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美國對話

　　對我訪美日程安排的結果是，我恐怕不得走出首都一步。原因不僅僅是時間不

夠，而是因為美方人員和蘇方人員都對第一次訪問抱有這種看法。多半是因為自19

74年以來一直沒有過這種訪問的緣故。就因為這個，雙方對於用什麼樣的“規格”

安排這次訪問，都存在着太多的擔心。誠然，里根總統當着我的面和在信中都說過，

他希望我能訪問美國的各個地區。但是談到日程安排時，人們竟然把這話拋在腦後。

安全機關，首先是蘇聯的安全機關，也不希望出現麻煩，力主第一次訪問應把活動

範圍僅限於首都為好。

　　然而，說得通俗些，訪問日程把我和代表團成員“鎖”在了華盛頓。因此我開

始考慮，在這個範圍內，在官方活動之外，如何才能和美國人見面。成功地安排了

同美國公眾代表、主要的出版商、編輯人員、生意人的會面。

　　賴莎·馬克西莫夫娜的日程安排除了這些之外，還有遊覽華盛頓市容，參觀國

家美術陳列館，出席由帕梅拉·哈里曼主持、邀請傑出的美國婦女參加的茶話會。

　　總的來說，我們對第一次美國之行是滿意的，滿載着觀感回到莫斯科。此後我

和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又曾多次去美國，訪問過這個國家西部和東部的許多地方，

了解了美國的中部，只是未能到過最南端的幾個州。

　　我喜歡美國人和他們那種自然、大方、民主、堅強的性格。當然還有他們對自

由的崇尚。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我們差別太大，別人要想適應它談何容易。這裡也

許是一些規範和標準在起作用，這些規範和標準系由美國是個移民國家這一點所派

生出來的。

　　我承認，在1992年和1993年兩次訪問中，我對美國人如何關注我的講話感到驚

喜。例如在富爾頓，我曾在露天場地對15000人發表講話；在斯坦福有12000人聽我

講話；在弗吉尼亞大學傑弗遜誕生二百五十周年紀念會上有25000人聽我講話，在埃

莫利大學有35000人聽我講話。以前我認為聽講話不是美國人的興趣所在。但事實並

非如此，這使我感到欣慰。說來是我的看法錯了，要麼就是美國人自己變了（也許

正在變！）。

　　可是第一次訪問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矛盾的。早在安排訪問日程的時候，總統

本人也好，那些協助他的人也好，個個都表現得縮手縮腳，為了把日程安排得讓來

訪者沒有“得分”機會而不遺餘力。關於我在國會演講問題的討論無果而終，我無

法用別的理由解釋這件事。除了這個原因，里根還不得不相機行事。照我的理解，

民主黨人不願意讓外交成就的榮耀完全歸共和黨總統占有。這個題目在報刊上曾經

討論過，因此最後決定我只和國會的頭面人物會見。

　　在法國也有類似的經歷，我沒有在議會上講話，而是對下院議員們講了話，雖

然主要的“出場人物”都在場。在英國也同樣如此。美國人顯然是如法炮製。

　　不管怎麼說，我對和國會領袖人物的會見是很滿意的。我和許多國會議員建立

了良好的關係，而且至今仍保持着這種關係。

　　賴莎·馬克西莫夫娜的日程安排卻發生了一些怪事。按照原來安排，她不僅有

機會坐在轎車裡觀賞華盛頓的名勝，而且還可以在幾個點停留。然而車隊以不可思

議的車速從規定的參觀地點飛馳而過，而那些地方的美國人本來期待着和蘇共中央

總書記的夫人會見呢。他們只能滿足於觀看汽車疾駛而過的情景。大家都感到莫名

其妙，首先是賴莎·馬克西莫夫娜：怎麼搞的，為什麼沒有停車？！她得到的解釋

是：這是安全機關的要求。

　　新聞界一時鼎沸，對總書記夫人的行為紛紛表示驚奇，因為組織者不僅僅是旁

敲側擊，而是公然宣稱這是她的主意。但事情還不止於此。在整個訪問期間，美國

報刊上連篇累牘地登載以第一夫人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和南希·里根之間的“冷戰”

為題目的文章。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和南希·里根兩人，從生活經歷來說，從專業

興趣來說，都是極其不同的人。南希是演員，賴莎·馬克西莫夫娜是個科學工作者。

再加上我們兩國各自的傳統也十分獨特，特別是在有關國家元首夫人的地位問題上。

　　承認“第一夫人”的特定地位，並不符合我國社會的慣例。況且對賴莎·馬克

西莫夫娜來說，這個問題並不存在。從另一方面說，她對我當選為總書記，對我開

始從事的事業很重視，抱有極大的責任心。她從各個方面給我以力所能及的幫助。

尤其是在我出國訪問期間和在莫斯科接見外國人士的時候，她幫助我安排一些生動

有趣的人際交往活動。所以說，她不曾和什麼人“戰鬥”過，正相反，她為相互理

解做了許多工作。

　　在討論此次來訪的主題--裁軍的過程中都克服了哪些困難，姑且不去談它。

我和里根當時發生了幾場小小的“頂撞”，無非也是那種意識形態對峙的餘波。在

一次會談中總統開始對我橫加“斥責”。我不得不打斷他的話，並心平氣和地說：

　　“總統先生，您不是法官，我不是被告。我和您一樣，也代表一個偉大的國家，

我希望我們的對話將在互惠、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否則我們就根本談不下去了。”

　　相互懷疑、諷刺挖苦的場面也見於其他幾次會晤。但這種情況逐漸減少。對手

在彼此熟悉對方，不再話剛說半句就“發火”，凡是不合胃口的話都“予以反擊”。

如果在談判過程中萬一發生了激烈衝突（這從來都是難以避免的），大家都儘量用

開玩笑方式緩和氣氛。美國人偏愛幽默，可以說是民族性格的特徵。我想，就在我

的訪問過程中，里根本人曾思考了許多事物，超越了他早已形成的思維定式，在這

個意義上舒爾茨比所有的人走得都遠。

　　美國人把大量的信函寄到蘇聯大使館--我的臨時官邸。報紙不惜版面、電視

公司不惜時間，報道訪問的詳細情況。

　　應我的邀請前來參加招待會的有：萬斯、基辛格、凱南；各個反戰團體和友好

協會總會的代表；宗教界人士伯納迪恩、格雷姆、斯奈德、施奈厄爾；學者比阿勒、

亞當姆斯、托克、布拉德馬斯、維茲納、漢堡、加爾布雷恩、德萊爾、科恩、勞恩、

辛普森、舒爾曼、沃德、斯通；文化界人土維達爾、鮑杜因、丹納維、德·奈羅、

蘭克斯特、密勒。紐曼、歐諾、奧茨、佩克、斯特利普。

　　我只是列舉了在使館橢圓形大廳聚會的數十位美國傑出人物的部分名單。我方

也有學術界和文化界名流出席這次集會。這次聚會在美國和在我國都引起了強烈的

反響

　　我以美國來信（僅1987年我就收到80000多封）為切人點，開始了我的講話。我

談了讀過這些令人激動的信件之後的感想。對於我們兩國公民已經意識到的東西，

已經感受到的東西，政治家們和智囊們卻跟不上。看來是時候了，我們應當想方設

法去了解民意，應當提倡順應民意。世界變了。在坐的有“戰爭邊緣平衡論”、

“遏制論”、“反擊論”的首創者和擁護者，等等。但這種理論的對象正在消失。

我們如果不把這一點搞明白，就無法走上一條使國際．關係健康化和建立合作的道

路。

　　當然，和我交談的人都對我如何評價蘇聯正在發生的一切很感興趣。當時，即

1987年12月，是第一次提出：“我們已開始把自己的構想和實際生活結合起來。這

將涉及到千百萬人的利益。今後兩三年（！）將是最為痛苦的幾年。一切都應該改

變。”

　　我當時確信，而且至今仍然確信，沒有經濟往來，就不可能建立富有成效的合

作。而蘇聯和美國之間，除了我們購買糧食之外，幾乎沒有經濟上的往來。我們用

政治決議，用旨在防止技術流失的規定，把我們自己相互隔絕起來。巴黎統籌委員

會的臭名昭著的清單，不僅使得美國自己，而且使得許多其他國家無法和我們在現

代經濟技術層次上進行合作。貿易和人權掛鈎使那些真正願意與我們做生意的人陷

於困境。只有極個別的美國商人進入我們的市場。

　　在與美國實業界人士會晤時，我把這些問題談了出來。會晤時在坐的有實業界

各方面的代表，諸如埃克、安德魯斯、哈默、希爾頓、肯德爾、克恩斯、肯尼迪、

勞德、馬霍尼、馬克斯韋爾、墨菲、彼得森、佩蒂、洛克菲勒、羅哈延、斯賓塞、

特納、伍德、克勞曾、魯賓遜、美國商業部長維里蒂。我是圍繞着下面這個主題和

美國出版界頭面人物談話的：我們大家都必須學會在一個新的世界生活。報刊在評

論這次會晤時強調我和出版商們相互對罵。也許我表現得不冷靜，我對此表示遺憾。

但從會晤一開始就劈頭蓋臉地提出挑釁性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我已回答了不下數

十遍。座談會演變成一次普通的記者招待會，這令人懊惱。我們漸漸地平靜下來，

才找到了共同語言。

　　我們對華盛頓的“入侵”之所以很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並不抱有任何

“破壞性”目的。所謂“人侵”，並不僅指我自己、賴莎·馬克西莫夫娜、代表團

成員中親密的戰友，而是指所有和我一起訪美的人。這裡有學術界和藝術界的名流，

有記者大軍。他們先期赴美，開始了與美國同行的接觸，參加各種討論會，多次接

受記者採訪。

　　原來我們真的有話可說，我們的人也很善於把“冷戰”年代積累的尖銳問題談

得頭頭是道。他們在說話時擺脫了先前那種套話和教條。他們獲得了思想自由，並

且證明了他們善於富有責任感地、毫不懶惰地、毫無蠱惑人心之嫌地利用這種自由。

這是公開性取得的初步成就。

　　許多辯論會的中心內容已經不再是頑固地堅持意識形態公設了，而是努力聆聽

和理解對方。這是一個不亞於簽訂條約的成績。

　　那些頻繁參加會談的日子給人留下的富有感情色彩的印象，是令人難以忘懷的。

在白宮的一次招待會上我見到了范·克里貝思。在我們的記憶中，他還是那個因為

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協奏曲而在莫斯科第一次柴可夫斯基國際音樂比賽中榮獲一等

獎的青年人。在充滿友好之情的擁抱之後，范·克里貝思再一次坐到鋼琴前，輕聲

地演奏並哼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這是獻給蘇聯客人的禮物。索洛維約夫

-謝多伊為1957年莫斯科青年聯歡節寫作的這支歌幾乎是我國的民間國歌。我們忍

不住了，激情滿懷地跟着唱了起來，於是這支歌被用兩種語言演唱着。

　　招待會和音樂會結束了。我們和美國人都興致很好地走在白宮的走廊上。我們

走到林肯肖像前時，翻譯悄聲對我說：“您看見了，那邊走着兩位將軍……一個將

軍指着肖像對另一個說：應該讓林肯老先生看看所發生的一切--白宮外面飄揚着

鐮刀和錘子的紅旗，裡面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在國務院舉行的招待會上，我見到了充當殷勤好客的東道主的喬治·舒爾茨。

他很善於製造溫馨友好的氣氛。來自美國各個角落的人們，所謂社會精英，濟濟一

堂。舒爾茨把他的前任--歷屆國務卿全部邀請來赴宴。

　　我認為我在這次聚會上的講話，是我整個訪美期間最成功的一次講話。我理所

當然地談到了《中短程導彈條約》和這件事的意義。但我講話的主題卻另有所指。

　　“現在千千萬萬的人們開始認識到這樣一個道理：隨着20世紀的結束，文明正

在接近這樣一條分界線，這條分界線與其說是各種制度、各種意識形態的分界線，

不如說是以健全的頭腦、人類自我保護意識為一方和以不負責任、民族自私主義、

種種偏見為另一方的分界線。人類開始意識到他們伙已經打夠了，應該一勞永逸地

消除戰爭了。兩次世界大戰，耗費人力物力的‘冷戰’，再加上已經奪去和正在奪

走千百萬條生命的小規模戰爭，是因為冒險、野心、藐視他人權益而付出的極其高

昂的代價。是因為不願意和不善於正視現實，不願意和不善於正視各國人民擁有做

出選擇、生存在世界上的正當權利，而付出的代價。

　　當代世界並不是某一個國家或某一個國家集團的獨霸天下，無論這些國家多麼

強大。世界是眾人共有的天下。凡是有眾人相互交流的地方，就離不開互惠和妥協。

一個立足於強權的世界，無論怎麼說，也是外強中乾。就其實質而言，這樣一個世

界是建立在公開或隱蔽的對峙上，建立在累卵之危上，建立在使用武力的野心上。

　　人類多少個世紀以來不得不容忍這個糟糕透頂的世界。我們不能再讓自已這樣

下去了。有些人認為，在起草條約時蘇聯方面讓步過多，另一些人又說美國方面做

出了許多讓步。我認為，兩種說法都是錯誤的。為了啟動裁軍進程，為了建立起碼

的相互信任而又不損害任何一方的安全，雙方都做出了適當的讓步-…·用普通的

人類交際語言，無論是用俄語還是用英語來說，我們取得的成績都意味着希望重現。”

                     馬耳他。“冷戰”終結的開始

　　1989年7月阿赫羅梅耶夫從美國回來，交給我一封布什的信，他信中提議於198

9年12月舉行一次初步了解性的會晤。這項建議是嚴格保密的。我後來才知道，了解

這項建議的只有美國總統最親近的工作人員。

　　我回信表示同意，於是我們開始緊張的準備。現在已經很清楚，美國人也同樣

進行了緊張的準備。

　　擬議中的會晤日期日益迫近。會晤的禮儀方面已經確定。蘇聯的“光榮號”巡

洋艦和美國的“伯爾克納普號”巡洋艦應當開進瓦萊塔港的停泊場。談判預定輪流

在蘇聯軍艦和美國軍艦上進行。此外，我們還向瓦萊塔港派出了“馬克西姆·高爾

基號”觀光船，這隻船將作為我們的賓館。

　　馬耳他會晤就許多原因而言都是一次具有象徵性的會晤。這是美國政府更迭後

的第一次會晤。會晤的地點是三大洲的交接點，世界的交通要衝，多種利益的匯合

點。談判在軍艦上舉行，這表明蘇美兩國領導人背靠着強大的實力。而這一切都證

明世界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等待我們的是一項責任十分重大的工作。我和我的同事們都抱着這樣的心情，

雖然也希望能夠抽空了解一下這個具有異國風情的國度。

　　12月2日傍晚，我們結束了對意大利的訪問後抵達瓦萊塔。起初一切都按照既定

的程序進行。會晤了馬耳他總統塔博諾、總理菲內克·阿達米以及馬耳他政府的成

員。同街道兩旁和總統宮前歡迎我們的人群進行了短暫而友好的交流。

　　但到了第二天，大自然對我們的外交禮儀作出了修正。海上颳起了颶風。要想

搭乘快艇到達停在停泊場的“光榮號”--談判將在那裡開始--可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我國的海軍人員和美國的海軍人員都堅決反對這種“登陸”方式。有人提議

在停泊在碼頭的港灣中的“馬克西姆·高爾基號”上安排第一次會談。因此會談開

始的時間只是略微推遲了一點。

　　第一天的談判是分好幾個階段進行的：與布什總統的單獨談話；謝瓦爾德納澤

和貝克交換意見；早餐時的會談；蘇方有謝瓦爾德納澤、雅科夫列夫、別斯梅爾特

內赫、切爾尼亞耶夫、多勃雷寧、阿赫羅梅耶夫參加和美方有貝克、蘇努努、布萊

克韋勒、羅斯、格雷夫斯參加的擴大會談。預定的晚間會談，由於狂風大作而不得

不改期。

　　布什表示他希望第一個陳述自己的意見。對我而言，直接聽到美國總統談談他

的政府在確定對蘇方針時得出了什麼結論，是極其重要的。因此我全神貫注到極點，

仿佛在“咀嚼着”美國新任總統的每一句話，每一個提法。

　　布什宣稱：“我完全同意您在紐約講的話：如果改革獲得成功，世界將變得更

加美好。就在一個時期以前，美國還有許多人對此心存懷疑。我不會斷言這種人已

經沒有了。但阿以完全肯定地說，嚴肅認真、善於思考的人並不支持這種觀點。這

話完全適用於你們與之打交道的人，如美國政府和美國國會，他們希望你們的改革

獲得成功。”

　　接着布什談了他對一些積極步驟的設想，據他看，這些步驟能夠促進將在美國

舉行的高層正式會晤的準備工作。首先應當明確會晤可能舉行的日期。美方建議在

明年6月的最後幾天實現訪問。

　　美國政府打算採取措施，以中止阻撓向蘇聯提供最惠國待遇的傑克遜一溫尼克

修正案的效力。鑑於蘇聯正在發生的變革，可以就簽訂新的貿易條約開始磋商，以

便在即將舉行的高峰會晤之前準備好條約的文本。同時美國政府還決定廢除限制對

蘇方貸款可能性的史蒂文森一伯德修正案。

　　布什認為有必要強調指出，美國在蘇美關係方面提出的這些措施，目的決不是

要炫耀美國的優越。

　　“我們這些生活在美國的人，對我們的經營方式的優點自然是深信不疑的。但

現在所談的不是這個問題。我們努力設法把我們的建議寫得不要給人造成仿佛美國

在‘拯救’蘇聯的印象。我們所談的不是援助計劃，而是合作計劃。”

　　布什在談到蘇聯與《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關係時說：

　　“從前我們反對你們國家加入這個國際組織。現在重新考慮了這個立場。我們

贊成讓蘇方享有觀察員地位。但是要給這個組織的成員國一定的時間。

　　蘇美投資問題工作小組已經成立並正在運作。這很好。也許現在應該研究一下

擬定投資保證協議的可能性了。”

　　在布什的聲明中裁軍問題占有重要位置。例如，總統闡述了在化學武器方面所

採取的稍加修改的立場。如果蘇聯方面原則上同意由布什於1989年9月在聯大講話中

所闡述的美國建議，美國就可以放棄它的現代化計劃，也就是說，在無所不包的禁

止化學武器公約生效後美國將不再生產二元殺傷武器。實際上這意味着，雙方可以

在最近達成關於大幅度削減化學武器儲量、使這種武器擁有量達到美國現在擁有量

的百分之二十、而在公約生效8年後達到百分之二的協議。如果加把勁兒，到明年年

中就可以擬就一份相關協議的草案供簽署。

　　布什在談到常規武器時提出以下目標：在維也納談判參加國代表的高級會談中，

簽訂一項關於在1990年斷然削減駐歐常規軍隊的協定。

　　總統在談到未來的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時表示，他希望兩國外長能在最近

期間設法解決諸如遠距離空基飛航式導彈的計算方法、遙測編碼、導彈配置等問題。

他補充說，美國歡迎蘇聯加入西方七國已經執行的導彈和導彈技術擴散限制規範。

還提出了蘇聯可否公布自己的軍事預算數字的問題。

　　在回答布什時我首先談了幾點一般性的意見。

　　在轉入布什所提出的具體問題時，我對他提出的有關雙邊經濟關係的建議作出

了肯定的評價，並希望總統能夠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政治毅力。需要由他發出信息。

美國的實業界都是嚴守紀律的人，他們會對經濟領域的新思維作出反應的。

　　理所當然，裁軍問題在馬耳他會晤中占有重要位置。

　　早在1990年我就對布什關於簽訂歐洲常規武器協定的建議表示了贊同。針對戰

略性武器，我指出現在已經具備前提，趕在1990年華盛頓高級會晤之前準備好條約

的草稿。但我提醒布什注意到他在開場白里完全避而不談海基飛航式導彈問題，而

美國在這方面擁有相當大的優勢。我說，如果在海基飛航式導彈問題上不取得可接

受的進展，我們的最高蘇維埃不會批准這個條約。

　　美國人機警地關注着我們對中美洲所採取的立場。布什把這個題目挑選出來，

另外與我進行了一次單獨的談話。其實在一個單獨的船艙進行的這次半個小時的談

話，也就是“馬耳他會晤”的開始。布什推說應拉丁美洲政治家的請求，堅持建議

對菲德爾·卡斯特羅施加影響，讓他停止向那些“民主政治制度本來就極度脆弱的

國家”提供武器。他把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兩國的形勢說成是蘇美關係中的“巨大

芒刺”，並說問題也是出在提供武器上面。

　　我回答總統說，我們在中美洲不抱有任何特殊的目的。我們不想在這裡搶占橋

頭堡和據點。美國對這個地區的事態作出的反應，使我們聯想到一定是什麼人在向

美國領導人提供帶有偏見的信息。我們已經談定不向尼加拉瓜提供武器，因而也沒

有提供。同時我們也指出，美國國會也終止了對那裡的反政府武裝力量提供軍事援

助。

　　至於說古巴，我強調指出，了解情況的最簡單而又百試不爽的辦法就是直接找

卡斯特羅去談。任何人都不能對他發號施令。在訪問古巴期間，卡斯特羅在和我單

獨談話中請求在實現對美關係正常化的事情上給予協助。不久前古巴軍隊總參謀長

訪問了蘇聯。他在和蘇聯國防部長以及阿赫羅梅耶夫元帥的談話中，以信任的方式

再次提出這個請求。如果有這個願望，我們可以幫助建立對話。

　　我必須承認，布什對這個建議作出的回應是極其生硬的。他坦率地讓人明白，

美國在這個問題上不願意作出任何妥協，堅定地建議我們壓縮同古巴的經濟關係，

並且說他很奇怪，既然古巴公開譴責我們的改革，為什麼還沒這麼做。

　　為此我不得不提醒說，古巴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它有它自己的政府，它有它自

己的對事物的理解，它有它自己的抱負。最近時期以來，我們正在把對古巴的經濟

關係轉軌到互利的基礎上來。但我們並不打算教訓它。

　　我在談話中還提到一個更為寬泛的問題，即美國對諸如巴拿馬、哥倫比亞以及

最近的菲律賓等國家的關係問題。在蘇聯人們常問：難道美國和美國總統即使面對

的是獨立的國家也不肯收斂一下自己的言行嗎？為什麼由華盛頓的人們來進行審判，

做出判決，並由他們自己來執行判決呢？莫非“勃列日涅夫主義”之後又來了一個

“布什主義”嗎？

　　在回答總統的反駁時，為了把我的立場說得儘可能明確，我舉了下面的例子：

歐洲正在發生變革，一些國家的政府被推翻，它們也是經過合法選舉產生的。這就

產生一個問題：如果在這種權力鬥爭中有人請求蘇聯出面於涉呢？在這種情況下我

們應該如何行事呢？也像布什總統那樣做嗎？

　　對方當然不同意我的說法。但也承認蘇聯有些人可能產生這種反應。

　　東歐是我們充滿信任的會談的另一個題目。我說，對於人們圍繞着德國的事態

忙得團團轉這一現象，我感到不安。統一是一件嚴肅的事，需要認真地去對待。讓

這個進程發展下去，但不要人為地去推動它。

　　布什聲明他不打算親自去襲擊兩德邊境，不打算去“跳牆”，他的話很風趣。

我學着他的腔調當下表示同意說：“對，跳牆可不是總統該做的事。”

　　與天氣預報相反，第二天夜晚風颳得更大了。到了早晨已經清楚，海上的情況

不利於把兩個代表團從一艘軍艦轉移到另一艘軍艦上去。惟一的辦法是在我們那隻

觀光輪船上再次會晤。就在船上的圖書室舉行了最後一輪談判--先舉行擴大會談，

後舉行單獨會談。

　　鑑於在第一輪會談時我對布什就軍事和政治問題發表的意見只作出了很簡短的

回應，我認為現在把要點加以說明是適宜的。

　　我說：“首先，美國應當從這一事實出發：蘇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會對美

國發動戰爭，不但如此，蘇聯準備不把美國當作自己的敵人。其次，我們主張攜起

手來保障相互的安全，願意把全方位的裁軍進程繼續下去，並為防止研製各種新型

特異武器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第三，我們採取了防禦學說，我們的軍隊已經普遍

實行深刻的改革：中歐駐軍的部署正在改變結構，師一級駐軍的坦克現在已經減少，

登陸渡河裝備正在撤出，攻擊型飛機正在轉移到第二梯隊以及其他等等。

　　但我們產生了種種問題。為什麼美國繼續執行20年前採取的‘靈活反應’戰略？

為什麼它的軍事實力三大組成部分之---海軍至今被排除在談判之外？”

　　為此我提出一項補充建議。蘇聯海軍和美國海軍都擁有核武器，既有戰略核武

器，如潛艇彈道導彈和海基飛航式導彈，也有戰術核武器，如短程飛航式導彈、核

魚雷和核水雷。海軍戰略核裝備是日內瓦裁軍談判的項目。剩下的是戰術核武器。

我們願意就全部銷毀這種武器達成協議。採取這種斷然的決定，會使監督程序一下

子變得簡化。

　　維也納談判還剩下三個重要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在削減武器的同時裁減軍隊兵

員。我們建議把兵員裁減到每方為130萬人，即雙方各裁減掉100萬人。第二個問題

是減少駐紮在外國的軍隊數量。我們建議以30萬人作為上限。據說只準備裁減蘇美

兩國的軍隊。然而還有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加拿大的軍隊。第三個問題是

空軍的規模。我們曾提出北約和華約雙方各自的前線戰術空軍擁有飛機的水平為47

00架，並提出截擊機的單獨水平。不過，這方面的工作進展很緩慢。我強調指出，

我們支持布什總統關於“開放天空”的建議，這個建議很有意義。

　　謝瓦爾德納澤提到布什昨天就化學武器提出的很有意義的建議。我重申我對這

項建議持肯定的態度。

　　接着我們重又談起歐洲事務。

　　為了不重複以前說過的話，我重點地談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歐洲正在發生的

變化具有深刻的性質。在發生這種變化的日子裡，應當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格外仔

細、格外認真地行事。這個觀點實際上得到所有歐洲活動家的支持。

　　這個觀點的實際內容是什麼呢？首先，要在繼續和發展赫爾辛基進程方面下功

夫。因此需要第二次赫爾辛基會晤，我們必須在這次會晤中研究新的形勢，制定出

共同的標準和方針。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在新的形勢下，如何處理在另一種時期建立的跨國機構。

這裡也需要仔細、認真的態度。現有的保持平衡的工具不應當削減，而應當根據時

代的要求加以改造。東歐和西歐建立的政治、經濟、軍事同盟不應當競爭，而是應

當合作。

　　我接下去說，歐洲一體化可以採取各種形態，其中包括未知的形態。這個過程

不是無痛的。我們是根據蘇聯的情況作出這種判斷的。東西方接近的歷史性機遇已

經出現，如不加以利用，後果是很危險的。我希望今後事態的發展不要削弱已經產

生的相互諒解。

　　在這裡，我和布什為了對“西方的”民主價值和全人類的民主價值的理解而發

生了一場小小的辯論。我再一次強調說，我們所堅持的政治新思維認為每個國家都

有權利在沒有外部干涉的情況下作出自由選擇。要善於學習，包括學習別人的經驗，

但必須從中吸取對你真正合用的東西。布什基本上同意了我的意見。

　　當天我們還詳細地討論了中東地區的局勢。布什介紹了美國如何努力促成以色

列和巴勒斯坦人進行認真的對話。我也重申我們願意對此作出建設性的貢獻。現在

已經不存在同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的原則上的障礙。我們就互設領事館達成了協議。

一旦中東和談開始，我們就與特拉維夫恢復外交關係。

　　布什提請我注意，美國在中東的政策已經轉向與蘇聯協作。謝瓦爾德納澤按捺

不住了，對他的這個聲明發表了評論：“的確，最近時期你們在已經作出計劃和決

議之後同我們進行了磋商。而協作似乎要求事先進行討論。”

　　這一天談判的尾聲是阿富汗問題。謝瓦爾德納澤簡要地介紹了當前的形勢，列

舉了實際轉人解決衝突的幾種可行的途徑：召開國際會議以建立聯合政府和安排自

由選舉，由聯合國來安排這個會議，敦促阿富汗各方進行對話，相互中止提供武器。

　　布什和貝克談話的要點是，阿富汗反對派不能接受納吉布拉這個人物。不過在

會談結束前貝克到底還是提醒說，根據他得到的信息，阿富汗的反對派似乎願意和

納吉布拉坐在一起開始關於過渡時期的談判，但有一個條件：過渡時期結束時他必

須下台，並將組成新的政府。

　　我認為這個創議倒是值得討論一下。歸根結底，擬議中的政府由什麼人組成，

是阿富汗人自己的事。讓他們去決定嘛。我們商定就這個題目繼續進行會談。

　　這次談判之後舉行了單獨會談，中心議題是波羅的海沿岸的形勢。布什陳述了

人們熟知的美國立場，並且立即聲稱美國輿論對波羅的海沿岸幾個共和國的事態很

敏感。我對蘇聯發生的情況的特殊性作了說明。

　　在馬耳他又開創了一個先例--乾脆就在“馬克西姆·高爾基號”的甲板上舉

行了蘇美兩國領導人會晤有史以來的第一次聯合記者招待會。總的成果是，兩國關

系上升到了新的水平。

　　                     第十七章  德國的統一

　　                     1988年以前的德國問題

　　馬耳他會晤之後，我確信我們終於闖過了第一道難關。對西方關係的晴雨表指

針在戰後年代第一次停止了左右擺動，而停在“晴”的刻度上。我相信我們終於沖

出了難得一見的“解凍”屢屢轉為曠日持久的“霜凍”的怪圈。

　　對於所發生的事，我們自己也未必立即完全搞清楚了。要知道，整個戰後國際

關係史上正好開始了一個性質全新的階段。“冷戰”隨着馬耳他會晤走向結束，雖

然它的後果仍遺留下來。我們沒有辜負生活在分裂的歐洲的人們的期望。

　　1989年，在德國這個許多歐洲問題和國際問題的“神經痛中樞”啟動了一個進

程，這個進程使得蘇美關係、蘇聯和西歐關係、蘇德關係迄今取得的全部積極成果

經受了一場考驗。

　　這場考驗對所有國家，尤其是對蘇聯和德國，是艱難的、痛苦的。但無論如何，

我認為從總體上看，事件的參加者都經受住了考驗。

　　如果我說我早就預見到了德國問題將如何解決，為此蘇聯對外政策將面臨哪些

問題，那將有悻於事實真相。我不相信今天健在的政治家（無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

的）有人曾經在事件發生前一兩年預見到了後來發生的事。民主德國發生劇變之後，

事態急轉直下，以致出現了局面失控的危險。回顧當年，今天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

在那樣一個具體的情勢下，無論從保障我國利益的角度而言，還是從維護歐洲和平、

挽救全歐進程而言，我們都是竭盡全力了的。

　　當然，1985年全部德國問題從莫斯科看上去與今天截然不同。德意志民主共和

國是我們的盟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是蘇聯在西方的頭號貿易夥伴，但在“軍事政

治等級表”上被列人“潛在的敵人”一欄。

　　蘇聯和西德的關係在勃蘭特的“東方政策”時期開始“解凍”，而到了80年代

初期又“變冷”。在緊張局勢普遍強化的情況下，在莫斯科人們對德意志聯邦共和

國的政策首先根據蘇美對抗的背景加以評價。按照這種方式提問題，就會自然而然

地生發出以後的一連串的議論：聯邦德國是美國在歐洲的最親密的盟友，又是美國

路線在這個大洲的執行者；聯邦德國僅次於美國是北約的第二大軍事“支柱”，聯

邦國防軍是北大西洋聯盟的“第一集團軍”；聯邦德國部署着美國的“潘興式”導

彈，能夠在幾分鐘之內打到蘇聯境內。我說這些話絕無譏諷之意，因為在全面對抗

的框架內上述論據是十分嚴肅認真的。這種論據上還附着戰爭遺留下來的極其沉重

的心理因素。

　　蘇聯對“德國重新統一”主張所持的看法，也是這個邏輯推理的一個組成部分。

我不打算去考證歷史，說明誰對德國分裂負有更大的責任。我認為，斯大林直到最

後都一直情願為德國的“中立化”付出自己的代價。但在北約成立、聯邦德國加入

北約之後，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蘇聯，關於德國統一計劃的討論都只具有禮儀和

宣傳性質。

　　當然，勃列日涅夫和葛羅米柯失算了，他們聽任民主德國領導人的擺布，於70

年代初正式選定了以其“簡單易行”而受人青睞的辦法：組建兩個德國，德國問題

從此“解決”，沒有必要再去管它了。但問題不在於烏布利希和昂納克關於民族問

題的理論架構。關鍵是蘇聯領導人真誠地相信，蘇聯的安全利益要求務必使德國的

分裂永久化。

　　我承認，我也接受過這種武斷的結論，雖然我曾懷疑過是否可能把某種東西永

久封存起來：世界處於永恆的運動中，無視這一客觀規律只能導致失敗、失利。在

我從政之後，兩個德意志國家的存在已經是現實，根本就沒有產生過重新統一的問

題。

　　當1987年6月聯邦德國總統馮·魏茨澤克非常審慎而又委婉地提到德意志民族團

結一致時，我作了這樣的回答：“今天兩個德意志國家是現實，必須從這一點出發。

《莫斯科條約》，你們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國以及其他國家簽訂的條約

是現實。在這個基礎上才可能有效地發展政治、經濟、文化、人員交流。任何企圖

破壞這些條約的行為，都應當受到嚴厲的譴責。蘇聯尊重戰後的現實，尊重聯邦德

國的人民和民主德國的人民。我們打算在這些現實情況的基礎上，構建我們未來的

關係。到時候歷史會評判我們誰是誰非的。”

　　換句話說，我在原則上不排斥德意志國家重新統一，但認為從政治角度看提出

這個問題為時尚早，並且有害。

　　人所共知，這個問題很快“解決”了--是在深刻的變革的背景下“解決”的，

而這種變革又是在我們的政策強有力的推動下發生的。當然蘇聯和聯邦德國關係的

順利發展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在蘇聯實行改革的頭兩年，兩國關係仍舊“凍結”着。官方的波恩以德國人的

一絲不苟精神對里根的政策亦步赤趨，我們在莫斯科產生了一種感覺，似乎聽到了

從萊茵河畔傳來了由英語譯成地道德語的內容熟悉的文字。聯邦政府顯然缺乏想象

力或者缺乏政治膽略，而無法對蘇聯的變革作出新的反應。當科爾總理在一次講話

中說關於蘇聯改革、關於政治新思維的談論只不過是戈培爾式的蠱惑宣傳而已時，

我對西德領導人是否有能力對所發生的現象作出恰當的評價，產生了懷疑。

　　我和里根在日內瓦和雷克雅未克舉行了會談，我們正在同法、意、英三國進行

政治對話，可是對聯邦德國的關係卻仍然沒有重大的變化。雙方都在某一個時候覺

察到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離開德國，我們就不會有一個

嚴肅的對歐政策。我在政治局會議上，在我的志同道合者的小範圍內，曾以不同的

理由多次談到這個問題。對於我們而言，對歐方針不僅僅具有獨立意義，並且還是

我們和美國對話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雷克雅未克會晤之後，當激情平息下來時，大約在1987年下半年波恩很明顯地

活躍起來了。我收到科爾總理的好幾封來信。（他在其中一封信中就言語放肆作出

了正式道歉，但把大部分責任都推給新聞界）。我上面提到的與魏茨澤克總統交換

意見，是富有建設性並且有益的。

　　我和根舍外長舉行了第二次會晤。和1987年訪問莫斯科的施特勞斯也找到了共

同語言。我應當說，和我們的新聞記者通常用來形容這位政治家的那些套話相反，

施特勞斯給我留下了強烈的印象，他是一個堅定地維護自己立場的人，但他又善於

以寬闊而現實的目光觀察世界，觀察歐洲的局勢，觀察蘇聯和聯邦德國在世界政治

中所起的作用。

　　1988年2月初，我和基督教民主聯盟副主席、巴登一符騰堡州總理施佩特談過一

次話。他飛抵莫斯科是為了探聽是否有可能舉行高峰會談。從原則上說，這時我們

對這樣的會談已經有所準備，並且已經通過謝瓦爾德納澤向德國總理髮出了於5月訪

問莫斯科的邀請。但是，聯邦政府試圖把“潘興-IA”導彈排除在中短程導彈協定

之外，而我們對這種笨拙的企圖作出了相當激烈的反應，因而德國人顯然為這次訪

問的命運擔心。至少，施佩特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明顯的神經質而又執著。讓人感

到，波恩那邊害怕置身於歐洲新進程之外。我把我們談話中的一個很典型的片斷摘

錄於下：

　　“施佩特：科爾總理確信有必要和您會晤。對總理而言，不存在誰先去莫斯科

和誰先去波恩的問題。他的問題是：既然您即將出訪西歐各國，那麼希望您把聯邦

德國也考慮在內。從心理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方面。如果您在訪問了法、

英兩國之後又將出訪其他西歐國家，卻對聯邦德國置之不理，坦率地說，科爾總理

會感到很難過的。

　　戈爾巴喬夫：我認為這個問題可以解決。總理說得對，現在必須確定會晤的日

期，才能開始對它做準備工作。因此我邀請總理5月訪問莫斯科--邀請是通過謝瓦

爾德納澤發出的。

　　施佩特：我相信，訪問問題我們很快就能解決。

　　戈爾巴喬夫：這個問題今天晚上就可以解決。

　　施佩特：各方面的人士都向總理進言，希望他儘快地排除一切麻煩和您會晤。

　　戈爾巴喬夫：好吧，我們將去會晤。我們已經同某些西德政治家談了許多。現

在應當在最高層進行磋商。”

　　                 與聯邦德國總理科爾的第一次會晤

　　但是，這次訪問到了秋天才實現。1988年10月24日我與聯邦德國總理科爾初次

會晤。我和他談話的出發點是：蘇聯和聯邦德國的關係如果仍舊保持原先的狀態，

無論是我們自己，德國人，歐洲以及整個國際大家庭，都不會滿意。

　　“我們希望，”我說，“我們的關係建立在信任和現實之上。總之，要使它符

合時代精神，符合時代要求。我們願意就與我們兩國密切相關的重大問題，進行非

常坦率而嚴肅的對話。我確信，蘇聯與西德的關係需要揭開新的一頁。”

　　科爾的回答聽起來十分明確：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見。我把一切都考慮過了，我正是為此到莫斯科來的。”

　　科爾在強調該國政府願意積極地發展全方位的對蘇關係之後又補充說：

　　“我認為你我之間的個人關係十分重要。我既是以聯邦德國總理的身份，又是

以公民科爾的身份來到莫斯科的。你我大致是同一年齡的人，我們同屬於經歷過戰

爭的一代。誠然，我有一段時間在高炮輔助部隊服役。這還算不上參加戰爭。不過

我們兩人的家庭都經歷過戰爭及其全部災難。您的父親當過兵，受過重傷。我的哥

哥18歲就陣亡。我的妻子是個難民。我們家是地道的德國家庭。您有一個女兒，我

有兩個兒子，一個23歲，一個25歲。兩個人都是預備役軍官。

　　你我將解決一項十分重大的任務。再過12年20世紀和第二個千年即將結束。戰

爭、暴力已經不再是政治手段。不這麼想，就意味着把事情引向世界末日。在公開

性的環境裡，我們兩人的私交也應當具有全新的性質。我願意和您進行頻繁的私下

對話--書信往來，電話交談，委派代表。”

　　我並不諱言，這種態度無論是從單純的個人角度而言，還是從公務角度而言，

都令我敬慕。我的出發點是，在已經可以感受得到的新氛圍中，個人的“相容性”，

理解談話對方的動機，在國際政治中將具有越來越大的作用。而這種情況，只有在

共同工作和長期交往過程中，只有通過“聽其言觀其行”的相互考察，才有可能出

現。許多棘手的問題，由於領導人之間存在着信任而很容易、很快地得到了解決，

免去了多餘的外交手段和程序。我和科爾不僅逐漸建立了政治上的相互諒解，並且

逐漸建立了人際間的諒解。如果不是這樣，由於自發地、“自下而上地”啟動的德

國統一進程而“壓到”他和我身上的一大堆問題，解決起來就會困難得多。

　　1988年10月那個時候，我們闖過了我們兩國關係長期發展中的一道難關。在經

濟、科技、文化、環保合作方面達成了協議，並簽署了文件。在蘇聯和聯邦德國戰

後關係史上，兩國國防部長首次坐在一張談判桌旁，他們可以親眼看到不久前的

“潛在敵人”是一副什麼模樣。在促進北約和華約建立接觸方面，我們徵得了德國

人的原則上同意。當時這是一個“突破”，而在三、四年前這是很難想象的。

　　聯邦德國總理在無名戰士墓獻了花圈，並拜謁柳布里諾的德國士兵公墓。慕尼

黑交響樂團這些日子裡在圓柱大廳演出了貝多芬和穆索爾斯基的作品，獲得了極大

的成功。我和科爾、我們的夫人、參加談判的人士、莫斯科市民，聽了這場音樂會

都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接着又去弗拉基米爾和蘇茲達利兩地遊覽，參觀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所在教堂

（聖丹尼洛人修道院），觀看蘇聯藝術家之家舉辦的君特·霍克納的畫展。聯邦總

理還會見了經濟學家。科爾夫人參觀了精神神經病醫院，並向該院贈送了貴重的設

備，她還參觀了托爾斯泰莊園。

　　在郊外住所的會晤，在這次訪問中占有特殊地位。這次會晤使訪問在政治量度

之外又增添了一個量度--人性的量度。這的確是一個美好的夜晚，我們在這裡沒

有再談一般性問題和種種憂慮，而是談了自己的切身經歷和所思所想，了解了雙方

的家史。我認為，我們是相互懷着好感而分手的。

　　在西方，人們對這次訪問十分關注。聯邦總理定期聽取有關北約盟國反應的匯

報。《巴黎日報》和《費加羅報》發表的文章引起科爾的警覺，這兩家報紙直言不

諱地說，這次訪問的性質使人對聯邦總理是否忠實於聯盟的義務產生懷疑。在莫斯

科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法國記者問科爾：您給了俄國人那麼多，可您得到的回報

是什麼，就是俄國人許諾釋放的幾名政治犯嗎？要麼就是這樣的問題：現在該如何

對待法德聯盟、法德聯軍以及對法國人作出的其他許諾，科爾是否改變了航向--

由法蘭西的西方轉向了蘇聯的東方呢？

　　美國報紙和外交界的指桑罵槐也未能逃過我們和科爾的注意。因此，聯邦總理

將我對聯邦德國的回訪定在1989年5月並非偶然。他估摸在這段時間內法國人將訪問

蘇聯，而且我們還將和美國人進行接觸。況且還不僅僅只和法美兩國接觸。這一切

都在1988年年底發生了！本以為這時變化很大，卻原來變化很小！我們的對手們正

在步履維艱地走出“冷戰”的叢林。當時我越來越頻繁地說：不僅我們蘇聯應當轉

變，你們西方國家也應當有個大的轉變。什麼事都不是那麼簡單的！

　　1992年春天，我在訪問美國期間不止一次地聽到許多美國人說：我們需要自己

的美國式改革。如今所有國家都在經歷着根本的變革。而一度陶醉於“冷戰““勝

利”中的政治家們，在很大程度上並未作好迎接新時代挑戰的準備。

　　回顧科爾第一次訪蘇，可以這麼說：我們當時彼此朝着對方邁出了一大步，開

創了蘇德關係的新篇章。在這方面採取的後續步驟具有深遠的後果--我們對1989

年底至1990年發生的事件原來是有所準備的。

　　                                    對聯邦德國的正式訪問

　　我對聯邦德國的回訪始於1989年6月12日。在這之前我剛剛當選蘇聯最高蘇維埃

主席。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成為我以新的身份出訪的第一站，在這個背景下看上去頗

有象徵意義。

　　活動安排得豐富多彩而又十分緊湊。我們有機會訪問了聯邦德國的幾個州，許

多個城市和鄉鎮，會見了政治家、企業家、文化界人士、工人、政黨代表和社會運

動代表。

　　在聯邦德國總統里哈德·馮·魏茨澤克官邪門前舉行的歡迎儀式揭開了訪問的

序幕。從這裡我們就開始同波恩的居民進行接觸。同一群青年學生的會見格外令人

動情。我們當着總統的面熱烈地交談起來。年輕人希望向我表達他們對蘇聯改革的

聲援。

　　接下來是總統在萊茵河畔的官邪設早宴。通過席間第一次交談我已經明白了為

什麼魏茨澤克總統在聯邦德國公民中間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望：他知識廣博、風度儒

雅、落落大方、平易近人。從那時起我們一直保持着來往。我們的談話一次更比一

次坦誠、充滿信任。

　　在波恩市政廳廣場的那次會見令人難以忘懷。當我們還走在與廣場毗連的街道

時，就已經置身於人的情感、友愛。親善的洪流之中。歡呼，祝福……你無法記住

每句話。但其中有些話還是記得很清楚的，如“戈爾比！要創造愛，不要修築大牆”，

“請這樣堅持下去，戈爾巴喬夫！”

　　我們登上了一個平台，確切地說，登上了市政廳的陽台，這時廣場上響起一片

掌聲和歡呼聲。接着一個名字叫塞巴斯蒂安·希林格的大約四五歲的男孩手捧着一

束鮮花向我們走過來。我和賴莎·馬克西莫夫娜把他抱到護欄上。廣場上一片歡騰。

這個場面曾出現在許多電視屏幕和無數報刊上。

　　賴莎·馬克西莫夫娜的活動中安排了去施圖肯布羅克小鎮拜謁蘇軍戰俘紀念公

墓。戰爭初期這裡建了一座集中營，關押戰俘和從各個國家強行挾持來的人，這些

人被利用在礦山、軍工企業、農場做工。他們只得到很少的口糧：每天只發給200克

麵包的代用品，根本不是什麼麵包。他們的勞動卻極其繁重。數十萬蘇聯人以及波

蘭、英國、法國的公民被關過這個集中營。我國同胞大約有65000人在這裡遇難（被

處決、餓死、病死），埋葬在集中營的附近。

　　1945年4月2日美國人把這個集中營的囚犯解救出來。蘇聯戰俘代表組成的倡議

發起小組堅持要求為死難的同伴整修墳墓。1945年5月，根據原集中營的囚犯、建築

藝術家亞歷山大·安東諾維奇·莫爾丹（1984年去世）的設計，在公墓建立了一座

方尖碑，紀念在施圖肯布羅克遇難的戰俘。

　　在“冷戰”最激烈的年月，這座公墓逐漸荒蕪。然而有一個小組在牧師迪斯特

爾·麥奧爾的帶領下主動地照看墓地和紀念碑。1963年這個小組改組為“獻給施圖

肯布羅克的鮮花”工作小組，它提出了“在死難者的陵墓上向俄國人伸出援助之手”

的口號。

　　地方當局起初對這個小組的活動持懷疑態度。在他們的縱容下，新法西斯歹徒

踐踏陵墓，並試圖毀掉紀念碑。於是出現了一些青年護衛隊。到了70年代，“獻給

施圖肯布羅克的鮮花”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小組，而是一個積極活動着的反戰社會團

體，它擁有來自西德各地的數以千計的會員。

　　每年的8月底至9月初，公墓都舉行群眾遊行示威，成千上萬來自全國各地的人

們以及來自歐洲各國的代表團參加這項活動。但正如這個活動的組織者所說，這個

公墓卻沒有來過一個官方代表團，無論是西德的還是蘇聯的代表團。

　　這一次隨同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前往的不僅僅有代表團團員，並且還有陪同我

訪問的文化界人士，東正教教會代表皮季里姆。與他們一同前往的還有漢內洛雷·

科爾和勞女士--北萊茵一威斯特法倫州州長夫人。

　　那一天鄰近城鎮的居民在公墓舉行了集會。他們向紀念碑獻了一個飾着長長的

紅色絲帶的花圈，而科爾夫人和勞夫人獻了鮮花。都主教皮季里姆發表了講話。這

一次做了早就該做的事：向在法西斯強加的戰爭中遇難的同胞墓默哀，並向新德國

的公民說了友善的話語。德國報刊對此作了大量而詳盡的報道，認為這是一件值得

紀念的大事，是一個“和解的姿態”。

　　“您在參拜公墓之後有何感想？”記者這樣問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已經過

了幾十年，我們國家沒有一個家庭不為在那個可怕的年月不幸亡故的親人而悲痛。

我們知道，那個年月也是德國人的悲劇。向那些關心我國同胞陵墓的人表示感謝。”

　　沉重的回憶，無以慰藉的哀傷。在這樣的時刻你會更加理解，通向蘇德兩國和

兩國人民的和解、親近的路途是多麼艱難。

　　和多特蒙德市“赫什”工廠冶金工人的會見令人激動。我們剛下汽車就受到了

幾千人夾道歡迎。一個高達數十米的大車間，目光所及之處，都被擠得滿滿的。除

了臨時布置的“池座”之外，機床上，隔牆上都擠滿了人，有的人爬到了承重構件

上，吊車上，還有的人相互輪流着爬到肩膀上。我們代表團、工廠的領導人、工人

代表被安排在講台上。聽了別人對我們講的頭幾句話，我就明白了，按照準備好的

講稿去講是行不通的，即使離開講稿而另外加進幾句也不行。由於我幾乎每說一句

話都被喊叫聲和歡呼聲打斷，我就按照在工人中間應當採用的講話方式，直截了當

地、而不用任何華麗詞藻地談了勞動者在一切社會當中所起的作用，談了德國人民

及其貢獻，談了我們兩國不尋常的過去，談了勞動人民講究實際而又心明眼亮，而

今後如何建立我們兩個偉大民族的關係將在很多方面取決於勞動人民。

　　譯員幾乎來不及翻譯我的話，而我被如此熱情、誠摯歡迎我們的數千名聽眾的

好感所感染，竟然覺得我的話不經過翻譯人們也聽得懂了。

　　參加這次與工人會見的有勃蘭特，有當時任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的福格爾，還

有施密特。在從波恩開往多特蒙德的火車上，我和施密特就當時世界局勢的幾乎所

有重大問題進行了友好的交談。

　　我們還到過杜塞爾多夫和科隆。在那裡曾與該州總理勞及其同事、政治家、商

界代表進行親切的、非正式的交談。在聯邦德國每到一處，人們都對我國的事態表

現出極大興趣。各種身份和各個階層的人士都對我國人民表示真誠的好感，都熱情

洋溢地談論我國的改革。

　　這一切都令我感動、興奮。我14年前於1975年去過聯邦德國，社會意識，社會

風氣，人們對待蘇聯的態度，當然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我不由得想起了路·艾哈

德那句名言：對外政策始於國內。

　　                                           柏林牆的倒塌

　　真是再及時不過了。數月之後，1989年秋天，歐洲的“社會主部分”發生了使

整個局面急轉直下並徹底改變的事件。由於首次實行自由選舉的結果，共產黨人在

波蘭和匈牙利失掉了政權。昂納克下野。柏林牆潰塌。

　　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後來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發生的事當然引起我們極

大的不安。但是我們頭腦中從未想過違背“新思維”的基本政治原則--選擇的自

由和不干涉內政。

　　在和科爾談話時，我不止一次地聽到：昂納克不理解改革，也不接受改革，他

繼續執行教條主義般的“強硬”路線，如此等等。這使得我有理由認為科爾的“抱

怨”是出於這樣一種願望：一旦他本人決定對民主德國的事態發展施加影響，就希

望把我當作他的“盟友”。不管怎麼樣，我每次都明確地告知科爾，我們決不會就

如何處理國內事務向民主德國領導人發號施令。

　　我們當然也不是瞎子，對當時以昂納克為首的民主德國領導人所執行的政策有

自己的看法。那裡發生的事使我們憂心忡忡。如果我說我們完全坐視不理，那是言

不由衷。但是，我曾堅決否認、並且仍在否認那種暗示，似乎我和其他蘇聯領導成

員在這個關鍵時期同民主德國領導人接觸是企圖施加壓力，強加於人，進行訛詐，

如此等等。

　　從1985年起，我大概和昂納克會晤和交談過七、八次。我對作為領導者和普通

人的他已經形成了明確的看法。關幹這方面的情況，我將在本書相關的章節中談到。

我現在只想說，為了說服他切不可拖延國內和黨內改革的時間，我做了小心翼翼的

嘗試，但沒有收到任何實際效果。我每次都仿佛撞在一堵沒有門窗的牆上。我們的

最後一次會晤是在1989年10月我參加民主德國建國四十周年慶祝活動的時候，我懷

着特別不安的心情回到國內。一眼就可以看得出，這個國家很像一隻燒得滾開而蓋

子又扣得緊緊的鍋。我的預感並沒有錯。

　　僅僅過了兩周之後，民主德國的危機趨勢達到了最高點。前黨政領導人對國家

失控。昂納克被迫下台。主動權落在了“街頭”手中：遊行示威、集會越來越具有

群眾性和偏激性，實際上席捲了整個共和國。

　　幸好，擔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統一社會黨領導的人們有足夠的理智和勇氣，並

沒有對人民的不滿進行血腥鎮壓。我認為，我國的立場在這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當時民主德國的領導人很清楚，無論發生什麼情況，蘇聯軍隊都始終留在兵營里。

　　剛剛掌握國家政權的“第二套”黨政領導班子是否有保住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

機會，很難肯定。科爾後來對我說，他一開始就確信埃貢·克倫茨無法控制局勢。

我不知道。我們大家都像常言所說的那樣：事後聰明。至於說到我，說老實話，曾

一度抱有希望，以為新的領導人能夠把共和國事態的指針撥到兩個德國新關係的軌

道上來……但必須在徹底改變對內政策的基礎上。

　　1989年11月1日，應克倫茨的請求，我在莫斯科接見了他。我們一致認為，把國

內政治危機的原因僅僅歸結為最近幾個月發生的事件，未免天真。實際上許多問題

都是多年積累下來的。因而政治上需要徹底的改革，而不是修修補補。當然已失去

了許多時間，但現在需要立即行動起來。我們就此分手。

　　然而很快就發現，對於大多數居民來說，任何一個以維護民主德國的名義而活

動的政府或政黨，都是不可接受的，他們認為解決自己的所有問題的辦法只有一個，

那就是儘快和聯邦德國統一。大量人員“逃往西方”，狂風惡浪般的示威、集會、

公民不服從、對各級政權發出威脅，給和平解決危機帶來了直接的危險。實際上，

國家權力機構，首先是社區一級的國家權力機構，已經開始瓦解。前民主德國領導

篡改1989年5月7日地方人民代表機構選舉結果，對社區一級造成的影響令人格外痛

心。

　　國家瀕臨社會爆炸、政治瓦解、經濟崩潰的邊緣。

　　                                          科爾的“10點”

　　在這個關頭，要求所有的事件參與者在政治上要保持特別冷靜，在行動上要富

有責任心。德國的事態在全歐洲引起了最強烈的反響。當然，也包括蘇聯。赫爾辛

基進程的命運發發可危。

　　我並不認為，科爾總理於11月底發表他的“10點”是對政治局勢“挑戰”作出

的適當的回應。這份文件的出現不僅使我們、法國人和英國人感到意外，就連聯邦

德國外長根舍也感到意外。給人的印象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利益，而且不僅僅對德

國人民具有歷史意義的利益，竟然服從了競選的利益。

　　根據我的看法，單方面加強統一進程，只能對德國國內的狂熱情緒推波助瀾，

並破壞歐洲的局勢穩定。因為就在11月11日我和科爾通過電話進行了交談。他向我

保證說，聯邦政府很清楚由於民主德國的事態發展自己應負的責任，它將小心謹慎

地行事，同我們保持着密切的接觸，並和我們磋商。為了弄清楚這“10點”是在什

麼樣的政治背景下“浮出水面”的，我把我們的通話內容摘錄片斷如下：

　　“戈爾巴喬夫：任何變革都是一種不穩定。因此，當我說維護穩定時，我的意

思是要我們彼此對對方採取慎重的步驟。

　　目前正在發生的是向另一種關係的轉變，向另一種世界的轉變。我們不可用近

拙的言行給這個轉變造成損害。我希望你，赫爾姆特”，利用你自己的威信、政治

聲望和影響，讓其他人也用時代的要求來約束自己。

　　科爾：聯邦政府會議剛剛結束。如果你出席了那次會議，你也許會感到奇怪，

我們兩人的看法競如此吻合。這個歷史時刻要求作出相應的反應，作出歷史性的決

定。我願意向你保證：我特別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責任。”

　　可是總共只過了兩周，科爾在聯邦議會上提出了在聯邦的基礎上統一德國的計

劃，並且作為實施這一計劃的先決條件，對改變民主德國的內部制度提出了一系列

實際上是最後通碟的要求。

　　1989年12月初根舍來莫斯科，我們就這件事進行了一場坦率的、相當激烈的談

話。根舍感到很尷尬。這個局面的確很蹊蹺。他不得不去維護這樣一項政治主張

（並且還幹得相當賣力氣！），然而他對這項主張竟然沒有及時得到通報，並且我

認為他從內心並不完全同意這項主張。在“10點”中，基督教民主聯盟要在大選來

臨之際奪取主動權的野心表現得太露骨了，關於取締民主德國、把德國這一部分並

人聯邦德國的“忠告”提得太直白了。

　　我不大顧及外交禮節地對根舍說；

　　“按道理，這樣的文件（“10點”）總得在和夥伴進行相應的磋商之後再提出

來嘛。要麼就是聯邦總理覺得這一切都沒有必要了？看來他已經認為現在正演奏他

的樂曲，子是就單獨操練起來。我並不認為這些做法有助於增進信任和相互了解，

會對落實我們的協議有所貢獻。

　　您知道我曾經和科爾總理通了電話。科爾向我保證說，聯邦德國不希望民主德

國的局勢穩定受到破壞，它將審慎行事。然而總理的行為背離了他的保證。提出了

最後通牒式的要求。對民主德國應當走什麼道路和建立什麼機構，發出了指令。

　　現在正進行着全歐進程。兩個德國之間的關係就應當在這個框架內發展。顯然，

這種關係將更加密切。但所有這些進程都應當正常地進行。任何人為地椎動這些進

程的做法，都只能使歐洲各國發展中的重大轉折、即世界政治中心的重大轉折變得

複雜化。”

　　這次談話對我們兩個人來說都是既緊張而又不愉快的。我高度評價作為政治家

的根舍，高度評價他在調整我們兩國關係這項非同一般的事業中所作出的個人貢獻，

但我不能不對他說這些話，因為我們今後仍然將相互協作。我們決定不把這次談話

的詳細內容公諸於眾，因此為新聞界提供的聲明稿，用我們的話說，是“經過整理”

的。但是我估計波恩那裡對來自莫斯科的信息會給予應有的注意。

　　應當說，莫德羅夫的聯合政府為了不使共和國全面瓦解而花了難以想像的力氣。

我曾經同他會晤了數次，並且得到有關他的內閣問題的第一手信息。這個內閣實際

上是一個“危機調控”總部。他在對自己極端不利的條件下做了大量工作，使共和

國議會民主選舉成為可能。

　　但是，局勢已經不再是每幾周一變，而是每幾天一變了。在1990年1月30日那次

會晤時，莫德羅夫直截了當地對我說：

　　“民主德國越來越多的居民不再支持兩個德國並存的主張了，而且這個主張似

乎也無法再維持下去了。在邊遠地區，如圖林根，統一的傾向尤為突出。不僅舊的

黨派，即使是新的黨派，如果想扼制這種趨勢也是不可能的了。”

　　莫德羅夫的結論簡單明了：

　　“我們迄今使用過的概念已經不起作用了。大多數社會力量都集結在統一的主

張周圍，只有一些左傾小宗派除外。如果我們現在不發揮主動精神，已經啟動的進

程將自發地。迅疾地發展下去，並且將不受我們的任何影響。”

　　                                          “2＋4”公式

　　應當說，這個提法對於我來說並不意外。我們自己所做的分析也得出這樣的結

論。在莫德羅夫來訪的前幾天，我在我的辦公室召開了一個小範圍的德國問題會議。

參加的有雷日科夫、謝瓦爾德納澤、雅科夫列夫、法林、克留契科夫，阿赫羅梅耶

夫以及我的兩個助手--切爾尼亞耶夫和沙赫納扎羅夫。討論持續達4小時。

　　最後我們就近期行動方針達成一致。會議的結果如下：

　　應當把德國勢必重新統一作為出發點；

　　提出召開“六國”（四個戰勝國和兩個德國）會議的倡議；

　　不中斷同民主德國領導的聯繫；

　　與巴黎和倫敦更加密切地協調我們在“德國問題”上的政策；

　　責成阿赫羅梅耶夫研究從民主德國撤軍問題。

　　2月9日我與前來莫斯科的貝克會談，德國主題是這次會談的中心主題。

　　會談的細節略去不談。貝克強調幾個關鍵性問題：3月18日的選舉結果已經註定，

大多數民主德國居民將投票贊成統一。因此，統一勢在必行，而美國和蘇聯應當從

這一前提出發制定自己的政策。

　　正如我已談到的那樣，我們自己的分析也肯定了這種預測。我更感興趣的是，

美國在這種形勢下打算如何行動。貝克同意這樣的意見：無論美國還是蘇聯，都不

能也不應該扮演一個旁觀者的角色。

　　他說：“最重要的是，要使這個進程（即德國統一）在穩定的條件下進行，並

且要保證長期的穩定。”過了幾分鐘之後，他又重提穩定這個話題，並強調指出：

　　“我希望你們知道：無論總統還是我，都無意於從正在發生的進程中撈取好處。

　　我收下了這個聲明，我們轉而開始討論可能採取的協作機制。很快就弄清楚，

在一系列關鍵性問題上我們的立場十分接近。在討論過程中，大體上形成了這樣一

個綱要：統一的內政方面問題是德國人自己的事，他們將獨立地討論與此有關的一

切問題。四個戰勝國“參與”談判進程的主要理由是：因為這是他們維護歐洲和平

和穩定的責任。因而他們之間討論的主題是統一的外交方面問題。

　　和貝克一樣，我認為如果在歐安會範圍內就這一主題進行基本談判，由於與會

者人數過多而會效率很低。同時也很明顯，“四國”單獨開會可能在德國引起反感

和疏遠。因此“4＋2或“2＋4”是最容易接受的公式。我們商定，關於起動這個機

制的問題，應當在民主德國選舉之後和民主德國同聯邦德國開始統一談判之後才提

出來，以免給德國人提供指責我們“干涉”的口實。

　　我們的立場產生分歧的關鍵問題是統一後的德國應當擁有什麼樣的政治和軍事

地位。貝克試圖向我說明德國留在北約比實行“中立化”所具有的種種優越性。他

的論據歸納起來大體上有以下幾點：德國境內保留美國的軍事存在和德國擁有北約

成員國的地位，可使美國和西方獲得控制德國內政外交的特定手段。一個中立的德

國，脫離了北大西洋聯盟盟友關係體系，就可能再次成為歐洲不穩定的發源地。

　　“如果德國將成為一個中立國家，”貝克在說服我，“它就不一定成為一個非

軍國主義國家。正相反，它完全可能通過一項建立本國核潛力的決議，從而不必依

賴美國的遏制力量。我想向您提一個不必立即答覆的問題。假如統一得以實現，您

更希望看到什麼，是一個完全自主的、沒有美國軍隊的、在北約之外的統一的德國

呢，還是一個和北約保持着聯繫的統一的德國？但前提是保證北約的管轄權或軍隊

不由現在的界線向東擴展。”

　　其實後來就德國的軍事、政治地位達成協議所依據的公式，正是以貝克這句話

的最後一部分作為核心的。但當時我還沒準備接受這個公式。

　　我認為，必須有一些保險機制，以保證我國和歐洲其他地區在將來免遭來自德

國的種種意外。但我不同於美國人，我認為這種機構不應當是北約，而是在全歐進

程框架內正在形成的新機構。當然，擴展北約組織管轄區域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

可是貝克卻不相信例如歐安會有一天將有能力替代北約。

　　就在第二天我和科爾舉行了例行的會晤。據我理解，他認為重要的是如何說服

我相信民主德國的局勢正在飛速地走向崩潰。聯邦總理認為，民主德國人民院選舉

（3月18日）之後，將成立一個贊成統一的政府，而居民和議會將支持這個政府的決

定。根據他的看法，當務之急是儘可能穩定民主德國的局勢，防止經濟衰退和政治

混亂，削減民主德國向聯邦德國移民的數量。科爾讓我相信，要想做到這些，必須

實行積極的政策，例如建立貨幣聯盟和經濟聯盟。我明白，科爾打算強化統一進程。

而且有理由認為他在這方面獲得了美國人的支持。與此同時，科爾不厭其煩地反覆

說，他為形勢所逼而“不得不”這樣做，但他一如既往願意和莫斯科協調自己的方

針。下面摘錄科爾的一段很有典型性的自白：

　　“我願意和您保持密切的接觸，總書記先生。當前的改變之所以發生，改革政

策決非次要的原因，因此我們願意彼此站在一起。要想對日益逼近的事件作出適當

的反應，就必須有所準備。我並不想讓這些事件加快到來。但是我看到浪潮向我滾

滾而來，而我無力阻擋它。這是現實，我不能不加以正視。”

　　對於中心問題，即有關蘇聯對德國統一的原則態度問題，我已準備好了這樣回

答：

　　“在德意志國家統一問題上，大概可以說，蘇聯、聯邦德國、民主德國之間並

沒有分歧。在主要出發點上我們認識到：德國人應當自己作出自己的選擇。他們應

當知道我們這個立場。”

　　“德國人了解這一點，”科爾作出了反應。“您的意思是說統一問題是德國人

自己的選擇嗎？”

　　“但要結合現實情況，”我補充說。

　　“我同意。”

　　在當前的形勢下，對我來說，重要的是讓科爾別沉醉於狂喜之中，而要清楚地

認識到“德國問題”不只是一個統一和滿足德國人民族願望的問題。它牽涉到包括

蘇聯在內的鄰國利益，歐洲及全世界的局勢。與此相關聯又產生了一大堆問題：保

證邊境不可侵犯，承認戰後國界和政治現狀，確定統一德國的軍事和政治地位，使

全歐進程和德國統一進程並行不悻等問題。

　　從總體上說，科爾以理解的態度對待我的論據，然而立即表示他反對任何使德

國“中立化”的方案。總之我們最後明確決定，與統一相關的一切問題，都應當在

以蘇、美、英。法為一方和以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為另一方的“六國會議”框架內

加以解決。

　　科爾說，他喜歡“4＋2”會議這個創意（後來德國人在美國的積極支持下堅持

把它叫做“z＋’”會議），可就是堅決反對四大國單獨召開“德國問題”會議。我

向他保證說，沒有德國人的參加，不會解決任何事情。談到這裡我們就分手了。

　　發生的誤解消除了，這在當時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但是還有一段充滿艱難險

阻的道路要走。

　　                                         中立還是結盟？

　　“2＋4”會談應當於5月初在巴黎舉行，給謝瓦爾德納澤參加這次會晤的指示在

5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進行了討論。對於我們的立場，全體一致同意。給外長下達

的任務是堅持使統一後的德國實現“中立”，至少要使它加入北約和華約這兩個集

團。在這一點上我們竟然成了孤家寡人。

　　1990年5月底我前往美國訪問。在5月31日第一次會談中討論談判日程時，布什

就聲稱：

　　“德國不應當成為對任何人的威脅源泉，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並沒有分歧。它應

當信守民主原則，保證不再捲土重來

　　我們對未來德國的軍事政治地位看法不同，但你們和我們都對未來有所擔憂。

德國是可以信賴的。它已償還了欠債。”

　　主要的辯論是在當日晚舉行的第二次會談中展開的。我堅持主張把德國統一問

題與華約和北約的改革有機地結合起來，逐步地、分階段地予以解決，而華約和北

約的改革宗旨是削弱和消除這兩個軍事政治聯盟的對抗性。布什顯然已經和科爾有

協議，藉口5月初舉行“2＋4”會談，而表示堅決不同意。

　　布什說：“你們的擔心是可以理解的。美國的犧牲同在反對納粹德國的武裝斗

爭中犧牲的2700萬俄國人的生命不能相提並論。然而不能忽視德國土地上50年的民

主經驗。儘管如此，我認為我們對待德國的態度更有遠見，在時間上計算得更好。

統一的進程發展得比我們當中任何人所能夠想像的都快得多，而且沒有一種力量能

夠阻擋這個進程。因此，把目光投向過去因而疑慮重重並不是什麼特別好的事情。

　　我認為，我們像對待親密的朋友一樣對待德國，是一種更實際、更有建設性的

態度。然而說句實話，東西方遠不是人人都贊同這種態度。西歐有些人也像你們一

樣，總的來說不信任聯邦德國，不信任德國人。然而我們西方人總的來說都一致認

為，主要的危險是把德國從民主國家大家庭分離出去，強加給它一個什麼特殊的地

位和一些屈辱的生存條件。如果事態照這樣發展下去，恰恰會導致你們所擔心的德

國軍國主義和復仇主義的死灰復燃。”

　　我當然明白，為什麼美國堅持希望讓統一後的德國加入北約。布什和他的同事

擔心（並且有一定的根據），一旦這支強大的力量落在了北約之外，這個集團的命

運也就註定了。他們並且認為，除此之外，美國在歐洲的軍事存在也就失去了依據。

　　我曾利用種種論據，並援引我以前發表的聲明，包括公開的聲明，多次嘗試說

服美國總統相信蘇聯對美國人“撤離”歐洲並無興趣。

　　辯論十分激烈，而且雙方相互指責，都說對方害怕德國人，擔心德國又將使歐

洲的和平受到威脅，也就是說使世界和平受到威脅。

　　“戈爾巴喬夫：您斷言我們不相信德國人。可是我們為什麼對他們的統一努力

予以放行了呢？我們本來是可以開紅燈的--我們有這種機制。但我們向他們提供

了通過民主途徑作出自己抉擇的機會。您說你們相信聯邦德國，卻又拉它加入北約，

不許它經過最後調解確定自己的命運。讓它自己決定它該加入哪個聯盟嘛。

　　布什：不要讓統一後的德國處於特殊地位，您同意我們這個出發點？

　　戈爾巴喬夫：我同意，假如-…·隨後將在與維也納進程和全歐進程有機結合

的倩況下對兩個集團實行改革的話。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蒙受的可怕犧牲，也

是今天的心理現實和政治現實。無論是誰，無論是你們還是我們，都不能不考慮到

這個現實。

　　布什：可我還是很難理解您的意思。也許是因為我對聯邦德國並沒有恐懼感，

我不認為這個民主國家是一個具有侵略性的強國。如果你們不打破自己的心理定型，

我們將很難協商。然而達成協議本來是可能的，因為我們和科爾都願意同你們在各

個領域合作。

　　戈爾巴喬夫：這裡不應當有含混不清的地方。我們對誰也不怕--無論是對美

國還是對聯邦德國。只不過是我們認為有必要改變關係，打破兩個集團之間關係中

的負面模式，建立創造性的模式。”

　　整個這一場充滿戲劇性的談話畢竟以取得一致意見而告終。情況大致如下：

　　“布什：如果德國不願意留在北約，它有權選擇另一種命運。

　　戈爾巴喬夫：讓我們就我們的會談結果發表一個公開聲明，就說美國總統表示

同意擁有主權的統一的德國將自己決定它選擇什麼樣的軍事政治地位，是如。北約、

保持中立或者選擇其他。

　　布什：選擇結盟是每一個主權國家的權利。如果聯邦德國政府（我說的是純屬

假設）不願意留在北約，甚至建議我們的軍隊撤走，我們將接受這個選擇。

　　戈爾巴喬夫：那我們就這樣措詞：美國和蘇聯贊成，在達成把第二次世界大戰

的結果考慮在內的最後調解之後，統一後的德國將自己決定它加入哪一個聯盟。

　　布什：我建議稍作修改：美國主張統一後的德國成為北約成員國，然而一旦它

作出其他選擇，我們不會提出異議，我們將予以尊重。”

　　我對這個措詞表示同意。

　　1990年7月中旬科爾抵達莫斯科，以便最後協商有關德國統一的一系列問題。我

們單獨會談了幾次，也曾舉行由我與謝瓦爾德納澤和科爾與根舍參加的會談。談判

一開始是在莫斯科阿列克謝·托爾斯泰大街外交部的一所獨門獨院的官邸，後來在

斯塔夫羅波爾繼續。

　　總統專機“伊爾一62”在斯塔夫羅波爾降落伊始，我就同科爾、賴莎·馬克西

莫夫娜以及我們的隨行人員一起置身於我的家鄉人中間了。我們到過了18世紀末按

照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旨意修築了一座屬於莫茲多克軍事防線的要塞的地方。從要塞

這一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的山下部分，再遠些，朝着阿斯特拉罕方向，可以看

到斯塔夫羅波爾草原。山腳下是歷代戰爭陣亡將士紀念館。在我們到來之前，那裡

已聚集了許多人。我們獻花、默哀之後和老戰士進行了交談。他們是掛着勳章來的。

我和聯邦德國總理都記住了下面這些話：“你們在一起，這很好。你們為建立俄國

人和德國人。蘇聯和德國之間的良好關係作出了努力，我們支持。”

　　接下去我們乘直升機向高加索山系主脈方向的阿爾黑茲峽谷飛去。沿途我們降

落在集體農莊的農田裡，農民正在那裡收割新糧。鄉親們為這次會見感到高興，我

們也非常滿意。簡短的交談、親切的致意、拍照留念，然後就繼續上路--大家都

很忙。當日下午我們的直升機取道大高加索山脈，飛抵終點--山區旅遊中心阿爾

黑茲。這是一個古代村落，周圍殘留着10-12世紀的古蹟。我們下榻在大澤廖恩丘

克河畔的一所宅院。高度達1600米。我們周圍是覆蓋着針葉林、高達3000-3500米

的高加索山脈。稍事休息之後立即投人工作。晚上主人用卡拉恰耶夫菜和切爾克斯

萊款待我們。後來在繁星點點的夜空下作了短時間的散步。空氣“像嬰兒的吻一般

純潔而又清新”（萊蒙托夫），飽含着山野的氣息。天空高遠而又近在颶尺，繁星

頻頻眨眼，群山側影隱約可見，四處靜悄悄，河面上泛着斑駁的月光。

　　在這裡舉行了我和科爾總理的最後階段會談。參加會談的除謝瓦爾德納澤和根

舍外，還有德國財政部長魏格爾，蘇聯主管對外經濟聯絡的C．希塔良。

　　科爾顯得非常專注、堅定。我們談得極其坦率。基本的東西對於我們來說已經

清楚了，但有許多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討論和澄清。

　　首先是北約機構不向民主德國境內擴展問題以及蘇軍按照協議期限留在那裡的

問題。必須明確確定我國軍隊駐紮在統一後的德國領土上的法律基礎和經費基礎。

我們還需要得到這種保證：在我軍撤出後，前民主德國的領土不會被利用來構成對

蘇聯安全的威脅。我們就所有這些問題都達成協議，並且把協議形成文字。我堅持

大大削減統一後的德國武裝力量的人數，將其上限規定為37萬人。並且達成了相互

諒解：德國永遠不得擁有核武器、化學武器和細菌武器。

　　我們一致認為，應當使全歐進程和德國統一進程實現更多的一體化，例如通過

在歐安全框架內建立新的安全機構的途徑。

　　我們重點協商了一些基本觀念，這些觀念應當作為未來的蘇德“大條約”（後

來定名為《睦鄰、夥伴關係、合作條約》）的基礎。這個條約的宗旨是確定蘇德關

系長期發展的主導方向。

　　簡單地說，這是一次綜合性的會談，它反映了我們如下的共識：德國統一不是

一個孤立的問題，而是共同走向新歐洲運動的組成部分。我不怕重複，一次又一次

地認為有必要對科爾總理說：

　　“我們的輿論會逐漸地、一步步地向着理解德國人民走統一道路的選擇轉變。

我們不可能忘記過去。我們的每個家庭當年都遭到過不幸。但是我們必須面對歐洲，

踏上與偉大的德意志民族合作的道路。這就是我們對加強歐洲以及全世界穩定的貢

獻。”

　　在高加索的群山中，我們攀登上了一座政治上的高峰，站在這座高峰上，我們

兩國人民關係的廣闊前景盡收眼底。第二天我們乘直升機飛抵熱列茲諾沃茨克--

高加索礦泉區的一座旅遊城市，受到了從蘇聯各地來此地治療的成千上萬的人們的

熱情歡迎。在“橡樹林”療養院舉行了記者招待會，會上通報了已經達成的協議。

　　                                            訪問新德國

　　1990年11月9～10日，我訪問了統一後的德國。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和文件簽

字儀式。這些文件為正常的、現區代的、真正友好的德蘇關係奠定了國際基礎和道

義政治基回礎。

　　我們共同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現代史終結了，現在開創了--我相信是永遠地

開創了--德俄關係的這樣一個新時期，在這個時期，若干世紀以來俄德關係中積

累下來的全部寶貴財富將發揮作用。給兩國人民帶來這麼多災難和不幸的東西被一

筆勾銷了。

　　蘇聯和它的反希特勒同盟盟友之所以給德國的統一開了“綠燈”，除了其他原

因外，還出於這樣的考慮：一個民主的、政治穩定和經濟健全的德國、一個確定了

國境、滿意於社會政治制度、滿意於自己在歐洲和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德國，將

是歐洲進程和國際進程的重大因素。

　　然而，要是認為德國的統一會自動導致這個目標的實現，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今天大概人人都明白，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在這個時期拉平東西部的生活條

件將是統一德國的要務之一。這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需要巨額的投資，需要制定

深思熟慮、細緻周密的社會政策，需要照顧到一些“新”州的特點。當然最艱巨而

長期的任務是“頭腦中的變革”，養成重新聯成一體的統一民族的精神，克服分裂

時期遺留下來的心理狀態。不如此，也無法保證統一後的德意志國家的完全穩定。

這是整個歐洲的利害所在。從歷史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對於歐洲而言，在它的中

部發生的任何不穩定都會引起嚴重的後果。

　　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如何克服東西歐生活質量的差距。

這個課題必須解決，德國（以及整個歐洲）是迴避不了的。歐洲兩個部分的所有政

治問題、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生態問題都緊緊地交織在一起。試圖漠視這個現實，

終究會使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脅。

　　德俄兩國的夥伴關係是任何一個嚴肅的全歐建設方案的關鍵內容之一。拿“新

拉帕洛”做某些類比是不恰當的，有點政治投機的味道。我熱切地希望，在當前的

困難時期，無論是俄國還是德國都不會丟棄90年代我們兩國關係中所積累起來的一

切積極的東西。

　　這一次對德國的訪問雖然很短暫，但很重要，是一次承前啟後的訪問。

　　我們的訪問日程安排還包括了訪問科爾總理的家鄉--萊茵蘭一普法爾茨州。

我們曾到過施派耶爾市，受到了數以千計的人們的歡迎。我們參觀了建成於12世紀

的大教堂--羅曼藝術傑作之一。聽了巴赫的管風琴音樂，看了一所安葬着四位德

國皇帝和四位國王教堂。我觀察着科爾總理，只見他陷入沉思，面部表情嚴肅莊重。

“這裡洋溢着德意志精神，”我聽到科爾說出了這麼一句話。

　　在釀酒業中心的戴德斯海姆市的一家“浪漫蒂克”餐廳為我們舉行了午宴，用

當地的傳統菜餚款待了我們。當我們剛走到廣場上的時候，有兩架體育運動用的飛

機在我們上空巡邏，它們拖着的條幅上面寫着：“戈爾比，不要吃科爾的‘豬肚’！”

但是，我們很喜歡總理愛吃的這道菜。該市市長施特番·希里赫頒發給我一個證明

書，證明在這個釀酒中心為我栽種了5棵葡萄藤，我每年將按照每棵葡萄藤收到一瓶

葡萄酒。

　　在奧格爾斯海姆，我曾到科爾家作客，探望了他的鄰居們。整個萊茵蘭一普法

爾茨州之行都洋溢着友好的氣氛，使我和科爾總理的關係更加親密了。

　　                                           諾貝爾和平獎

　　1990年10月，諾貝爾獎金委員會通過了授予我和平獎的決定。坦率地講，這個

決定給我的感覺是喜憂參半。當然，獲得最具權威性的國際獎金之一是值得引以為

榮的，在我之前它已經授予了諸如艾伯特·施韋澤、維利·勃蘭特。安德烈·薩哈

羅夫這樣一些傑出的人物。我接到了許多祝賀--來自同事、同胞和國外的都有。

　　但是蘇聯社會上對諾貝爾獎的態度，尤其是因社會政治活動而獲獎，說輕點也

是另眼看待。眾所周知，當年授予帕斯捷爾納克和索爾仁尼琴文學獎是在突出他們

持不同政見的情況下發生的，在我們國內被說成反蘇挑釁。真正例外的是授予肖洛

霍夫諾貝爾文學獎。一般說來，只有因為純科學和自然科學方面的成就而獲獎才被

人們認真看待，而且是在科學院的圈子之內。

　　所有這些情況都影響着對授予我諾貝爾獎的評價，它被認為這非符合文明要求

和理所應當。加之這一時期國內局勢已極端尖銳化，來自各方面的對我的攻擊有增

無減。諾貝爾獎也就被看做一些人直接讚許我的活動的表現，而相當一部分社會輿

論卻認為這些人是西方“帝國主義”利益的代表者。但令人感到吃驚的則是，俄羅

斯聯邦的某些領導人竟然為此事特別懷恨在心。

　　在這種時刻，我不認為有可能親自去參加12月10日在奧斯陸舉行的授獎典禮。

我將這一使命授予當時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長阿納托利·科瓦廖夫（作為例外情況這

樣做是允許的）。他宣讀了我的感謝詞並以我的名義接受了獎金。

　　按照既定程序，諾貝爾獎獲獎人應當發表演講--授獎之後當即進行或稍後一

些時候均可，但以6個月為限。我接到了於1991年5月上旬發表這種演說的邀請。同

時國內政治局勢更加複雜化了，尤其是在維爾紐斯和里加的一月事件之後。無論國

內或國外對我都是一片指責之聲。利用授予我諾貝爾和平獎的事實大做文章者也有

之：某些人甚至宣稱這是個“錯誤”，委員會應當“重新考慮”自己的決定，等等。

在這種條件下，儘管一再受到催促，我卻數度推遲了前往奧斯陸的決定。原打算於

5月初動身，但終未成行。應當承認，至今我依然感到很難為情，因為這種情況可能

被視為對諾貝爾獎委員會的不夠尊重。不過決心逐漸堅定了起來：利用它作為國際

講壇，以便再次表達改革和新思維對我國和全世界都具有重大作用的信念。

　　我的諾貝爾獎演講是1991年6月5日在奧斯陸發表的。當然，首先是設法對演講

延宕所造成的尷尬作些彌補。着重指出，我將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決定看做對蘇聯向

新思維政治轉變所具有的國際意義的認可，看做聲援我們的艱巨事業的舉動，這一

事業已經讓我國人民為之付出了難以估量的精力、耗費、困苦、意志和毅力。

　　我從這樣的論點出發：一個現代國家，如果在國內國際事務中奉行將本國人民

利益與國際社會利益相結合的方針，它就值得聲援。而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任務，

要加以完成就必須使政治與道德相結合。改革使我們向世界開放，恢復國內發展與

對外政策之間的正常關係。但做到這點並非易事。我國人民一向深信本國政府的政

策總是符合世界情況的，我們卻向他們提出了在許多方面都有所不同的另一種政策，

這一政策倒是真正與世界相適應的，但與他們早已習慣、充滿僵化的刻板公式的世

界概念本身卻大相徑庭。

　　“我們渴望得到理解”--我那本關於改革和新思維的書是以這句話開的頭。

最初一段時間使人覺得這種情形已經出現了。但我還是想將這句話再說一遍，站在

面對全世界的這個講壇上來說。因為真正理解我們（理解到堅信不疑）原來並不那

麼容易。變化實在是太大了。我國改革的規模與性質要求進行充分的思考。有的人

提出一個條件，說：你們蘇聯變得完全“跟我們”一樣的時候，我們才能理解和相

信你們。我必須告誡這些人，這是不理智的，危險的。利用別人的經驗--這是對

的，我們正在這樣做，今後也要這樣做。但是這並不意味着要變得同別人一模一樣。

我們的國家一定要在國際大家庭中保持自己的“面貌”。一個有着多種語言的國家，

就其民族間相互滲透、文化多樣性而言，就各民族往昔的悲慘遭遇、歷史豪情與功

績的偉大而言都是獨一無二的，這樣的國家自應有它通向21世紀文明的道路，並且

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不可能“跳出”自身長達千年的歷史，順帶說說，我

們自己也需要對歷史進行思索，以便僅僅將其中真實的東西帶到未來。

　　我還說，我們希望成為現代文明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生活得與全人類的價值

觀念相協調、符合國際法的標準，在與外部世界的經濟關係中，遵守“遊戲規則”，

與各國人民一道為我們共同的家園肩負起責任的重擔。但是我們的民主是在苦痛中

誕生的。改革在第六個年頭上進入了最戲劇化的階段。已經發生了流血事件。因此

我提醒人們，世界政治中的許多東西也取決於對蘇聯現階段所發生的事情進行正確

的評價。我說：“也許，最關鍵性的時刻已經臨近，當此之時，國際社會，首先是

對事件進程擁有巨大影響能力的各個國家，應當在對待蘇聯的態度問題上下定決心，

而且要有真正的行動。”

　　在那幾個月當中，為了創造擺脫體制性危機的先決條件，國內有許多問題需要

解決。與此有關的根本性任務我認為在於三個方面：

　　--在全社會同心同德和使聯盟成為真正自由自願聯邦的新型國家體制的基礎

上穩定民主進程；

　　--強化經濟改革，在新型所有制關係的基礎上建立混合市場經濟；

　　--通過實現盧布的自由兌換、承認國際市場上公認的文明的“遊戲規則”，

通過加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使我國在向世界經濟開放方面邁出堅定的

步伐。

　　所有這一切都需要與“七國集團”和歐洲共同體進行討論，需要有一個若干年

適用的共同行動綱領。同時也意味着雙方都應當清楚地意識到必須轉向合作的新階

段。我們的改革能否成功取決於此，能否邁向新的世界秩序和21世紀文明也取決於

此。

　　我用下面的幾句話結束講演：“通過授予我諾貝爾獎，我看出了對我的願望、

我的追求、我國業已開始的深刻變革的目的、新思維的思想的理解和你們對我堅持

以和平手段實現改革任務的讚許。為此我對委員會成負心懷感激並想請他們相信：

如果我對他們的動機估計得正確的話，那麼他們並沒有做錯事情。”

　　                    第十八章  改革與社會主義

　　                  關於社會主義大家庭解體的原因

　　按照我們的正式說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排頭兵叫做“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

義大家庭”。華沙條約組織解體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說是第一次大震動。無論

在我國，還是在國外，人們說：是戈爾巴喬夫“把社會主義國家給斷送了”。

　　請問：“被斷送的”國家是誰的？回答是明確的：波蘭，是波蘭人的；捷克和

斯洛伐克，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匈牙利，是匈牙利人的；保加利亞，是保加

利亞人的

　　什麼叫“斷送”幾個國家？幾乎是半個歐洲大陸了！這種指責本身就使指責的

人露出了馬腳。他們是一些帝國思想的信徒，是相信用強權可以將別國當作自己的

私有財產支配的人，是相信可以玩弄人民命運的人。所以這些問題是挺氣人的。它

們反映了過去時代的政治思維。現在還抓住這種思維不放，用它來指導自己的所作

所為，不管它是“東方式的”，還是“西方式的”，對人類來說，都是極其有害的。

　　說到底，這種思想隱藏着對舊制度--“簡單易懂的”老一套--的懷念。

　　如果不拋棄現實的土壤，從歷史的教訓中作出有意義的結論，那麼應該說些什

麼呢？

　　東歐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它是

兩個主要因素的結果。一個主要因素是蘇聯及其強大的武裝力量。另一個主要因素

是民族解放運動和反法西斯的民主運動高潮。

　　蘇聯的威信很高。在這種條件下，東歐各國的社會政治發展受了從資本主義過

渡到社會主義的思想影響，而且認為這種發展必然會在全世界取得勝利。這樣，斯

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開始進入這些國家，儘管也有某些改變。

　　雖然存在着種種明顯的弊端，但行政命令管理體制卻能夠把人力和財力集中起

來使用，達到優先發展的目標。蘇聯的援助，它提供的廉價動力資源，發揮了很大

的作用。但這種優勢也有其不好的一面，因為它對蘇聯的市場和技術產生了依賴，

和世界經濟失去了聯繫。因此，這些國家漸漸變得落後起來。可是想掙脫超級大國

“善意擁抱”的企圖受到了堅決的制止。1953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發生的事件、19

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就是這個原因。

　　既然我們在自己國內決定實行改革和民主化的方針，我們就有責任把這個方針

推廣到和社會主義各國的關繫上。不光是在口頭上，而且在實際行動上，要承認他

們的自決權，承認他們有選擇發展道路的自由。不再利用盟國的關係把自己的思想

方式、自己的模式、自己的政策強加於人。

　　一旦沒有了外來影響的槓桿，東歐各國的民族民主力量馬上便積極活動起來。

它們活動的性質首先取決於所積累的民族問題的尖銳程度、與蘇聯關係的具體特點

和西方的影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各國的所謂“區別對待政策”就是要削弱東歐各

國與蘇聯的聯繫。西方的宣傳中心加緊煽動反蘇甚至反俄的情緒。

　　但是應當承認：我們鄰國發生劇變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帝國主義的陰謀詭計。它

的背後是每個民族渴望自由的強烈意願。人們希望擺脫自己領土上的外國軍事基地

和軍隊。他們不願意忍受“老大哥”的肆意妄為，不願意看克里姆林宮一個個主子

的臉色行事。

　　我們看到過美國人是怎樣被要求離開的：他們人員過多，行為粗野，傷害了亞

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尊嚴。人們清楚地記得美國干涉越南的下場和我們干涉阿

富汗的結果。再拖延下去實在不行了，儘管不得不克服來自保守派--軍人和文職

人員--的阻力。隨着新斯大林主義社會模式的拆除，1989年底在東歐各國解決這

些問題便成了必然和刻不容緩的了。

　　1990年初，蘇聯領導人聲明要逐步改革歐洲力量平衡的舊的模式，因為這種模

式是“冷戰”年代形成的，而且首先是建立在軍事對抗基礎上的。我們表示準備通

過和盟國談判把部署在外國領土上的蘇聯軍隊撤走或者減少。聲明在儘可能短的時

間內將蘇軍官兵從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撤回國內。稍晚些時候，又決定將蘇軍從

德國撤出。

　　主要是--我們做了一件大好事，讓每個民族在沒有任何壓力的情況下決定自

己的命運。當然，作出這種選擇並不是那麼簡單--有的人容易一些，有的人受的

刺激要大一些，痛苦一些。

　　在學術討論中，我好像可以承認，我們什麼地方可以再激進一些，什麼地方我

們搞錯了。正如事態後來發展所表明的，同一個時候和東歐各國在貿易關係上也過

渡到外匯自由結算是考慮不周的。無論是對於我們，還是對於他們，這樣做都不會

增加外匯收人，反而導致經濟聯繫解體。還有些別的不完全合適的行為。

　　自然，90年代初東歐發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和我所想的民主化進程的最佳方

式是不一致的。好的變革伴隨着痛苦的挫折。和我們國家一樣，那裡也是前進一步，

有時又得往後退一退。但就整體而言，我覺得，我們的幾個鄰居還是以較小的損失

完成了向新的生活方式的過渡。

　　俄國、獨聯體和東歐的社會一政治改革遠未結束。前面的道路還很長，也很艱

難。當然，最重要的是不要流血。波蘭和匈牙利就是這樣發展的。捷克斯洛伐克和

保加利亞雖然出現過政治詭計和對異己的迫害，但畢竟還算文明和理智，沒有釀成

打鬥。在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的那套制度使人民起義在所難免。但命運最悲慘的

莫過於南斯拉夫了。

　　東歐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難以預料的特點，因為失去的時間實在是太多了-

-算起來有幾十年！這段時間足以從從容容地進行社會變革。專制主義模式的主要

弊端表現在不善於革新，不會自我完善。

　　我常常聽到，說我“斷送了社會主義各國”，說我們失去了盟友，削弱了自己

的防禦能力。這話是不對的。首先是因為，蘇聯所有這些過去的盟友實際上都願意

保持和俄國。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前蘇聯其他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俄國只是想

要在自己的東歐政策中更充分實現這些可惜迄今未能實現的可能。而如果要聽“鷹

派們”的話，把原先的盟友們再拴在我們的“戰車”上，那麼，這樣在集體防禦的

基礎上，在全歐結構的框架內，才真正會損害我們的安全呢。

　　總之，一句話，損失是虛的，而得到的卻是實實在在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意

識到俄國沒有壓迫任何人，沒有將朋友和盟友強行握在手裡。我們常引用馬克思的

一句話：“一個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會自由的。”我們還“社會主義陣營”各

國以“自由”，可以說，我們嚴格遵循了馬克思的這句格言。他們的自由和我們自

己的自由--這就是我為自己所推行的政策進行辯護的主要理由。

　　                      社會主義與新的文明

　　“左派”批評家們最常說的話，就是東歐劇變的結果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舞台

上的力量對比，損害了社會主義，有利於資本主義。這同樣是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

不願意而且不善於了解，這種“二進制”的思想方法已經絕對過時了。外面已經是

另外一個時代，為了生存和在陽光下能有一席之地而鬥爭的人不光是馬克思主義者

和非馬克思主義者，還有許許多多具有其他思想觀點的人。現代政治生活是極其豐

富多彩的，除相似之處外，在經濟關係、政治制度和文化形式的架構上，存在着各

種各樣的差異。最後，就我們所談的話題而言，最本質的問題是：資本主義和社會

主義的基本概念本身需要重新考慮。

　　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常常有人在不同的場合向我提出同樣一個問題：

“您是什麼人--共產黨員、社會主義者、民主主義者？”我承認，最初我陷入了

死胡同。對非常複雜的問題作簡單的答覆，必然與簡單化有嫌。就我的地位而言，

當然，我是一個共產黨員，而且不是普通的共產黨員，還是黨的領袖。

　　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我們的國家叫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由此可見，根據信念，我也有權認為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至於說民主主義，我們幾乎每走一步都在賭咒發誓對它表示忠誠。列寧說，社

會主義沒有民主是不可能的，我們的憲法宣布了民主權利和自由。總之一句話，我

不光是有權利，而且有義務認為自己是一個民主主義者。

　　作了這番初步議論，現在應該說清楚的是，上述專有名詞究竟意味着什麼。共

產主義，是像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寫的那樣，像列寧所解釋的那樣，還是像斯大

林模式所體現出的那樣？怎樣來理解社會主義，幾百種理論哪一種才是呢？民主的

概念也不簡單。

　　因此，要是我面對自己的聽眾就這個問題作起學術分析來，那非得寫一篇專門

論文不可。順便說一句，這樣的專題論文許多人都在寫，應該說，它們有助於人們

接近真理，但是要知道，我要回答的是一個完全具體的問題，是面對面的回答。而

且很多東西都取決於我的回答。

　　如此說來，我究竟是什麼人？我想作些說明。如果我拒絕用”“共產黨員”這

個詞，那完全不是因為我反對無階級社會的觀點。我只不過是不太相信近二百年內

能夠把一切社會鬥爭從社會生活中排除，達到理想的和諧狀態。再說，共產主義概

念本身在當今世界許多人的腦子裡是和斯大林的制度聯繫在一起的。也許，隨着歲

月的流逝，幾十年後這一點會過去；但是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想把自己同暴力、專

政的口號聯繫在一起，不想把為達到目的而不惜採取任何手段的口號聯繫在一起。

　　社會主義的概念同樣意味着社會結構的一種特定模式。它不僅能夠適用於蘇聯

和中國，也適用於其他自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在印度、埃及、索馬里和

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被宣布為發展的目標。而按照一些頗有權威的學者和政治家們

的說法，在西方一些民主國家裡，同樣存在着混合經濟，除資本主義原則外，也在

運用社會主義的原則。

　　所以我現在來講講“社會主義思想”的概念。它的前提是要追求這樣一種社會

制度，這種制度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證社會公正，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和社會權利，

人人都有可能表現自己的才幹、能力和事業進取心，與此同時，國家關心居民中社

會弱勢群體能夠過上體面的生活。您可能還會加上可靠的民主制度、法制、自由選

舉、和平的外交政策等，--這大概就是今天每個思想健全的人所能夠同意的那個

最大限度；他們希望自己生活幸福，也希望自己的同胞和全世界生活幸福。

　　您瞧，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而且我也不追求標新立異的東西。恰恰相反。

我覺得，尋找最佳的社會模式不應該從抽象的公式出發，而應該根據具體的生活條

件，把每個人都能夠明白、大多數人都嚮往的東西作為出發點。我們這裡講的，不

是通常所說的烏托邦，而是完全可以達到的、符合人民利益的目標。

　　如果有人要問，對於我來說對社會主義思想的現代解釋中什麼是最重要的東西，

那麼這個最主要的東西就是它的全人類的內容。

　　首先，我對全人類的理解是：必須把整個社會、各個社會階層的利益，而不是

某一個階級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在馬克思和列寧的學說中，這種觀點並沒有被否

定，而是認為通往和諧的道路是要經過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暴力。19世紀的革命者

們認為這是惟一可能闖人“自由王國”的道路。但是我國和20世紀其他許多國家的

經驗表明，這條道路成效不大。即使暴力能夠較快地解決某些民族問題--從長遠

的角度看，為這種短期取得的、而且大部分是虛假的成績不得不付出極其高昂的代

價。

　　現在講第二點--承認世界範圍的全人類價值高於個別一些國家的利益。順便

說一句，在這方面我們絲毫也沒有違背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運動的國際主義原

則的思想。我只是作一點重要的說明，--這裡不是指一個無產階級的團結，而是

指所有的民族在他們的複雜、持續的鬥爭中的團結；遺憾的是情況非常複雜，要為

生存而鬥爭，為解決許多全球性問題而鬥爭，為和平和有尊嚴的未來而鬥爭。

　　國際主義團結的思想總能為自己開闢一條道路。它不得不克服村社、民族和國

家的利己主義；這種利己主義實際上人人都有。在美國，利己主義思想大概比我們

還要嚴重一些。因為，比如說，很難讓美國人相信，說他們應該對國際社會的經濟

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這不僅是因為美國這個國家比其他國家富有，而首先是因為

它消費的資源比別的國家要多幾十倍乃至幾百倍，其大量工業廢棄物嚴重影響着世

界的氣候。

　　我認為，未來不是某一種包羅萬象的主義的體現，而是在全人類價值無條件主

導下的多種發展道路。每個民族都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國際社會不應該把自

己的志趣強加給他們，除非其本國的專制獨裁者在實行種族滅絕的暴行。但是每個

民族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時，必須遵守國際法的要求；如今這些要求不僅包括安

全保護，防止戰爭，而且還要通過共同的努力，保護大自然一母親，承認民主制度、

人權和自由。

　　如果認真仔細地看一看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再次好好讀讀聯合國的文件，讀讀

各國政府的許多聲明，我們就會明白，現在我們正站在新的人道主義文明的門坎上。

老實說，它的思想準則已經確立，而且已經得到世界的承認，可就是在具體實行上

大大滯後了。這座文明大廈基本上還是幾張圖紙，我們看見的只是它的結構。但我

相信一定能夠克服通往這座世界大廈道路上的種種障礙，讓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

的、自由主義的和其他人道主義的理念，在平等的基礎上，以某種完整的形式，相

互作用，相互影響。

　　             第十九章  1991年1～7月：危險與希望

　　                          年“分法”

　　我開始按時間順序回憶1991年所發生的種種風波。但後來我感到很難作從容不

迫的敘述，因為這段時間發生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加上有許多情況當時我並不知道，

或者即使知道，也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從那個時候起，直到現在，有些“秘密”

已經被揭開，所發生悲劇的幾個主要人物的行為動機已經更清楚了。

　　了解和評價1991年的事件，不重新回到過去--哪怕只是短暫的一瞬間--是

不行的。

　　改革這些年我們經過了哪些階段？如今我國變成什麼樣子了？

　　第一個階段--從1985年到1988年，包括1988年；這是探索、試驗和犯錯誤的

時期。當時我們希望能夠糾正制度上的諸多明顯弊端。雖然我們走得很遠，採取了

許多至今還在進行的改造措施，但並沒有跳出傳統的圈子，對於共產主義信仰的戒

律還不敢越雷池半步。

　　第二個階段--從1988年春到1990年初；這一階段可以概括為民主化時期。這

時我們意識到不僅小修小補不行，連大修也不行了，不進行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

經濟方面的任何革新措施都很難產生應有的效益；我們在創記錄的短時間內進行了

自由選舉，建立了議會，實行了多黨制，使組織反對派成為可能，--一句話，使

社會有了政治自由。

　　最後，第三個階段--1990～1991年，社會力量、民族力見和政治力巨放手進

行鬥爭的時期。快到1990年底的時候，他們都進入了原來的陣地，整個1991年都變

成了拼殺搏鬥的”戰場，這中間我國發展的最根本的問題必須解決：蘇聯要不要存

在，我們的社會應該是什麼樣的。

　　這一點，從蘇聯總統對蘇聯人民的新年祝詞的內容中大概可以得到最清楚的認

定。祝詞以極其簡潔的語言--這是這種形式所要求的！--講了對過去一年的評

價，講了我們跨進新年時的心情，講了與之有關的我們的打算、希望和計劃。

　　下面是這篇祝詞的一些片斷：

　　未來的一年是特殊的。它要決定我們多民族國家的命運問題。對於我們全體蘇

聯人來說，沒有比保存和革新各民族美好地生活其中的聯盟更神聖的事業了。幾百

年來，國家的各個民族生活在一起。蘇維埃年代積累下的珍貴記憶將他們聯繫在一

起，對那場破壞極其嚴重的戰爭的勝利的記憶將他們聯繫在一起。我們現在也許比

任何時候都痛切地感到我們不能分開生活。而且我們要走出危機，站起身來，沿着

革新的道路堅決走下去，--只有大家同心協力才能夠做到。解決1991年面臨的生

死攸關的重大任務的關鍵恰恰就在聯盟之中，在對它的保存和革新之中。

　　在考慮明天的時候，我們不能把自己的命運同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分離開來。

世界上高度評價我們在改善國際關係方面所作的貢獻，他們真誠希望改革能夠取得

成功。我們把這看做是和我們偉大事業團結一致的表示，並向所有的民族表達我們

真誠的祝福。

　　親愛的同志們！不管我們國家經受着多麼深重的危機，我們能夠而且必須在未

來一年中取得良好的轉機。但為此需要全體公民和各民族之間的同心協力，需要責

任心和紀律，需要誠實的勞動和人與人之間的同情心。

　　在這即將過去的一年的最後時刻，我向所有團聚的家庭和朋友們致以新年的祝

賀。

　　讓和平、和諧和幸福在1991年降臨每一個家庭。

　　願我們的祖國走向新生！

　　新年好，親愛的同胞們！

　　懷着這樣的希望，我們進入了1991年。但在1月的上半月，暴風雨就來了。

　　                   “炮火準備”與宣布戰爭

　　1991年的1月和2月，開始了對聯盟政權陣地真正意義上的炮火射擊，目的在於

“打垮對方”，解除其反抗能力，最後予以消滅。

　　只能夠這樣來認定報紙和電台協調一致的表現了，它們全都在民主俄羅斯的直

接或間接的影響之下。1990年8月，葉利欽違背自己的意志，威脅要解散議會，聲明

說，9月將是“用炮火作宣傳準備”的時候。果不其然，1991年初，民主派動員其所

擁有的一切手段，正式開始作這樣的炮火準備，目的在於發起對聯盟、中央和總統

的正面政治進攻。不僅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發生的事件，而且這個時期國內發生的一

切事件，無一例外，全都傾向於一種觀點--都是盤踞在克里姆林宮的反動分子的

陰謀詭計。他們說，戈爾巴喬夫和右派勾結起來，給他們打開了方便之門，已經蛻

化變質了，如此等等。當局的任何行動都遭到了他們嚴重的歪曲。而一些最令人作

嘔的報刊文章直接號召拒絕和反抗政府的指令。

　　葉利欽1月14日舉行的總結自己塔林之行的記者招待會最明顯不過地證明了這一

點。

　　他聲明說，4國--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領導人決定，

不等全蘇協議簽字便達成了4方的協議。這話的意思就是說，“蘇共中央全會和蘇聯

最高蘇維埃贊同的”草案硬是想強加給他們。而為了不使任何人對俄羅斯領導人的

決定心存幻想，他補充說，“看來，沒有俄羅斯軍隊的參與，我們是無法維護主權

的”。

　　這就是說，俄羅斯軍隊當仁不讓，理應維護俄羅斯的獨立，反對……俄羅斯人

占80％的蘇聯軍隊。如果不用發瘋這個詞來形容，真是很難想出別的字眼來形容這

種缺乏理智的行為了。所以，就在第二天，我不得不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堅決

譴責葉利欽的這一聲明。當時葉利欽沒有冒險兌現組建“自己的”武裝力量的威脅，

但是在激進民主派的“思想深處”，這項工作正在開足馬力．地進行。對中央發起

的進攻接連不斷，毫無疑問，這都是經過全盤考慮的行動。

　　最後政府被弄得無暇考慮種種迫在眉睫的問題，解決危機四伏的當務之急和復

雜的民族糾紛，在此基礎上制止所產生的各種衝突和矛盾，同時卻不得不越來越經

常地和“民主”反對派進行耗時費力的鬥爭。這種鬥爭，與其說是把聯盟政府弄得

焦頭爛額，心力交瘁，還不如說占去了它許多寶貴的時間，使聯盟政府失去了足夠

的安全係數，以至於保守力量--接着是擊敗聯盟的激進民主派自己，敢於對其發

難，加害於它。

　　自然，這一切在民主俄羅斯的思想家們看來就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了。照他們

的描述，這一切都是因為總統背離了“左派中心”的立場，與上頭任命的官員過從

甚密，開始受他們擺布，如此等等。聯盟政府的任何行動，總統的所有指令，都從

這個角度來進行解釋。而且對於旨在維護社會秩序的種種措施，則更是攻擊謾罵，

無所不用其極。首當其衝的就是我1月26日的《關於在經濟領域和經濟怠工與其他犯

罪行為進行鬥爭的保障措施》的命令；命令規定，內務部門和國家安全機構有權進

入並檢查生產廠房及其輔助設施，有權從企業和部門領導人那裡得到有關文件和其

他資料，有權獲取銀行的信息、查封現金儲蓄，等等。還有1月29日發布的另外一項

命令：《關於維護法制和在與犯罪現象作鬥爭中警察與蘇聯武裝力量分隊的相互配

合》。

　　我特別想談談這個問題。因為這兩個命令的內容本身好像給人們提供了進行闡

釋的理由，部分大眾媒體也正是這樣做的。在過去的制度下，我們的人面對政府的

肆意妄為，吃夠了法律無邊、公民無助的苦頭，所以稍有暗示，說法制部門要加強

懲罰職能了，就會引起人們的警覺與擔心。我想，這種警惕性是有好處的，社會應

該有所戒備，應該有可靠的保護機制，防止警察制度死灰復燃。

　　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日益加深的經濟危機、越演越烈的政治紛爭和政府力

量的削弱，嚴重加劇了犯罪現象的滋生。與此同時，國家機關里貪贓枉法現象也有

所蔓延。加上停滯時期一些不為人知的事情由於公開性目前已大白於天下。報刊發

表許多揭露高級官員濫用職權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是共和國的領導人，有的是蘇聯

的部長和黨的活動家。這一切引起了人們理所當然的擔憂和憤怒，要求一定要採取

堅決的措施。

　　這就是我在簽署有關部門起草的命令時的主導思想。特別是，我沒有看出讓市

衛戍部隊協助警察維持城市秩序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當警察對付不了罪犯時，要

求軍隊前來支援，這也不是第一次，而且不光是在我國，其他許多國家都是這樣。

不過，當然，我不曾想到這項命令一開始就被有關官員們的愚蠢指揮弄得聲名狼藉。

命令頒布的第一天，他們便把裝甲運輸車開上列寧格勒的街頭，這當然會引起人們

的憤怒，使他們有理由認為，所有這些行動根本不是用來對付罪犯的--用這種方

法當然逮不着罪犯，而是針對反對派的遊行集會的。

　　至於要擴大和經濟犯罪進行鬥爭的可能性，我認為，針對這一命令所掀起的這

場軒然大波，是在當時已開始出現的黑社會組織和形形色色可疑商人的直接參與下

製造的。自然，他們根本不願意讓刨根問底的偵辦人員追查保險柜裡的東西時擁有

充分的文件根據，所以才發動了這場聲勢浩大的反制行動，可以說，鬧得沸沸揚揚，

滿世界地大喊大叫，說在壓制誠實的商人，損壞他們的商業運作秘密和公民權利。

我擔心這樣大吵大鬧會影響司法人員的情緒，使得他們縮手縮腳，過分謹小慎微，

生怕出點什麼意外，可不要落個扼殺自由倡議者的名聲。

　　我們考慮再三。從這個意義上說，兩年前的情況和目前十分猖撅的犯罪與營私

舞弊現象根本無法相比。當時我們的報刊還在爭論：能不能夠說蘇聯已經出現了黑

手黨，還是事情尚未達到這個程度。現在沒有人再進行爭論了，這方面我們已經超

過了意大利，莫斯科黑手黨之間的血腥打鬥比芝加哥“禁酒法”時期要乾淨許多。

幾十億美元流往國外，存人銀行，等待着來自俄羅斯的未來的所有者。這一切都是

政府姑息縱容、無所作為的結果。這裡也有我一部分的錯誤：我沒有當機立斷，在

應有的範圍內展開反對黑勢力的鬥爭。

　　但事實是，在這方面所作的種種努力實際上都被反對派們扼殺了，當時我們商

業界一部分年輕人已經開始和黑社會組織狼狽為奸，朋比為奸了，後來他們掌握了

權力，又為這些人提供了可靠的庇護。大肆宣揚的與犯罪現象作鬥爭的種種計劃最

後都全部落空，徒有虛名，不正是這個原因嗎？

　　對於那些還懷疑我有不良用心的人們，我想提醒他們，2月13日，我在蘇聯和各

加盟共和國檢察機關工作人員會議上的講話，恰恰明確提出他們一定要遵從法律，

不能帶任何的政治偏向。我說，我們在屏棄一種官僚行政的制度，可是還沒有來得

及建立起另外一種民主的、法治的制度。在這種中間過渡的狀態，人們“說我們的

閒話”，不完全支持我們。但是我們既不能走回頭路，也不能支持那種立場極端、

思想激進的人。決不允許有人想把國家搞垮，建立什麼平行的權力中心。檢察機關

必須要有在新條件下工作的思想準備，根據是：我們應當建立對人人都適用的專政

--法律的專政。

　　換句話說，就在當時--1991年冬季，我已經表明自己既不傾向右，也不傾向

左，而恰恰相反，我採取的是中間立場，並且儘量使維護全國秩序的國家機關不要

受右的和左的極端主義分子的影響，成為他們小團體利益的工具。

　　這時候，這左右兩翼已經在開始實施自己深謀遠慮的戰略了：一是要搞垮蘇聯；

二是要恢復高度集中的極權主義國家體制。C．舒什克維奇良久之後才承認，協議

“草案”2月份已經搞好了，它為幾個月後在別洛韋日密林通過的文件奠定了基礎。

就在當時，2月份，A．H．季賈科夫開始擬訂實行緊急狀態的文件草案。兩撥陰謀家

為克里姆林宮設下了陷阱，互不相讓，都想搶在對方的前頭。

　　當然，對於他們的這些陰謀詭計，當時我並不太了解，儘管從不同的渠道我有

所耳聞，有所揣測，憑政治直覺也有所覺察。我心裡越來越明白，目前的這場政治

鬥爭，首先是圍繞着蘇聯的命運展開的：它要不要存在，如果存在的話，那應該是

個什麼樣子的。歸根結底，這個問題取決於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和法制改革的前景。

我認為，所有這些問題全都涉及到我國人民的命運，沒有人民的參與是不可能解決

的。另外，無須諱言，我堅信，我國人民的大多數會明確表示要保留蘇聯存在，主

張把它改造成一個豐富多彩的聯邦制國家。最高蘇維埃支持全民公決的建議，於是，

1月16日頒布了總統令，指定3月17日進行全民公決。

　　應當說，圍繞全民公決這種方式存在着很大爭議。這個問題我和助手們討論了

很久，在俄聯邦蘇維埃，當然，還有最高蘇維埃的會議上都研究討論過。可是當大

家最後終於達成共識、公開曝光後，民主派媒體立即表示強烈反對。同時還提出兩

點理由。第一，他們抱怨說，保留蘇聯和將其革新、改造成聯盟的問題是連結在一

起的，這種含糊不清的提法會使許多投票人投“贊成”票，將來可以成為對公決結

果作非此即彼的解釋的依據。另一個理由是：一些小的共和國的民意將會被歪曲，

因為它們的居民在數量上無法和俄羅斯居民相比。只要俄羅斯人主張保留蘇聯，那

事情也就定了。

　　自然，這兩個理由都經不住任何批評。在回答它們時，我曾經多次解釋說，提

到蘇聯，這裡並未包含任何陰謀，沒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想法。顯然這只是因為當時

正在擬訂關於幾個主權國家聯盟的條約草案的原故。另外一方面，在回答保留蘇聯

的問題時，公民們當然應該知道要保留的並不是舊的蘇聯，而是一個新的、經過改

造的、真正實行聯邦制的聯盟國家。

　　至於各共和國，這裡反對公民投票的人的種種猜測就顯得十分可笑了，因為從

一開始就計劃要公布公民投票的結果，不光是要公布全蘇聯的，而且也要公布每個

共和國的投票結果。由此可見，我們絲毫沒有強姦小的共和國的民意的意思。

　　就算對公民投票的規則在修辭上可以進行反覆加工修改，總的來說，這種事情

很難做到盡善盡美的程度，能夠滿足所有人的心願，符合各不同黨派和社會階層的

口味和要求。我覺得，反對公民投票的人之所以抓住投票規則不放，是因為他們不

好直截了當地公開承認：他們反對和人民商量。

　　自從發現破壞公民投票已經無望，各共和國的分離主義分子們便展開瘋狂的活

動，動員選舉人對公民投票問題作出否定的回應。1月底，“民主進步聯盟”在哈爾

科夫召開成立大會，民主俄羅斯和其他共和國許多類似的黨派都參加了進來。大會

反對蘇聯作為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制國家保存下去。而設在莫斯科的所謂民主

進步聯盟協商委員會呼籲全體公民“抵制”這種由克里姆林宮領導人一手操持的花

樣翻新的聯邦制國家，並於3月10日和曆日發動一場政治行動，口號是：“反對聯盟

公民投票”，“支持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主席葉利鈦”。

　　正如人們常說的，問題關鍵就在這裡。葉利欽和他的同夥們明白，公民投票的

結果將加強聯盟中心的地位，會在法律上和道義上為蘇聯總統繼續保留和改造聯盟

國家的方針提供依據。這自然和他們的計劃完全背道而馳，他們在全國奪取權力的

可能，如果不是被一筆勾銷的話，也有被長期拖後的危險。因此，我們的激進派分

子簡直像瘋了似地向公民投票猛撲過去。在這種情況下使用“民主派”一詞簡直就

難以啟齒了。這已經不是在作炮火準備，而是宣布戰爭了。

　　2月19日，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在電視上發表一項引起轟動的聲明，要求蘇聯

總統立即辭職，將全部權力移交給聯邦蘇維埃。他的講話充滿了對我的粗暴的、侮

辱性的指責。他兩手發抖。顯然，他很難控制住自己，只是勉勉強強、費很大勁才

把準備好的稿子讀完。20天后，3月9日，葉利欽在《電影之家》的一次講話中已經

在呼籲自己的支持者“向把我們帶進泥沼的國家領導人宣戰了”。他說，戈爾巴喬

夫“在欺騙人民和民主”。3月10日莫斯科召開群眾大會，表示“支持葉利欽、煤礦

工人和俄羅斯的主權地位。”

　　這些對抗行動的用心是非常清楚的。他們希望預先把公民投票的結果搞得一文

不值，阻礙人們利用它作為鞏固蘇聯之用。顯然，激進民主派指揮部對人們的情緒

了解得相當準確，他們感覺到人們對公民投票這一問題的回答無疑是肯定的。他們

認為，公民投票的勝利就是戈爾巴喬夫的勝利，然而這是有悻於他們的意願的。

　　坦率地說，我早就預見到葉利欽對公民投票會作出什麼反應了。在主席團里他

坐在我的右邊，當代表大會最後表決同意進行全民公決時，他甚至惡狠狠地把耳機

往旁邊一摔。他認為，戈爾巴喬夫這下子可“得逞”了，贏了“一把”結果他的虛

榮心很重的計划算是“泡湯”了。我和我的顧問還說，葉利欽電視講話的風格體現

了他身邊助手們的一貫作風，給聽眾以當頭一棒，使其驚恐萬狀，不知所措，--

這是他們喜歡使用的手法。當然，他們知道，有理智的、認真嚴肅的人們是不會相

信這種莫須有的指責的，人們對葉利欽這篇講話的明顯對抗情緒深感不安。因為誰

都明白，如果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號召對蘇聯總統宣戰，那麼吃虧的只能是國家。

　　這一切，葉利欽一夥全都明白，但同時他們指望用厚顏無恥的謊言，用對戈爾

巴喬夫的空前指責，把一部分人吸引到自己一邊來；這部分人對國家的狀況憂心忡

忡，面對日益增長的經濟困難，他們受到的傷害最大。換句話說，激進民主派的基

本賭注恰恰下到了那些被他們後來的“休克療法”經濟政策真正逼人絕境的人們的

身上了。

　　但葉利欽及其同夥們這次失算了。對總統這一當頭棒的初步效應於他們並不利。

在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他們遭受到嚴重的抵制。根據一部分代表的要求召開了第三次

非常代表大會，由最高蘇維埃主席作關於俄羅斯形勢及擺脫危機的出路的報告。

　　但發生了政治上常常出現的怪事。葉利欽及其同夥之所以能夠扭轉一些局勢，

恰恰得益於在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中形成的反對它的主席的一部分人。我指的是共和

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6位成員所發表的聲明，他們堅決譴責自己領導人的行動，要求

葉利欽下台。這是一次大膽的行動，完全是因為對對抗局勢日益擔心而被葉利欽分

子逼出來的。我應該澄清所謂這一行動系蘇共中央策劃的種種懷疑。純屬無稽之談！

主席團成員們的活動完全是獨立自主的，他們根本不是那種按指揮棒行事的人。要

知道，他們幾個被選為副主席並不是偶然的，因為從一開始工作，他們就兢兢業業，

恪盡職守。但是他們很快便發現，葉利欽最關心的是爭奪權力的鬥爭，而不是解決

當時俄國所面臨的實際問題。

　　然而“這6個人”估計錯了，他們實際上反倒幫了葉利欽的忙。後者抓住他們的

聲明不放，說這是克里姆林宮蓄意製造的一場反對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的陰謀，

激進民主派們為維護自己的領袖，動員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在莫斯科組織了幾次示

威遊行。這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它可以訴諸我國人民對受欺凌受壓迫者的“憐

憫之心”，這一次也非常奏效。葉利欽講話最初給人們造成的不良印象有些被淡化

了。他們的鬥爭在觀眾的眼中成了一種無謂的爭鬥。葉利欽要求戈爾巴喬夫辭職，

其同夥則“擁戴”葉利欽本人“上台”--似乎想要把位置對換一下。麻煩的是上

面斗得很厲害，互不相讓，找不出合作的辦法。於是，成千上萬封信件好像是在表

達這種主導民意，紛紛給我寄到總統辦公機構，一再請求要向葉利欽伸出手去。看

來，這樣的信件也紛紛湧向了白宮。

　　俄羅斯第三次人民代表大會是在緊張激烈的氣氛中開幕的。大會前夕，集會群

眾越過警戒線，威脅“要衝擊克里姆林宮”。在代表大會開幕的那天，為避免秩序

混亂，向首都增調了警察和內務部的兵力。對抗情緒一觸即發，非常危險。這一點，

雙方都意識到了，而且都採取了相應的行動。

　　3月29日，大會繼續進行。葉利欽沒有使用對抗性的用語，甚至還主張和中央進

行對話與合作。但是他的整個報告貫穿着兩種政治方針--民主俄羅斯的深入改革

的方針和似乎在倒行逆施的蘇聯領導人的方針--相互對比的主題。

　　大會上辯論得非常激烈，因為許多人已經不相信葉利欽能夠表現出妥協的姿態。

葉利欽的同夥們費盡心機，生怕他們的領導人最後會變卦。由於完全可以理解的原

因，當時我在大會上贊同對葉利欽的嚴厲態度。是亞歷山大·魯茨科伊為葉利欽解

了圍，他聲稱可以成立一個“民主共產黨人”代表小組，支持俄聯邦最高蘇維埃主

席。這樣代表大會上的力量對比就發生了變化。最後葉利欽得到了他未必會預想到

的一個角落的支持：俄共領導人波洛茲科夫通過麥克風聲明說，他不同意對共產黨

黨團的指責，好像共產黨黨團要求最高蘇維埃主席辭職似的。有人告訴我，說波洛

茲科夫認為眼前所發生的事是聯盟領導人在利用他和葉利欽的鬥爭的一種圖謀，因

此才邁出了這一步。這不僅讓葉利欽有可能坐穩這把交椅，而且還使他能夠從大會

那裡得到補充授權，決定俄羅斯總統選舉之事。

　　                 對白俄羅斯的訪問與政治中派主義

　　訪問於2月26-28日進行，在葉利欽的挑釁性講話之後一個星。訪問目的主要是

想了解一下受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影響最大的地區的情況。其間，我會晤了一些

黨和國家機關、科學、文化方面的工作人員，我決定說明葉利欽對蘇聯領導人所執

行的政治方針的攻擊是沒有根據的，是枉費心機的；我對他們說，政治上左的和右

的極端勢力有把國家推進深淵的危險。

　　在動身去白俄羅斯前，我十分了解共和國居民當時是什麼樣的心情。至於經濟，

白俄羅斯比其他許多共和國的情況要好一些，面對全國出現的危機現象，白俄羅斯

是比較穩定的。但白俄羅斯人有自己巨大的傷痛--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嚴重後果。

雖然為克服這一災難撥出了大量的物資，但還有許多問題，特別是許多社會問題-

-退休金、受害人的治療、把人們從輻射區遷移出去等--還沒有解決。共和國的

代表、各種機構和個人，請求總統幫助的呼聲鋪天蓋地而來。我們必須盡最大的努

力，在當時國家經濟允許的情況下，回應人們這一生活之必需。聯盟政府討論了這

個問題，決定再撥出一批物資，用以消除切爾諾貝利悲劇的後果。於是，就像人們

常說的，我不是空着手來到這裡的。我去了受災的兩個州--戈梅利州和莫吉廖夫

州；像往常一樣，會晤了各界人士。

　　白俄羅斯之行之所以令我特別銘記在心，還因為當時我講述了從整個改革所得

出的某些重要結論。在這之前，許多看法和評價好像都很零散，不系統，這次我把

它們整理成一個完整的東西。我覺得，我在和白俄羅斯科學界和創作界知識分子代

表們會晤時（2月26日）的講話，和市、區領導人，企業和經濟部門領導人，莫吉廖

夫州的老戰士和老勞模見面時的講話，都沒有過時。

　　首先，我請聽眾們注意分離主義傾向的危險性。在民主化和非集中化的過程中，

一切能夠提升企業、共和國和地區自主性的積極的東西，一旦超越了穩健的機制，

勢必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必須要記住，我們相互需要，同舟共濟，我們面臨的是同

樣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還需要我們共同努力。

　　當時我問聽眾們：

　　“難道我們需要再一次使國家回到伊萬·卡利塔時代的狀態，一切從頭開始嗎？

我不相信我們如此輕而易舉地就能夠像有人打算的那樣一下子各走各的路了：夜晚

聚集到一起，舉舉手，表決一下，--一切就決定了。這是一種冒險，不是政治；

白俄羅斯人心裡明白，我這是在指他們的鄰居--立陶宛人。（但當時無論是我，

還是我的聽眾，都還不知道我這話也在暗指別洛韋日密林的陰謀了。）分崩離析、

各奔前程--這是非常危險的。它是一條走向國內衝突的道路，而且我不知道我們

怎麼能夠弄清楚什麼人生活在什麼地方，誰的邊界應該劃在哪裡。而對那7500萬生

活在‘自己’共和國以外的人們該怎麼辦呢？”

　　當時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駁斥反對派正在加緊傳播的一種觀點：好像國內發生

的一切事情都是“中央”的意思，社會所經受的種種困難都來自“中央”。其實，

就是在改革之前，也遠非一切都取決於權力很大的政治局，當時也有些別的因素在

起作用；這些因素，無論是黨，還是專制政權本身都無法將它們置於自己的絕對控

制之下。現在，國家體制已經開始進行根本革新，新的社會一政治思潮紛紛出現，

如今諸多政黨也出現了，新聞自由已經成為現實，國內所發生的一切好的和不好的

事情，都不是由某種最高意志所能決定的。它是各種政治力量相互作用和鬥爭的結

果，情況極其複雜。而當改革進行到關鍵階段--在民主基礎上對權力和所有制進

行再分配時，鬥爭就變得尤為激烈了：

　　“我們說過，我們不贊成由蘇共壟斷權力，歡迎政治多元化；在這種情況下，

各個不同的社會階層和團體都可以表達與維護自己的利益--通過政黨、工會和其

他組織，但這一切都必須在法制的框架內進行，通過憲法的方式。這是民主的最起

碼的常識。與此同時，有些新組建的政治派別為實現自己的目的，不是根據現在的

法律，而是在違規操作，自行其是。焦急情緒和激進思想開始變得令人無法容忍和

咄咄逼人。他們試圖以全面和有化的冒險要求取代混合經濟的方針。人民渴望獨立

自主、民族復興的合理要求，變成了閉關鎖國和自給自足的民族主義情緒。困這種

思想而引發的‘法律大戰’在很大程度上使政權癱瘓，市場倒閉，幾十年形成的現

存關係被中斷了。

　　打着民主旗號的團體，各種各樣，五花八門，但是看一看它們領導人的思想綱

領便一目了然，真相大白。這些‘新出現的人民的朋友’究竟要把我們帶往何處？

他們的第一條綱領--解散聯邦，這意味着將我們偉大的多民族國家分解為40～50

個國家，意味着諸多民族的大遷徙，意味着重新劃定各共和國之間的疆界。而緊跟

在這種思想綱領之後的便是政治行動--對中央的瘋狂攻擊，對我們多民族國家前

途的全民公決的瘋狂攻擊。‘民主派’和分離主義分子、民族主義集團狼狽為奸，

結成政治聯盟，這就不足為怪了。他們有着共同的目標：削弱（如果可能的話）並

搞垮蘇聯。”

　　因此，我認為在國內政治力量配置的問題上必須要心中有數，首先要戳穿與我

國改革進程特點有關的奇談怪論。“本質上是右派的政治力量用左派激進分子的斗

爭手段為武器。他們通過合法的途徑--人民代表大會、最高蘇維埃--得不到政

權，便決定運用所謂新布爾什維克的策略。這就是破壞國家機構，把鬥爭引上街頭，

組織遊行示威，召開群眾大會，發動罷工，進行絕食，造成一種心理氛圍，使其他

的政治運動失去常態。看得出，最後幾個星期，這一策略達到了高潮。他們歪曲地

解釋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發生的悲劇性事件，然後又歪曲聯盟各政府機構加強法制的

行動--我指的是前面提到過的反對犯罪和營私舞弊的鬥爭措施--他們大喊大叫

說要實行專政了，要求總統下台，號召不必通過憲法的形式進行政治鬥爭。”

　　今天重讀這段話，人們不禁要問：“民主派”說有專政和國家政變的危險，他

們的話難道不對嗎？我的回答是：正是由於當時激進民主派被歇斯底里所鼓動起來

的“反中間立場的”和公開的非憲法行為，給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政變分子們造

成一種適宜的精神氛圍。他們大概這樣想：既然他們可以那樣做，對我們也是天賜

良機。

　　我指出了來自右的和左的方面的危險性，當時，我大概是頭一次明確無誤地講

了政治中間主義的意義，它能夠阻止兩種極端立場發生衝突，給社會提供一條擺脫

危機的現實道路。這裡我援引一段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對這一現象

所作的中肯的描述：“最困難的莫過於給社會發展劃一條中間路線了：如同是一個

人身處天涯海角，呼喊、拳頭、炸彈、柵欄無法幫助你。中間路線要求具有最大的

自制力、最堅定的勇氣、最清醒的忍耐力和最準確的知識。”

　　對於我來說，中間並不是幾何學上兩點之間的某個中點。“這裡講的不是要采

取某種中間的立場；那樣的話，這種立場就會是僵死的，缺乏靈活性。在我的理解

中，中間就是以新的原則精神改造社會為目的的一派，它不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和另

一部分人對立的基礎上，不是以對抗為根本，更不是要把對方視為敵人，而是基於

把社會絕大多數團結起來的原則之上。

　　在任何一個社會，健全的思想總是占據上風--這是政治中心的現實的基礎。

即使它不大喊大叫，也不像極端分子那樣喧囂張揚，招搖過市，但它卻能夠抓住基

本人民群眾的心；他們為自己國家的命運深感不安，在必要的時刻會表明自己決定

性的意見。我們不應該漠視他們的意見。改革的意義恰恰就在這裡，即通過深刻的

革命性的變革，而不是通過對抗，不是通過國內戰爭的新的形式向前邁進。我們不

能再搞紅白對抗、黑藍對抗了。我們是同一個國家，同一個社會，我們應該在政治

多元化的框架內，面對着人民，比照諸多綱領，尋求符合國家根本利益的答案，把

國家推向前進。

　　真正的中間立場既不贊成恢復到斯大林主義和停滯時期，也不贊同激進派冒險

主義--他們試圖將國家一下子推向市場。中間政策的方針是贊同並考慮到社會中

客觀存在的各種利益。”如果一定要說出它的內容，當時我給它的定位是：社會主

義的導向。這個定位今天也不修改。

　　“我們並不認為，”我在貝霍夫說，“左右兩派都是清一色的冒險主義分子。

不過，另外一個問題是，那裡的確有些頭面人物，不知他們要把人們往那裡引導：

有人要求走回頭路，另外一些人一個勁地往前奔跑，不顧現實條件、人們的思想狀

態，總之，不考慮社會的情況。但即使這樣，左派和右派那裡都有許多健康的力量。

對於眼下和前景來說，中間主義的主要思想，毫無疑問，就是國民或民族和諧的思

想，不是不惜任何代價的無原則的一團和氣，而是大多數人民都能夠接受為目標的

和諧一致。”

　　當時我相信對蘇共進行深人改革是可能的，而且認為，要這樣做，蘇共就要對

自己的立場作出明確的定位，無論是對教條主義的保守派--他們主張不要民主的

社會主義，還是對資產階級自由派--他們主張不要社會主義的民主，都應該如此。

那裡的人們理解我的意思。但是中央報刊對我的話全當成了耳邊風。看來，他們是

決心選定了這樣的策略，因為實在很難找到什麼恰當的話進行反駁了。他們甚至不

願意通過批評來宣傳這些思想。

　　                       3月17日的公民投票

　　隨着公民投票的日益臨近，各政黨和運動的政治積極性大為提高。一些新的組

織開始建立。還在2月底就宣布成立了叫“爭取偉大統一的俄羅斯運動”組織，參加

活動的主要成員有普羅霍諾夫、斯塔羅杜布采夫和波絡茲科夫等人。與此同時，還

成立了一個“科學一工業聯盟”，由阿爾卡季·沃爾斯基牽頭。我已經提起過“民

主進步”了，其選舉團中聯合了幾個觀點互相接近的政黨。

　　換句話說，正是在那個時候，黨的政治架構開始逐漸形成，一直到1993年底就

沒有發生重大的變化。這可以說就是一個生動的證明，說明用人為的方法來搞多黨

制是不行的。多黨制只有結合公民投票和選舉才能建立，屆時當事人必須明確亮明

立場，提出自己的綱領，以爭取選民們的選票和代表當選證書。

　　至於說到1991年3月那次公民投票，當時各參選者的立場並不很複雜，力量分配

也極為簡單。一方面是民主俄羅斯，它的智囊人物們決心不再扭扭捏捏，直截了當

地號召選民們對是否保留蘇聯作“否定”的回答。另一方面是蘇聯共產黨，還有，

可以說當時組建的所有主張保留我們聯盟國家的政黨和團體。

　　投票前一個星期進行了民意測驗，公布出來的結果對激進派不太有利，他們越

來越失去民眾的支持。這時，他們眼見在公民投票的基本問題上自己註定要失敗，

於是便“自我保護起來”，公然向俄羅斯居民提出確立俄聯邦總統職位的問題。可

以大膽地預測，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將會是肯定的，因為當時許多共和國已經確定了

自己的總統，或者正準備這樣做。

　　總之，這裡顯露出一些政治上玩弄權術的習慣，很少關注社會的實際利益。烏

克蘭最高蘇維埃把自己的問題“盯在”公民投票上了。分離主義分子們的意圖是顯

而易見的：要保留一個應急的措施，以便事後把公民投票的結果解釋得對自己有利，

或者至少可以保持個中立的態度。利用這個“門路”，後來他們又進行了一次公民

投票，繼俄羅斯領導人之後，給聯盟國家帶來了極其嚴重的打擊。

　　3月15日，我就公民投票的問題向全國人民發表了電視講話。講話很簡短，但准

備這次講話花了很長時間。必須找到能直達人們心智的適當的詞句。還要考慮到，

同一個想法，在俄羅斯、中亞和高加索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解。當然，在這種情況下

一篇講話是解決不了多少問題的，但是我想，它起到了自己良好的作用。當時我是

這樣說的：

　　我們每個人在參加公民投票的時候都應該清楚地認識到，他正在決定一個主要

的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到我們多民族國家的今天和明天。問題關繫到國家的命運、

我們祖國的命運、我們共同的家園，關繫到你我和我們的子子孫孫的生活。

　　這個問題的規模和意義，超過了一些政黨、社會團體和’社會政治運動的利益。

只有人民自己有權決定它。親愛的同胞們，我籲請你們所有的人都要去參加全蘇的

公民投票，對提出問題作出‘肯定’的回答。

　　我們的‘肯定’是對一個大國的尊重，它曾經不止一次地證明過它能夠捍衛聯

合在一起的各民族的獨立與安全。

　　我們的‘肯定’將會保存一個千年國家的完整性，它是世世代代由無數人的勞

動、智慧和犧牲創造的。各個民族的命運，千百萬人的命運，你我等人的命運，都

密不可分地交織於這個國家之中。

　　我們的‘肯定’是一種保證，它永遠將不會使戰火燒到我們的國家，過去我們

經歷過不少的考驗。

　　我們的‘肯定’，不是要保持舊的秩序--中央大權獨攬，各共和國處於無權

狀態。公民投票的肯定結論將會打開一條迅速革新聯盟國家，將它變成一個擁有主

權的各共和國的聯盟，該聯盟一定會保障各民族公民的權利和自由。

　　我們在公民投票中的‘肯定’回答和聯盟協議的簽訂將會終止我們社會所發生

的破壞進程，堅決恢復生活和工作的正常環境。

　　我認為這正是人民所需要的，也正是我們大家所最殷切希望的。人們對沒完沒

了的爭吵和意氣用事已經非常厭惡。他們要求解決實際問題，這裡既有與生產有關

的問題，也有與消費品市場、法律和法制、國家機關工作有關的問題。一句話，人

們希望生活能走上正常的軌道。

　　公民投票的勝利--我也想強調這一點--將為信心十足地繼續推進國內已經

開始的改革提供新的可能，這些改革和我們的遠大計劃是聯繫在一起的。

　　還有。如果一般來說是可能的話，沒有社會的贊同與合作，我們面臨的任務是

很難解決的。所以，趁現在還不晚，不應該再動不動就發脾氣，忿忿不平，有時表

現出敵對的情緒。這一點，我們可以共同來做，像人們常說的，全社會都來做。公

民投票的正面結果將會開創一個社會團結的局面。

　　我堅信，如果社會發生深刻分裂，將不會有勝利者。大家全都是輸家……”

　　公民投票已經進行了。主張整體聯合的力量毫無爭議地、令人信服地戰勝了分

裂國家、搞垮國家的力量。儘管激進民主派進行了瘋狂的努力，懷疑主義者疑慮重

重，人們堅定地表明要保留並革新聯盟國家，其實不光是在全聯盟範圍內，而且每

一個進行公民投票的共和國內都是這樣，甚至有些共和國當局不許進行公民投票的

地方也是這樣，--我指的是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幾個共和國和摩爾達維亞。

　　俄羅斯對自己未來總統的問題也作出了正面的回答。

　　我不想用具體的數字來勞累讀者。公民投票的結果已經對大家公布了，媒體也

進行過多次討論。不過有些話我還是想說一下。兩年後，俄羅斯又進行了一次公民

投票--這次是關於改革的問題，投票表示了對總統和最高蘇維埃的信任。那又怎

麼樣，民主派在公民選舉中的勝利並不那麼太令人信服，但是他們卻像人們常說的，

“開足馬力”，利用這次勝利，以實現早已籌劃好了的戰略目標。許多我認識的，

而且認為是忠於法律、不被收賣的專業法律工作者，他們開始不顧一切明顯的事實，

竟然說選舉結果好像使總統解散最高蘇維埃的企圖“合法化”了，如此等等。

　　這些人中沒有一個人回頭看一看，或是想一想，蘇聯人民的自主意志在3月17日

的選舉中是如何被肆意踐踏的。要知道，當時全國有70％的居民，俄羅斯有71．34

％的居民表明自己是“肯定”聯盟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投票結果同樣令人印象

深刻。但這並沒有阻止住葉利欽、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維奇在別洛韋日密林聚會。

在簽署違背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的意願，甚至所有居住在我國的民族

的意願的文件時，他們的手並沒有發抖。

　　儘管激進派的宣傳工具千方百計地試圖縮小公民投票的意義，但葉利欽和他周

圍的人還是不得不考慮這次投票的結果。我想，沒有這次公民投票也不會有新奧加

廖沃的會晤；這次會晤暫時緩解了國內的局勢，為克服危機創造了前提條件。

　　這一點也反映在我和他的關繫上。還有一個情況也起了作用：葉利欽正準備參

加總統職位的競選，他希望從聯盟即我作為蘇聯總統這方面能夠表現出通情達理的

態度。好吧，我認為自己有責任保持嚴格中立的態度，雖然我不想掩飾--我的好

感並不在他這一邊。俄羅斯公民有權自由地、在沒有任何壓力的情況下判斷誰是自

己稱心的候選人。人們對葉利欽的評價非常之高，幾乎沒有什麼人懷疑他能夠戰勝

自己的競爭對手。在這方面，選好自己的副總統候選人也有不小的意義。無疑，魯

茨科伊在確保一部分仍然嚮往社會主義的選民的支持上幫了葉利欽的大忙。

　　不過，這一切留在後面再說。當時總統競選活動剛剛開始，因此，對於角逐總

統寶座的人來說，重要的是和一切能夠在以某種方式影響選舉進程的人搞好關係。

　　應該說，春天那幾個月我不止一次地和葉利欽見過面，談過話。我們討論了當

時所出現的各方面的問題，而且我們的會晤，像往常一樣，氣氛良好。但是葉利欽

在對着電視屏幕或記者伸到面前的話筒時，在當着最高蘇維埃代表們的面或是在電

影之家會議上發表講話時，他對我同他的談話的解釋就有些隨心所欲。大概他有一

個非常強烈的願望，想對他面前所有的人表明：他們面對的是一位勝利者，他的一

切武斷要求都會被老老實實地接受。現在克里姆林宮裡坐在蘇聯總統寶座上的那個

人在執行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的命令。

　　對此，我作出過一次或兩次反應，我說，公眾應該了解我們會晤的情況。在會

晤中，我們嚴肅地、實事求是地交換了意見，任何武斷的要求都沒有提出，而且也

不會被接受。他為自己進行辯解，提出不同意見，認為有人對他的言論向我作了不

準確的匯報。

　　在三、四月份及後來的幾個月內，·聯盟領導和俄羅斯領導在各種各樣的問題

上難免有些“衝突”。葉利欽周圍的人遠非個個都很友好。而有些人的“反中間立

場的”火氣簡直就無法冷靜下來。他們憋足了勁，一有機會便繼續對總統嚴厲譴責，

誹謗中傷。但是我有一種印象：當時他們“智囊指揮部”的方針畢竟還是以“和解”

--即使是暫時的--為主。也就是說，先讓頭兒當上俄羅斯總統，其他等人主白

宮後再說。

　　儘管我知道這種和解的脆弱性，幾乎從未懷疑“民主”陣營的激進分子們無時

不在促使葉利欽恢復對聯盟和聯盟總統的攻擊，但我認為利用這段喘息機會還是非

常必要的，以便把拖了很久的聯盟協議草案的工作最後搞出個實際結果。我覺得重

要的是要用義務把俄羅斯領導約束起來，使他難於輕易進行破壞。這樣就產生了後

來稱之為新奧加廖沃進程。

　　                       新奧加廖沃進程

　　為了了解這種合作是多麼的複雜和矛盾，我想提醒大家的是，3月30日葉利欽在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第三次非常民代表大會上提出了自己的綱領，同

時把中央的行動說成是要復到1985年4月以前的方針。而兩個禮拜後，他在回答《消

息報》採訪時指出：那些認為他和戈爾巴喬夫“絕對勢不兩立”的人是錯誤的；如

果說要把國家從右派手裡拯救出來的話，“我們是團結一致的”。

　　不用說，面對原教旨主義者的威脅，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如果公民投票的結

論使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們堅信必須把業已開始的國家體制改革順利完成（即把它

從集權國家變為聯邦國家）的話，那麼黨內的保守分子們則認定，公民投票給他們

頒發了委託書，要他們原封不動地保留以前的聯盟，不作任何實質性的改變。同時

他們完全無視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即選民們投票贊成保留聯盟考慮的恰恰是它與改

革的相互聯繫。不僅如此，因為關於聯盟主權國家的新協議草案已經公布，人們對

此有意識地表明了態度，心照不宣地贊同向人民提出的新協議草案。

　　中央和地方黨的領導人擔心，權力正每日每時地從黨的機構轉移到國家的和蘇

維埃的機構，至於蘇共原先的政治影響那就不用說了。蘇聯憲法第六條修改之後，

黨對社會的領導作用事實上還保留很長一段時間，按照所謂慣性，還在管事兒。但

永遠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成立了綱領相當強硬的反對派，出現了幾十個其他政黨和

組織，他們一心要“控制”共產黨人，將居民中這樣或那樣的階層和群體置於自己

的監督之下。但是這些黨的官僚們不是由此得出應有的結論，好好學習開展爭取群

眾的鬥爭，取得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他們習慣於認為自己的權力幾乎是上天所賜，

一切事情都責怪中央和政治局，當然，首先是指責總書記。

　　蘇共從執政黨地位一下變為在野黨，心裡自然很不好受。這使普通黨員產生一

種灰心喪氣的情緒，使黨的上層領導人感到忿忿不平。在1990年12月30日召開的各

加盟共和國共產黨的中央第一書記和各共和國、邊區與州的黨委第一書記的會議上，

大家發言中都有一種委屈的情緒，對領導的方針不怎麼理解。第二天，在全體會上，

伊瓦什科在《論當前時機與黨的任務》的報告中在遣詞造句上可就無所顧忌了。只

是作為黨的工作者身上的生物基因，可以說，才使他在總書記面前保持幾分敬意，

沒有對我講粗話。但是在下一次四月全會上，這個界限已經被打破了，事情發展到

已經要求更換領導人了。

　　黨的高層人士竭力將自己的反抗行為控制在下面。開始出現了一些團體，它們

宣稱自己的目的是要與修正主義進行鬥爭，恢復無產階級專政。4月2日，列寧格勒

召開了“團結起來--為了列寧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全聯盟社會代表會議，要

求我辭去總書記的職務。這是小有名氣的尼娜·安德烈耶娃的產物。4月初，基輔市

委，接着是列寧格勒州委，再往下是白俄羅斯共產黨中央，提出了同樣的要求--

召開非常中央全會，聽取中央領導人匯報情況。

　　我的辦公桌上堆放着各級黨委送來的成百上千份緊急報告，提出的問題都是十

萬火急：必須採取緊急措施來拯救社會主義制度，直至在全國宣布緊急狀態。4月2

2日，在討論內閣關於擺脫聯盟經濟危機的報告時，代表們在帕夫洛夫的授意和盧基

揚諾夫的同情下開始大事宣揚在全國一些關鍵經濟部門實行緊急狀態。我不得不再

次進行干預，使議會轉人正常的工作軌道，給極端保守派以迎頭痛擊。

　　我們在通常的範圍內對局勢進行過幾次討論，經過長期思考，我決定加快聯盟

協議簽署的準備工作，為此，把各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都召集到了一起。我當即強

調指出，絕不是要把這些會晤變成一個有權作出正式決定的機構。後來被稱為“二

十9”或俗稱“10人團”的東西只不過是完成聯盟協議工作的較有效的方法罷了，而

且沒有背地裡行事，讓立法者--聯盟和各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知道。

　　我這些話是針對那些喜歡比較的人說的，他們認為好像1993葉利欽走的“只不

過是戈爾巴喬夫走過的路”。這種比較簡直太膚淺了。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有僭越議

會的權利，更不用說自己下令組建違反憲法的機構了。例如，安全委員會的建立

（3月13日）是得到蘇聯最高蘇維埃同意的，這是個範圍非常狹小的辦事機構，參加

的人員有副總統、總理、內務部、外交部和國防部的部長們、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

同時還有普里馬科夫--我想讓他留意一下對外經濟關係和巴卡京這個人。此外，

議會給了總統一個實際教訓，使我提名博爾金為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的建議遭到失

敗。

　　這件事也說明我在任用幹部方面所犯的錯誤，這些任用無論對於聯盟國家，還

是對於我個人的命運都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首先是對亞納耶夫的任用，我將自己的

威信拿來孤注一擲，等於是把副總統的職位強加給了人民代表大會。我想立即排除

一種懷疑：似乎戈爾巴喬夫不願從自己身邊發現真正能幹的人才，他賞識的都是些

庸碌之輩，這樣才能襯托出他自己更加光彩照人。這純系無稽之談。我的戰友和助

手中有許多出類拔革的人。不管怎麼說，我從來都沒有擔心過進行競爭。恰恰相反，

我之所以吃虧上當，是我聽亞納耶夫幾次在代表大會講台上的演講，認為他那堅決

果斷的神態、充滿自信的風度和揮灑自如的議論足以說明他具有高超的實際辦事能

力。至今我無法原諒自己的是，我沒有認真仔細地觀察他就匆忙將他推上了國家第

二把手的職位。當然，首先是沒有聽取人民代表們表達的如此明顯的意見。

　　我補充說一句，亞納耶夫是在非常情況下浮出水面的。最初我本想推薦雷日科

夫任副總統的，但他甚至對這方面的暗示都感到勉為其難。緊接着就發生了心肌梗

塞，和雷日科夫的談話一直未能實現，之後我才選擇了謝瓦爾德納澤。甚至沒等我

提起這個話題--他便提出了自己關於未來專政的警告。我想到了納扎爾巴耶夫，

但我看不出當時誰能夠取代他在哈薩克斯坦的位置。進一步考慮的時間沒有了，這

時候亞納耶夫正好“出現在眼前”。真是一大失誤。

　　還是回到正題上。當時總統的“智囊中心”得出正確的結論：來自保守的復仇

主義勢力威脅在不斷增長。對此，惟一合理的回應就是中間派和民主派達成協議。

如果簡單一些說，這是個普遍的方式。實際上，新奧加廖沃進程是一個非常複雜而

且涉及方方面面的現象。它是從我和葉利欽在市郊政府官邸會晤開始的；在這裡勃

列日涅夫和尼克松進行過會談，我和里根、布什及其他外國領導人進行過會晤。

　　對於這次會晤，我們非常小心謹慎，好像相互都在進行試探，彼此都在準備作

出妥協，避免沒完沒了的攻擊，特別是“法律大戰”。我的辦公室準備好了自己那

份關於會晤的報道，而葉利欽的公文包里裝着自己的一份。但最後兩份報道都被扔

進了字紙簍。經過差不多整整一天的交談，我們交給媒體一份共同商定的公報。

　　可是第二天，葉利欽就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談話，明顯破壞所達成的平衡，試

圖將協議首先說成是他個人的勝利。像人們常說的，毫無辦法--他就是這麼個秉

性。我沒有進行反駁，何況從發表的公報中已經十分清楚，所達成的妥協的確非常

合理，它能夠為終止耗力費時的對抗、開始進行合作打下個基礎。而思想極端的激

進民主派，如尤里·阿法納西耶夫之流，則大罵葉利欽，指責他叛變投敵，出賣立

場。的確，沒有比政治上的狂熱分子更糟的了。

　　4月10日，我召開了安全委員會--這是安全委員會成立後的頭幾個會議之一。

我向大家通報了聯邦委員會會議前夕討論反危機計劃的情況，介紹了一些國際問題，

包括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局勢。然後我徵求同事們對於俄國社會民主黨o．魯緬采

夫）提出5月10日召開“圓桌會議”的建議的意見。大家都說總統不應該同意他們的

建議。同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進行談判，適當的方法應該是通過各政黨間的對話，

總統或其他國家官方機構就不要參與了。同時，有人提出一個想法，希望委託我和

各加盟共和國領導人進行會晤。

　　這是向新奧加廖沃進程誕生邁出的一步，它能夠在實際上開始實現“中間主義”

的方針，通過協商一致的方法擺脫困境，取得成果。它也回答了反對派的問題，但

不是在他們所提問題的層面上，而是在現實所允許的幅度內。

　　那些天我不止一次地和我身邊的人商量，我堅信，只有反映各政治力量現實對

比的機制才能夠確保繼續進行改革的可能。而改革也會進一步促進參與整合的各種

傾向的團結。這樣的政治機制既需要反危機計劃，也需要聯盟協議。

　　毋庸諱言，我的這些想法在不小程度上受到了下述情況的促進和啟發：定於4月

23日和9位加盟共和國領導人的會晤必須在4月24日應該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前夕進

行。必須明確推出擺脫經濟和政治危機的實際行動的大政方針，和各加盟共和國領

導人協調一致，把它帶到全會上去，迫使左的和右的批評者公開表明自己對實質上

是民族拯救計劃所持的立場。事情後來就是這樣發展的。

　　4月16～19日，我去日本進行早已計劃好了的訪問，回來後，4月23日，我們仍

然在新奧加廖沃別墅這個地方和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阿塞拜疆、哈薩克斯

坦和4個中亞共和國的國家最高機構領導人進行聚會。我面對面地和同事們交談。局

勢非常嚴重，必須採取非同尋常的、協調一致的有效行動。必須努力把一般涉及局

部的問題的分歧擱置在一邊，更不用說那些只涉及個人好惡的分歧了。應該把國家

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這是我們的義務和責任所要求的。眼下重要的是要形成一個

文件--簡單明了、通俗易懂，讓人一看便知道各位領導人決意要協調一致地行動

了。這樣立刻就會使社會安定下來，緩解緊張氣氛。我的態度感染了各位與會者。

他們接二連三地，以自己的方式表示支持我的這種態度，擁護商量好的聲明。大家

簡短的交換一下意見--商量聲明中應該反映些什麼。然後我宣布暫時休息一會，

走進自己的辦公室--列文科和沙赫納扎羅夫一直在辦公室內--叫來速記員，開

始口授文件。經過修改加工，把文件打出來，交給了“10人團”。

　　在公民投票的影響下才可以確切說出聯盟兩個字。由於來不及想出個專門術語，

我們就說，凡是加入聯盟的國家，互相都提供最優惠的待遇，與其他前加盟共和國

的關係則以公認的國際準則為基礎。迅速簽訂聯盟協議，是保持穩定的主要手段。

蘇聯總統和各共和國首腦呼籲勞動者停止罷工，而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要在憲法的框

架內行事。文件肯定了繼續改革的意向。對聲明文本的意見是有的，但都無關宏旨。

對文本的內容經過協商，最後達成一致，立即送交塔斯社和《真理報》公諸於世。

　　事情辦完後，開始吃晚飯。大家舉杯慶賀。無論是我，還是我的同事們，像人

們常說的，都鬆了一口氣，看到了希望。儘管後來有些流言蜚語，但參加會晤的人

堅決站出來維護所達成的聲明。這件事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意義，它增加了這份共同

制訂的文件的分量。

　　無獨有偶。當時“俄羅斯獨立工會”（克洛奇科夫）為反對物價上漲正準備宣

布進行一次警告性的普遍罷工。動員工人參加罷工的還有激進民主派，他們還沒有

從“與中央宣戰”的情緒中擺脫出來，一下子接受不了“自己的”統帥的命令。所

以說，4月的“9＋l”聲明後，這裡的局勢已經緩和了下來。除個別勞動集體有人停

工幾個小時外，沒有什麼人參加罷工。

　　“10人團”的聲明在對待蘇共中央四月全會的任務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最後一次全會

　　作為代表，我參加過許多代表大會。我這輩子參加過幾十次中央全會。大部分

不記得了--都是一般例會，走走形式，儘管每次媒體都大造聲勢。有幾次中央全

會對於我個人有着直接的意義，或者是因為解決了重大問題、發生了立場衝突而銘

記在心，其中的幾次我在書中已經談過。

　　但我要毫不誇張地說，對於黨和我們對未來的觀點的發展來說，1991年的中央

七月全會的意義是最重大的，因為在這次會議上，擁護新思維的人和傳統派分子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