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仿佛年轻了六十岁        周正石  2012-08-15

2012年7月12日，我应邀参加了欢送和欢迎今年考上母校的新生和刚毕业来无锡工作的年轻校友们的座谈会，地点在人才金港会议室。约各有20名左右的新生和中老年校友参加。在这面对面的长排会议桌前，萍水相逢和深情地交谈和祝贺着。

年轻校友争先恐后地发言，如讲了为何报考浙江大学等等，表达了深情的心愿；老年校友充满了回忆的热情和欢迎、欢送的祝贺，以及真诚的鼓励。

而我呢？我面对着对面的小伙子们，我觉得仿佛在“照镜子”。对面，竟然似乎是镜子中的我——投影？！却比我当年帅气多了，一定比我聪明----。但我只觉得他就是六十多年前的我。因此，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年轻了六十多岁。我正在陶醉中，却论到我发言，我尚未“出镜”呢，我心不在意恍恍忽忽地说了一通：

如果问我为什么报考浙大？

我说是因为浙大毕业的前辈们，比别的大学出来的贪官少得多，而当选中科院的院士，却比别的大学人数多。所以我要报考浙大，这是我的因为。

又说：浙大让我最感动的是《西迁画传》，浙大人都应该好好看看。这是一次“文军的长征”纪实，统帅是竺可桢校长！其实竺校长在蒋介石再三恳求下，大约出于对最高领导的“亲自”面求和对他的“高度重视”吧，终于答应只担任半年（一学期）校长，这样竟能与蒋介石拍板敲定了。

可是，竺校长接任及开学才二个来月，由于日寇的进犯，竟义不容辞地以其惊人的胆识和魄力，毅然率领千余名师生、家属和孩子们，以及700多箱珍贵的图书仪器等等西迁，途经六个省，行程仅次于“八千里路云和月”，历尽了千辛万苦，虽然行程不及红军长征，但毕竟历时七年——远远超过答应蒋介石的“半年” ！

当时苏步青、贝时璋等教授都住泥墙草屋，在如此流离失所、非常艰苦条件下，师生们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之高，竟让国际权威们惊叹。1944年李约瑟参观浙大时盛赞浙大是“中国的剑桥！” 称赞“浙大、西南联大可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相媲美”。到1944年时，在校的学生比西迁时竟然增加了1，6倍！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重返杭州，凯旋归来。

今日重温浙大西迁历史，可以体会一下中国知识份子的骨气，缅怀前辈们的业绩，我们一定会更加热爱浙大吧？我觉得浙大的文军长征，其实在历时7年和人员不减反而壮大之成绩，也许胜于红军的长征呢。

我还说：我们要学会在认识的人群中寻找我们崇敬的对象，不必着迷于高不可攀的伟大人物，因为毕竟我们没法与大人物见上一面，说上几句话。例如：我崇敬浙大的同学徐芳信，另一位是吴其轺老师。徐是我同班同学，他一生最感欣慰的是：他在北京机械设计院担任锅炉设计室主任兼支部书记时，这是院里拥有60名设计人员的人数最多的设计室。57年反右时，其室估计有8 人可以列入右派，其中有国民党党员、参加过青年军等，竟然几经支部研究，一个也没有定为右派！芳信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欣慰，远比工作成就更高兴，所以芳信的晚年生活非常愉快和健康。

吴其轺老师文静、和谒，他只是一名图书馆的管理员。谁知半个世纪后，竟然在报纸上发现，他是抗日的飞虎队队员（大学生参军），他击落过5架日机，4次成功飞越死亡之线“驼峰航线”，自身也曾被击落过3次，幸而大难不死，获得盟军司令部的特别嘉奖，被授予“飞行优异十字勋章”和“航空奖章”。他是一位抗日雄鹰！

1954年，吴其轺被迫劳教20年，1974年回到杭州，靠蹬三轮车为生。改革开放初，他竟然说他“蹬三轮车生意很好，因为他会讲英语”。多么幽默！1980年，62岁的吴其轺获得平反，恢复名誉，并被浙江大学地矿系聘用，从事生物化石标本技术工作。

2010年10月13日  中国最后一位飞虎队员吴其轺去世。

一位同学，一位老师，再想到竺可桢校长，他们是多么“求是”呀！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可敬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必舍近求远地崇拜许多最最优秀的伟大人物，他们远在天边或地下的伟人，我们倒不如“量体栽衣”，学学我们周围，相知相识的熟人，已足够我们一生敬重和努力地自我奋斗的了。“求是”的人，往往是很平凡的。

散会以后，我似乎还未“出镜”，心中惦念着对面的“我”，不知到校报到没有？或者踏上满意的工作岗位了吗？ 我衷心祝愿年轻校友们好运连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