了新常态。孙志刚因为没有带身份证,竟被在收容所打死,钱云会反对强拆,竟然被推土机活活压死,四川,南京,上海的一些市民,因为反对强行动迁而被烧死打死,反抗强迁而自焚者的一群亲属也被暴力镇压,西藏发生了100多自焚事件,警察向民众开枪事件屡屡发生。活体解剖事件的真相虽然若明若暗,但越来越震惊世界人民的良心。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人类的文明在不断进步,有些人却对暴力如此迷信,自然会越来越站在失去民心的境地。再加上举世无双的腐败,要重新获得人民的信任,是越来越遥远、越来越困难了。 第三,这是历史拐弯的拐点。 这个事件,如一粒催化剂,引起了迅速的化学反应;如一粒火星,引起了一堆易燃物的熊熊燃烧。 先是引发了坚固无比的柏林墙的倒掉。这是一垛钢筋水泥制造的墙,全长169.5公里,其中包括水泥板墙104.5公里、水泥墙10公里、铁丝网55公里。墙高约3.6米,相当于两个彪形大汉的高度,也相当于世界一流的女排运动员摸高的高度。这还不算,沿墙修建了253个瞭望塔、136个碉堡、270个警犬桩、108公里长的防汽车和坦克的壕沟。此外,还有一接触便会发出信号的铁栅栏119.5公里和供边防军士兵巡逻用的巡逻道119.5公里。总之,这道墙是一道现代化的墙,一道高科技的墙,也是一道军事化的墙。这道墙护卫下的东柏林固若金汤。它保卫着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保卫着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它夺去了1065个活蹦活跳的年青生命;260个青年在墙上流了血,负了伤;更有3000多人因企图越墙而被拘捕,被关到更坚固更狭小的大墙之内。无产阶级专政显示了强大的威力。 1989年11月10日,那个风波事件后5个月,存在了28年之久的柏林墙倒了。它不是年久失修之类的物理的原因而倒坍的,它是被人民拆除的。 那个风波事件发生后半年,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市暴发了万人游行,表达对齐奥塞斯库统治的不满。齐下令警察开枪,把风暴镇压下去了。12月21日,齐奥塞斯库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群众大会,庆祝镇压的胜利。但是,参加集会的群众却乘机举行了反对齐奥塞斯库的游行,齐氏急忙派军队进行镇压。但是,军队不愿意向人民开枪,回到了营房,国防部长自杀。民众包围了总统府,齐奥塞斯库夫妇从楼顶上乘上直升飞机逃逸。但是,全国到处在举行着反对他们的示威游行,直升机的驾驭员也不愿意为他们服务。齐氏和妻子两人躲来躲去,最后终于被反对他们的士兵抓获,经过特别法庭的审判,被判处了死刑。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接管国家一切权力,易国名为罗马尼亚。 那个事件发生后2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发生了剧变。1991年8月19日:副总统亚纳叶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等共八人,组成"紧急状态委员会",利用总统度假的时机发动政变,宣布总统因健康原因不能视事,由副总统依法接替,并软禁总统于克里米亚。在莫斯科,则调动坦克师、摩托化师、空降师和其他部队,包围俄罗斯政府办公大楼“白宫”。五万群众闻讯聚集“白宫”广场,支持俄罗斯政府。坦克兵态度友好,叶利钦走出“白宫”登上坦克,向群众演讲,坚持改革,反对政变,要求放回戈尔巴乔夫。电视实况传播全世界,反响强烈。吉尔吉兹、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等共和国总统宣布反对政变。8月20日,空军、空降部队、海军、战略火箭部队司令等宣布反对政变。莫斯科军区空降师、塔曼摩托化师等拒绝政变者命令,掉转枪口,保卫、“白宫”。8月21日,政变失败。政变首犯八人,内务部长自杀,七人被捕,以叛国罪起诉。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总书记,苏共解散。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停止苏联总统职务,苏联结束。一场本来是反对改革的政变却催化了改革,催化了转型。 在这几起事件中,德国领导人昂纳克,罗共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和苏联的政变集团,都曾经利用军队镇压人民。但是,最后或者惧怕严重后果而未下令开枪,或者军队没有听从命令未开枪,结果未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基本实现了和平解决或极少量的流血,实现了和平转型。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流血事件在信息时代迅速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震动了整个世界,受到了世界性的谴责,也引起了军队的觉醒。有些领导或军人出于害怕承担历史的责任和世界性的舆论压力,没有下令或执行开枪的命令,因而实现了比较和平的社会转型。从这个意义说,中国的风波起了社会转型的催化剂的作用,也起了推动国际社会和平转型的作用。在人类历史上,这是有重要的进步意义的。 后人是否会这样认识这个事件?我不知道。后人也许会批驳我的这种认识。不过,我相信,后人一定会比较客观公正理性地评价这个事件,对它的历史结论,决不会如当年邓小平所定性的动乱或反革命暴乱。我这样相信,因为我相信,历史不可欺,民心不可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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