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亚洲的干政言论起：漫议中国危机的化解之道 焦愚叟
一、 最近，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中国将军，即：解放军最高学府国防大学的政委刘亚洲中将，在香港一本名为《凤凰周刊》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谈论中国实施西部战略构想的万字长文《西部论》。我相信，凡通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在对刘将军所构想的中国西部战略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更会对这位中国军界著名的战略家和思想家就中国内政的议论留下极为强烈的观感。如，刘亚洲在文中说，中国时下“一切向钱看”的极端糟糕的社会现实和死水一潭的政治体制必将走向穷途末路的放胆干政言论，的确令所有关注中国前途的人都感到无比的震撼。以下，就是笔者摘引的刘亚洲在文中最后所说的原话： ——除了金钱的力量，我们还有什么力量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持续而强劲的增长？（虽然）中国对事关国家大政方略的财政投入能力空前提高，甚至让西方老牌发达国家瞠目，但是，钱多了只意味着国家硬实力的增长，不意味着软实力有了相应提升，因为很多难题并不是只靠堆钱就可以解决。今天的中国社会，令人担忧的一个现象是，从上到下都洋溢着有钱好办事、钱能摆平一切的（疯狂）热情。它带来的是急功近利、用钱买路的逻辑和行为方式，完全忽视必不可少的长期细致工作，以及自我形象的提升。用钱开路，只有油水情而绝无鱼水情，换来的往往是顺水推舟、要价一路水涨船高。
——单靠金钱的力量，不但无法长期保有中国在境外的国家利益，甚至亦不能保有境内的平安稳定。迷信金钱力量的民族，是落后和愚昧的民族。无论是用于内政的安抚还是世界的拓展。拥有经济和文化及意识形态双重优势的民族，才是真正强盛的民族，才是值得拜服的、有感召力的民族。
——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主要取决于文明形式本身。民族的生存决定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人类社会，以十年为度，可见政治兴衰;以百年为度，可见社会兴衰;以千年为度，可以看到文明的兴衰。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可能有退路。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容易改的早已改尽，剩下的都是最困难的部分，每一步都要闯地雷阵。
——苏联的改革则是由难到易。他们已经走过了最难的一关。而中国最难的一关尚未过呢。苏联的教训任何时候都是中国的镜子。苏联的失败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没有被世界大战打垮，却在制度竞争中被打垮了。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的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当年苏联所有的问题都是体制上的问题。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下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苏联也曾强调稳定，把稳定看成了目的，把维持现状看作实现稳定的手段，稳定压倒一切，金钱摆平一切，结果却激化了矛盾，一切反过来都可以压倒稳定。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民族， 绝对不应迷信一时的金钱力量。它可以信赖的，首先是观念的力量。
——中国传统政治奠基于商鞅，粗成于秦始皇，大成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是独尊皇权。正因为这种背景，使得百多年来中国多次借鉴西方的政治改革都半途而废。改革在其他领域都能大显神通，一旦延伸到政治领域，马上就寸步难行，最后总会爆发突然事件，使改革者措手不及，全军溃败。邓小平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也曾下定决心，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政治改革与传统政治权力结构的不相容性日益凸现出来，导致了波及全国的动乱。（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与繁荣昌盛），它可以信赖的，是制度的力量。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和法治背后的制度。美国制度被诩为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使蠢才们可以运作的体系”。一种坏的制度能够使好人做坏事;一种好的制度也（却）能够使坏人做好事。民主恐怕是极要紧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持久的崛起。民主思想的传播不受国界限制，当然也不受历史限制。中国的精英们要有为后代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切实可行的制度的勇气。不一定要成为先烈，但一定要成为先驱。它可以信赖的，是真理的力量。真理即知识，知识即力量。中国不缺乏真理，中国缺乏容忍真理存在的土壤。
——在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思想的风暴引发了革命的风暴。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风暴毁灭了思想的火种。我们缺少现代极为珍贵的反思意识。思想投降了，真理无处容身。今天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主导世界的不是意见，而是思想。意见不是力量，思想才是力量。没有思想，谈什么“解放思想”?文化大革命最显着的特点是：不许讨论。举凡攸关民族命运的问题，都不允许公开讨论。允许公开讨论的都是小问题。其实小问题无需讨论就可以处理，大事才需要公开讨论。邓小平（其实应该是胡耀邦）当年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那样激荡着中国人的心。这场讨论还在民众心中种下了独立思考的种子。国力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人民的思考力和论述力。
从以上刘亚洲的话语中，我相信不独是笔者，而是任何阅读过这篇万字长文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些最后写在《西部论》结尾的一大篇文字，其实完全游离于该文所论证的“西部战略”之外，句句直指当下中国深重危机的要害，全是对中国最高当局最近20年来所奉行的大政方针已经偏离世界文明主流的放胆直言。这种肆无忌惮的逆耳直言，这种深植于一个有着悠远历史情怀的思想家内心的忧患意识赤裸裸表露，与那些如今充斥于中国主流媒体的各路高官的陈词滥调和逢场作戏式的大话和空话，简直有着云泥之间的距离。这确实是很不寻常的。为此，笔者甚至不揣冒昧，而对刘亚洲的相关文字作了更准确的补充，那些以括号的方式所加上的文字，就是笔者手痒难耐而加塞进去。
众所周知，刘亚洲作为一名现役的解放军中将、中纪委委员，又是中国军队最高学府国防大学的政委，他不可能不知道其放胆干政的上述言论会给他本人，乃至给他所在的整个军方带来什么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我相信任何一个关注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都会问这样两个问题：
1、中国的顶层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或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2、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正在酝酿着什么难以预测的大变局和如何展开这一大变局？
二、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向西方世界门户开放这30余年来，随着大量中国人的国际交往遍及世界每个角落，传统的中华文明同世界各种不同文明的密切交汇， 广大中国人的视野早已超越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当代中国人，仅仅用30年时间展开对西方文明的追赶，其耳聪目明，其思想解放，其所作所为，其物质成果，也早已超越了过往150年乃至过往3000年累加的所有成就。
然而，因为中国人固守自己那“奠基于商鞅，粗成于秦始皇，大成于汉武帝”（刘亚洲语）的落伍政治制度不变，其上层建筑作为旧世界残余的一个最大的金字塔架构，已经成了阻碍中国人融入现代普世文明的桎梏。当代中国人除了得益于搭上美国主导的全球化顺风车才得以实现GDP最近30年一路高奏凯歌之外， 其社会形态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改革，日益深陷政治、文化、思想和社会危机之中，其实是任何一个既开眼看中国又撑眼看世界的中国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残酷现实。
前不久，中国一位网名叫木然的国内学者，在《中国已经进入危机社会》一文中，曾这样写道：“中国进入危机社会是不争的事实，这不是故作高论，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这一点。中国的全面危机包括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其中政治危机是其它危机的根源和罪魁祸首。”
木然说：“如果单纯是经济危机，哪个国家都会有，哪个国家都会相对容易渡过，美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大危机都转危为安。如果是社会危机也可能通过培育中产阶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得以解决、使人们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如果是文化危机也可以通过良好的教育并配以体现人类终级关怀的宗教得以化解。这些危机的解决的政治前提是政治民主，没有政治民主，这些危机只能通过军队、警察等暴力来解决，而通过暴力化解的危机只会导致更大的危机。正因为政治危机有如此巨大的破坏作用，分析的着力点集中在政治上也就理所当然。”
在木然的眼中，中国的“政治危机主要包括制度危机、接班人制危机、政策危机、上访制度危机和合法性危机。”
以下，就是木然对中国政治危机的概括性描述：
——制度危机。中国的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的制度不论如何搞“六个绝不”，如何宣传优越，如何宣传特色，实际了却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大联欢、大合唱场所。即使没有既得利益这一层关系，两个关键性问题也解决不了。第一，专制的问题解决不了。权力不分立必然导致专制。一个人不能自己监督自己，一个政党自己不能监督自己，一个政府也不能自己监督自己。一个人既是人大代表又是市长是不可能通过自己这个人大代表监督自己这个市长的，倒是给市长为所欲为加了一道防护栏。一个政党又是领导者又接受其它被领导之下的政党的监督是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的，即使监督也会出现监督的盲点和空洞，政协的民主监督功能在党的领导下也难以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直受到挑战，群众自治制度没有宏观权力制约的民主制度的保障随时会崩溃。第二，自由的问题解决不了。因权力的高度集中与专制，政治自由所具有的驯化权力的功能严重萎缩，政治自由是其它自由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政治自由的其它的自由视权力的癫痫性发作而定。权力者高兴了，作风民主了，其它的自由能给权力者装点门面。权力者不高兴， 其它的自由也就被收回，权力一裸奔，其它的自由的遮羞布再也没有被利用的必要。作为第四种权力的新闻媒体成了政党的喉舌，新闻机构难以独立，成为权力部门的下属机构，新闻自由形同虚设。宪法规定的各种权利成为权力者的道具，尤其是对付外国批评的道具。权力与自由的关系永远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权力多，自由少，自由多，权力少。权力与自由的多少最终取决于宪政，只有宪政在权力与自由之间划出边界，约束权力保障自由。目前没有解决权力滥用没底线，对自由的破坏 程度不断加深，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危机。
——接班人制危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接班人在接班的时候总是充满着变数、恐怖、血腥、暴力、阴谋、暗杀，每一次接班都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胜利，不是公开的胜利，而是阴谋的胜利。苏联的斯大林之于列宁、勃列日涅夫之于赫鲁晓夫，中国的林彪之于毛泽东、邓小平之于华国锋、胡耀邦之于邓小平等。接班人制的危机不但是权力交接时的危机，更是政治斗争的危机。接班人制最大的危机是它与党内民主产生矛盾产生的危机，接班人的核心是接班，接班人是指定的或内定的，原则上不能更改，其实质是历史专制传统的延续。党内民主不论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其基本要素是选举、监督、罢免、限任，采用的通行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实质是现代民主潮流在党内的反映和应用。专制与民主的对立表现在党内就是个人与多数的对立，接班人是一人说了算，党内民主是多数说了算，接班人制是选拔，党内民主是竞选，接班人制选拔的是一个人，党内民主的竞选至少保持在两个人，接班人有固定的培养期和观察期的特权，党内民主没有这样的特殊时期的特权。如果选择接班人制，在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还能说得过去，因为在第三代还有打天下坐天下的余威，到了第四代这种接班人制就会受到严重的挑战，尤其是党内民主的挑战。如果选择党内民主制，又会受到接班人制的干扰和阻挠，接班人不会放弃自己要到手的既得利益。如果一方面采取的是接班人制，另一方面又强调党内民主，二者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由矛盾和冲突导致的政治危机显而易见。政治危机的爆发点在接班人的第四代、第五代或在与党内民主的衔接或转轨 上。
——政策危机。因为权力是专制的，政策的制定既不科学也不民主，其政策制定出来会在传输的过程中失效。所谓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就是典型的政策危 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共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其一是邓小平理论，其二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三是科学发展观。这三个理论作为理论的色彩并不 浓，主要还是三个不同的政策，或者政治发展的理论政策，这三个不同的理论政策一方面表明继承性和延续性，另一方面表明前任的理论政策具有不足和缺欠，表面 看来，通过三个理论政策化解了危机，实际上却是危机在接班人手中的传递，是把滚雪球般的矛盾传递。一个政策危机解决了，一个更大的政策危机出现了，一代人 解决不了的政策危机不断地推给下一代。政策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维稳的失败：“据今年两会上的国务院报告，2009年我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 16%，而今年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将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 近年来，随着“维稳基金”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设立，“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也普遍起来，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在实际操作 中，往往只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其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往往忽视、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这一恶性循环也表现在，“民众被 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如果你连"稳定"都不会威胁，你的问题就别想得到解决。”一些群体 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转引自《中国青 年报》：清华大学报告指各地维稳陷“越维越不稳”怪圈。2010.4.19)
——上访制度的危机。从湖北省委厅级夫人被打称被打错了就可知上访制度的暴力性。上访变成了截访，成了钓鱼执法的变相形式。上访不但没有化解民怨，反而使民怨沸腾。暴力执法导致暴力抗法，因上访渠道不畅，各种各样的反社会行为不断增加。
——合法性危机。上述四个方面都可以从合法性危机得到解释。合法性是人们对权力的自觉认同和服从，如果人们对权力缺乏信任，对权力的服从来自于惧 怕，那就是陷入了合法性危机。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三十年，也是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三十年，是权力不断腐败的三十年，人们从过去的永远忠 于党、信任政府变成不信任党不信任政府最后发展到制度与民、政党与民、官与民的严重对立。从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到鸿忠抢笔，从平其俊讲官话到徐光 辉不让直播，从人为制造的灾难变成救灾升官的网民反应来看，其对立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人们不再信任制度，不再信任政策，不再相信政府所说 的话，哪怕是正确的对民对利有益的制度、措施和官语。
最后，木然将中国危机的根源归结为：“问题的核心是，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会导致滥用，它进入经济领域就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它 进入社会领域就会造成社会不公、非正义、两极分化、中产阶级大量移民。它进入文化领域就会钳制人的大脑和灵魂，使人除了形成感恩的奴才意识之外不能形成民 主自由意识。中国进入全面危机，都是政治危机惹的祸，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建立以宪政民主为发展方向的政治制度，危机的后果不堪设想。”
三、
按照木然先生上述对中国政治危机的综合性论述，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那些开眼看中国看世界的统治者和众多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被统治者，他们在既存的社会秩序中，似乎都感到快要走到历史的尽头了。
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中国人在100年前所提出的问题，历经一次诡异的世纪轮回，似乎再次摆在了13亿国民的面前。
对时下的中国社会深陷政治危机主导的综合性危机之中，另外一位华裔美国学者裴敏欣在其所著的《中国陷入困境的转型：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局限》一书的 结语中，这样写道：深陷综合性危机之中的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掉入陷阱的转型（社会），最终将创造出某些条件，迫使统治精英作出根本性的抉 择。总的来说，这些抉择与（历史上）深陷于令人不满与不可持续现状的政治领导人所面对的那些选择是相同的——如同紧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而出现的状况那 样。”
对此，裴敏欣继续写道：“伴随着经济表现的不断恶化与社会紧张状态的不断加剧，中国的统治精英将被迫选择是继续维持正在不断恶化的现状，还是冒着 实行更加激进改革的风险来重建政治问责制并约束分权化的掠夺行为。如果选择进行改革，他们很有可能会通过动员起新的政治集团来克服受益于掉入陷阱的转型的 人群对改革的抵制，并有助于打破旧的局部改革均衡。然而，依照前苏联的经验来看，通过动员社会力量对已经威信扫地的政权施加压力的方式来促进变革，会在不 经意间释放出一场推倒政权的革命。这样‘脱轨的改革（run-away reform）’或者说‘托克维尔悖论（de Tocqueville paradox）’，给潜在的改革者们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在书中，裴敏欣给中国的政治精英支招道：“只有当改革者能够保持对重启的改革进程的充分控制时，这个国家才能够在不经历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摆脱转型 陷阱。如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与施米特(Philippe Schmitter)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结果只有在改革者获得社会反对势力中温和派成员的协助时才有可能实现。”
对中国社会由执政党所主控的全面改革可能走向失败的前景，裴敏欣写道：“通过重启的改革摆脱转型陷阱的另一种可能结果则是政权崩溃。租值消散 （rent dissipation）与分权化掠夺行为（decentralized predation）的逻辑，意味着一个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制度性退化（institutional degeneration）将逐步扩大，并造成威权主义政权的表现不断恶化，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方面。在面对不断降低的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动荡的前景时，拥有 可用的退出选项的统治精英很有可能会接受这些局面，特别是在政权存亡面临危机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料到一种类似银行挤兑的政治局面——不再有 意愿或动力来保卫这个政权的内部人将惊慌失措争相退出。不幸的是，尽管在危机条件下一个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崩溃可能会打破局部改革均衡，但并不保证随后就能 够回复到一个稳定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中，这一点可以在前苏联崩溃后的俄罗斯与苏哈托政权垮台后的印尼所经历的困境中得到证明。”
四、
对裴敏欣所描绘的这样一幅中国黯淡的改革前景，一个令人绝望的全局性悲观现象似乎正在逐渐展开：中国的财富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就像一条老 旧航船上有着第六感的生灵一样，已经开始感受到这条在中国社会转型三峡险滩中航行的巨轮，随时会触礁沉没，而纷纷开始或准备开始用脚投票，明智地选择逃离 这条航船。
时下，在中国做个裸官、裸商，或做个在中国和西方双栖的学者，已成中国上层社会人群的最佳人生抉择：那些既有权又有钱的官员们，纷纷给自己的家人 在西方民主社会筑下安乐窝，一有风吹草动就脚板涂猪油三十六计走为上，乱邦不居，前往国外同家人团聚以安享天伦之乐；那些财大气粗的商贾阶层和民营企业家 们，则纷纷凭借自己的雄厚财力，为自己和所有家人办妥西方世界的新移民身份，个个怀揣护照和绿卡，以一种准备随时逃离乱邦的姿态，犹如惊弓之鸟一样，只要 嗅到社会灾难可能降临的气息，就绝对会撂下那些带不走的固定资产而逃离险象环生的家园；至于那些学有所成的知识精英们，其首选的人生安排，无疑是在中国和 西方世界做个候鸟一样的双栖人，才是人生真正成功的最佳标志。
如果不讳言未来中国社会真实的图景，必须承认，裴敏欣所描绘的中国基层社会各自为政的公权山寨化和碎片化的前景，以浙江遂昌警方作为地方政府的家 丁而肆无忌惮地在全国范围内追捕揭露地方黑幕的记者为标志，无疑会成为极有可能变成事实。裴敏欣在书中写道：“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多样化的国家，通 常很难在国家层面上建立起一个足够有力的新改革联盟。但地区性与地方性的改革联盟则可能在有远见的地方精英的首创性与社会力量所施加压力的联合作用下产生 出来。虽然权力的下放导致了分权化的掠夺行为，但这两种发展有可能产生更加积极的改革动力。权力的下放在某些情况下会带来对地方精英更大的政治问责。更为 重要的是，在中国的背景下，权力的下放鼓励了地区间对资本、劳动力与市场的竞争。地方问责与地区间的竞争有可能驱使地方精英与公民社会团体共同进行新的体 制改革试验以应对掉入陷阱的转型在地方层面造成的弊病。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代，最具创新性的治理改革尝试，如乡镇一级的选举以及严密设计的村民选 举，都是为了纠正地方问题而由主张改革的地方官员按照“由中而上”（middle-up）的首创-冒险-接受（initiatives-risk- taking）的理念来实施的。如果能有更多的司法权采取这种由中而上的路线，那么至少由掉入陷阱的转型造成的一些社会与政治弊病能够在地方层面得到改 善。最终，地方的首创性可能将助长全国范围内治理方式的分化（governance divergence），因为一些地方会试图通过改革来摆脱转型陷阱而其它地方则会继续停滞下去甚至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对照裴敏欣的以上论述，一个真正的问题在于，裴氏所描述的那种未获中央权力枢纽中最有权势的首脑们一致首肯的地方性和区域性改革，其究竟能否令深陷综合性危机困扰的中国社会走出转型的陷阱，其是否真正值得乐观，亦大可存疑。眼下，一个明摆着的最突出例子是，薄熙来正在重庆主导的“唱红”和“打黑” 运动，就非常具有典型标本的意义。
毋庸讳言，虽然西南重量级城市重庆在薄熙来主导下新近出台的户籍制度改革不乏某种社会进步意义，但是，薄氏近年运用极富“文革”色彩的“唱红”和 “打黑”手段，而不是在中国宪法和法律框架之内展开路人皆知的野心勃勃的问鼎之旅，其作为中国政坛的一匹成色极为可疑的黑马，他所实施的那种从根本意义上 而言属于旧瓶装新酒式的“重庆新政”，究竟能够走多远，可能等不到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大概就会见出分晓。
这是因为，无论是薄氏对有行为瑕疵的北京律师李庄将其构陷入狱，还是对那些不是黑社会成员但却有着天然原罪的重庆问题富豪刻意罗织定罪而真正的目 标却在于政府敛财；也无论是薄氏对文强仅仅受贿1200万居然不到11个月就快速将其处死，还是对异地交付重庆法院审判的陈绍基受贿2900万却以令人目 瞪口呆的选择性执法，以死刑不上省部级官员的姿态放纵其逃生以示好于同僚；特别是薄熙来对一生都践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信条，其炮制的负资产迄今都 没有得到有效清算的当代暴君毛泽东，以那种令所有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人都侧目和寒心的病态方式加以极端的尊崇；凡此种种诡奇的薄氏招数，足以说明，此君毫 无疑问已经全然无视中国顶层社会的大佬们最近30年来的出牌规矩，而在中国的西南一隅，犹如一头闯入瓷器店的公牛，其今后的触角所向似乎无人可以预测，其 政治行为的乖谬也确实是连神仙都完全不可预期。如果考虑到薄熙来在辽宁的所作所为留下的斑斑劣迹，其妻儿的行状令人生疑，他在重庆的这种肆无忌惮的恣意妄 为，确实与之形成了极为残酷的对比。
为此，笔者在此预言如下：假如薄熙来在中共十八大上以“唱红”和“打黑”的旁门左道，而不是以文明社会一致推崇的民主方式在中国问鼎成功，未来的 中国社会必将深陷远超“文革”的全局性动荡之中。如果中国的执政党不因此而走向真正的分裂导致全社会的动乱，那么，中国社会必将在薄熙来主政之下，13亿 人“高唱红歌”再次走向一场与“文革”相似的全局性人道灾难，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必然会掀起一场如今重庆展开的名为“打黑”其实是“黑打”的法外运 动，各级专政机器则会以雷霆手段大面积清算问题富豪和站错队的贪腐官员，中国大地将一定会再次像当年毛泽东当国之初所主导的那场按千分之一指标杀人的“镇 反”运动一样，变成具有薄熙来特色的选择性执法所锻造的硕大屠场，而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那种像汉代的酷吏郅都一样的屠夫式官员，也必将一个个在中国各地的 政坛上粉墨登场。届时，中国的财富精英们将普遍恐惧清算其财产中的原罪而纷纷作鸟兽散，中国弥漫性腐败的官场中诸如文强那种站错队的贪腐官员们，将伴随着 薄熙来上台而演出一场空前的胜利大逃亡的人间悲喜剧。如果不幸而言中，恐怕要不了多长时间，中国民间近30年发育而成的先天不足的资产阶级萌芽，也必然如 汉武帝当国的时代一样，再次夭折于薄熙来之手。而与此同时，运应而生的一个远超秦皇汉武时代的中央高度集权并以吏为师的社会形态，将循着旧制度的路径快速 在中国复辟，中国这场先天不足的民主化转型进程，将必然被薄熙来团队彻底终结和埋葬。
五、
自然，笔者在阅读裴敏欣的文字时注意到，裴氏站在西方世界的立场上看待中国社会转型的系统性风险，与木然先生所阐述的文字相比，确实迥异于身处中国社会危局之中的国人感受。
裴氏在书中这样写道：“国内不稳定的风险也可能会增加，这是由差劲的经济表现与对威权的、政治上具有排他性的、腐败的以及低效的政权的政治不满共同导致的。考虑到形成有能力反对中共并能提供一个可靠替代选项的、具有协调性的反对派组织所带来的困难与成本，很难想象中共这样的庞然大物会被一个自下而上的有组织的联盟所推翻。由于缺乏一个深层的及广泛的断裂能够从内部破坏中共，它的崩溃恐怕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此，一个可靠的替代性力量无法出现以及这个政权自爆只存在极低的可能性，显示出随着经济的停滞也将出现政治方面的停滞，由此会造成国家能力的进一步削弱、中共合法性的不断丧失以及无法无天、腐败与社会失序的增加。由于在这个功能失调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内的压力不断积累，这种停滞最终将逐步增加政权崩溃或国家失败的风险。”
对中国令人丧气的未来，裴氏还继续写道：“中国的崛起会以虎头蛇尾方式终结？正如本书所提到的，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的话，那么无论是遏制论者(container)还是接触论者（engagers）都将感到失望。对铁石心肠的现实主义者来讲，他们沉迷于具有力量对等的竞争对手(peer competitor)能力的中国的潜在威胁这种想象中。（然而），一个停滞于不完全转型的中国意味着一个极为虚弱的中国，那样的中国是没有能力去发动对于美国全球领先优势的真正挑战的。具体而言，布什行政当局（曾）透过努力联合日本和印度加入到一种潜在的反中国的安全联盟中去的做法所追求的，审慎打造一种旨在对付中国不断增加的影响力的那种战略性的实力平衡措施，可能会变成是没有必要的。这不是在说，作为合理回应中国不断上升的军事威胁而花费在军费支出上的数以百亿计的美元将被浪费掉。假如中国无法作为一个力量对等的竞争对手，那么华盛顿的战略思想家们将不得不从其他地方去寻找新的威胁。”
对西方社会曾经寄予厚望和热切期待的中国社会朝民主制转型的遥遥无期，裴敏欣作为一个具有中国血统的华裔学者，虽然在谈论这个问题时言语温和，调门并不激烈，但是却足以令所有中国现实或潜在的改革者们感到绝望。
他在书中如此写道：西方世界那些“身为自由派的接触论者们(liberal engager)也将迎来一个较为艰难的时刻去调整他们的期望，那种期望认为经济进步将带来民主化，而实际发生的残酷现实却是中国的经验已经持续地否决了这样的期望。令人沮丧的是，朝向一个真正开放社会的进步在中国的进展竟然是如此之慢，西方的自由派人士可能发现，在中国未来成为一个民主化的候选国这件事 情上去维持他们的乐观主义，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政策术语来讲，已经形成的针对与中国接触的思想上的案例，将建立在更加不稳定的基础上。”
对此，裴敏欣给西方世界的政治精英们所给出的应对策略是：“国际社会应该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待中国，并且至少是在思想层面，开始为中国可能不仅无法完全实现其潜力，还且还会长期停滞下来这样一种不令人愉快的前景做好准备。对于中国未来的这样一种重新评估会在分析中国当前的转变，以及解决它所带来的真正挑战上产生一种全新的并且更为现实的框架来。与其把中国视为二十一世纪新的超级强权，国际社会可能更要视其为一个表现不佳的（泥足）巨人，它已经无法在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来与其威权主义的过去作根本性的了断，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所有可能性上，一个陷入到局部改革中去的中国会在相当多的关键方面类似于一个无行为能力的国家(incapacitated state)。（虽然中国）不像是一个彻底失败的国家，（但是）一个无行为能力的国家（也能）保留了名义上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它的统治精英，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仍然是不受到挑战的。然而，在一个无行为能力的国家中，政府广泛的执政能力是脆弱的，即使它可能保留了一些有限的（手段），去有选择性地执行它的（国家）意志和统治的能力，但在这些宣示国家权力的情景下，其大部分作为只是在象征性层面确认了这个集权化的政治权威的存在而已。因此，在一系列广泛的被认为对于国际社会具有至关重要利益的事情上，诸如环境保护、防扩散，禁毒，移民，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播控制和减轻贫困，一个无行为能力的国家将无法履行其承诺或有效地实行它的治理职能。国际社会很可能会发现，由无行为能力的国家所带来的威胁和问题最终来讲是更为沮丧并且更难以解决的，因为外交政策的传统做法极少具有有效的对策去针对国家暂时失去行为能力的情况，鉴于中国的巨大规模，及其在全球安全以及国际经济中的作用，由中国这样一个无行为能力的国家所带来的挑战只会超过国际社会提供有意义援助的能力（即便我们愿意承担）。中国的内部困境和弱点产生出的外溢效应 (spillover effect)，不仅会影响许多国家的利益，而且也将使中国的问题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问题。可能很少有人透过这些黑暗的镜头来观察中国的前景，但是人们都忽略了掠夺型威权主义(predatory authoritarianism)自身危险所具有的自我毁灭逻辑。”
六、
面对中国社会正在朝着万劫不复的旧制度回归的系统性风险和裴敏欣所描述的全面崩溃而自我毁灭的内在逻辑，北京学者胡星斗在其放胆直言的《中国的死路与出路》一文中，不乏真知灼见地这样写道：中国的唯一出路，“是高举‘宪政与公平’的两面旗帜，关键是进行权力结构改革”。
胡星斗对自己所信奉的社会转型理念，在文中高度概括道：“在未来的中国，‘宪政’与‘公平’是两大旗帜。谁高举了这两大旗帜，谁就能赢得中国，就能引领中国的现代化，就能有政治家个人的成功和国家的真正复兴；谁丢弃了这两大旗帜，谁就是在把中国引向沉沦和灾难，即使经济上获得了短暂的成功，政治家个人取得了短暂的荣耀，但他最终也会被历史所唾弃。”
为此，胡星斗提出了他的系统化的“宪政社会主义”16项具体主张：
1、实行“四民主义”——“民有”（人民拥有主权、选举权、监督权、出版权等）、“民授”（高层由人民授权、人民普选产生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选举产生领导人）、 “民治”（基层人民自治）、“民享”（人民分享发展成果），超越和包容三民主义，促进两岸统一；未来中国应当将“四民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
2、维护宪法的绝对尊严，在全国人大成立违宪审查委员会，设立宪法法院，废除违宪的法律、制度、文件、指示；同时，维护执政党、中央政府在宪政之内、宪法之下的权威性、有效性；
3、实现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从财政上组织上人事上保证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反贪局、监察、纪检、信访、审计、工会、媒体的独立性，破除行政、立法、监督、司法一体化的反科学体制；
4、实行全民民主、代议民主与可控民主、协商民主（鼓励政治协商，公推公选）的结合，提倡室内民主（通过电视、礼堂、教室等发表竞选演说）、法治民主（而不是“文革”式的无法无天的民主），反对街头政治；
5、以废除劳教制度作为实行宪政、建设法治国家的突破口。同时加快改革违宪的二元户籍制度，给出废止的时间表；废除信访体制，设立隶属于人大、有利于监督的申诉制度，促进信访案件的司法化解决；
6、以人大代表选举作为权力结构改革的突破口，人大代表一旦当选、履职，应暂停原来的职业，但保留公职，发放人大代表薪酬，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非官化。这样做，能够保证人大代表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了解民情、传达民意、做好调研、监督等工作；
6、以阳光财政作为阳光行政、阳光政治的突破口，凡是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和单位必须在网络上晒财政预算和开支；同时，落实人大的财政监督职能和纳税人的权利，鼓励公民就浪费财政资金、“三公”消费进行公益诉讼；
7、以阳光财产作为廉政、反腐败的突破口，出台《阳光财产法》、《反腐败法》，规定凡是公职人员其财产必须每年申报、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8、以媒体独立、新闻自由作为保障民权的突破口。凡是新闻自由的国家，冤案都会通过新闻报道而得以良好的解决，所以都没有上访的问题。只有让人民群众获得话语权、问责权、罢免权（落实公民的问责权、罢免权比选举权更有意义、更容易操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访、杀童、袭警等问题。禁止地方政府利用纳税人的税款办报、办广播、办电视台，为自己歌功颂德；
9、以落实金融权作为保障弱势群体权益、改善民生的突破口，为此，必须废止国务院1998年7月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打破金融垄断，大力发展民营银行、乡村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允许定向吸储、土地和宅基地抵押，解决老百姓创业、新农村建设的融资困境；
10、以废除特权作为重塑政府、赢回民心的突破口。废除官员的特权型养老、医疗和福利待遇。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公务员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取消干部病房、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所、领导度假别墅、部级待遇、特供等公款福利特权；制定社会保障法，确立公平、统一的社会保障原则和社会保障体制，让官员、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城市职工、无固定工作者、农民、农民工拥有同一张社会安全网；
11、以破除国企垄断、官商结合、实现全民持股、社会分红作为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突破口。目前国企利润仅10%、央企利润仅4%上缴， 而且上缴利润的绝大部分又返还到国有企业之中了，在2009年国企的上万亿利润中仅10亿元进入了财政。以后，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破除既得利益集团，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同时，从融资、减税等方面扶持民营企业，打破行业准入的“玻璃门”；
12、以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或完整的土地产权作为新农村建设和农民致富的突破口。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财富，只有土地资本化，农民才能富裕；农村集体土地应当享有开发建设权，不需要被征收成为“国有土地”， 地方政府从中挣足了，才能开发建设；小产权房应当逐渐合法化。可以借鉴台湾“土地增值归公”的经验，农民的土地可以转为非农用途；
13、以公益诉讼立法、保护举报人立法作为公民问责、公民监督的突破口，任何公民只要有证据，就可代表全体受害人起诉挥霍公款、破坏环境、股市舞弊等行为；
14、以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作为缓解资本与劳动矛盾、化解仇富心态的突破口，以社会进步运动或社会正义运动、平等权利运动作为缓解官民矛盾、城乡矛 盾，突破户籍改革困境，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农民工问题的突破口。改革工会体制，由工人选举产生或罢免工会领导人，促使工会能够代表工人群体；出台罢工法，制止非法罢工，保护合法罢工，保障劳动者和资方双方的权益；禁止地方政府非理性地弹压一切罢工，避免劳资矛盾转变成官民矛盾；取缔对农民的种种歧视，在金融、财政、土地、就业、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消除贫困、救济穷人、解决食品安全、环境卫生、贫困人口教育等问题、纾解民生困境；改变慈善行为的官方垄断，由社会举办慈善公益事业；开展“扒粪运动”，揭露社会黑暗与弊端、抑制权贵经济；充分发挥媒体“第四权”的监督作用，鼓励批评性和揭露时弊的报道，以媒体自由和新闻民主遏止既得利益集团；制订《劳工权利法》、《平等权利法》，缔造中国的劳工权利、平等权利新时代；
15、中国的真正崛起取决于教育的崛起。中国应当实行教育立国、教育第一、科教优先的战略。教育第一战略的突破口是将教育指标（教育投入、城乡教育差距、义务教育完成率、研发支出、农民工培训等）列为各级官员政绩考核的第一指标。大幅度压缩行政成本，增加教育投入，力争在五年之内将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目前的百分之三点多提高到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六，大幅度提高教师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偏远地区教师的工资待遇；遏止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据报道，80后的大学生数，城市是农村5.5倍。以后如果城乡教育差距继续扩大，总理应当辞职；
16、公平与正义是立国之基。通过宪政社会主义的实践，公平与正义必将得以伸张，“三进三退”、“三个一体化”必将受到遏制，只有这时，我们才可以说中国找到了治国良方、走上了治国正道，也只有这时，中国的民富国强、长治久安才能得以实现，中国人的尊严才能得到保障。
实事求是地说，胡星斗的上述实行“宪政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确实比刘晓波草拟的那份隐含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取而代之意味的“08宪章”， 更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也更加切合当下执政党内那些既不想在任内放弃执政地位又主张与普世文明合流的改革者所一贯主张的改革大方向。如果胡星斗的主张能被执政党中的那些位高权重的改革主导者们高度重视并吸收其合理内核，目前深陷转型困局的执政党，将立马别开生面。那样一来，刘亚洲所宣称的“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将真的在中国13亿人之中美梦成真。中国也必然会出现一次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变局。
很自然的社会发展逻辑是，随着未来中国这场大变局的尘埃落定，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迄今唯一信奉共产主义乌托邦的革命党，她在领导中国社会实现成功转型之后，大概会在百岁高龄之际，以完成中华民族最伟大历史使命的胜利者姿态，并在自行清理建党以来的负资产，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性和解基础上，再顺理成章地更名为社会党或民主党，而在没有任何敌对势力的挑战和逼迫之下，安然淡出历史舞台。中国则从此自然而然地进入多党和平竞争的民主时代，台海两岸也自然会走向以普世文明为内容的真正统一，至于执政党目前所追求的和谐社会乃至大同社会，亦必然会天从人愿降临神州。
结语
中国的社会转型，说一千道一万，归结到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中国社会于和平的国内外环境中，由中国共产党主导，在包容和吸纳国内外各路合法反对派的积极参与下，通过全民的努力，不是运用急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手段，而是运用和平协商的改良机制，以通行于文明世界的民主方式，真正还权于民，以重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并重塑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执掌公权力的正当性。
总而言之，中国能不能在普世文明的意义上和平崛起和走向极终的统一，中国社会是否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中国人是否都能在真正的而不是名义上的共和国境内安享自由人的尊严并过上富足的幸福生活，中国能否作为世界性的大国而不是区域性的大国积极参与和融入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去，并成为一支地球上的建设性力量而不是一支破坏性的力量，这都取决于中国的传统社会朝现代文明的转型能否真正取得成功。
笔者作为一名生于华夏也必将老死于神州的正宗中国人，希望天佑中华，希望无论是当下高踞庙堂的中国上层社会的政治精英们，还是处于偏远江湖异议者位置的国内外合法反对派成员们，都能真正展现其智慧和胸襟，施展其才华和抱负，释放其真诚和善意，真像刘亚洲所预期的那样，在未来10年之内，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各尽所能，基本完成这一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最具有难度的巨型社会的成功转型。
[初稿于2010-8-10，定稿于2010-8-15]
注：焦愚叟乃本文作者的笔名，免费欢迎读者转载。转载时请保持文章的完整和注明文章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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