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今日读来，仍是感慨万端！）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陈景润

吴苾雯

陈景润这样一个数学怪人，与正常的社会都格格不入，与那个反常的时代就更加倍抵触。

毛泽东画了一个圈

１９７３年的春天姗姗来迟，２月底了，水面上仍结着薄薄的冰。

陈景润裹着棉大衣去医院看病，在路上遇见数学所原业务处处长罗声雄。罗５０年代末从北大数学系毕业，背着铺盖卷就直接到了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因爱仗义直言，没少得罪人，也没少挨过整，文革中被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

也许是担心自己不久于人世，陈景润将自己的秘密悄悄告诉了罗声雄：“我做出了‘１＋２’，我想拿出来发表，又怕挨批判。”

罗声雄说：“只要你的证明是对的，就不要怕。”

可是陈景润仍不敢将论文拿出来。这些年来，挨打、跳楼、被专政，就是因为专心业务研究。他不能不心有余悸。

没过多久，中科院一位军代表来数学所视察工作。军代表姓王，是经历过南征北战的将军。罗声雄跟他谈起了陈景润，说陈景润将“哥德巴赫的一个著名的猜想”推进到了“１＋２”。

将军不知道哥德巴赫是谁，也不知道他的那个猜想有什么意义，又有多重要。

罗声雄告诉他，哥德巴赫是德国的一位数学家，他在１７４２年提出了“任何一个大于２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的猜想，这个猜想如果被证明了，将会极大地推动数论研究的发展。２００多年来，一代又一代数学家都在梦想证明它，它被列入２０世纪最重要的数学问题之一。陈景润将它推进到“１＋２”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个成果如果公布出去，将会在国际数学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将军听了很激动，问：“他的论文写出来了，为什么不拿出来发表？”

“他不敢拿出来，怕受批判。”罗声雄说。

“他住哪里？你带我去看看他。”将军说着快步出了门。

罗声雄将将军领到８８号楼，他拍了拍小屋的门，过了好久，才听到陈景润细若游丝的声音：“是谁呀？”

“是我，罗声雄。”

门“吱呀”一声开了，见罗声雄后面跟着一位军人，陈景润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将军爽朗地笑了，他拍了拍陈景润的肩膀说：“小伙子，听说你做出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研究成果，你别怕，大胆地拿出来。”

陈景润不置可否地连连说：“谢谢，谢谢……”。

将军走了，他关上门沉思，虽说这位老同志是院里的军代表，支持他将论文拿出来发表，但是如果以后军代表走了，有人秋后算帐怎么办？想到这里，他又不寒而栗。陈景润仍不敢将论文拿出来。

几天后，主持中科院党组工作的武衡来到数学所，他神情严肃地对所党委书记赵蔚山说：“听说你们这里有个青年做出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研究，却不敢将论文拿出来发表，这很严重，为什么不敢拿出来？这么重要的研究成果应该直接向周总理汇报。”

原来，军代表回去后将陈景润的情况报告给了院党组。

不久，中科院召开全院党员干部大会，传达贯彻周恩来总理“要加强理论研究”的指示。武衡在会上说：“数学所有一位青年研究人员，做出了一项很重要的研究成果，将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虽然武衡在会上没点名，但不久，科学院上上下下都知道了武衡说的那位做出重要研究成果的青年研究人员是陈景润。

武衡的讲话在中科院引起哗然大波。有人说，怎么宣传起陈景润这样的白专典型来了，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么？也有的人酸溜溜地说：“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我们象他一样不关心政治，我们也能做出来。”

陈景润将他的论文拿出来了。可是围绕着论文能否发表又引起了一场争议。有人很激动地说：“陈景润的论文研究的是古人洋人的东西，没有实际意义，不能发表，要发表，必须全所讨论通过。”他们上纲上线，说：“陈景润的论文绝对不能发表出来，这是关系到走什么路线，树什么旗帜的大是大非问题。”

也有人挺身而出：“哥德巴赫猜想是世界难题，陈景润的研究结果意义重大，论文应尽快发表。”他们气愤地说：“你们不是每天都在喊要解放全人类吗，连陈景润都不敢解放，你们还解放谁？”

１９７３年４月，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科学》杂志，顶着压力，公开发表了陈景润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

接着，中国科学院《科学工作简报》第七期发表了题为《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成就》一文，概括地介绍了陈景润的这项研究成果。这份简报被中央一位领导看到了，他要求中科院将陈景润的论文写一详细摘要。４月２０日，中科院将陈景润的“１＋２”论文放大印制在八开纸上，一同报送毛主席、周总理。

陈景润证明了“１＋２”的消息震撼了中国数学界，也震撼了国际数学界。在此之前，数论专家们普遍认为，要想沿用已有的方法（包括筛法）来证明“１＋２”是不可能的。而陈景润居然对筛法“敲骨吸髓”，加以改进，创造出了加权筛法，使筛法的效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有外国数学家写信给他：“你移动了群山！”

有数论专家惊叹：“陈氏定理是筛法的光辉顶点！”

消息传到英国，英国著名数学家哈伯斯特听了为之一震。哈伯斯特与李希特合作撰写的《筛法》一书正在付印。他马上托人从香港找到了陈景润论文的复印件，给《筛法》一书又增加了新的一章——《陈氏定理》。他在这一章的首页写道：“我们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陈景润下面的惊人定理，我们是在前十章已经付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的；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

科学院召开党员干部大会那天，新华社女记者顾迈南刚好也在场，听武衡讲有一位青年研究人员取得一项世界水平的科研成果，她的心为之一动。几天后，她与摄影记者钟巨治一起到中科院，准备采访陈景润。

听说是来采访陈景润，有人说：“他可是个怪人，除了搞数学，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关心，而且是有名的‘白专典型’，虽然他在科研上成就很突出，将哥德巴赫猜想推进到‘１＋２’的水平，但是他这个人政治上不可靠，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武主任在报告中也只是不提名地提到了他。”

“既然是‘白专典型’，陈景润有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顾迈南问。

“好象没有什么反动言行，只是不太关心政治。”并举出一事例说明。那是中美建交后，有一次他所在的五学科研究室召开讨论会，因为规定人人都得发言，陈景润没啥好讲的，就批判美帝国主义，说美帝国主义狼子野心不死云云。一位同事悄悄拉了拉他的衣角，凑在他耳边说：“中国跟美国建交了，毛主席还接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陈景润电击般地呆住了，嘴里喃喃着：“真有这样的事……。”

顾迈南与钟巨治又来到数学所。他们找到业务处处长罗声雄。罗声雄详细介绍了“１＋２”这项成果的重大意义，同时也向他们证实，陈景润不关心政治，不参加任何活动，但是并没有反动言行。最后，他还向两位记者介绍了陈景润的身体情况，说他病得很重，并说中关村医院的医生曾几次告诉数学所，不要让陈景润死在屋里没人知道。

两位记者采访后讨论起了陈景润是不是“白专”的问题，他们认为，陈景润是“专”的典型，毫无疑义，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就是证明；至于是不是“白”的典型，值得商榷，因为陈景润做出了领先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为国家争了光。他们决定将了解到的情况写成内参，据实向党和国家汇报。

当天晚上，他们分别赶写出两篇内参， 一篇是《青年数学家陈景润取得一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一篇是《关于陈景润的一些情况》，在这篇“情况”里，他们反映了陈景润的处境和身体情况，说他病情危险，急需抢救。文中并引用了一段被采访者的话：“×××说，如何对待陈景润这样的知识分子，如何对待陈景润这类理论工作，请中央表个态。”

这两篇内参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江青在内参上写道：“主席，此事还是请你过问一下为好，至少要先把他的病治好。”

毛泽东主席看了后画了一个圈，并批示：要抢救。请文元同志办。

４月２６日深夜，武衡突然接到迟群的电话。迟群在电话里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要求中科院立即行动起来“抢救”陈景润。并告诉武衡，他组织医疗方面的专家等候在清华大学，让武衡立即将陈景润送到清华大学。

凌晨２点，几辆小轿车悄悄停在中科院８８号楼前，从车上急匆匆走下一群人，走在前面的，一位是武衡，另一位是数学所负责人赵蔚山。他们径直走上三楼，叩响了小屋的门。

陈景润仍在灯下工作，听见叩门声，心里一阵紧张，自从论文发表后，他就一直提心吊胆着。他将数学书和稿纸飞快地藏起来，然后才开门。见门口站着许多人，陈景润神情紧张地连连说：“我……我没干什么，我在听英语广播，听新闻……”

武衡走上来，微笑着说：“你别怕，我们是来带你去检查身体的。”

“带我去检查身体？”陈景润吃惊地张大了嘴。他怀疑自己听错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受歧视、受排挤、受打击，很少有人真正关心过他。他警惕地打量着这些半夜来客，心里充满了不安和疑虑。

陈景润被大家拥着上了车。小轿车在寂静无人的街上急驶，不一会就拐进了清华大学校园。

陈景润被带进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房间里坐着几位陌生人，陈景润正不知所措，有人向坐在沙发的一位男人报告说：“迟群主任，陈景润同志来了。”

沙发上的男人站起来，一边握住陈景润的手，一边上上下下打量着他：“陈景润同志，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看望你的，听说你病得很重？”

“谢谢，谢谢，我还好，还好……”陈景润虽然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但是因为每天晚上都听中央电台的对外广播，他知道这个当时在教育科技界一手遮天的迟群。

迟群神情严肃地向陈景润传达了毛主席和江青的指示。陈景润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做梦也没想到毛主席竟会亲自关心、过问他这个小人物的身体健康。他激动万分，嘴唇哆嗦着一遍又一遍地说：“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天晚上，迟群请来的医学专家连夜对陈景润进行会诊，会诊结果表明，陈景润身染严重的肺结核和腹膜结核病，必须立即住院治疗。

会诊后，天已大亮，武衡亲自将陈景润送回８８号楼。这时，８８号楼的住户正在互相传播着一个消息：“昨天晚上陈景润偷听敌台被带走了！”

原来，昨天晚上那几辆神秘的小轿车停在楼前时，被８８号楼传达室的值班员发现了，她想，陈景润那个倒霉蛋半夜被带走了还会有什么好事。

见陈景润坐着小车回来了，后面还跟着院里的领导。人们交头接耳目瞪口呆。

陈景润没心思理会闲言碎语，他的心沉甸甸的，当初的激动已经过去，现在的他已是满心忧愁。

他没有回他的小屋，径直去了李书记家。李尚杰正准备上班，见陈景润愁眉苦脸地进来了，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陈景润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都告诉了他，说：“他们要我去住院，我不想去，谁知道以后还会不回来运动呢……”

李尚杰劝他说：“你病得不轻，你应该去住院，象这样经常发烧，长期拖下去是不行的，不管怎样，先将病治好了再说。”

毛主席的指示，在科学院象炸开了锅，激起强烈反响。人们奔走相告，一些仍被各种各样帽子压着的知识分子更是暗暗激动欣喜，连陈景润这样的“白专典型”都解放了，天真的要亮了。

可是，也有人极为不满：“陈景润是白专典型，这样的人不应该提倡，中央领导指示要给这样的白专典型治病，是因为有些人没有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他们组织部分党员给中央写信，指责反映问题的人美化陈景润，谎报军情，欺骗中央，欺骗毛主席，说陈景润的成果如何如何没有价值，没有意义。　　

这天下午，李尚杰接到通知，马上送陈景润去３０９医院住院。李尚杰匆匆到８８号楼通知陈景润赶紧收拾东西，６点钟有车送他去医院。

晚上６点钟，车准时开到楼下，可是小屋里却不见陈景润。在楼道里找，没见他，在楼下找，也没见他。这时，又接到中央办公厅询问陈景润是否去了医院的电话，李尚杰急了，发动数学所在家的人都出去寻找。

人们大街小巷呼唤着陈景润的名字，陈景润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这么多人关注着。

附近都找遍了，没见陈景润。所里的老葛，骑自行车来到大钟寺铁路立交桥下，黄昏中，见陈景润穿着那件半长不短的褪了色的蓝棉大衣，头戴着棉帽，帽沿耷拉着，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在桥下踱来踱去。

“小陈，大家到处在找你，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快回去吧。”老葛大声喊着。

听见老葛的声音，陈景润拔腿就往与数学所相反的方向走。老葛急了，骑车过来拉住了他的手。

“我不回去……”陈景润挣扎着。

无奈老葛身强力壮，他拼命挣扎也没能挣脱掉。老葛在路边的公用电话亭给所里打了个电话。回头发现，陈景润蹲在地上抽噎着，泪水流了一脸。

他嘴里喃喃着：“６３年困难的时候，我将自己省下的粮票捐给大家，运动一来，说我腐蚀拉拢工人阶级。６６年、６７年，我哪一派都不参加，连话都不敢说，结果还是被抓进了专政队。……住院要花好多钱，将来运动来了，会怎么样呢？”

老葛这才弄明白，陈景润躲着不愿去住院，是怕来了运动挨整。

车来了，老葛好说歹说才将陈景润劝上了车。

天已渐渐昏暗起来，小车出城区，沿着一条绿荫如盖的公路向位于黑山扈的解放军３０９医院驶去。陈景润做梦也不会想到，几年后，他的命运将与这个医院的一个女人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一路上，陈景润蜷缩在棉大衣里哭丧着脸。命运突如其来的变化，并没有给他带来激动和喜悦，反而是极度的恐惧和不安。他不知道命运这会儿将他推上峰巅，什么时候又会将他抛进谷底。多年来，虽然他极力躲在他的数学世界里，但是他却目睹了政治运动的每一次潮起潮落，目睹了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命运的大起大落。熊庆来先生当年被称为一代宗师，名噪一时，后来却跳楼惨死；华罗庚先生当年多么春风得意，后来却遭受残酷的迫害。就说他自己吧：６０年代初，在数论研究领域崭露头角，被院里树为“安、钻、迷”典型，谁知道，文化革命中，“安、钻、迷”成了他罪不可恕的罪状。他能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世界里游刃有余，却不能理解这个性格乖戾、常常黑白颠倒的社会。害怕命运的大起大落，他别无所求，只求一份能畅游数学世界的安宁。

到了医院，进了病房，陈景润润仍不肯住下来，他站在病房中间嘴里嘟囔着：“我不住院，要住院，去中关村医院，我不住这里。”

送他去的人急了，住院和住哪家医院可是中央有关领导定的，哪能轻易改。他们苦苦相劝，无可奈何中，陈景润终于答应住下来。

护士拿来一套干净的病号服让他将身上的旧棉大衣换下来，他紧紧捂着棉大衣不肯换：“我就穿这个，这很好的。”

护士为难地说：“这哪成呢，你那衣服太脏，得脱下来。”

陈景润仍紧紧捂着棉大衣不肯脱。

与陈景润认识了大半年，李尚杰倒是对他有了些了解，便试探地问：“是大衣里有什么东西吗？”

陈景润抬头看了他一眼，低下头半天不吭声，最后才嗫嚅着说：“没，没别的，有点钱。”

频繁的政治运动，使陈景润一直缺少安全感，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做着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所以，虽然当时他每月只有５０多元工资，他却将大部分都存起来，以防不测。

第二天，李尚杰给他送来了一个保险柜。他将用一层又一层报纸包着的积蓄放进保险柜才放下心来。他想，如果万一被开除了公职，有这些存款，我还能将研究坚持下去。

根据他的病情，医院准备给陈景润配特殊护理。陈景润听说特护是按小时计算工资，坚决不要。他说：“我的事我自己能做，我不要特护，不然以后批斗的时候，罪名就会都扣到我头上。”

陈景润在医院住了没几天就吵着要出院，一是在医院医生护士不让他看书，他实在憋不住；二是住在医院里他总是忐忑不安，他对前来探望他的李尚杰说：“我不能再住下去了，再住要当小病大养的修正主义了，运动来了又要挨批斗的。”

住了几个月，病情稍稍稳定下来，陈景润又吵着要出院，他对医护人员说：“如果你们再不让我出院，我就自己跑出医院，雷锋不就是自己跑出医院的吗，我要向雷锋同志学习。”

陈景润终于又回到了他那间６平方米的小屋，他又开始了“１＋１”的研究。

华国锋发了一顿脾气

毛泽东主席的一个圈，使陈景润成了科学院的热点人物。

可是，陈景润几乎是怀着怯懦的心情接受人们各种各样的目光。从医院回来后，他仍很少走出那间缺少阳光的小屋，仍沉浸在哥德巴赫猜想的苦苦求索中。

这时，小屋外面正风卷云涌。已进行了八年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扫荡了“走资派”、“牛鬼蛇神”，也扫荡了文化，扫荡了科学，扫荡了经济。文化园地一片荒芜，科学殿堂断壁残垣，经济命脉气息奄奄。中国到底向何处去？这是亿万人压在心底的疑惑和呼喊。

１９７４年底，中共中央决定１９７５年１月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乎意料的是，陈景润，这个一直戴着“白专”帽子的科技工作者也被列上了人大代表的名单，更出乎意料的是，提名陈景润当全国人大代表的竟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酝酿代表名单时，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正在南方广州，他专门打电话给有关部门，提议陈景润当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周恩来极富远见卓识，“文革”动乱已８年之久，整个科技界都瘫痪了，肯定陈景润不懈的科学攻关精神，等于在滚滚寒流中呼唤万木争荣的春天，树起陈景润便是树起一面耀眼的旗帜：科学落后的中国，需要千千万万的陈景润。

周恩来也许没有想到，他的提议竟遭到了激烈的抵制。

有关方面通知科学院，尽快填写上报推荐陈景润当全国人大代表的材料。

通知传达到数学所后，数学所掀起轩然大波。所党委召开党委会集体讨论陈景润当人大代表的事，意见竟然一边倒：陈景润是白专典型，白专典型怎么能当全国人大代表！我们这里比陈景润优秀的人多的是，为什么要让他当人大代表？还有人痛心疾首地说：“就是把刀子搁在我脖子上，我也不承认陈景润是又红又专的人。”

结果，数学所党委会上，大家一致不同意让陈景润当全国人大代表。

会后，他们写了一个专题报告，如实地反映了党委的“一致意见”，认为陈景润不适合当全国人大代表。

这一切，陈景润浑然不知。他还是那样没日没夜地钻研着哥德巴赫猜想。虽然离“１＋１”只有一步之遥了，可是这一步，却是隔着千山万水的一步。要跨越这一步，他不但要拼尽心智，也许还要拼出生命。

小屋外，陈景润能不能当全国人大代表引起的轩然大波，并没有平息。

一天上午，院党委书记的办公室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是从中南海打来的，通知院党委书记和数学所党委书记立即去中南海面见华国锋。

到了中南海，他们被直接领进华国锋的办公室。华国锋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见他们进来，满脸怒气地指着他们说：“你们连总理的指示都不办，你们还听谁的？……陈景润当人大代表的事，你们同意得办，不同意也得办。”

就在这时，陈景润病情再次加重，又被送进３０９医院。

一天，陈景润正躺在病床上输液，所里来人通知他，他被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告诉他，这是周总理亲自提议的。这个消息对于陈景润来说太突然太意外了，多年来，他除了参加“批判会”、“斗争会”，几乎没有参加过别的会议，当人民代表，与中央领导一起议论国家大事，更是他想都没想过的事。

他不安地说：“为什么选我，我哪里配得上……”

１９７５年１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大病初愈的陈景润就要去参加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了。一大早他就开始准备开会要带的东西，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破旧的大提包，将数学书放在最底层，盖上换洗衣物，然后将病房里的报纸收拾在一起，放进脸盆，在报纸上放上一本《毛泽东选集》。然后就静静地坐在床边等着所里送他去前门饭店开会的车子。

来送陈景润去开会的是李尚杰，见陈景润将那个破旧的大提包塞得鼓鼓囊囊的，他笑了，说：“在那里开会，用不着带脸盆。”

“要的，要的。”陈景润固执地要将那个上面放着《毛泽东选集》的脸盆带上。

“白专典型”他当怕了，去开会的陈景润多了个心眼，他将数学书藏在下面，将报纸和《毛泽东选集》放在最醒目的地方，他将自己包装成关心政治的形象。

车到前门饭店，负责大会接待的工作人员见他双手端着脸盆，笑了，说：“饭店里有洗浴设备，不需用脸盆。”

“要的，要的……”他仍固执地双手端着脸盆进了房间。

其实，陈景润要的是脸盆里的报纸和《毛泽东选集》，要的是别人眼里的“突出政治”，但他真正要的却是藏在大提包底层的那摞数学书。

陈景润没有被安排在中科院所属的中直机关代表团，也不在他的老家福建代表团，而是被安排在与他毫无瓜葛的天津代表团。而且他还意外地发现，周总理也在这个代表团，并且跟他编在一个小组。

原来，这一切都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提议陈景润当全国人大代表受到抵制，使周恩来更清楚地看到了陈景润的处境，也更清楚地看到了跟陈景润一样命运的知识分子的处境。他指示会议筹备组将陈景润编入天津代表团跟他在一起，这无疑是对陈景润最有力的保护。

这次大会，是一个令人激动和振奋的大会。周总理在会上作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工作报告；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声匿迹的邓小平，又重返政治舞台，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科学研究”、“发展技术”这些久违的词语又走进了大会工作报告。

这一切，带来了一股春天的气息。人们想，也许这场旷日持久的革命快收场了。

会议几乎每个晚上都安排有活动，不是看电影就是看革命样板戏。陈景润一次也没去，等别人都走了，他便拿出藏在提包底层的书，看书，演算。一听到外面汽车响了，他就赶快藏起书。到了深夜，等同房间的代表睡着了，他悄悄起床，蹑手蹑脚进到卫生间，将门反锁上，盖上盖子的马桶便成了他的临时办公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里面呆到凌晨。

一天下午，是代表团分组讨论。大家刚坐好，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陈景润的视线。陈景润抬了抬眼镜仔细一看，是周总理！身穿银灰色中山装的周总理走过来，笑容满面地坐在大家中间。总理亲切地与大家交谈着，幽默的语言、爽朗的笑声感染了他身边所有的人。陈景润有许多话想对总理说，却不敢挤上前去，他坐在一边幸福地看着，听着，笑着。

突然，陈景润看见总理站起来，微笑着朝他走过来。血，直往他脑门上涌，他不知所措地站起来。

总理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口吻象一位和气的兄长：“陈景润同志，你还要学好外文，将来我们国家总是要同英、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往来的。”

陈景润一个劲地点头，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周总理的这番叮嘱无疑是对他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周总理的话象雨露一样滋润了陈景润干涸的心，从人大会上回来后，他逢人就说：“总理让我学外文，党让我搞科研。”说着，说着，便淌下泪来。

陈景润没有想到，他这个一心只想沉浸在数学世界的人会卷进政治旋涡，会成为一些人手中的政治筹码。

一天，迟群突然造访陈景润的小屋，一番“亲切慰问”后，让陈景润站出来揭发华罗庚盗窃他的成果。原来，华罗庚在中文修订版《堆垒素数论》中引入了陈景润对“他利问题”的研究成果，但是华先生已在该书“前言”中说明，并向陈景润等有关研究人员致谢。这本是一件清清楚楚、众所皆知的事情，可是别有用心的人，却想利用它做炮弹打击他们的眼中钉华罗庚。

陈景润没有上当，他用回避的方式进行了拒绝。

江青的批示却险恶地将陈景润推上了风口浪尖：“谁反对陈景润谁就是汉奸”。

陈景润的处境变得非常微妙。

陈景润住的８８号楼是一幢五层的筒子楼，里面不但住着单身汉，也住着已经生儿育女的住户，每层楼道都塞满了蜂窝煤炉、锅碗瓢盏，不但拥挤嘈杂，而且空气污浊。一位中央领导指示，要中科院给陈景润解决一间房子，让他搬出那间６平方米的锅炉房。

数学所腾出了一间１６平方米的房子，却提出要按４个床铺收房租，一个床铺８角钱，每个月得交３.２元。

陈景润没有搬。

让人郁闷却又不知所措的日子又过了一年。

１９７５年春天，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提出“安定团结”和“整顿工作”的治国方针。７月初，胡耀邦受命到中科院主持整顿工作，给被称为“重灾区”的科学院带来了新的生机。

一天下午，胡耀邦来到８８号楼。他穿过挤满各种杂物的幽黑的过道，走进陈景润的蜗居。小屋逼仄闷热，一股混杂着油烟、尿臊的难闻气味从敞开的门外扑进来，小孩的哭叫声、大人的呵斥声、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也从门外扑进来。小屋被各种噪声笼罩着，污浊的空气令人窒息。

胡耀邦皱紧了眉头。回到院办公楼，他问有关领导为什么还让陈景润住在那样的环境里，为什么不给他换间房子。

对方支支吾吾地说：“本来已经给他换了间１６平方米的房子，可是他不愿搬。”

“为什么？”胡耀邦问。

“他不愿多交房租。”

“要交多少？”

“按４个床铺收，一个月得交３.２元。”

胡耀邦听了，恼怒地说：“你们怎么这么斤斤计较，这么小气？不要他的钱不就完了。”

他激动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说，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他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经历了近１０年文化大革命的中科院，仍被左的思潮笼罩着。有掀波推浪的人，有别有用心的人，有不学无术专作嘶鸣的人，也有真诚地干着蠢事的人。胡耀邦曾在科学院讲过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古代的巴比伦人想去探求天上的秘密，他们决心建造一座通天塔。这件事被上帝知道了，他大为恼怒，便挑起各种各样的矛盾，令这些梦想上天的人内部不和，在如何建造通天塔的问题上争吵不休，结果，修通天塔的事就成了泡影。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不言而喻——那个愚弄巴比伦人的上帝仍然存在。

不久，胡耀邦在向邓小平汇报科学院的工作时，说至今还有人认为陈景润是白专典型。邓小平听了愤怒地说：“什么白专典型，总比把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强。”他还感叹地说：“中国要是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不得了，对他应爱护、赞扬。”

自从胡耀邦去小屋看过陈景润后，所里又张罗着要给陈景润搬家。

一天，踏着秋风扫下的枯叶，李尚杰带着几个人去帮陈景润搬家。事先得到消息的陈景润苦着脸坐在床上，见李尚杰他们来了，他说：“我不搬，我就住在这里，要搬，我就跑走！”

李尚杰劝他说：“领导上给你搬家是关心你，是为了改善你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你先搬过去，有什么不习惯的以后再说。”

可是陈景润仍不愿搬。

李尚杰见劝说不行，准备回去请示领导，临走时嘱咐他说：“无论怎样，你不能跑走，那算怎么回事。”

李尚杰回到所里请示领导，领导意见一定要搬。

李尚杰叮嘱前去搬家的人说：“搬的过程要细心，不要把他的文稿、书籍弄乱了弄丢了，一片纸也别给丢了。”

他们走进小屋，还没等陈景润反应过来，就七手八脚地将床抬出来了。陈景润追出门外带着哭音喊着：“我不搬家……”

见他们抬起床就要走，他扑上去，用胳膊紧紧抱住床头，哭喊着：“我不搬家，我不搬家……。”泪水顺着他瘦削苍白的脸颊流下来。

李尚杰见陈景润抱住床头死不松手，知道这家是搬不成了，叹了一口气对大家说：“算了，今天就不给他搬了吧。”

在场的人中，有人指着陈景润的鼻子数落他说：“领导这么关心你，给你大房子，你不去住，真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

劝说也好，数落也好，陈景润就是抱住床头不让搬。连李尚杰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如此固执。

当天晚上，陈景润来到了李尚杰家。没等他开口，李尚杰就不满地说：“让你搬家，你为什么不搬？你这不是让大家为难吗。”

陈景润满脸忧愁地说：“谢谢李书记，谢谢李书记，我不是不相信胡耀邦同志，可是今天在台上，谁知明天又会是怎么样呢！今天给我分大房间，明天可能又有人来收走，不要说我，老专家吴文俊、熊庆来、张宗燧不都被从大房子里赶出来了吗！他们赶出大房子，总算还有小房子可住，可我今天搬进了大房间，明天再给赶出来，就连这６平方米的小屋也没有了，我可怎么工作呀。……李书记，你去帮我跟领导说说，就说，陈景润说等大家住房都宽裕了他再搬。”

陈景润在此时此景说的这句话，几年后一再出现在宣传他的文章里，文章云：中科院给陈景润分了大房子，可是他坚持不肯去住，他说，等大家住房都宽裕了，我再搬。

这天晚上，陈景润向李尚杰推心置腹谈了心里话后，又接着说：“不要说上边的领导，就是你自己也不知道过一段时间，还在不在五学科当书记。”

此话不幸真被陈景润言中。

７６年元旦后的一个凌晨，陈景润又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外语广播。一个浑厚的男中音正在播送《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听着听着，陈景润惊愕地张大了嘴巴。社论说：“……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这再一次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

“四人帮”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又一次被革职下台， 在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也受到冲击。左的思潮又卷土重来，当初给陈景润戴上白专帽子的人又开始趾高气扬。科学院的墙上又刷满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陈景润心里暗暗庆幸自己的谨慎，如果当初搬了家，没准儿这次会被扫地出门。

陈景润不知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何物，也没兴趣去弄懂它。但是他坚守着一个原则：没见过的事不乱讲，没根据的事不乱猜，任何场合都少讲话，实在要讲，就讲实事求是的话。

多年的政治运动使他变得极为谨慎、极为敏感。这天，大姐瑞珍带着儿子来看他，姐弟俩多年没见，陈景润非常高兴，请他们在小饭馆里吃了一顿饭。送走他们后，陈景润马上主动到支部书记李尚杰家向他汇报：“今天我大姐和外甥来看我了，外甥到北京读书，他们是顺路来看我的，我请他们吃了一顿饭。”

虽然陈景润不关心政治，甚至躲避着政治，但是他心里却有一杆衡量是非的秤。一天，有人来找陈景润：“科学院要召开大会，揭发、批判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会上安排你发言。”　　

“我？”陈景润吃惊地问。

来人点点头说：“你要结合自己的实际讲，讲你是怎样受了党内走资派的毒害，逐渐走上白专道路的。”

陈景润心里暗暗叫苦，如果说钻研业务是走白专道路，那是我自找的，跟党内走资派有什么关系，怎么能把帐算到他们头上。再说，我压根儿就没见过就没听过的事怎么能讲。

中科院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那天，陈景润没有去。

他曾极力逃避政治，想做一个纯粹的数学家；他曾顽强地坚守自己的心灵，不让其遭到世风的熏染。可是最终他却身不由己——“正直的人成为政治的人”。

（续上篇）

徐迟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人民文学》杂志社得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预示着科学的春天就要来临了。

《人民文学》决定组织一篇写科学家的报告文学。

写谁呢？编辑部展开了讨论。

有人说起一个民间流传的故事，说７０年代初，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访问期间，代表团中有人提出要见中国大数学家陈景润，说他将一个世界著名的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推进到了“１＋２”。

负责接待的人听了，心里暗想：“１＋２”不就等于３吗，这是什么数学难题？而且也没听说中国有叫陈景润的大数学家。

他虽然心里这么想，但是怕闹笑话，却不敢说出来，便通过有关方面寻找陈景润。后来总算在中科院找到了，可是谁也不知道陈景润取得了这个了不起的成果，反而听到了许多说他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说他常常一连几天将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看书演算，一日三餐吃的是窝窝头蘸酱油。说他是个与正常人思维不一样的怪人，除了搞研究，什么都不关心，４０多岁了还孑然一身。

那位错将哥德巴赫的“１＋２”误认为小学课本上的“１＋２”的人这才明白自己真的弄错了，这才知道各国数学家已被这道难题困扰了２００多年，陈景润取得的这一成果居世界领先水平。

听了这个故事，大家觉得，陈景润虽然是个怪人，但是，他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冒着风险，埋头潜心于科学研究，并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果，非常了不起，应该写他。

请谁来写他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徐迟。

徐迟是位诗人，早年参加革命，写下了许多激情澎拜的诗歌。在延安，毛泽东曾亲笔给他题写“诗言志”。但是徐迟最有影响的作品，却是描写一位敦煌艺术家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巧的是，这篇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当年也是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徐迟还写了许多写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和特写，他的文笔细腻而又富有激情。文化大革命中，徐迟似乎消失了，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他的文章了。

１１月初，当时主持《人民文学》工作的周明挂长途电话到武汉寻找徐迟。费尽周折，他终于从电话里听到了久违了的他熟悉的声音。

徐迟听说邀请他去北京写报告文学，很高兴，这位热情的歌者，觉得终于又有机会提笔写文章了。但是听说是写数学家陈景润，他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说了一句“试试看”。

几天后，徐迟风尘仆仆赶到北京。他先拜访了几位科技界的老朋友。听说他是来写陈景润的，大家好心地劝他换个题目，认为陈景润是个是非之人，也是一个一直有争议的人物，劝他别惹这个麻烦。

徐迟去看望姐夫伍修权将军，向他谈起写陈景润的事。伍修权说他看过一份报告陈景润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内部资料，他说“‘陈氏定理’很了不起，应该写。”

这时，周明正与中国科学院联系采访事宜，听说《人民文学》要写陈景润，一人跟他说：“我们科学院好样的、有贡献的科学家多的是，为什么你们偏偏选中他呢！换一个人好不好？”

周明说：“我们就想写他。”

周明碰了钉子后，设法直接找到了当时任中科院院长的方毅，汇报了《人民文学》杂志想采写陈景润的想法。方毅表示支持，说：“我们要是多点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就好了。”

徐迟答应写陈景润。

一个北风凛列的冬日，周明陪同徐迟来到了位于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接待他们的是数学所五学科党支部书记李尚杰。

李尚杰向他们简单介绍了陈景润的情况后就出去了。不一会，他带进来一个陌生的中年人，个头儿不高，身着一套蓝布棉制服，戴着一副老式近视眼睛，他心不在焉、恍恍惚惚的神情，让人感觉到，他似乎不是生活在人群之间，而是游离在这个世界之外。

李尚杰连忙介绍说：“这就是陈景润，小陈。”

陈景润忙走过来跟他们握了握手。

周明说：“我们这次特地约请徐迟同志来采访你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难关，攀登科学高峰事迹的报告文学。”

陈景润转身又握住徐迟的手说：“我中学时代读过你的诗，徐老你可别写我，我没什么好写的，你写写工农兵吧，写写老一辈科学家吧。”

徐迟笑着说：“你的‘哥德巴赫猜想’工作做得很漂亮，应该写你，你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我没做什么贡献，应该的，是应该的……”陈景润拘谨不安地说。

徐迟笑了，告诉他说：“我来看看你，不是写你，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

陈景润也笑了，说：“那好，那好，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

于是他们随意交谈起来。徐迟问他“哥德巴赫猜想”研究进展如何。陈景润回答说到了最后阶段，但也是难度最大的阶段。他说他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后，很受鼓舞。说着，便顺口背诵出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吟毕，他激昂地说：“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他们听他讲话，几乎都是严密的报上字儿话。

徐迟动情地悄声对周明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于是，当天晚上，徐迟住进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周明返回城里，直奔东总布胡同《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的家，讲述了他们与陈景润接触的所见所闻所感。张光年听了说：“好哇，就写出陈景润！不要动摇。……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这个人物，他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明年１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就这么定了。”

徐迟投入了紧张的采访。他先后采访了许多著名的数学家，其中有陈景润的老师，有陈景润的同学和同事。有说他好的，也有对他有看法的，还有对他嗤之以鼻的。徐迟什么意见都听什么意见都记。

一天，徐迟在食堂吃饭，一位女同志知道他是作家，是来写陈景润的，就直言劝告说：“别写陈景润。科学院、数学所，优秀的科学家多的是，干嘛非要写陈景润！你会惹麻烦的。写写我们所的杨乐、张广厚也好呀。”

徐迟意想不到地发现，陈景润身陷在一个充满了激烈尖锐矛盾的环境里。那些不喜欢他排挤他的人，那些总在他身上找毛病想将他永远踩在脚下的人，并不是因为个人恩怨。因为，这个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善良的人，谁也没有得罪，他谁也不敢得罪。他只不过是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些人打鬼借助钟馗的牺牲品。当然也有一些腹中空空专作嘶鸣的人恶意的嫉妒。

听说华罗庚先生离开数学所时就曾伤心地说过：“以后我再不进数学所的大门。”因为他的学生几乎没有一个人逃脱过挨整的命运。

于是，徐迟理解了陈景润神经质般的敏感，理解了他说的为什么几乎都是严密的报纸上的字儿话。

为了了解数论这门艰深的科学，徐迟看了许多书，还苦苦地“啃”了好几遍陈景润的学术论文，虽然生涩难懂，终于也略知了一二。

数学不懂，但数学家是可以读懂的。为了读懂这位数学家，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没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一起去食堂排队买饭，去看了“文革”中陈景润被毒打而滚下的楼梯，看了他绝望中跳楼自杀的那个黑洞洞的窗口。他还约请最了解陈景润的李尚杰晚上去他住的招待所谈“小陈的故事”。

每天天黑下来，徐迟就为李尚杰泡好一杯茶，等候着他。老李来了后，俩人隔着一张茶几边喝边聊，李尚杰讲陈景润钻研科学的痴迷，讲他为人处事的轶闻趣事，也聊围绕着他发生的是是非非。

他们就这样聊了几个晚上。一天，徐迟提出要去陈景润的小屋看看，周明听说了，也要一起去。李尚杰却为难了，他说陈景润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

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反锁起来，一般是敲不开门的。

见徐迟和周明坚持要去，李尚杰说：“我倒是进去过，你们要进去得另想办法，搞点‘阴谋诡计’……”

他们三人一行来到８８号楼。李尚杰先到小屋门口，他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音。他又敲了敲，才听到陈景润在里面问：“谁呀？”

“是我，李尚杰。”

“李书记，你等等，我马上给你开门。”

过了好几分钟，小屋的门才开了一条缝，见只有李书记一个人，陈景润开了门。李尚杰进去了。

徐迟和周明在门外站了十几分钟后，也敲响了小屋的门。还没等陈景润反应过来，李尚杰就走过去将门打开了。见是徐迟和周明，陈景润冲过去本能地想关上门，可是徐迟和周明已经迅速挤进来了。

陈景润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

这哪里能坐呀。他们环顾四周，小小斗室里，一张单人床，一张两屉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一麻袋，麻袋里装的全是他算题的废纸和换洗的脏衣服。小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块地方空着，其余都堆满了书籍和杂志。他其实不常用桌子，看书、演算仍习惯将床上的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

几天后，徐迟带着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初稿，与周明一起来到李尚杰的家。李尚杰感冒发烧正躺在床上，徐迟说：“你就别起来了，我将稿子念给你听，请你提修改意见。”

于是，徐迟充满激情地朗读起了这篇报告文学，读到动情处，他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水。

李尚杰没有提出别的修改意见，只是要求里面不要出现自己的名字，于是文中出现李尚杰的地方全都改成了“李书记”。“李书记”在这篇报告文学中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

《人民文学》１９７８年１月号，发表了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２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这篇报告文学。《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以及各省市报纸、电台争相转载转播《哥德巴赫猜想》。

陈景润象一颗耀眼的新星突然出现在中国的上空。从１０年动乱中走过来的中国人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人们难以相信，这样一个瘦弱的书生，他如何逃过了那一场又一场风刀霜剑？他如何能忍受漫漫长途中的孤独和寂寞？

登载有《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杂志、报纸一时洛阳纸贵，人们纷纷传阅读着这位传奇人物的事迹，有的人甚至工工整整地将全文抄写下来，珍藏起来。陈景润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陌生而又拗口的数学问题成为妇孺皆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中国大地刮起了“陈景润旋风”，陈景润成为科学与献身的代名词，成为改革开放之初，鼓舞人们迈步新长征的精神动力。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为最时髦的职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又重新挂在人们的嘴边。青年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追求科学的道路。

有人说，在那个年代里，陈景润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他广泛久远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学术领域。他影响了一代人和一个时代。

２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哥德巴赫猜想》的这天，陈景润在天津。他是应天津市科协的邀请前来做报告的，陪他一同去的有李尚杰。

作完报告，他们准备中午回北京，走到一家邮局前，见里面人头攒动，许多人在争相购买当天的报纸。他们想挤过去看个究竟，这才知道大家争相一睹为快的是《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赶快从人群里退出来，一边走一边连声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好……”

这股愈刮愈烈的“陈景润旋风”不仅席卷中国大地，而且飘洋过海，在西半球引起关注。

英国路透社发表评论文章：有一名中国数学家，在中国已被提高到民族英雄的地位。报纸上对陈景润的报道，将使西方电影明星和政治家感到妒忌。……关于他身世的报道，不仅可以使人了解中国人心目中的人情味是什么，而且展示了中国的科学在文化革命时代以后的大转变。……

信件象雪片般飞来，每天都有几百封、近千封上面写着“陈景润同志亲收”的信件送到陈景润手里。他们向他表达着心中的崇拜和敬仰，诉说着学习科学的渴望。

也有人拿着登有《哥德巴赫猜想》的报纸，千里迢迢来北京找陈景润，要做他的学生。

但是也有人投书《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发出疑问：陈景润算不算又红又专的典型？宣传陈景润会不会使青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走偏方向？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为了四化要又红又专——从陈景润谈起》的评论员文章。指出，陈景润为了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不畏艰难困苦，顽强坚持攻关，这就是红。《中国青年》杂志开展了“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习陈景润”的讨论。

１９７９年３月，酝酿已久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春意盎然的日子，陈景润和来自全国各地的６０００名代表昂首挺胸走进了人民大会堂。陈景润和他的老师华罗庚先生一起坐上了会议主席台。

华国锋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讲话。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观点。陈景润眼含热泪地聆听着讲话，邓小平说：“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

一直戴在陈景润头上的“白专”帽子终于摘下来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写下一首诗：“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他被大会请上台作典型发言，又作为著名科学家代表受到党中央领导接见。陈景润心情激动地急步上前，用双手紧紧握住了邓小平同志的右手，前倾着身子弯着腰连声说：“谢谢邓副主席，谢谢、谢谢……”

徐迟在他的《哥德巴赫猜想》中，曾这样评论命运大起大落的陈景润：

“陈景润曾经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关于他，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善意的误解、无知的嘲讽，恶意的诽谤、热情的支持，都可以使这个人扭曲、变形、砸烂或扩张放大。理解人不容易；理解这个数学家更难。他特殊敏感、过于早熟、极为神经质、思想高度集中。外来和自我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和迫害使得他试图逃出世界之外。他成功地逃避在纯数学之中，但还是藏匿不了。”

陈景润被改造成了一个符号

１９７８年秋，一封来自四川农村，没有收信人地址，仅写着“陈井运同志收”的信，竟沿着曲折的邮路准确无误地送到了陈景润手中。陈景润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可见一斑。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中国刮起了一股“陈景润旋风”。这股旋风将陈景润从６平方米的小屋拉出来，他不得不无奈地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

邀请他作报告的单位排成了长队。他去山东、去安徽、去河南、去湖北、去贵州……他不得不在人们的盛情请求下，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自己的奋斗经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扒开已渐渐愈合的伤口。人们似乎并不在乎能不能听懂他那南方口音极重的普通话，只要能请到他，只要他来到他们中间，他们就满足了。

翻阅当时的报纸，笔者读到了一段陈景润在某地作报告的内容：

“……‘四人帮’横行时，我不怕打棍子扣帽子，坚持每天不分上下班，全部时间都埋头在图书馆、宿舍和办公室从事数论的研究工作。我身体不好，医生让我‘全休’，我把疾病置之度外，坚持不懈，一旦问题获得解决，那就其乐无穷。在遇到困难时，马克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的教导，激励着我战胜困难继续前进。我在数学上能做出一点成绩，完全是毛主席、华主席、周总理和共产党培养、教育的结果。一位外国教授曾经问我‘什么力量使你能长期坚持研究非常困难的哥德巴赫猜想呢？我回答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袖华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敬爱的邓副主席对我政治上、工作上、身体上、生活上的关怀。我一想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贡献给人民，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力量。’”

这样的报告，他作了一场又一场。

报纸、刊物也纷纷请陈景润写文章。各家有各家的读者对象，青年报约请陈景润“与青年人谈理想”；体育刊物约请陈景润谈“做一个科学家要身体好”；省报约请陈景润“与青年同志们谈学习”。搜寻当时部分报刊，就发现了以陈景润名义发表的各种文章十多篇。虽然陈景润连年三十都在写这类文章，仍难以应付纷至沓来的约稿，一向与报刊毫无瓜葛的他竟欠下许多还不完的“文债”。

小学请陈景润去做校外辅导员；中学请他去给中学生谈“怎样才能学好数学”……这一切，陈景润似乎责无旁贷。因为据说北京有一位中学生看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后，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埋头在数字、公式、符号中，眼睛近视了，背也驼了。

还有全国各地寄给陈景润的堆积如山的信件等着他拆看，还有一个又一个从外地赶来的青年要面见他，要跟他学数学，跟他探讨“哥德巴赫猜想”问题。

一个年轻人拎着一包足有十几斤重的数学手稿，从遥远的大西北来找陈景润，说他已经证明了“１＋１”。陈景润不得不花几天时间看他的手稿，发现那只不过是年轻人的一腔热情。

有时还会有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发生。黑龙江省有一个自称女神赋予他灵感的人，每天都来数学所要见陈景润，说他有了女神赋予的灵感，一夜之间就用中学课程中学到的数学方法证明了“１＋１”。他整天不是守在陈景润的小屋门口，就是坐在数学所陈景润的办公室里，弄得陈景润只好到处躲避，如果回到小屋，他就赶紧反锁上门，连灯都不敢开。

记者几乎无处不在的追逐，使陈景润无处可藏。既有中央各大报的记者，也有从外地风尘仆仆赶来的各省市的记者。从小就口呐的他疲于应付，不得不说些报纸上的字儿话。

那年１２月底，中国数学会代表大会在某地召开，陈景润由于在河南巡回作报告，直到会议快结束前才匆匆赶到。他刚到宾馆，当地省报记者就闻风而至。下面是这位记者采访陈景润后写的一篇专访，从这篇纪实性的专访里，我们也许能了解一些陈景润当时的心境。

“他穿一身草绿色的衣服，脚上也是一双草绿色的解放鞋，短发，戴一副浅色深度近视眼镜。他开始回答我的问话，他靠在沙发背上，一手扶住头，两眼微闭。我发觉他可是真累极了。

他说，我１２号离开北京，先到新乡师范学院，再到开封河南师范学院，然后到了郑州，在郑州大学和部队工程技术学院讲学，一直到２４号才离开，还是不叫走哇。可是再晚两天，这里的会就要散了。

我的研究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但是，现在我的职务多了，事情也多了，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是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国家科委数学小组成员。首先会太多，接待任务也多，记者找我的多。到处躲也不行，今天

又被你抓住了。

你看，邀请我去讲学的也多。在这之前，我还去了贵州，去了天津。好多大学请我讲学。讲什么？讲一加一，懂的人太少了，全国懂得它的人是可以数出来的。他们要我讲，总是想讲点有用的。于是，我就为他们准备讲一点组合数学。这样，我就不仅搞我的纯数学，也要搞一点应用数学……可是，哥德巴赫猜想还是要搞的。

事情太多了，他又把话头转回来，开会多，接见的人也多。有一些是数学上的问题，有许多也不是。人民代表，人们有许多事要找你，连没有房子，两地分居也希望你反映反映。接见记者，能躲就躲。还要接见外宾。你还得准备回答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譬如，美国许多大学出高薪请你去，你为什么不去？是你不愿去？还是政府不要你去？你看，多怪！我是中国人嘛。我只得告诉他们，因为我国内有工作，我的国家需要我。钱，我不需要！”

陈景润的出现，使人们犹如在沙漠中看见了一片绿洲，在干旱龟裂的土地上发现了一泓清泉，他们在陈景润身上找到了失落了太久的理想。人们犹如在黑暗里发现了一只燃烧的火把，陈景润激发了他们潜伏多年的对科学的热烈渴盼和追求。于是，经过１０年动乱的他们，赋予陈景润太多的社会意义。但是，这对于一位一直醉心于数学研究的数学家来说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陈景润不得不说符合公众形象的他的话，不得不按他理解的“又红又专”要求自己。那些年，他经常是一身草绿色军衣，草绿色解放鞋，斜背草绿色书包的打扮。

１９７９年，陈景润去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数学所要派车送他去，说好了早晨７点钟去接他。可陈景润６点５０分就走了，自己搭乘公共汽车，

辗转２个多小时去了开会地点。他说：“我不要车送，这不好，这不好。”

得知《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向陈景润学习”的文章，陈景润连连摇着手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好，不要向我学习，要向雷锋同志学习。”

全国科学大会期间，秦牧等几位作家跟徐迟一起去看陈景润。当时，陈景润正在会议室里开会，见了徐迟，陈景润立刻起身，跑过来亲热地握手。秦牧曾写过一篇《探访“数学怪人”》，记录了这次见面：

“你现在仍是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么？有人问道。

是呀，医生要我休息。怎么休息得了呢，我不管，我仍是干。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说罢，他觉得意有未尽，又把这首寄托豪情壮志的诗念了一遍。

身体怎么样？

不大好。说着，他跑到桌边，捡起一本书，翻了一下，一张病假条跳了出来。那上面写的他的疾病是‘结核性腹膜炎’，医生建议全休一月。不理它，就是要干。他说。

听说已经拨了一套好房子给你，你什么时候搬呢？

我绝对不搬！他极其执拗地说。

为什么？６平方米的房子很难工作，房子宽敞一点，不是可以工作得更好吗？

这是……，他沉思了一下道：等大家都有新房子住了，我才搬。再说，给了我这样的房子，大家照例都来要，怎么办呢？国家现在哪来这么多的房子！

你看电影么？

打倒‘四人帮’的电影，我看。一般电影，我没时间看啦。”

作家们来过后，陈景润马上打电话给党支部书记李尚杰，汇报了这次与作家们会见的详情。

多年后，陈景润的同学回忆起一件往事。当时，陈景润已名扬中外，母校厦门大学邀请他回校参加校庆。学校给他买了软卧车票，陈景润说：“这不好，这太浪费了。”他将软卧退了，坐硬卧颠簸了两天一夜才到福州。下车后，他对前来接他的老同学说：“你借我一块手表吧。”

老同学大惑不解，因为陈景润的手上分明已带着一块欧米茄手表。

陈景润解释说，这块表是我出国时买的，带这么好的表影响不好。说着，他将手表取下来装进口袋。

在全国科学大会期间，陈景润当年的老师，那位第一个向他和同学们介绍“哥德巴赫猜想”的沈元先生从香山的住处特地到市内的友谊宾馆看望他当年的学生。沈先生是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忆起了在三明的那段往事，依稀记得这个多病口呐的学生。当时已任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的沈元来看陈景润，关心地对他说：“你身体不太好，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陈景润说：“谢谢你，沈老师。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我常常感动得流泪。五届人大刚开过，就迎来了全国科学大会，多么鼓舞人心呀。我要加把劲，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继续攀登科学高峰。”

他还告诉老师：“‘四人帮’和他们的亲信，要我写诬陷邓付主席的文章，我就是不写，被他们骂为‘老顽固’。”

当时在场的记者听沈元对他的学生说：“你呀，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

陈景润曾极力逃避政治，想做一个纯粹的数学家。陈景润曾顽强地坚守自己的心灵，不让其遭到世风的熏染。可是如今，他却身不由己。

陈景润是全国人大代表。他理解：人民代表就必须为人民说话，如实向政府反映人民的疾苦和呼声。陈景润口袋里常常揣着人大代表证，有时还去中关村一带走访，将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工工整整记在本子上。８０年代初，中关村一带道路拥挤逼仄，生活配套设施落后，这里的人们走路难、乘车难、看病难、换煤气难、买菜买肉难、洗澡理发难。

陈景润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郑重地向大会递交了一份他联络众多代表签名的提案，呼吁有关部门尽快解决中关村的“六难”。

陈景润的提案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不久，中关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屠宰场搬走了；紧挨着中科院力学所的那座噪音大、日夜扰民的五金厂也搬走了；为方便群众进“村”出“村”的３０２路公共汽车开通了；菜场、超市也相继建起来了。

３０２路公共汽车开通的那天，陈景润特意上了车坐了两个来回。

陈景润当了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共向历届人代会递交提案９３条。一位他当年的领导说“陈景润一生最大的成就，一是“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一是当人大代表。”

不得不参加的社会活动，不得不去的讲学，不得不作的报告，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陈景润只得将他的研究工作放在深夜，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睡眠时间压缩得少些再少些，以补回失去的时间。　　

不管走到哪里，他那个草绿色的书包里总装着书。无论是等车的片刻，还是在在漫长的旅途中，或是作完报告在作短暂的休息，他总手不释卷。虽然他不得不扮演别人要他扮演的各种各样的角色，但他心里着急呀，“１＋１”的研究仍没有进展，到达终点的最后一步，路途扑朔迷离。他尝试着从外围突破，外围的最大障碍是“函数的零点分布问题”，这是块硬“骨头”，必须看很多的资料，必须做很多的演算。可是，他的研究却因各种活动和会议不得不经常停下来，这是陈景润最感痛苦的事。

有一段时间，陈景润甚至暂时停止了“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也停止了纯数学理论研究，为中学生写了一本近１０万字的《初等数论》。在这本书里，他深入浅出地从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的实际出发，分析了数论的发生、发展和应用，介绍数论的初等方法。如电子计算机二进制和十进制的相互转换，中国汉代名将韩信点兵法等，而且每章后面都列有习题，并在书的后面附上了全部习题答案。

这一切，陈景润都是挤出点点滴滴的时间来做的。

参加人代会时，陈景润吃完午饭后，常将桌上的剩饭剩菜倒在纸上包起来带回房间，晚饭，他就不去吃了。下午开完会他就直接回房间工作，什么时候饿了，将带回的剩饭菜用开水泡一泡三扒两口吃下去，又接着干。

有一次人代会，会务组将陈景润与赵朴初先生安排在一个房间。为了不影响赵老先生休息，每到晚上，陈景润就搬个凳子进了卫生间，在那里看书、演算一直到凌晨。此事偶然被一位记者知道了，在报纸上曝了光。以后每次开人代会，大会会务组都破例给陈景润单独安排一个房间。于是，他白天参政议政，晚上，又潜心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

虽然陈景润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但是能坐下来专心工作的时间还是太少了。陈景润最怕见记者，面对记者的话筒和大同小异的采访，他常常感到无可奈何。而最让他烦心的是，有的记者常常不打招呼就直接闯了进来，他不得不中断手上的工作接待这种让他无奈的采访。后来，陈景润实在难以忍受这种不礼貌的打扰，他找到有关部门说：“这么的记者，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我哪分的清呢。我要求，以后来找我采访的人得先通过你们，要不然，假如有个假记者来找我，袋子里装个小录音机，我说话又不是句句合乎马列主义的，这样子给录去，可不好啦。”

１９７８年底，陈景润因病再次住进解放军３０９医院。陈景润心想，这下该可以安静下来了。没想到，到了医院也不得安宁。有真正关心他，来探视他的；也有追到医院来采访或求教数学的；甚至还有看了徐迟的报告文学，来看看这个“科学怪人”的。

陈景润本想利用治病的机会，将经常中断的研究进行下去，却不能如愿以偿，思维常常被病房里的不速之客打断。他终于忍无可忍，告诉病房的医生护士：“以后不能随便让别人来看我，要看我，必须有卫生部长的批条。你们就说这是卫生部的规定。”

话说出去的第二天，有人打电话到病房，说要来看望陈景润。护士过来告诉他，陈景润正在看书，他说：“不行，他要来看我，拿卫生部的批条来。”护士如实相告，对方气得扔下了电话。你猜这位打电话要来看他的是谁，是中科院院士丁夏畦先生。

在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结尾，他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生下来的时候，并没有玫瑰花，他反而取得成绩。而现在呢，应有所警惕了呢，当美丽的玫瑰花朵微笑时。”

几年后，徐迟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对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也有许多不好的作用。因为当时影响很大，他一下子成了名人。对陈景润这样的人，成名是一种痛苦，甚至成为了对他的工作的干扰。他如果不是那么大名气，可以有更多的安静的空间，有充分的时间来更好地进行他的研究。他后来有了许多社会活动，他要当人大代表，他还是一个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而这些活动是要花很多时间的。成名对他来说真是一种痛苦，一般人可能不能理解。我想，要是没有成名，他的研究可能要比他后来的进展深入得多。”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