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燕绥、胡鞍钢等看今日之清华
石城吴
清华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受到国人的尊崇,那是因为它出过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叶企孙、梁思成等学贯中西,境界弥高的大师;出过中国大学校长中的“极品”罗家伦、梅贻琦;还因为它不仅为国家培养了众多的知识精英,更重要的是在它正式成立大学部后的二十多年内,践行了它自己的“诺言”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培育出大学应有的人文精神。
后来清华像做了“结扎”手术一样,自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以后的60多年中,就再也没有孕育出一位大师。然而在这期间出的高官,尤其是出了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这种“奇迹”没有一个大学能望其项背。
教育行政化魔杖的挥舞,把中国的高校分成三六九等。但清华对黄袍加身的“211”、“985”,已经索然无味了,绝不会像一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进行“公关” 才到手的大学那样受宠若惊,因为它已经成为中国大学中的“通灵宝玉”。不仅“老祖宗”疼爱有加,而且“荣府”上上下下哪个不是对他“含着”、“捧着”?
清华今天之所以有傲视群雄的底气和地位,并非近几十年的历任校长做了什么,而主要的一是靠祖宗的荫庇和前代大师的覆佑。若是没有上述那些蜚声海内外的大师为清华“打天下”,取得了“江山”,谁知道清华是个什么东东?;二是是靠“老祖母”赋予的“国子监”地位。清华办学条件之优越,经费之充裕,得让那些即使戴上“211”、“985”桂冠的大学,也不得不留着三尺长的涎水,羡慕嫉妒恨油然而生;第三是高官贵胄校友遍天下。这种人脉关系在一个法制国家,充其量就是给母校捐几个大洋,设几个奖励基金而已,但在最讲人际关系的当今中国,这种人脉关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在。评审两院院士、评选国家三大奖、教育部各种各样的评估、评选教学名师、各种学术团体会长理事长的遴选……,以致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推荐”,官员人事任免等等等等,无一不存在这个看不见,但处处都在左右着天平倾斜度的“魔影”。
虽然一登清华,仕途灿烂,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众多莘莘学子他们报考清华的主要目的还是仰慕清华国内一流的师资、一流的读书环境。但是现在的年青人脑袋瓜考虑问题比过去要复杂得多了。他们当中许多人之所以看重清华,是因为清华与“黄金屋”、“颜如玉”和“人民公仆”的距离最短。
看一个大学是否有高超的学术水平,是否有一流的教学质量,是否值得人们敬仰,主要的得看这所大学是否具有大学的人文精神,是否有高风亮节、虚怀若谷、任人唯贤、众望所归的校长,和甘于寂寞、甘于清贫,甘于板凳坐得十年冷,对学术如醉如痴的一批学术上的领军人物和大师。
1949年前的清华就是这样一所值得人们敬仰的大学,尤其是在抗战期中的西南联大时期。
文革前的17年,限于篇幅就不再罗唣了。
现在的清华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其衡量的标准,依然得看校长和学术上的领军人物,是否符合上述标准。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教育如何与时俱进,但大学的精神是永恒的。大学校长和大学教授的风骨、境界,也应该是永恒的。
若是与其它的“211”、“985”比,清华再不咋的也能拔得头筹,《红楼梦》里那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既形象,又到位。但若是用现在的清华与历史上的清华比,简直没法比。或者说,当年罗家伦、梅贻琦先生所孕育出的清华精神已经死了。
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
2005年5月11日,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在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清华演讲会结束,向其赠送礼品时出尽了洋相,把清华的脸面丢到了海内外。其一是在开始主持过程的发言中,结结巴巴,几次顿断更正,远远比不上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水平,把向宋楚瑜赠送礼品竟然说成“捐赠”礼物。其二是面对送给宋楚瑜的礼品——晚清著名外交家、著名诗人黄遵宪的七言诗“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的书法作品,用小篆体书写的三十二个字诗句,竟然不能将全诗认全。
理工科出身的大学校长过去有的是,例如前浙江大学校长、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前中正大学校长、著名植物学家胡先啸,前四川大学校长、著名化学家任鸿隽,包括清华的梅贻琦前校长,他们不但在自己的专业学科内出类拔萃、著作等身,而且具有很高的国学修养。不少人中国古典诗词撰写的造诣,绝不亚于中文系的教授。退一步说,即使顾校长由于“偏科”,受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毒害,中文基础没打好,你也应该备备课啊,不过就32个字嘛。哪有教师不备课就上堂的?
无独有偶,就在顾秉林大出洋相的当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在CCTV《宋楚瑜大陆行》节目中,把顾秉林向宋楚瑜赠送的书法作品中的小篆称为“小隶”。这种低级的错误,一般小学生都不会犯,现在竟然出自具有文科背景的清华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的教授之口,岂不把清华的牌子砸了个“粉身碎骨”?
这一轰动华夏,至少使华人世界瞪目的“儒林内史”过去八年多了,清华是不是有了一点长进?是不是如毛泽东说的“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了呢?
非也!
在2008年10月出版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的一本著作中,竟然把蒋介石改名为“常凯申”。这种使人哭笑不得的错误,让人无法想象这位王奇女士的小学和中学是怎么读过来的。
前不久,知名度颇高,经常在主流媒体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先生,发表了一篇惊世骇俗的大作《人民社会为何优于公民社会》。该文一出笼,就受到网络内外的口诛笔伐。
对胡鞍钢先生以自己杜撰的“人民社会”这株奇葩为中心发表的高论没做深入研究,因而不好妄加置评。但是该文开门见山的第一句“人民社会是中国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只要不是弱智和脑残的读者,读了必将大跌眼镜,恶心到把吃的几餐饭都吐出来。“人民社会”,是你胡鞍钢自己生编硬造的一个概念。马、恩、列宁、毛、邓、江、胡都没说过,中外古今的经典也没人提过,无疑这是你的“知识产权”,也说明你具有一个学者敢于“独立思考”,敢于“创新‘的精神,不唯权威,不唯领袖,不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但是你把自己捏造的这个东东说成“中国的重大理论创新”,而且把纸上谈兵,还没有实践过的玩意儿吹嘘成“实践创新”,是不是脸皮的厚度太厚了一点?
市场上叫卖声最高,把自己的货色吹得“此货只能天上有,踏遍人间无处寻”的贩子,往往是贩卖假冒伪劣商品的里手,这几乎是一条铁律,用在胡鞍钢身上,绝不会产生冤假错案。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胡鞍钢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时,一定要打出清华这块“中华老字号”的招牌和自己的官衔——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没沾上胡院长“一荣俱荣”的光,却沾上“一损俱损”的包。
在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前后,或者更早一些时间,中国的高校在规模上开始急剧膨胀。不管有没有条件,哪怕一些“翻牌”大学,一夜之间都成了理、工、文、法、管、商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像清华这样的“老字号”,为了跻身世界名大学之林,在兼并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同时,迫不及待地急剧扩张文科,做了一个陈寅恪、赵元任、闻一多、朱自清清
华文科黄金时代再现的“中国梦”。但是清华的校长毕竟不是梅贻琦,也不是罗家伦,他们忘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他们用“腌泡菜”的工艺来炮制“金华火腿”。
素质低下的院校长,以为办文科专业无需仪器设备等大资金的投入,弄个“七八个人,十来条枪”顿时上马招生,以致公共事务管理、法学、社会学等专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为了专业尽快上马,各个大学饥不择食地招聘与专业有关的师资,以致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清华大学也概莫能外。像刘文江、胡鞍钢这样的师资,若遇上罗家伦、梅贻琦校长,无论如何也进不了清华园的大门。
清华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最近清华园内又出了一位名震华夏的“网络红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这位教授炮制的退休改革方案,不知是个什么国家级立项,拿了几十万还是更多的课题费?其实课题费再多,哪怕上千万元也没啥。市场经济讲的是等价交换,物有所值这一条必须坚持,价格与价值不能严重地背离。但这位杨教授“研究成果”拿出来的却是这么一个“延迟退休”的劳什子,岂不有“价格欺诈”之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表示,“不是延迟退休年龄,是延迟领取退休金。”50岁退休65岁领取养老金,中间15年怎么办?教授回答说:“男的可以去养老院做园丁,女的可以陪老人做做饭、洗洗衣服做做编织,多好啊!”
如此浅薄,甚至幼稚、可笑的“方案”和“解读”,竟然不感到羞愧,而且居然出自口含天宪的清华教授之口!在受到几乎全国退休人员的口诛笔伐的同时,也让人笑翻了天。
清华的理工科专业,其学术水平、科研能力、教学质量,在国内的领先地位还是受到公众认可的,但是它的文科师资队伍、学术水平,让陈寅恪、朱自清等前辈大师不得不为不肖子孙而汗颜。
文科中的“硬骨头”,如古代文论,尤其是《文心雕龙》、钟嵘或司空图的《诗品》等,鲜有人去“啃”。而没有多少学术含金量的公共事务管理一类专业和教授,却如日中天,大行其道。像杨燕绥这样的教授,一所三四流大学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确切地说她在那个大学政法史系(专科),基本上就没学到什么东西。没有扎实的本科功底,到海外去镀金,即使拿到那炫目的“硕士”、“博士”桂冠,依然是“头重脚轻根底浅”,学术上的浮萍而已。纵然摇身一变成了清华的教授,还不照样丢人现眼?想当年陈寅恪大师留学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多个国家,时间长达13年,精通22种语言,可是他却一个学位也没有拿回来。是他拿不到吗?笑话!那些被当代方鸿渐们看做回国后的敲门砖的硕士、博士学位,在大师眼里不屑一顾。
今天要求清华的教授继承陈寅恪的精神,显然是要求太高了,有点脱离现实,全国哪所大学的教授现在也做不到。你可以对“敏感”问题保持沉默,但是你不能为了几十万、上百万的课题费而信口雌黄;不能为了加官进爵而助纣为虐;不能为了从权贵的宴席中分得一瓢残羹而丧失做人的良知和底线。
杨燕绥那个“不是延迟退休年龄,是延迟领取退休金”为政府排忧解难的方案,固然幼稚可笑,不值一驳,但出此洋相并非学术水平所致,因为这种方案的构想和设计,无需多高的学术含金量。主要的原因在于杨女士利令智昏,全然不顾做人的底线和一个公知应有的良知,信口雌黄,贻笑大方而不以为耻。
梅贻琦校长若地下有知,定当死不瞑目!
来源:五柳村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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