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仿佛年輕了六十歲        周正石  2012-08-15

2012年7月12日，我應邀參加了歡送和歡迎今年考上母校的新生和剛畢業來無錫工作的年輕校友們的座談會，地點在人才金港會議室。約各有20名左右的新生和中老年校友參加。在這面對面的長排會議桌前，萍水相逢和深情地交談和祝賀着。

年輕校友爭先恐後地發言，如講了為何報考浙江大學等等，表達了深情的心願；老年校友充滿了回憶的熱情和歡迎、歡送的祝賀，以及真誠的鼓勵。

而我呢？我面對着對面的小伙子們，我覺得仿佛在“照鏡子”。對面，竟然似乎是鏡子中的我——投影？！卻比我當年帥氣多了，一定比我聰明----。但我只覺得他就是六十多年前的我。因此，我一下子覺得自己年輕了六十多歲。我正在陶醉中，卻論到我發言，我尚未“出鏡”呢，我心不在意恍恍忽忽地說了一通：

如果問我為什麼報考浙大？

我說是因為浙大畢業的前輩們，比別的大學出來的貪官少得多，而當選中科院的院士，卻比別的大學人數多。所以我要報考浙大，這是我的因為。

又說：浙大讓我最感動的是《西遷畫傳》，浙大人都應該好好看看。這是一次“文軍的長征”紀實，統帥是竺可楨校長！其實竺校長在蔣介石再三懇求下，大約出於對最高領導的“親自”面求和對他的“高度重視”吧，終於答應只擔任半年（一學期）校長，這樣竟能與蔣介石拍板敲定了。

可是，竺校長接任及開學才二個來月，由於日寇的進犯，竟義不容辭地以其驚人的膽識和魄力，毅然率領千餘名師生、家屬和孩子們，以及700多箱珍貴的圖書儀器等等西遷，途經六個省，行程僅次於“八千里路雲和月”，歷盡了千辛萬苦，雖然行程不及紅軍長征，但畢竟歷時七年——遠遠超過答應蔣介石的“半年” ！

當時蘇步青、貝時璋等教授都住泥牆草屋，在如此流離失所、非常艱苦條件下，師生們的科研成果和學術水平之高，竟讓國際權威們驚嘆。1944年李約瑟參觀浙大時盛讚浙大是“中國的劍橋！” 稱讚“浙大、西南聯大可與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學相媲美”。到1944年時，在校的學生比西遷時竟然增加了1，6倍！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重返杭州，凱旋歸來。

今日重溫浙大西遷歷史，可以體會一下中國知識份子的骨氣，緬懷前輩們的業績，我們一定會更加熱愛浙大吧？我覺得浙大的文軍長征，其實在歷時7年和人員不減反而壯大之成績，也許勝於紅軍的長征呢。

我還說：我們要學會在認識的人群中尋找我們崇敬的對象，不必着迷於高不可攀的偉大人物，因為畢竟我們沒法與大人物見上一面，說上幾句話。例如：我崇敬浙大的同學徐芳信，另一位是吳其軺老師。徐是我同班同學，他一生最感欣慰的是：他在北京機械設計院擔任鍋爐設計室主任兼支部書記時，這是院裡擁有60名設計人員的人數最多的設計室。57年反右時，其室估計有8 人可以列入右派，其中有國民黨黨員、參加過青年軍等，竟然幾經支部研究，一個也沒有定為右派！芳信說，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欣慰，遠比工作成就更高興，所以芳信的晚年生活非常愉快和健康。

吳其軺老師文靜、和謁，他只是一名圖書館的管理員。誰知半個世紀後，竟然在報紙上發現，他是抗日的飛虎隊隊員（大學生參軍），他擊落過5架日機，4次成功飛越死亡之線“駝峰航線”，自身也曾被擊落過3次，幸而大難不死，獲得盟軍司令部的特別嘉獎，被授予“飛行優異十字勳章”和“航空獎章”。他是一位抗日雄鷹！

1954年，吳其軺被迫勞教20年，1974年回到杭州，靠蹬三輪車為生。改革開放初，他竟然說他“蹬三輪車生意很好，因為他會講英語”。多麼幽默！1980年，62歲的吳其軺獲得平反，恢復名譽，並被浙江大學地礦系聘用，從事生物化石標本技術工作。

2010年10月13日  中國最後一位飛虎隊員吳其軺去世。

一位同學，一位老師，再想到竺可楨校長，他們是多麼“求是”呀！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可敬的！所以我覺得我們不必捨近求遠地崇拜許多最最優秀的偉大人物，他們遠在天邊或地下的偉人，我們倒不如“量體栽衣”，學學我們周圍，相知相識的熟人，已足夠我們一生敬重和努力地自我奮鬥的了。“求是”的人，往往是很平凡的。

散會以後，我似乎還未“出鏡”，心中惦念着對面的“我”，不知到校報到沒有？或者踏上滿意的工作崗位了嗎？ 我衷心祝願年輕校友們好運連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