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至60年代“中蘇大論戰”的背後 ──評吳冷西的《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 陳小平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從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間，過去“親密無間”的中蘇兩黨突然翻臉相向，中共批判蘇共是“修正主義”，蘇共則指中共為“教條主義”，雙方起初密函對責，繼而公開論戰，由意識形態之爭發展到指着對方領袖點名道姓地互罵，兩黨、兩國關係遂急劇惡化，終致爆發1969年的中蘇邊界武裝衝突。中國從此把蘇聯視為主要敵人，為了鉗制蘇聯而於1972年與美國復好。“中蘇大論戰”的遺恨延續了30年，直到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中蘇兩黨的關係才算回歸到正常化。事雖不遠，如今竟無幾人能說得清兩黨當年究竟有何深仇大恨。20世紀80年代以來，當初專用於指責蘇聯和蘇共的“修正主義”、“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等詞彙已基本上從官方的意識形態話語中消失，這段本來就深藏種種隱情的歷史被掩埋得不露痕跡，7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甚至可能一無所知。 然而，回顧這段歷史絕不是單純的史家之好，了解這場糾葛的由來始末其實仍有現實意義。20世紀50至60年代的“中蘇大論戰”不僅是中國外交史中最關鍵的事件之一，也牽動了整個國際關係和國際共運的動向；更重要的是，在“中蘇大論戰”的年代裡，那些批判蘇共和蘇聯的理論體系和話語符號在國內也占據支配地位，具有極強的感召力和煽動性；毛澤東及其同事們不僅以中國的國家利益為賭注與蘇聯進行了一場國際政治“豪賭”，而且運用這些意識形態話語把中國引入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這一巨大災難之中，中國的發展因而遲滯多年。尤其令人感懷不已的是，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竟比當年蘇共那些被指為“修正主義”的政策觀點走得更遠；或許正因為如此，那場震動國內及世界的反蘇反修運動究竟是耶非耶，當下竟無人再議。 反蘇反修運動先鋒諸將中最晚辭世的幾位剛離開人世不久，國內於1999年出版了兩本與本文話題直接相關、值得注意的書，一本是前《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的《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另一本是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奎松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吳冷西的書分為上下兩卷，上卷主要談中蘇論戰前的兩黨關係，下卷談中蘇論戰過程，全書共17章、50萬字。本文主要評論前一本書[1]，並引用後一本書的部份內容略作補充。 90年代初俄羅斯總統檔案館將大量有關中蘇關係的文檔解密，但是中國的相關檔案文件並未開放，研究中蘇關係史的學者目前還無法用雙方的史料作對比研究。在這種背景下，這兩本書的出版對這方面的研究就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了。吳冷西的官方地位十分顯赫：1949年後曾歷任新華社副總編輯、總編輯、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共中央毛主席著作編委會辦公室副主任；1980年後曾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廣播電視部部長、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團主席及第二屆至第四屆理事會主席。毛澤東曾經說過，人民日報編輯部就是中共中央[2]；而中蘇大論戰前後吳冷西正是《人民日報》總編輯，是中共唯一喉舌的主管。此外吳還有一個不公開的頭銜──“反修文件起草小組”副組長（這個小組於1963年2月由政治局常委會決定設立並直屬常委會領導），當時此頭銜甚至比《人民日報》總編輯更顯要，他因這一特殊地位而掌握了許多一般學者無法接觸到的有關“中蘇大論戰”經過和背景的資料。吳在該書後記中說，“本書基本上是本著述而不作的初衷，披露筆者十年間親身見聞所及”，寫作此書“前後十年之久，才得定稿”。儘管此書作者是一位虔誠的馬列主義者，直到今天仍然認為，“我們黨在論戰中提出的過去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未曾論及的許多論點，可能還要在世界範圍內爭論100年，最後要由歷史來作結論”，他的特殊身份、經歷、所掌握資料的獨特性及這本書的記述特點，使讀者有理由把該書視為迄今為止最具官史色彩的中蘇論戰問題的重要參考材料，從他引用的一些絕密文件和毛澤東未發表的詩亦可看出作者提供的這些材料的權威性。 一、中蘇兩黨論戰的由來及關於“修正主義”之爭論 1. 中共對蘇共不滿的開端：反對批判斯大林主義 導致中蘇兩黨、兩國關係大逆轉的這場論戰始於1956年蘇共“20大”之後。吳冷西認為，“那次代表大會是蘇共領導走上修正主義道路的第一步。因為在那次會議上，蘇共領導藉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斯大林，且提出所謂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議會道路這樣一個重大原則錯誤”。（641－642） 把蘇共“20大”對斯大林的批判貼上修正主義標籤，這是毛澤東首先提出來的，他是這場大論戰的發起人、總導演和總指揮，而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乃至中共中央基本上都隨着毛的旋律起舞。 1956年的波蘭、匈牙利事件後，中共特使劉少奇、鄧小平從蘇聯回國，毛澤東立即召開了政治局會議聽取劉、鄧的匯報。在這次會議上毛談到蘇共“20大”時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另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赫魯曉夫這些人丟掉了。除了斯大林這把刀子之外，列寧這把刀子也丟得差不多了。赫魯曉夫在“20大”報告上說，可以通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基本上就丟掉了。1956年11月15日毛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再次強調：赫魯曉夫認為議會道路可以取得政權，說明他把列寧主義丟得差不多了。根據毛的這一判斷，中共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1956年3月17日到4月3日，毛澤東連續主持召開了一次書記處擴大會議、兩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接着又委託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然後產生了這篇文章。該文雖然為了表面上順應當時國際共運的主流而對斯大林的嚴重錯誤作了一些批評，但正如吳冷西所說，“明眼人一望而知我們同赫魯曉夫的分歧。”（30） 此後不久，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於1956年11月11日發表演講，提出要反斯大林主義、反斯大林主義分子，號召各國把斯大林主義分子趕下台。（82） 鐵托的這次講話使毛澤東捍衛斯大林主義的立場進一步強硬起來。從1956“11月25日開始，毛主席查不多每天都召開政治局常委會”（25、27、28、29、62），提出要寫一篇題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文章；11月25日、27日至29日的4次常委會開始醞釀如何寫這篇文章；在11月30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說了文章的最初要點；12月2日他建議將文章改名為“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教訓”；12月13日毛主持政治局全體會議討論初稿；12月19日、20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修改了初稿；12月22日常委會繼續討論；12月23日、24日政治局擴大會議進一步討論；“27日下午，毛主席召集常委會，討論修改過的稿子。……我們開完會就在中南海吃晚飯，飯後就在中南海修改。毛主席說他等着看。我們修改一段，他看一段，……毛主席也看一部份改一部份……”（80－82）；毛看完後決定當天晚上（28日晚）將這篇最後定名為“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章廣播，29日在《人民日報》見報。吳冷西認為，這篇文章“留下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其國際影響超過了4月間發表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82）。3天后蘇共機關報《真理報》差不多全文轉載。 在討論這篇文章的內容時，毛澤東再次指出：蘇共“20大”提出的一些觀點助長了共產黨內部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助長了修正主義思潮的泛濫。（69） 吳冷西認為，這篇文章“回答了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爭論最尖銳的問題，包括了對蘇聯、蘇共和斯大林的評價問題，也包括對蘇聯、蘇共和斯大林的評價問題，也包括對匈牙利事件、蘇波關係以至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和共產黨、工人黨之間的關係等問題”。根據吳的回憶，毛澤東為這篇文章的問世幾近廢寢忘食，從此時起，中共最高決策機構──政治局常委會──的一個中心工作便是在毛的導演下開展與國際共運中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思潮的論戰。 1959年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前後，蘇聯的外交政策開始出現重大調整，赫魯曉夫提出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和平共處、和平競爭，和平過渡”（中共稱之為“三和論”）以及“爭取建立一個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世界”（中共稱之為“三無世界”，簡稱“三無論”）。毛澤東及中共中央認為，赫魯曉夫及蘇共的這些觀點造成了整個國際共運的思想混亂。於是，中共的秀才班子奉毛澤東的命令，在列寧誕辰90周年之際，於1960年4月連續發表了三篇文章──“沿着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列寧主義萬歲”，開始全面批判蘇共及國際共運中的“修正主義”。這3篇文章涉及世界形勢、列寧主義是否過時、馬列的革命學說、戰爭與和平、和平與帝國主義、革命鬥爭與議會鬥爭等命題。1960年6月20日至25日在布加勒斯特召開了羅馬尼亞工人黨第3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蘇共代表團向以彭真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提交了一封信，信中系統地駁斥了中共在上述3篇文章中的觀點。中蘇兩黨之間的論戰就此開場。 據吳冷西回憶，從1960年的“列寧主義萬歲”這3篇文章開始，中共高層建立了起草反修文章的工作班子。這個小組從62年11月開始正式工作，1963年2月政治局常委會議正式決定由康生任組長，吳冷西擔任副組長，整個工作由鄧小平主持（560），小組成員包括廖承志、伍修權、劉寧一、章漢夫、孔原，以及“秀才”寫作班子成員──許立群、姚溱、喬冠華、王力、范若愚、胡繩、熊復。這個班子直到“文革”時才解散。 論戰初起，毛澤東及中共基本上以蘇共“20大”否定斯大林為批判的目標，同時在黨內高層將赫魯曉夫稱為“半修正主義”；但由於1957年莫斯科會議前後毛澤東與赫魯曉夫還需要彼此利用，毛不願意公開翻臉，所以對赫魯曉夫立場的定性還算溫和。1959年12月4日至6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形成的基本結論是：赫魯曉夫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義者；他的宇宙觀是實用主義，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學，有大國主義，有資產階級自由主義。（231） 2. 對蘇共的批評進一步升級：反對緩和國內的階級鬥爭及與西方和平共處 雖然中蘇兩黨的意識形態分歧開始並未導致雙方翻臉，但對蘇共所主張的對內緩和階級鬥爭、對外緩和國際關係，毛和中共一直感到芒刺在背。在1956年12月23日、24日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再論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時毛就講過：“現在修正主義思潮集中在一個問題上，這就是不要無產階級專政”。當時中共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陸定一也認為，不講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背叛，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叛。（462） 1960年在美蘇兩國公開關係明顯改善的情況下，發生了美國U2型間諜飛機入侵蘇聯腹地、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現在該市改名為葉卡傑琳堡）上空被擊落的事件。此次事件後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了毛的看法。鄧說：毛主席認為，從這兩年的情況看，赫魯曉夫在重大問題上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但不能說他在所有問題上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不好說他的修正主義已經徹底形成了，但總的來說，可以說他是半修正主義（272）；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系統化和發展的最高峰是蘇共“22大”通過的蘇共綱領。（642、659） 當時赫魯曉夫為了改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關係，在國際關係上提出了比較務實的“三和”、“三無”理論。蘇共“22大”綱領據此確定了新的內外政策：在世界範圍內提倡改良主義、人道主義、三無世界；在國內強調全民黨、全民國家。赫魯曉夫在1960年11月召開的蘇共第81次黨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作了進一步解釋：現在的時代不能只說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不能只說帝國主義的本性沒有改變，這不符合當代實際；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搞分工合作，單獨建設社會主義是不成功的，單幹是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發動的局部戰爭、民族解放戰爭可能發生，但不能就此認為戰爭不可避免；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是和平共處，裁軍是防止戰爭的根本道路；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過渡具備可能性，有可能使資本主義議會變成人民的議會；要注意防止國際共運中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警惕極端革命性、“左”傾冒險主義等。（378－380） 但在毛澤東和中共看來，這套理論是地道的修正主義。毛把赫魯曉夫與中共的分歧歸結為：根本的問題是全世界除社會主義國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問題，屬於社會主義國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繼續革命的問題。赫魯曉夫是代表老闆階級，代表資產階級，不要繼續革命，不要共產主義。（290） 劉少奇也指出，“三和兩全（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及全民黨、全民國家）”是赫魯曉夫路線的概括，至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一整套理論已經形成。（466） 蘇共“22大”之後，鄧小平在1962年的“7,000人大會”之前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現在擺在我們黨面前和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前的一個十分嚴肅的任務，就是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反對修正主義思潮。（482） 3. 不畏孤立、“敲山震虎” 由於毛澤東及中共以斯大林主義、列寧主義的正宗自居，高調抨擊蘇共的“修正主義”，這種教條主義和好鬥姿態導致中共與社會主義陣營其它共產黨和工人黨的關係空前緊張。從1962年11月初至1963年1月下旬，保加利亞共產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意大利共產黨、東德的統一社會黨分別在各自的黨代表大會上批評中共，中共因此成為被“兄弟黨”“圍剿”的對象，在國際共運中幾乎成了“孤家寡人”。但當時在毛澤東及中共領導人心中普遍存在着一種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傲慢心態，對論敵非常輕蔑。幾十年過去了，現在吳冷西的書中仍然殘留着這種輕蔑傲慢心態的余痕。 當時毛澤東不在北京，在京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及政治局常委會決定，首先反擊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這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而確定的一種“敲山震虎”式論戰策略。儘管赫魯曉夫1962年12月12日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的講話和1963年1月16日在東德統一社會黨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以及蘇共機關報《真理報》上的一些文章已開始指名批評中共，但毛澤東認為，暫時不要點蘇共和赫魯曉夫的名字，以便留有餘地。（514） 當時的國際共運中批評（中共則認為屬於“攻擊”）中共的政黨很多，為什幺中共偏偏挑選陶里亞蒂作為第一個公開打擊的對象呢？陶里亞蒂長期主張“結構改革論”，這一理論比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提出的“和平過渡論”更早、更系統。1962年12月，在意共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陶里亞蒂也公開批評了中共。當時中共認為，陶里亞蒂的講話“稍有理論色彩”（517），他的觀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篡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核心──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這一思潮的典型理論。批判陶里亞蒂的文章“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發表於1962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報》。這篇社論傳給在杭州的毛澤東閱後，毛誇獎說：“寫得很好”。（517） 吳冷西在書中提到：“我們評論捷共和意共領導或現代修正主義的論點，其實也就是蘇共領導人的觀點（518）。”換言之，論戰中期階段採用的是“指桑罵槐”手法。 4. 與蘇共公開翻臉 1963年春中共公開發表蘇共3月30日的來信，使兩黨的內部爭端完全公開化，並以1963年6月17日的“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63年3月30日來信的覆信”對蘇共強硬反擊，使兩黨之間的論戰進入了新的高潮，從此雙方不再保留任何餘地，“撕破臉皮”，公開點名相互批判，“在全世界引起轟動”（591）。 為發動這一批判高潮，中共作了大量準備，組織對蘇共的全面批判幾乎成了中共中央的“頭等大事”。1963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蘇共中央的來信。4月3日，毛澤東帶病在家中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發動對蘇共的全面批判，與蘇共翻臉。因此，4月4日的《人民日報》奉命將蘇共這封兩黨之間內部往來的信件發表出來，從此兩黨之間的爭端就在全國和全世界公開化了。毛指令鄧小平在北京主持一個寫作班子起草一篇公開反擊的文稿，同時要求陳伯達在杭州單獨組織另一篇文稿，兩地平行作業。據吳冷西回憶：為了搞好這個文件並為後來寫文章作準備，曾經收集和整理了大約400萬字的資料。（591） 4月底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了這兩篇文稿。5月3日至5日，在鄧小平主持下進一步討論了這兩篇稿子。5月5日政治局常委會議再次專門討論了這兩篇稿子的修改問題。從5月17日起，鄧小平組織“反修文章起草小組”的“秀才”們在釣魚臺賓館修改文稿，鄧小平、彭真均搬進釣魚臺居住，直接參與討論修改，一周后拿出了初稿。 當時，中共在國際共運中非常孤立，只與少數亞洲國家的共產黨還有往來。為了爭取其中一些黨的積極表態，中共還“徵求”了一向由其扶持的緬甸、馬來西亞、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共產黨的“意見”；趁新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斯訪華，毛澤東也於5月22日向他“徵求意見”；5月底、6月初又“徵求”了北朝鮮的意見；此外，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聘用的一些外國共產黨顧問也參與了一些意見。吳冷西在書中披露的一個情節尤其令人震驚：毛澤東及中共當時曾不惜血本拉攏越共，派鄧小平帶着此文的草稿和提供200億人民幣經濟援助的承諾趕赴越南，用巨額經濟援助換取越共支持中共的立場。（667） 這200億人民幣相當於當年（1963年）國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財政收入的60％。時值大躍進重創國力、幾千萬人餓死不久，全國老少面黃飢瘦、營養不良，毛竟置6億國民的生計於不顧，傾國庫欲“收買”越共，以壯大其與蘇共“決戰”之勢。 該文修改稿先經6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會議通過，再經6月12日的政治局會議通過，最後由毛定稿，然後派專人送到莫斯科，由駐蘇聯大使潘自力約見蘇共負責人遞交了此信。中共在信中提出了與蘇共針鋒相對的“國際共運總路線”：“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及其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鞏固和轉達社會主義陣營，逐步實現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完全勝利，建立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這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581） 中共認為，蘇共的“三和原則”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學說、在當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及階級分析方面有5種錯誤觀點；同時就“社會主義陣營問題”、“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最兇惡的敵人”、“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問題”、“亞非拉國家及反帝問題”、“與社會民主黨劃清界限”、“和平過渡論”、“禁止核武器問題”、“和平共處問題”、“無產階級專政與全民黨問題”、“領袖、政黨、群眾、階級的關係問題”、“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問題”、“兄弟黨之間的準則”等全面批判了蘇共。 蘇共收到中共的這一信件後，於7月14日發表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同時將中共的這封信公開見報。吳冷西書中的說法反映出當時中國國內對兩黨爭端公開化的官方解釋：蘇共7月14日的這封“公開信”開始對中共領導人進行“指名道性惡毒攻擊”，“蘇共的行動表明，赫魯曉夫撕破了假面具，露出了反華真面目，進行公開論戰”。（611） 但實際上，早在4月4日中共率先公布3月30日蘇共中央信件時，雙方的論戰就事實上已曝光。從此兩黨之間“撕破臉皮”的公開論爭就正式“開戰”。在此後的1年內中共接連發表了批判蘇共的9篇“重頭文章”（即當時著名的“九評”）： 一評：“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3年9月6日）； 二評：“斯大林主義問題”（1963年9月13日）； 三評：“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1963年9月13日）； 四評：“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1963年10月22日）； 五評：“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1963年11月19日）； 六評：“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1963年12月12日）； 七評：“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1964年2月4日）； 八評：“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1964年3月31日）； 九評：“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1964年7月14日）。 吳冷西在回憶中提到，“我們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九篇文章，都是經過常委討論修改，由毛主席審定的。毛主席對這九篇文章，提了許多重要意見，並作了許多重要修改”（639）；毛澤東對“二評”提出的修改意見最多，還親自作了多處重大修改，文章完稿後還誇讚此文“堪稱難得的政論佳作”（659）；“三評”“對南斯拉夫實際情況的分析不明確，有些提法過份了”（651）；“七評”“前後修改了18遍，比我們過去文章花的力氣都大，時間也最長”（663）；“九評”“是由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784），“是重頭文章”，“挖了赫魯曉夫的老底”（795）。據中共統計，在雙方論戰中蘇聯前後發表了2,000多篇文章，而中國發表文章的總數目前尚無人統計。 從吳冷西的書中可以看出，在長達10年的“中蘇大論戰”過程里中共上層的意見是相當一致的，並無任何不同的聲音。筆者以為，正因為高層領導人全體參與了這場論戰，無法把政治責任推到少數“替罪羊”頭上，為了維護領導層的集體權威，就只能事後對這一論戰長期採取集體沉默的態度，希望讓時間把這段歷史悄然一筆帶過。如此就自然不能指望官方會對這場論戰有所反思了。而當事人如吳冷西則至今仍以“當然正確”自居，在書中處處為毛澤東及中共辯護；說到激動處，當年那種激昂好鬥的毛式情緒就躍然紙上。 “中蘇大論戰”里中共“秀才班子”貶低赫魯曉夫及其論點時大量使用了辱罵式語詞，如“嬉皮笑臉、潑婦罵街”（389）、“信口雌黃、大肆謾罵”（281）、“大肆咆哮”（618）、“耍賴”（621）、“狡辯”（622）、“歪曲事實、捏造事實、顛倒事實”（741）、“陳詞濫調”（612）。這樣的文風通過當時全國強行實施的“政治學習”而侵淫社會，一改中國傳統文化的語言表達習慣，此後“文革”時期紅衛兵的“大批判文風”，乃至以後幾代人在書面文體中時而流露的“語言暴力”，均承襲於此。 二、中國為何與蘇聯翻臉？ 1949年以後，中共曾經選擇了對蘇聯“一邊倒”的國際關係定位，為此還嚴厲迫害過國內許多批評蘇聯的人。但為什幺中蘇很快又會徹底翻臉呢？楊奎松認為它與毛澤東的個性有關[3]，而吳冷西的書則似乎反映出截然不同的原因。 1. 為什幺對斯大林深懷不滿的毛澤東要捍衛斯大林？ 毛澤東向來對斯大林深懷怨恨，因為他不甘心居於斯大林的領導指揮之下，也不肯讓中共的利益服從蘇聯的通盤考慮；但毛又強烈地反對國際共運批判斯大林，因為對斯大林的公開批判會動搖斯大林主義，而斯大林主義正是毛澤東和中共掌握政權的“本錢”和基本手段。 蘇共“20大”之後，趁着國際共運中批判斯大林浪潮的興起，毛終於有機會發泄對斯大林個人的不滿了。在1956年3月24日的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歷數斯大林4次壓制中共的記錄：土地革命時期，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線，使中共的力量在白區損失了100％，在蘇區損失90％；抗戰初期斯大林又支持王明路線，讓中共聽蔣介石的；抗戰後期斯大林又不許中共打內戰；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期間毛澤東在莫斯科為斯大林祝壽，但自覺未受充份敬重[4]，於是說自己在莫斯科浪費了時間，只是每天“吃飯”、“拉屎”、“睡覺”。1956年底毛又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說，我一生寫過3篇歌頌斯大林的文章，說老實話，3篇文章都是我不願意寫的；一次是向斯大林祝壽，把斯大林當作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來寫，其它2篇，也不是出於心願，而是出於需要。（65） 1957年國際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及蘇共其它主要領導人有一次開誠布公的談話。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說：“過去說是兄弟黨，不過是口頭說說而已，實際上是父子黨，是貓鼠黨。”（100） 這可能是毛首次當面向蘇共領導人表達對斯大林的不滿。 中共領導人周恩來也表示了類似看法。他在1960年的北戴河會議上關於中蘇關係的長篇講話中提到：斯大林晚年時期，雖然共產國際解散了，但是，蘇共長期養成了一種習氣，一切以它為中心，一切以它為轉移、以它為首的大國主義、大黨思想，這種習慣越來越嚴重，要求世界各國黨都服從它的對外政策。（320） 周還引述了毛澤東的話：“他要占領我們的大連、旅順、要共管中長路，還要在新疆合辦三個合營公司。這就是大國沙文主義。”（851） 但是，一旦斯大林死了，國際共運開始批判斯大林時，毛澤東卻反而捍衛起斯大林來。當時國際共運對斯大林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點上：其一是肅反擴大化，其二是大國沙文主義。中共政治局1956年12月討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內容時，與會者不但不批評斯大林，相反卻處處為斯大林擺好；甚至認為肅反擴大化也“有它正確的一面，殺人殺多了但對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殺對了，問題是擴大化，此外，即使認為斯大林有大國沙文主義，但還是認為他在多數情況下，堅持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73－74） 毛澤東對斯大林的不滿並未改變，此時站出來捍衛斯大林的目的其實是為了維護斯大林主義。毛在1956年11月下旬的幾次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曾明確提出：依我看，斯大林基本上是正確的，是“三七開”。斯大林主義基本上也是正確的。……斯大林是好人犯了錯誤，鐵托的觀點要徹底駁倒，否則，共產主義隊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現在看來，斯大林主義還是要的，非保持不可，因為它基本上是對的。……這把刀子不能丟。這是我們的資本，跟列寧主義一樣。（64） 毛討厭斯大林，卻對斯大林主義情有獨鍾；捍衛斯大林主義，其實就是捍衛毛堅持實行的“階級鬥爭掛帥”和“無產階級專政”。正因為如此，當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主義時，毛會如此地怒不可遏。這樣就不難理解，毛為何要與批判斯大林主義的蘇聯斗得你死我活。這從他與蘇共領導人的對話也看得出來。1965年中蘇論戰剛降下帷幕，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利用訪問越南的機會路過北京，會見了毛澤東（下述對話中“柯”代表柯西金，“毛”代表毛澤東）： 柯：我們都是馬克思主義者，為什幺不可以好好談談呢？ 毛：你們說你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不是，我們是“教條主義者”。 柯：最近一個時期，我們並沒有把你們叫做教條主義，只是你們把馬列主義分成兩半，把自己叫做教條主義，把我們叫做修正主義。而我們認為，既要反對修正主義，也要反對教條主義，列寧就是這樣做的。 毛：......如果修正主義、教條主義有一萬年，我們就要反一萬年。（915－916）……第一是“教條主義者”，第二是“好戰分子”，我這個人名譽不好。全世界都罵我們這兩條。（916） 2. 毛澤東與赫魯曉夫之間的“蜜月期” 儘管毛對赫魯曉夫反斯大林主義之舉極為不滿，這並不妨礙他們彼此笑臉相迎、握手言歡；正是在蘇共“20大”批判斯大林之後的一段時間裡，毛與赫魯曉夫之間出現了一段“蜜月期”。當然在“蜜月”的背後是雙方十足的機會主義態度──因為彼此還需要利用對方，就把意識形態上的嚴重分歧擱在一邊。按照吳冷西的官式說法，赫魯曉夫上台後想把中蘇關係搞得好一點，於是把斯大林的沙文主義的某些做法收斂了一點（6）；而中共則為了蘇聯政局的穩定而支持赫魯曉夫：“毛澤東後來常提到，我們在那個時候總的想法是在斯大林逝世後，蘇聯以穩定為好。多次支持赫魯曉夫正是出於這種照顧大局的考慮。”（94） 其實，吳的書還透露了中共不便明說的真實意圖。當時毛及中共正熱衷於到國際共運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1956年國際共運中風雲突起，為毛及中共實現這一目標提供了表演的舞台。而恰在這個時刻，赫魯曉夫駕馭國際共運時卻有些力不從心。波蘭、匈牙利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這兩起事件說明，斯大林時代形成的鐵桶般的社會主義陣營已出現裂痕，這個陣營內部的離心力正在滋長，而赫魯曉夫卻缺乏整合社會主義陣營的能力。他後來曾多次說，“在那個時候，我們很需要中國的聲音”（95）。正當赫魯曉夫曲意拉攏中共領導人時，中共領導人也恰好想藉此機會提升自己的國際地位，雙方一拍即合。在這種背景下，毛一再稱讚赫魯曉夫，說他這個人“不死板”、“較靈活”，“有點實用主義”。 1956年波蘭發生了反共起義，蘇共倍感棘手，於是邀請中共參加波蘇兩黨的會談，商議按照《華沙條約》對波蘭出兵的問題。毛澤東立即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商量，會後毛把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召到臥室，自己穿着睡衣出場宣布：“如果對波蘭出兵，我們將支持波蘭反對你們，並公開聲明反對你們武裝干涉波蘭”。吳冷西的描述是，當時蘇聯大使直緊張出汗，連說“是、是”。（40） 接着毛又派劉少奇和鄧小平前往莫斯科為蘇波雙方“勸和”。“此後，差不多每天晚上，政治局常委都在毛主席家裡開會，研究我黨代表團從莫斯科發來的電報，商量我黨代表團與蘇波代表團會談中出現的問題。”（45） 蘇聯最後未出兵，波蘭工人黨領袖哥穆爾卡曾對中共表示感謝，說“波蘭黨和波蘭人民忘不了中國黨的支持”。（46） 10年後毛澤東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說，當時蘇聯沒有向波蘭出兵是因為中共表態產生了影響。這次“勸和”的另一收穫是，蘇聯同意發表一個聲明，承認過去在處理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方面有錯誤，不符合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平等原則，今後要根據平等、不干涉內政原則處理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5]就這樣中共正式在國際共運的舞台上開始扮演重要角色。 繼“波蘭事件”後發生的“匈牙利事件”是毛及中共在國際共運舞台上演出的又一個好機會。當時蘇共原打算把蘇聯軍隊從匈牙利撤出，劉少奇、鄧小平率領的中共代表團正在蘇聯，中共警告蘇共，這樣作要犯歷史性錯誤。當劉少奇等回國時赫魯曉夫前去送行，他與劉少奇同車赴機場並在車上告訴劉，中蘇兩黨會談後蘇共中央開了一夜會，決定蘇軍繼續留在匈牙利。 赫魯曉夫給了毛澤東及中共在國際共運舞台上表演的機會，毛及中共自然也會投桃報李。赫魯曉夫把蘇共領導人馬林科夫等打成“反黨集團”時，毛澤東及中共雖對此做法有看法，但以這是蘇共內部的事為由閉口不言，仍然竭力支持赫魯曉夫。而赫魯曉夫則以增加對中國的援助作為報答。 1957年12月毛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參加有12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及60多個兄弟黨參加的莫斯科會議，這是毛和中共在國際共運史中最得意的時刻，也是中蘇“蜜月期”的高潮。“這次毛主席訪問蘇聯，與1949年訪問蘇聯時的情況大不相同。……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展露頭角，威望迅速上升。特別是因為1956年蘇共‘20大’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結果引起了全世界的反蘇反共浪潮，接着又爆發了蘇波糾紛和匈牙利事件。在這浪潮中，中國黨儼然中流砥柱，……從發表‘論無產階級政治的歷史經驗’到‘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影響。中國黨在國際上越來越引人注目。毛主席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訪問蘇聯的”。（93－94） 在大會上毛作了3次發言，會議期間不停地穿梭外交，表現出十足的“明星”丰采。 在這次會議期間蘇中兩黨儼然並肩成了國際共運的共同領袖。最讓毛澤東得意的是，赫魯曉夫在會上提出，社會主義陣營應以中蘇為首。（131）。毛對赫魯曉夫的回報是，在國際共運家族中率先提出要以蘇聯為首，其實那時正是毛在中共黨內高層指責赫魯曉夫是“半修正主義”的時候。為了得到國際共運領袖的地位，毛並不在乎與“修正主義者”相互提攜。那次會上，雙方確實合作得親密無間，毛與赫魯曉夫商定，由中共出3人、蘇共出3人，雙方包辦會議共同宣言的起草等事宜（100），全然不考慮還要不要尊重各國共產黨之間的平等原則。 但是，對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別有用心地提出要“以蘇聯為首”，波蘭、南斯拉夫等執政黨均表示反對。波蘭的哥穆爾卡既不贊成提“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也不贊成再象斯大林時代那樣組織類似“第三國際”那樣的機構，甚至連各國共同出一個刊物都不贊成。（103） 然而，毛澤東一再堅持自己的意見，並再三對這些國家做工作，要他們認同他提出的“要蘇聯為首”的主張。毛解釋說，提出“以蘇聯為首”是因為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事情需要互相協商、互相調節、互相合作。 3. 毛澤東及中共開始挑戰赫魯曉夫的國際共運領袖地位 但赫魯曉夫與毛之間的“蜜月期”畢竟是短暫的，彼此對對方的態度很快都發生了變化。對赫魯曉夫來說，在國際共運這個舞台上，1957年莫斯科會議以前毛澤東及中共的利用價值最大，此後赫魯曉夫雖然為了保持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聲勢而不會與中共過不去，但他也不可能再給毛及中共更多的好處了；而走上了國際共運舞台的中共領導人卻雄心勃勃，得寸進尺，急於充當真正的“國際領袖”，在赫魯曉夫面前表現得越來越咄咄逼人。 實際上毛及中共並不是真心要讓“蘇聯為首”，在他的心目中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基本上只是個為其實用主義目的服務的集團，毛的意圖是讓蘇聯充當反帝和與美國對抗的“老大”，這就是毛1957年力主在“莫斯科宣言”中寫入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原因。這種強硬的反帝立場當時便遭到波蘭等國的激烈抵制。正因為毛堅持對美國的這種立場，導致他極度反感赫魯曉夫提出的“與帝國主義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建設三無世界（沒有軍隊、沒有武器、沒有戰爭）”的新外交思維。毛的護士長吳旭君曾有如下回憶：“毛澤東受不了這種欺辱，不管是五十年代來自美帝國主義的，或是六十年代來自蘇聯老子黨的。毛澤東認為這兩個大國都沒有把中國放在眼裡，更沒有對新中國存在的價值和深遠的意義予以重視。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他。”吳旭君引用了毛私下裡對身邊工作人員說的真心話：“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不能讓別人牽着鼻子走，既要對付正面的敵人，還要防止背後射來的冷箭。所以，看來，我得象魯迅說的那樣，我也得橫過身子來戰鬥，才能有效地進行兩面戰鬥。一手對付美國，一手對付蘇聯。”[6]所以，毛領導下的中國始終不肯加入“華沙條約”和“經互會”。中蘇兩黨因意識形態問題鬧翻後，羅馬尼亞黨代表團前往北京斡旋，並提出要中國加入“經互會”，中國方面始終迴避這一提議。 楊奎松認為：“赫魯曉夫在處理同中國的關繫上，確實比斯大林謙虛得多，也小心得多。……嚴格地說，赫魯曉夫也存在嚴重的大國沙文主義，……若比較斯大林當年迫使毛澤東接受那些不平等條款，赫魯曉夫這時的建議[7]根本就是小巫見大巫。”[8] 他指出：“斯大林堅持要把中國東北和新疆劃為蘇聯的勢力範圍，堅持要保持在中長鐵路上的部份特權，堅持要中國接受不平等的合營公司……所有這些，赫魯曉夫上台後都主動放棄或廢除了。……因為需要毛澤東的支持，赫魯曉夫對毛澤東的任何不滿，通常都採取個人協商的辦法加以解決，其態度一般也比較謙虛。這些在斯大林時代是不可想象的。”[9] 從毛及其它中共領導人的實用主義立場來看，赫魯曉夫在對華關係上表現出較低的姿態，這只不過是雙方實力變化的結果，不但不值得尊重，反而可以把赫魯曉夫的溫和謙虛視為軟弱可欺。毛澤東在1960年的北戴河政治局常委會上就蔑視地把赫魯曉夫稱為“銀樣蠟槍頭”。（168） 毛及中共其它領導人過去在斯大林面前從來不敢公開挑戰，現在終於找到了挑戰對象。雖然中共是國際共運中的一個大執政黨，但斯大林在世時毛即使有再大的野心也只能埋藏在心中。而赫魯曉夫給了毛及中共登台演出的機會之後，毛及其它中共領導人“食髓知味”，看到了爭當領袖的種種“良機”，自然就不會再安分下去了。 “中蘇翻臉”發生在大躍進全面摧毀了國民經濟之後，全國百姓嗷嗷待糧，各行各業百廢待興，可那時中共領導人真正熱衷的卻不是救國民於水火；相反，毛澤東、政治局及其常委會花了大量時間去開會反覆討論幾篇批判蘇共的文章，逐詞逐句反覆推敲，甚至直接代替“秀才班子”干起了耍嘴皮子、搖筆桿子之類的工作。為什幺舞文弄墨會成為政治局和中共領導人的“頭等大事”呢？他們並不是故意不干正事，而是在舞文弄墨的背後有大圖謀──為毛澤東爭國際共運的“精神教父”地位。在中共高層看來，這比國計民生重要得多。 自從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鐵托號召把斯大林主義分子趕下台之後，毛及其同事們立即意識到社會主義政權開始面臨“合法性”危機，但同時他們也看到了機會。既然以蘇共為首的國際共產主義陣營主流“出了修正主義”，毛及中共通過高舉斯大林主義的旗幟就有可能代替斯大林而成為國際共運的旗手和“精神教父”，那樣中共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將達到頂峰。正如吳冷西所說，中共發表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2篇文章在全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中國黨在國際上越來越引人注目”。（93－94） 這種“巨大的影響”和“引人注目”感正是當時毛及其同事們的動力，因此他們才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舞文弄墨，“悠悠萬事，唯此為大”。1960年參加81黨莫斯科大會的中共代表團副團長鄧小平回國後曾躊躇滿志地表示：現在看來，蘇共這樣一個大黨，以赫魯曉夫為首的種種違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言論、行動在全世界發生那幺大的影響，如果不是中國黨站出來說話，任何其它黨都不可能起阻擋它的作用。（443） 蘇共“22大”之後，鄧在中央工作會議（7,000人大會）上又說，現在全世界確實只有中國這個大黨能夠頂住赫魯曉夫的壓力。 正是在這種高度自信和對赫魯曉夫的輕蔑之心支配下，毛澤東及中共其它領導人開始當面挑戰赫魯曉夫的國際共運領袖地位。赫魯曉夫1959年訪華期間參加了中國的國慶10周年招待會，招待會期間，陳毅、彭真、周恩來輪番出場主動找赫魯曉夫辯論，陳毅更是擺出一介武夫的形像。（224－226） 而毛澤東在這場爭論中卻始終站在一邊幸災樂禍。楊奎松指出：“這次會議可以說是中蘇兩黨領導人之間有史以來所發生的空前嚴重的爭吵。……赫魯曉夫剛回到西伯利亞就公開發表批評中國黨的言論，其中甚至影射毛澤東是‘好鬥的公雞’。......十分明顯，1959年10月在北京發生的這場爭吵，已經從根本上惡化了中蘇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關係。”[10] 4. 中蘇摩擦日益加劇 當然，毛很清楚地意識到，他自己和中共如要在社會主義陣營當實實在在的老大，份量遠遠不夠。在1957年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曾就“提蘇聯為首”這一說法解釋道：我們中國是當不了這個頭的，我們沒有這個資格。因為我們經驗少，雖然人口上是一個大國，但是經濟上是一個小國。蘇聯發射了衛星，我們連半個衛星都沒有，只有山藥蛋，為首就很困難了。而蘇聯共產黨有40多年的經驗，是經驗豐富的，也是最完全的。（113） 此後不久，毛澤東就發動了大躍進，其目的之一是用非常手段在經濟上趕超蘇聯，從而增強其國際共運領袖地位的經濟實力。赫魯曉夫對毛這個自鳴得意的荒唐決策從一開始就不表支持。後來大躍進直接導致全國經濟幾近崩潰，農村人口餓死數千萬，這樣的瞎折騰事件招致赫魯曉夫的批評。1959年7月18日，在波蘭的波茲南市赫魯曉夫就中國的人民公社問題不點名地批評了中國的做法。（204） 1960年6月20日至25日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對以彭真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說：你們搞大躍進，可是人民沒有褲子穿，窮得要命。（281） 大躍進的後果證明，赫魯曉夫的這些批評其實並無偏差，這讓毛臉面盡失，他對赫魯曉夫的不滿更加強烈了。 國內經濟政策的徹底失敗不但沒有減少毛的爭雄之心，反而激起他的好鬥意志；經濟政策不成功，毛就在其它方面出擊，這使中國與蘇聯進一步發生摩擦。赫魯曉夫雖對毛這個“好戰分子”有所了解，但他仍想拉着中國一起推行他的與西方國家緩和關係的“和平計劃”。為此，他曾向毛及中共通報蘇聯的國際關係政策。例如，蘇聯大使曾受蘇共中央主席團委託，向中共領導人介紹過蘇聯政府對中東危機的態度等。1960年，在蘇聯參加英、美、法、蘇四國會議之前，赫魯曉夫呼籲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要形成共識；9月訪問美國後他又在12月的匈牙利社會黨代表大會上呼籲，社會主義陣營和世界各國共產黨要“對表”。 儘管中共表示要“以蘇聯為首”，中蘇兩國之間還有“互助同盟條約”（依照此條約，一方捲入涉外衝突時另一方有義務參與），但毛澤東及中共處理涉外事務時依然我行我素。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突然下令炮擊金門、馬祖，台灣海峽的局勢頓時緊張起來，不但美國茫然不知所措，中共對蘇聯也事先未打招呼。赫魯曉夫急忙派外交部長葛羅米柯來北京詢問毛澤東到底要干什幺，毛則輕率地表示，他只是想摸摸美國人的底。吳冷西在書中提到，赫魯曉夫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10周年的講話中對此事耿耿於懷，認為中共竟想用武力來試試資本主義的穩定性。（220） 1959年8月27日中國和印度發生了邊界武裝衝突，此事導致中蘇兩國的關係進一步惡化。赫魯曉夫不相信印度是侵略者，未支持中國，蘇聯的官方通訊社塔斯社9月9日發表聲明“表示遺憾”。赫魯曉夫更指責中國在中印邊界衝突中違背了社會主義陣營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中共放走達賴喇嘛，給印度共產黨造成困難，使得印度共產黨在某邦的競選中失敗，使印度領導人尼赫魯更加右傾，使南亞和東南亞各國對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不信任。（250） 中共當然無法忍受這種批評。陳毅曾指着赫魯曉夫說：你們和我們都是社會主義國家，你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頭頭，為什幺對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發生衝突，分明是資本主義國家首先挑釁的，你不但不支持社會主義國家，反而支持資本主義國家，指責社會主義國家。（224） 周恩來在1960年7月14日至16日的北戴河會議批評蘇聯“不惜犧牲盟友利益來討好民族資產階級”，指責赫魯曉夫在西藏叛亂問題、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中國與印尼的關係問題上不為中國說話。 據吳冷西回憶：從1958年開始，赫魯曉夫不斷對中國進行影射攻擊。1958年12月21日，赫魯曉夫在與一位美國參議員會談時，攻擊了中國；1959年1月，赫魯曉夫在蘇共“21大”報告中又不指名地影射中國，因此開始了不指名攻擊的惡劣先例，也開創了在兄弟黨之間，由一個黨的總書記公開地、不指名地批評另一個黨的惡劣先例（191）；1960年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召開的華沙條約首腦會議上“放肆攻擊中國和毛澤東”（250），赫魯曉夫酒後吐真言，大發脾氣說：“有人要蘇聯為首，可是‘為首’能給什幺呢？既不能給麵包、黃油，又不能給道義、政治支持。......過去，你們的聲音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現在，我們要走我們自己的路了。”（251－252） 5.責難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 中共對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也十分不滿。吳冷西舉了3個實例：“中蘇國家關係的惡化是從1958年開始的，就是蘇聯提出要建立中蘇聯合艦隊，企圖在軍事上控制中國”（643），1958年春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向中國國防部提出要求，希望在中國建一個長波電台，以便利蘇聯的核艦隊在太平洋的活動；7月21日，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會見毛澤東時提出，赫魯曉夫希望中國考慮與蘇聯一起建立一個聯合艦隊（158），毛毫不客氣地告訴尤金，看來你們是想控制我們（160）；毛澤東1958年決定炮擊金門後，蘇聯曾先後建議派導彈部隊和空軍駐紮到福建前線（181－182）。其實，早在這些事情發生之前，中共就已經背地裡指責蘇共的“大國沙文主義”了：在中共領導人看來，蘇共“20大”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事先“不與各國黨商量”（6），就是中共難以接受的，而且中共直到該報告被波蘭共產黨泄漏出去、《紐約時報》全文刊登時才見到書面文本；毛澤東、鄧小平等在一起開會聊天時，認為在這件事上十分沒面子，立即就聯想到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後來波蘭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就說，“蘇波關係搞得這樣緊張，我看是蘇聯大國沙文主義造成的”。（35） 當時的官方認知是，兩國間分歧的“實質問題是控制與反控制間的鬥爭。……赫魯曉夫在莫斯科會議以後，看到中國威信上升，自認為對他是一個‘威脅’，於是採取步驟，試圖控制中國（首先在軍事上）。……俄羅斯大國主義的幽靈在徘徊，赫魯曉夫要控制中國的陰謀在進行”。（173） 這典型地代表了當時毛對國際環境的看法。赫魯曉夫1959年9月為改善蘇美關係而訪美，動身前藉口蘇美正在討論簽署禁止核試驗條約而決定取消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的合同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中共高層從中引出了這樣的結論：“赫魯曉夫......想控制中國，沒有得逞之後，就想依靠美國來解決世界問題，不惜犧牲中國的利益”（229），甚至可能同西方主要是美國站在一起反對中國（208）。1960年5月鄧小平主持書記處會議時說，毛澤東對赫魯曉夫分析是“赫魯曉夫以美蘇合作主宰世界”（271）。周恩來在北戴河的一次會議上也這樣指責赫魯曉夫，“他企圖控制中國，控制不成就公開反對中國”（330）。始終堅持毛澤東當時觀點的吳冷西甚至把蘇聯對中國大躍進的批評也解釋為：“赫魯曉夫在控制中國的企圖沒有得逞之後的憤懣情緒，對中國的強烈不滿，一有機會就發泄出來。”（191） 三、對“中蘇大論戰”的反思 1. 毛、劉、鄧在“中蘇大論戰”中的角色 吳冷西的回憶錄表明，在整個“中蘇大論戰”中，毛澤東是主帥，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則是幾員衝鋒陷陣的大將，整個領導群完全步調一致，無論是在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還是在中央委員會，都沒有任何不同意見。所以，很難把這場大論戰以及隨後出現的中蘇對立歸咎為毛澤東的個人責任。 當然，論戰中幾乎所有的重大決定都是毛主導的。他經常處於情感和理智雙重興奮狀態，甚至不分晝夜地指導批蘇文章的具體細節，連政治局常委會也挪到他的臥室去開。1963年中蘇公開論戰開始後，毛曾指示說：由於蘇聯《真理報》發表的“蘇共中央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的公開信”公開指名攻擊我們黨，我們的批評也要指名道性；豺狼當道，焉問服理；緊緊抓住“公開信”，直接指名蘇共領導。對其它兄弟黨的反華言論暫不置理；擒賊先擒王，矛頭對準赫魯曉夫，他是急先鋒，講話也最多，最惡劣；步驟上先發表蘇共的反華言論，其它的可精選發表一些，掛一筆帳。（638） 1964年毛在家裡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時提到：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主要花在同赫魯曉夫鬥爭中。（733） 在這場論戰中決策層的另一個關鍵性輔助人物是劉少奇。通常，毛澤東不在北京時，劉少奇就主持常委會，發動對其它共產黨的公開論戰，發表批判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的文章，就是劉少奇主持下決定的。1964年元旦後中共發表了“六評”，這時蘇方希望雙方能停止論戰。在劉少奇在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上說：我們要全面地批判修正主義。要在理論上打垮它，要在哲學和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展開批判。......我們要象對蔣介石那樣，“宜將剩勇追窮寇”。現在，我們的口號是窮寇要追，不是窮寇莫追。當然，在追的過程中也有間歇，打打停停。（661－662） 鄧小平也是這場論戰的先鋒人物，他多次代表中共與蘇共會談[11]；同時，他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基本上被毛澤東當作反修鬥爭的工作機構。吳冷西說，論戰工作是在“小平同志的具體指導下，根據毛主席的指點”（662）進行的。但已出版的研究鄧小平的文着卻鮮有提及鄧小平在這場論戰中的作用和形像。 2. 與蘇聯翻臉爭到了什幺？ 現在來回顧這場“中蘇大論戰”，究竟雙方所爭為何？從吳冷西的書可以看出，中蘇之爭既有意識形態之爭，也有領袖地位之爭和國家利益之爭。雖然中共對赫魯曉夫的大國沙文主義非常不滿，但這不是爭端的起源；還在赫魯曉夫竭力拉攏中共、兩國關係尚處在“蜜月期”之時，毛澤東及中共就先發制人地就雙方的意識形態差異開始了對蘇共的批判。儘管當時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成為“一小撮”──1963年毛澤東會見蘇聯駐中國大使契爾年科時說，有43個黨罵我們（545）），但中共其實深為這場爭論的擴大化和在爭論中帶頭挑戰蘇共而感到自豪。在1961年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鄧小平說，“如果不是中國黨站起來說話，任何其它兄弟黨都不可能起阻擋它的作用。在整個鬥爭過程中，我們黨領頭，左派高興，中間派發生動搖，而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右派最後只好退卻。”（443） 吳冷西現在仍然堅持當年的官方看法：“在激烈的論戰中間，我們黨提出了一系列論點，雖然其中某些論點，受當時情勢的影響，是值得商榷的。但是，我黨堅持反對蘇共領導人的修正主義特別是大國沙文主義的鬥爭，是十分必要的，卓有成效的。我們黨在論戰中提出的過去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未曾論及的許多論點，可能還要在世界範圍內爭論100年，最後要由歷史來作結論。”（939） 但是，正是毛及其同事們當時堅持的斯大林主義教條把中國推進了死胡同，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文革”這場大災難，而毛的國際共運精神領袖之夢也徹底破產了。毛死後，當年緊緊追隨毛指揮反蘇“反修”運動的鄧小平不得不部份放棄了斯大林主義，改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這些政策全盤否定了當年“反修”主張的正當性，比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政策有過之而無不及。 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這場論戰導致中蘇全面為敵，中國最後不得不走上了傾國力“備戰反蘇”的道路，給國民經濟帶來了巨大損失。由於反蘇“反修”而在國際上陷入空前孤立，毛及中共為拉攏一些小國替中國捧場，大幅度擴大對外援助，使國民利益蒙受了巨大犧牲。1961年和1962年中國對外援助支出合計為13億7千萬元，連同前3年的對外援助支出，5年總計23億6千萬元；其中援助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古巴、蒙古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部份為18億7千萬，援助亞洲、非洲民族主義國家的部份為5億元。[12] 而這些小國後來多與中國翻臉相向，特別是中國勒緊國民的褲腰帶為越南提供了巨額援助，最後兩國關係卻走到了發動戰爭的地步。這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後果證明，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毛及其同事們當年制定的這些外交政策有多少成功之處。唯一具有正面意義的是，為了鉗制蘇聯中國不得不改善與美國的關係。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說，毛留給鄧小平的最大遺產就是聯美反蘇。[13]這一決策雖然終於把中國從完全孤立的國際環境中解脫出來了，但同時也否定了毛澤東立意對抗美帝的初衷。 【注釋】 [1] 下文中園括號內數字均為引用吳冷西一書內容出處的頁號。 [2] 參見吳書第640至641頁。 [3]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478、536頁。 [4] 據美國多維新聞社2002年2月19日轉自《莫斯科新聞》的報導，在毛澤東赴蘇為斯大林祝壽的那段時間裡，斯大林患輕度中風症，經治療後勉強出席了其70歲生日宴會，隨即離開莫斯科赴蘇聯南方繼續治療達數月。毛見不到斯大林其實是因為斯大林仍在病中根本無法見客。但社會主義國家向來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病況高度保密，連對毛這樣最親密的兄弟黨領導人也不例外。所以毛澤東不知道他不得不在莫斯科無所事事的真正原因。 [5] 蘇共的這份“檢討書”發表在1956年12月1、2日的《人民日報》上。 [6] 吳旭君，“毛澤東的五步棋──打開中美關係大門始末”，《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言》，利文出版社，香港，1995年。 [7] 指關於中蘇建立聯合艦隊的建議。 [8]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出處同注[3]，第524頁。 [9] 出處同上，第536頁。 [10] 出處同上，第440頁。 [11] 波蘭事件後，中共獲邀參加蘇波兩黨會談，鄧與劉少奇同往；1960年北戴河會議後的中蘇兩黨會談是鄧小平為團長、彭真為副團長；1960年11月出席81黨莫斯科會議，鄧小平是副團長，劉少奇是團長，鄧代表中共發言，“把問題全擺到了大會上去，充份揭露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面目”（384）；1963年7月6日至20日鄧率領中共代表團參加了中蘇兩黨會談，為表彰鄧的突出表現，毛曾親自到機場迎接他。 [12] 見李先念“關於1961年和1962年國家決算的報告”。 [13] 見《亞洲周刊》（香港）對李慎之的專訪，200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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