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

◇　道不同不相与谋

　　我是１９７５年结的婚。我跟粟裕的二儿子粟寒生很熟。１９７１年我父亲去世之前，我第一次探家，寒生也从部队探家。他可能有意，约我出去玩儿时，把他妹妹也带着一起去了。我当时没意识到这点，可能她看完我以后，觉得还挺满意。后来寒生就给我讲了，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我结婚前后，老邓重新出来工作了，大家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没多久又开始“批邓”。当时对毛的情况，我们不太了解。我们在部队比较闭塞，总是听说毛主席身 体很好，没有这些小道消息。我后来听说，毛参加我父亲葬礼以后，感冒了，后来得了心脏病。但是当时毛主席在我们心中，确实是“神人”的形象，从来没往这上 面想过。总理去世后，老岳父跟我讲，总理去世了，今后斗争更加复杂，你们也要做准备。老邓当时已经下台靠边站了。这时忧虑的是，“四人帮”今后是不是会比 较得势了。结果，华国锋上台，我松了一口气，因为不是王洪文、江青上台。但是我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确实需要考虑，作为团政治处主任，我将来在部队怎 么办？

　　沈阳军区当时比较左，毛远新是政委。我们那个团是“学习小靳庄”典型。沈阳军区对抓典型挺重视的，搞大批判、搞文艺演出，后来 还有“批邓”什么的。我那时候是团政治处主任，副团级，２８岁，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这些事情都归我管，但是搞这一套我自己心里头就接受不了，干 不下去了。我就给岳父粟裕写信，说能不能给我调动一下？他说，当兵，还是要从部队提拔。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野战军的团级干部，他还是希望我继续在那儿干。 但是，我就给他写了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与谋”，表明了我的意思。

　　我老岳父一下就理解了，他找了伍修权〔１１〕。伍修权就让总参二部 给我下了调令。下调令以后，军长找我谈话，说你干嘛要离开呢？到总部有什么好处？你这么好的基础，怎么说走就走，太可惜了吧？你去当参谋，就会老死在部 里，你在我这个地方，我这个位置将来就是你的，没几年了。这些话语重心长，我都知道，可是我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想法。我就说，老岳父身体不好，我爱人也来不 了，家庭问题没法解决。

　　我回到北京，关系已经到总参了，但是还没报到上班。这时毛主席刚刚去世，我感到后面有戏看了。记得有次和几个 朋友聊天，我说，要“动外科手术”了。那段时间，我并没有接触高层，也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不过我当时有这个感觉，觉得当时那个局面不会再僵持下去，要最后 见分晓了。没几天，“四人帮”就被抓起来了。老岳父跟我讲：“你看，着什么急呀？你要不着急，现在不就好了吗？”他意思是说，你应该还在野战军，因为已经 有基础了。当然，谁也想不到会那么快翻盘。

陈小鲁：我眼中的领导人

    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1946年7月生于山东，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初，他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不同意血统论的对联，没有参加红卫兵。后为维护社会秩序，他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文革中有关他的谣言四起，难辨真伪，甚至影响到了他的父亲，于是1968年4月被周恩来送到部队监护锻炼。一年半后，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以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陈小鲁在父亲遗像前

　　文革一页翻过去40多年了，当时我对中央的一些人和事，还有些影影绰绰的印象。

　　江青得势以后，使我们对毛本身也有看法了。江青是他的老婆啊，这就有点问题了，跟共产党的规矩不一样。像我母亲，她1938年参加革命，最后是14级干部，级别很低。为什么呢？我父亲压着她。这是传统，我很理解。邓颖超，那么老的资格，不显山不露水，就是个中央委员。为什么？总理不让。江青这么张扬，“中央文革”和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是什么关系呀？她凭什么指手画脚呀？到后来，打击面越来越大，把“联动”的小孩子都抓起来了。当年“陈谢大军”时，谢富治是陈赓的老战友，结果谢把小涯子〔陈赓大将之子陈知涯的小名〕都抓起来了。小涯子才几岁呀？小学六年级。他们怎么这么做呀？这是当时很不满意的地方。

　　我们对江青，无非就是对她的言论、她的一些作为，以及那种嚣张态度的不满。我们以前学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焦裕禄是什么样的形象？你那个是什么形象？我们觉得不满，因为这和党的传统不一样。另外，我们历来强调“团结干部”，现在这么多干部被打倒。对江青的怀疑是逐渐产生的，她的很多东西是和我们党的传统相违背的。

　　林彪跟我父亲交往不多。他那个人比较孤僻，工于心计，对事情他都有自己的想法。现在有种说法，认为“文革”有三次大的路线斗争。第一次是“一月革命”时，省市一级的领导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用“一月革命”的方式，全部打倒、夺了权；第二次是“二月逆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打成“逆流”，受批判，靠边站了。第三次是以林彪、陈伯达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也可以说是老干部的一部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抵制文化大革命，攻四人帮，打张春桥。前两次的案子都翻过来了，如果林彪不跑，这第三次应该也就翻过来了。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前两次整老干部，林彪都站在老干部的对立面，支持了文化大革命，是既得利益派。所以前面这两拨老干部，对他就不满意。最后他跑了，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就“万劫不复”了。

　　现在看“571工程纪要”，越来越明确。确实有很多东西，林彪不知道。另外，“571工程纪要”当时是传达到基层每一个人的。“纪要”提出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指向当时所谓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文革”的那些弊病。它用的论据，当时讲都是“右派”言论，现在看是正确的。后来批判“四人帮”，用的无非也是这么一套东西。所以，现在“571工程纪要”反而变成“绝密文件”，不能外传了。

　　我小的时候和总理接触多一点，他见到我们这些孩子，都是比较亲切的。我还跟总理打过乒乓球。有的时候，总理也来我们家这边看看，我近距离接触总理，包括以后他送我走，实际上就有四次。我们都是很尊重他的，总理说什么，我们就去办。

　　总理那个人，比较平和，脑瓜特别好使。总理知道我，而且还知道得很多，有些事他都记得住，还知道我得过肝炎。他让我去东北的时候，还问道，你不是得过肝炎吗，好了没有？如果没好，可以换个地方，换个方式。他日理万机，还记得我得过肝炎，这是多小的一件事，真是有心人呀。

　　1971年5月我回家探亲，总理知道了，让我去西花厅。总理见了我就说：你表现不错，我们过去有约定，你也确实没给家里写信。后来沈阳军区打报告，说这个人怎么办，能不能参军？入党？提干？我给他们的答复就是，为什么不能参军？为什么不能入党？为什么不能提干？只要表现好，都可以。他还问我，去了部队以后，是怎么想的。我们没谈政治问题。这和我跟父亲一样，父子之间也没有政治方面的交流。就是谈谈原则，自己管自己，自己努力。

　　总理去世的时候我比较悲痛。他去世那天，我正好在探家回部队的路上。火车途经唐山车站，停车10分钟，我在站台上突然听到新闻报道：周恩来总理去世。我拿上行李就下了车，赶快回到北京。我参加了总理的追悼仪式，遗体告别。十里长街送总理，我也去了，一直送到八宝山。那天人真多，我很震动。我那时总觉得总理去世以后，好像国家缺了主心骨，有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文革前期，我对总理没有质疑。现在知道他也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对，他做的许多事都是违心的。当然了，责备他也是可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在文化革命那样一个形势下，毛主席又那种态度，谁又能怎样？一直到今天，我都能理解他的做法。他处理这个事、那个事，也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因为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对抗毛泽东，那为什么非要强调总理应当去对抗毛泽东呢？

　　文革遗产

　　中国革命最大的遗产，建国以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这是两笔最大的遗产，我是主张进行认真研究的。十年动乱，把我们体制上所有的弊病全都暴露出来了，但没人总结，所以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还在走老路。本来从共和国的角度也好，从共产党的角度也好，都应该通过文化革命得到新生，但现在是有所改进，但没有得到新生，还是保留很多旧体制的东西，一直到现在阻碍着发展，而且矛盾越来越大。

　　文革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苏联有“大清洗”，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在这种专制制度下，必然产生这个。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搞文革有“合理性”。文化革命没有合理性，但是它是“必然”要来的，是共产党走到这一段必然要犯的错误。因为它里面有专制的、从封建社会下来的传统。在毛主席，还有我父亲他们身上，都带有封建的烙印。

　　就文革本身而言，毛主席还是有他的追求，就是追求他的“毛式的共产主义”。且不论它目的的对错，但他为了这个目标，不择手段这点起码是不对的。比如说薄老这个“叛徒”问题。在延安时，为这个问题，薄老跟毛主席谈过8个小时。“七大”的时候，毛主席提出，要薄一波当中央候补委员，党内当时就有不同看法。为此，刘少奇、张闻天都讲过话，意思是说这是中央让他做的，填自首书是“履行手续”，不是变节。包括安子文等，他们都写了自首书，都跟毛主席谈过。所以，毛主席对此是了然于心的。我很反对他这种出了问题就从头算账的做法。这些已经有结论的事情，不能再重新算账。但是，为了把别人搞臭、搞倒，就从头算。从批彭罗陆杨，到批刘、批邓，到批林，都是这么算账的。那人家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提刘少奇当第一副主席呀？为什么你让林彪当接班人呀，为什么又让邓小平当副主席呀？所以我觉得搞政治不能不择手段。现在管理社会，一个政党，一定要讲手段，讲过程，都要经得起推敲。实用主义的做法，就是以丧失原则来实现目标。这造成了一代人的思想扭曲。

　　我父亲对党内斗争，他是主张“和为贵”。所以毛老爷子对我父亲恼火，老说他“折衷主义”，“和稀泥”。但是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毛主席种下的因。这样就造成党内的民主作风被破坏，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就越来越少。领导人喜欢什么，就讲什么。有些“左派”提出，难道这些冤案都是毛主席一个人造成的？他们说得对，这些冤案当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造成的，很多人也参与了制造这些冤案。但是主要责任是谁呀？根子是谁呀？使这种思想方法、斗争手段主导党内和社会的提倡者、支持者，是谁啊？是毛主席。要是否认这点，那共产党就没有任何进步。

　　严格来讲，共产党的这些错误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也不是全部是哪个个人的原因。比如说全推到毛泽东身上也不行，他只是个代表而已。更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四人帮”，都推到林彪身上。共产党如果真正走民主法制道路，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体制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不解决是不可能的。

　　我曾提出一个“共产党光谱学说”，就是说，共产党是个“光谱”，由七色组成，从深蓝到红。这个光谱的左边是江青“四人帮”，中间有谁，右边可能有谁谁。所有这些合起来，才是白光，太阳光——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文革前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阶级”要颠覆共产党政权，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刘少奇也好、彭德怀也好，是代表国民党。你说刘少奇搞修正主义，他代表谁？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一个派别，或者是他个人的、或者是一批人的想法。反过来，你说江青夺权是为复辟资本主义？说她代表了资产阶级？肯定是胡说八道，这只是党内不同意见间的一种斗争。可这些问题，我们当时并不理解。

　　所谓共产党的“光谱学”，就是这样：没有左，就没有右。这是毛主席讲的。实际上，大家目标是一致的。但是目标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没有一个说，我上台就是要把天下弄乱。所以，“运动就是一切”，你只能在道路上做选择。道路上的选择就是党内斗争的主要内容。文革前后的权力更迭，都体现在这个“光谱”上。

　　恩格斯有个观点，认为社会的运动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如果这儿有一个力，那儿有一个力，它们合起来，合力就是它们的对角线。这对我非常有启发。就是说，毛泽东有这么一条路线，他的“力臂”很长，那么整个运动轨迹就偏向他。但是还有千千万万的干部，每个人想法也不尽相同，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跟他一样，在另外一个问题上跟他不一样。毛的力在这个方向，而你的力在那个方向，所以社会永远不会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去做，只不过有时候比较偏向他一点。那么毛泽东一死，他的“力臂”没有了，老邓的“力臂”大起来了，就从原来偏左，到现在开始偏右一点。但是实际上，大的方向，都是朝那个方向走。

　　毛主席搞文化革命的“动机”是什么？我觉得，他的动机恐怕还不全是为了巩固个人的权力，江青可能带有以权谋私的部分。反过来说，老一辈革命家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力，就没有以权谋私的成分？所以我认为，文化革命也好，所谓的政治也好，就是党内斗争，就是党内不同路线的斗争。刘少奇有一套想治国富强的方法，毛泽东有一套方法，江青可能有一套方法，赵紫阳有一套方法，邓也有一套方法，陈云有一套方法……每个人都有一套方法。合起来，交织斗争，就变成了共产党的轨迹。合起来，从左到右，就是共产党的光谱学。

　　反思

　  红卫兵这一段对我影响太大了。我们是在传统教育下长大的。传统教育有两个好的方面：一个是中国几千年传承的道德传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这一套政策传统。继续革命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和这两个传统是冲突的，矛盾的。在这矛盾中，我取的是传统这边。所以我没有那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造反中去，也做不出那些太绝情的事情来。比如对学校领导被打倒，总是有些恻隐之心。当然，我也不敢说“同情”他们，只是到我这儿，能够宽容的就宽容宽容。学校当时的主任挨斗，他说，哎呀，我咳血了，身体不好。我说，那你回家休息吧，在家里反省。有事我们去家里找你。我批准了他，他就躲过了一劫。但是当时毕竟年轻，我如果主动让他们都回家，那就可能会更好一点。

　　运动来了我们是不能自主的，但运动来了你怎么表现，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人生无非就是选择嘛。整个文革，我基本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还算比较清醒一点儿的，不是忽左忽右的。当然，对一些不满意的地方，我也不敢公开反对，总是心存疑惑。我不大想做的事，因为肯定都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事，起码我不积极去做。我的选择是我自己做的，我主持的活动都是我自愿的，当然做错了也在我。比如前面谈到的批判校领导、批判北京教育局领导等，都是错误的。这里有毛主席文化革命路线的影响，没有这个环境我们这些人不可能去批判领导。话讲回来，我之所以不主张打人武斗，也还是受毛主席的影响，毛主席不是讲不要虐待俘虏嘛，十六条不是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嘛，这是中央的政策啊。当然他后来又说了“要武嘛”。我做得对的事情，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独立的社会实践的结果。

　　有些人参加“文革”目的比较明确，“造反”啊、“夺权”啊。我始终没有上升到那个程度。在多数场合，我是随波逐流，但是也有自觉的成份。毛主席的很多想法，跟我当时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也觉得“反修防修”这个观点对。另外，教育制度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们都感到需要改变。所以，毛主席的讲话很符合我们的口味，因为我们是他培养出来的嘛。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地方，对这方面我试图不断地让自己的思想去适应毛主席的想法。但是，我没有绝对地盲从，还有自己的考虑。比如说，你讲老师有错误，我承认；你讲他是“黑帮”，我就打个问号。你讲刘少奇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承认；但是你那么对待人家，我觉得不符合我们党的传统。你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当然支持；但是你又说“要武”。这么一来，不就乱套了吗？

　　从思想根源来讲，即使我们的父辈，还不都是带着传统的烙印？他们对毛主席的那种忠诚，是不是有点像对封建帝王的那种忠心？没有人敢当面去忤逆毛主席，这里面有种种因素，有他的威望，也有当时的环境，也有自身的考虑，更有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我们在这里面，确实是服务于他们的一个“棋子”而已。

　　关于红卫兵暴力问题，也还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事实上是一种思潮的结果。1966年7月底，清华附中的三个造反精神就出来了，造反歌出来了，对联也出来了。这些东西，你看他的语言，你就知道了，就是打打杀杀，语言是可以变成行动的，处在那种狂热的气氛下，结果那么多人被打死。其实我们整个中学教育没有去教育打人，但是我们有一个阶级斗争的教育，不断给你紧那个弦，刘文学〔13〕不是被阶级敌人杀害了嘛，雷锋不也讲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吗？这样培养起来的阶级仇恨，植根于青少年的心中，虽然你没有教育打人，但是在更高的阶级斗争的层次上，就不是这样了，暴力这个东西就爆发出来了。

　　另外，在我们国家，人们对于人道主义，对于人性，人权，从来没有足够的教育和认识。而暴力却是人类的基因，政府、法律、监狱，其实就是要遏制人类本身的劣根性，所谓暴力倾向、弱肉强食这些“自然法则”。人类社会的发展充斥了暴力，进入理性社会以后发现这样是不行的，就要限制暴力。但是，一旦社会秩序崩溃、法律废止和政府失职以后就暴力就会出现，文化革命实际上也是这样。而且青年人本身就有一种逆反心理，有种偏激的态度，暴力因素在青年人身上就表现得最突出。不光是中国，法国“红五月”的青年运动、洛杉矶的暴乱、海地地震后的抢劫，都是政府失控后的暴力行为，所有国家都一样。在我们这个社会，由于长期宣扬阶级仇恨，文革中政府和法律又采取纵容的态度，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公安局不进中学嘛，中学打死人了问都不问。你不能说他鼓励你打人，但是打人不犯法，那就叫纵容。这是一种宣泄的情绪，在疯狂的阶级斗争指导下，这每一条都能做出很大的文章来。

　　这种事文革并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共产党从红军时期的肃反、延安整风就有，类似的运动绵绵不绝，一直到现在都是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对这些事情进行解剖，而不仅仅局限于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我认为这没什么意思，只不过是又来一次，台湾叫“族群分裂”，然后制造出新的矛盾。我觉得大家都要对文革这个民族灾难反思，如果真正的目标是推进社会的进步，是为了民族的启蒙，大家讨论可以，但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才好。我认为不能用文化革命的那种方式来研究文化革命。人的记忆没那么准确，今天追究几十年前过多的细节，就没办法了。

　　海外的一些学者有这个条件，在研究，在总结文革，应该说还是有担当责任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有责任感的事，是个好事。国内的学者当然不能说没有责任感，但官方的学者回避这个问题，民间的学者没有这个条件，第一他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第二他得不到丰富的资料。还有就是多数人，都采取一种漠视甚至忘却的态度，这也是很自然的。他不愿意再回顾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这个伤疤不愿意揭。时间是思想的最好避难所，时间可以让一切抹平消失，实际上就是这样。

　　文化革命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认识了社会的体制，之所以后来积极参与改革，包括现在对共产党体制的认识，包括现在希望它改革的认识和行为，如果要寻根呢，还是寻到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之前我们对这个社会觉得好得不得了，一直没有质疑过。为什么后来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就是因为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一直到后来，我到部队，做外交工作，参加政体改革，到下海，一直到今天，始终就是文化革命的记忆烙印在我身上。比如说1975年批邓以后，我就决心不说违心的话了，我很强调我的个性和人格，我觉得共产党干部现在就缺少个性，缺乏人格，就是人云亦云，就是跟着官大的说。而这个差别就在于是否认真对文革进行了反思。

 　改革开放变不了

 　我的想法是一贯的，认为应该由制度来代替领袖。要发挥制度的作用，领袖不能老改变制度，那不行，那样社会付出的代价太大。比如改革，老邓有他的想法，换个人可能想法就变了。所以，我为什么说，要政党去做呢？我认为政党代表制度，领袖代表个人。

 　当年耀邦下台时，很多人觉得比较忧虑和悲观。我当时就讲，不要着急。现在老邓在，老邓靠什么起家？靠得是改革开放。老邓跟毛老爷子，有什么不同？就是在改革开放上不同。老邓的观点我们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其中，讲“四个坚持”，那毛老爷子比老邓在这点上要坚决得多。讲四项基本原则，列宁就是呀，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也是，直到江青还是。我说，老邓之所以和他们不同，就是改革开放。所以，老邓奋斗这一辈子，就整出个改革开放。要把改革开放拿掉，就没有邓小平了。这是他的旗子，他能这么扔掉吗？不可能的。可能是我看到事物的本质了，或者，我看到他的人性了。这是从最高领导的思想来看，他不会改变的。

　　第一条，不说别的，看看这些领导人的子女，他们在想什么？看看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他们能够回去吗？不要说“右派”了，就看看那些“左派”们的子女，他们能回去吗？他们要真是“清如水，明如镜”，倒让人害怕了，那很可能还真要回到五十年代了。第二条，当时讲什么：小商贩，要“把他罚得倾家荡产”，这是文件上写的。但是过两天就不说了，“倾家荡产”？当时两千万个体户，一亿人口，你赎买下来？你养不养？你给他解决就业问题？你解决得了吗？你还得允许他，甚至还要发展他。那时候有人讲，乡镇企业是和国企争资金、争人员……我说，懂不懂，乡镇企业当年怎么发展起来的？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干两年就知道了。

    很清楚，当时改革开放已经是“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你收不回来了。老邓厉害就在这个地方。比如搞股票，他表态说，“允许试”、“不行就收”嘛。其实，允许试是真的，不行就收是假的。他早想清楚了，别人可能没想清楚。允许试，就试呗。反正后边有句话，不行就收。收？怎么收？靠行政命令收？收得了吗？你发了那么多股票，要花多少钱再把老百姓的股票买回来？你花钱买，正好给大家“解套”。再者，你有这笔钱吗？你政府要是有钱，何必搞这个呢？所以没法收！老邓这个人，比较聪明。战略上他想透了，后一句话，就把那些反对者的嘴堵上了。别的老头一听，啊，允许试，可以收，好啊。可一试，就“开弓没有回头箭”。

《反杜林论》的那一段话，非常精辟：“平行四边形”。每个人对社会都有他的意义，只要有一个“力臂”，社会运动轨迹就要改变一点点。老邓的思想符合多数群众的利益，获取了多数群众的支持，所以成功了。毛老爷子开始也是，文化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啊，多数人都支持他。可慢慢的，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少，他再坚持也没有用。最后，老邓往这边一偏，就整个“打左转灯向右转”了。

　　这个笑话它有点道理。搞改革开放，老邓的想法，无非还是要搞社会主义，要把中国搞强。毛老爷子和邓老爷子的想法，都是这样的。江青的想法就是搞“穷社会主义”吗？也不是。她是为了打倒对立面，即使“宁要社会主义草”也行。这是手段，就用这个把你打倒。其实那一段，四人帮在上海搞得相对还比较好。因为他们已经控制和巩固了上海这个地方。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他的种种东西，应该说是影响了几代人，甚至也包括“民主派”，包括西单民主墙。特别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读的是《毛选》，学的是“雷锋”。我们的思想方法就是这个方法，你得出的结论能走出多远啊？说实话，当年在党内没有人敢跟毛主席辩论，不论谁都说不过毛主席，都会折服于毛主席的雄辩。毛主席批彭德怀，多“精彩”，别管他有没有道理。

　　过去有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如果愿意反思的话，文化革命就不是历史吗？就红军长征是历史？说起来，红军长征是不错，延安精神是不错，但它们毕竟是在夺取政权当中创造的这种传统。现在是建设时期了，这期间我们党内最大的财富，应该说，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是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这笔财富难道不要了？本来应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全党，防止文化革命的再生。

　　我们汲取文化革命的教训，现在就要建立一种机制，要能不断地调整政策，另外要容忍对手。过去的政治斗争，每个人在反对对手的时候都打出一个“崇高”的旗号，说对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言人”、“自由化”等等，无非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就是不能达到一个共识，容忍对手。西方的政治理念，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保护对方的权利。所以对老百姓来讲，民主党、共和党不论谁上台，对美国都不是灾难。我们则不是这样，而是只有我上台，中国才能好；其他人上台，就是灾难、就是“复辟”、就是“自由化”。所以斗争变成“你死我活”，就要采取极端手段，动不动就要动用军队等“专政”手段。

　  我们需要宽松的机制，我就不明白这个：他们为什么老说，中国“国情”不适于搞这个。这是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在阻碍。所有当权者都一样，他都不愿意跟别人分权，与虎谋皮是做不到的。那么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社会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形成一种制约、一种限制，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力。但这些东西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否则做不到这点。

　　文章来源：节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