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呲必中国”想到韦君宜的点点滴滴

1. 自去年到今年，党国频频出招，以高校为主场的意识形态政治运动呼之欲出。一会儿是《辽宁日报》痛斥高校教师“呲必中国”，一会儿又是《环球时报》闲谈贺卫方广东演讲，这会儿索性连求是网也赤膊上阵，直点贺卫方陈丹青之名，狞戾杀伐之气步步加码。看似试探，实在加紧。

2. 许多人都觉得当今中国搞政治运动不得人心，搞不起来的，这让我想起韦君宜《思痛录》里的一段话。早在1945年的延安时期，韦君宜因目睹许多同志被党内整风迫害得很惨，就很反感也很担心，她和丈夫杨述私下议论说：“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3. 显然，韦君宜和她丈夫都过于乐观，后面的事实不断证明他们当时的判断错得离谱——他们自己最后也难逃整人与被整、害人害己的命运。政治运动的歪风邪风其实迄今尚未过去，倘若风云际会，依旧会随时再来。

4. 韦君宜的上述这段话，只有放在近百年的历史时段里才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它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错了，而且会继续错下去。这62个字里有着几个重要的关键词：“边区”、“这样干”、“忍受”、“谅解”、“成亿”、“老百姓”、“不会答应”，罗列在此以备下面的分析。

5. 【“边区”】延安整风运动从1942年开始到1945年结束，如果算上早前的动员，则时间更长，这次有组织有预谋有结果的中共内斗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高华先生的党史巨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就是将此事件进行了全面公正地梳理，总结了中共极权主义的统治模式。

6. 【这样干】韦君宜用这三个字可谓充分地表达了他们夫妇对以毛泽东发起和主导、康生为执行首脑的这场整风运动的极度震惊、反感和无奈，整风运动作为一场党内大清洗，被整被清洗的党内同志是完全没有基本人权的，一切捕风捉影的诬陷都可能置人于死地，而置人死地的具体做法也包括各种各样的批斗与酷刑。

7. 【忍受】韦君宜说的忍受，主语是“我们”，其实当时韦君宜夫妇并没有挨整，他们所谓的“忍受”，至少在潜意识里包含了“别整到我”，另一层意思是，“虽然没有整到我，但我害怕”，第三层意思是，“因为我加入了你们，实在要误伤了我，我也只能忍着。”

8. 【谅解】“谅解”的主语，依然是“我们”，就是加入了中共的人，这里的谅解其实是有前提的，韦君宜在之前的叙说中讲到了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党校的会议上明确道过歉：“‘整风整错了的同志！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说罢举手齐帽行了一个军礼，又说：‘我行了礼你们要还礼，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呀！’有这几句话，我们就全都原谅了，而且全都忘掉了。”

9. 显然，包括韦君宜在内，当时的共产党人还没有能力看破毛泽东的权谋玄机，也因为人权和法治意识几近于无而无法看破权力的特性。毛泽东当然知道“这样干”会伤害很多无辜者，但他为了获得无上的权力，根本不把别人的生命和自由放在眼里，而且他的乖巧在于权谋成功之后，他可以一句道歉就打消人们的顾虑，重新获得信任。这种权谋术一旦获得甜头，就会上瘾，1949年进城以后，一切都证实了这一定律。

10. 韦君宜错判说，如果中共获得整个中国，再这样干“成亿的百姓”不会答应。之所以说是错判，当然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她错判，但这样的错判是否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也就是说她也可能判断正确。这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至少涉及制度、人性，以及观念环境。

11. 【成亿的百姓】现代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其实已经发现一个显著的事实，有组织的群体比没有组织的群体，无论在哪个方面都要有效率得多，无论是行善还是作恶，都是如此。一盘散沙的成亿百姓，远不如有组织的数百万人更有力量。而毛泽东的群众运动最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他可以动员人们有组织地迫害组织外的任何个体自不必说，就是迫害参与迫害者也易如反掌，这是绵羊效应决定的。

12. 制度是什么？制度就是一种组织人类的方法。之所以要寻找一种好的制度，其实说穿了，就是要寻找一种能够让人平安生活、鼓励积极行善、制止作恶的组织方法。人类千百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在近代以来获得了一些较为分明的全球性共识，比如权力是一种容易腐败的东西，好的制度好就好在能够有效地约束权力，而坏制度坏就坏在它无力制约权力作恶的同时，还鼓励个体作恶。

13. 中共的极权政体在毛时代获得了最极化的展示，它充分显示了一种邪恶的制度因为赋予权力以无限的力量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人们亲眼见到权力的暴力、谎言和猥琐，更为重要的是，这套邪恶制度之所以能长期存在，是因为他通过一套包括洗脑和信息过滤手段在内的严密控制手段，将品质恶劣的人、无知的人以及可塑性很强的绝大部分普通人组织起来，通过惩善扬恶的具体行动示范，确保恶在最大范围内所需程度的持续状态，从而保证他们的权力不至于旁落或被分享，以此控制整个国家。

14. 正如作为制度的自由民主政体，是以分权和相互制衡等一系列有效的宪政机制，组织社会与公共生活，防止权力规外胡为，尽可能让人不受权力的恣意干涉，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可合理预期的生活；作为制度的极权政体，则一切以维护独裁与专制的权力为宗旨，它通过恣意的权力可以在事实上未经任何合法程序即无孔不入地干涉甚至剥夺人们正常生活得权利，来达到控制国家的目的。

15. 极权暴政正是因为上述的制度特征，以及它谎言的华彩，才导致了它特别容易吸引无耻和无知之徒加入它们的组织。在极权的运行过程中，它并且下血本有意识地培养符合制度需要的无耻和无知之徒，而那些没有被培养成功的中途改辙者或一开始就抵制者，由于环境的强大同化力和压迫力，在未涉及自身利益时，绝大部分人虽然不会像无耻与无知之徒那么卖力地支持暴政，而只是无奈地保持沉默以保护自己的生活，但在事关切身利益时，通常也会违心地加入自己并不心甘情愿的作恶阵营。

16. 这就是为什么有组织的少数恶棍可以对付无组织的多数普通人的原因。而恶棍在任何社会都会有一定的比例数，长期经历了政治运动而未能进行法治清理的地方则恶棍尤其多，只要能将他们组织起来作恶的制度依然存在，恶棍们就可以风云际会、呼啸云集，从而继续作恶，而其他人缺乏与之相抗衡的组织形式，就无法对抗他们。

17. 我之所以对于今天中国搞不起政治运动一说不同意，理由便如上述，其实，历史也提供了诸多事实证明我的担忧并非多余。1983年的严打，也是一场政治运动，那么多人被枉杀枉判，除了被害人及其家属，有多少参与者会有意识？80年代末那次大屠杀惨剧之后，本来要搞政治运动也是轻而易举之事，好在邓还有一点点理智，没有持续地搞大规模运动；90年代末对砝仑弓的镇压运动，迄今没有收尾；而更为切近的例子则是过去才没几年的重庆“红唱黑打”运动。这一切都还历历在目，怎么就说政治运动搞不起来了呢？

18. 一句话，在中国搞政治运动，实在是便宜得很，方便得很，至少对于政治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来讲几乎没有太大作恶的成本，甚至常常对响应号召踊跃作恶的人也成本不高，成本都让那些受迫害的以及参与迫害的小啰咯们之间的相互迫害承担了。

19. 不得不说，中国的政治运动，可谓随时随地召之即来，呼之未必去——每一次政治运动的叫停都是个缓慢的过程，作恶做嗨了的恶棍们恋恋不舍于那么爽的作恶场。暂时的安宁，如果不是暴风雨之前的安静，就是暴风雨之间的间歇。只要中共还在台上，就没人有资格说政治运动不会再来——所以，不想参与作恶的人们依然要时时警惕它卷土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