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國毛城”之夢還要做到幾時？

傅國涌

網上傳來消息，毛澤東的堂侄女毛小青在政協湖南省第十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提案，“在長株潭範圍（譬如韶山）建設不設檢查站的‘共產主義示範區’或‘毛澤東城’。2008年始於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已經充分暴露了資本主義腐朽垂死的本性。將主席家鄉建設成毛澤東城，將是湖南人民對歷史的又一偉大貢獻。”（《瀟湘晨報》2013年9月18日）毛澤東的的屍體至今還躺在紀念堂的水晶棺材中，這個政權仍不斷重申毛的思想乃立國的幾個基本原則之一，毛的畫像不僅高高掛在天安門城樓上，而且印在每一種幣值的人民幣上，曾幾何時，四個領袖群像退出了百元大鈔，工農兵等群體的畫像也悄悄退出了十元到一元的人民幣，幾年前，翻譯家藍英年先生說起此事，並隨身掏出各種面值的人民幣，我才驀然知道連一元紙幣也不例外，他獨自占有了所有的人民幣版面。一位學者曾寫過《紙幣上的文明》一文，紙幣上印什麼，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體現這個國家的文明狀態。毛即使在身後經歷過被鄧他們“三七開”的小小挫折，但他從來沒有真正跌下來過，居於至高無上、不可撼動的權力寶座之上，作為這個紅色江山的符號，他一直牢牢地把持着一切象徵性的位置，並深深地扎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由此而言，這個國難道不還是“毛澤東國”？還用得着單獨去湖南老家建一個小小的“毛澤東城”嗎？

毛小青當然清楚，即使人民幣上印的都是毛像，今日之中國已非毛生前的“毛澤東國”，所以，她渴望有一個合乎她心意、也合乎毛心意的“毛澤東城”，作為退而求其次的替代品。從“毛國”到“毛城”，不是簡單的縮小或降低，而是代表一條道路或一個走向，不僅意味着毛的陰魂不散，而且正在捲土重來，以某種扭曲的或變異的形式，重新在現實中發出某種迴響。在薄熙來都有市場的今日之中國，與其將毛小青的提議看做是什麼神來之筆，毋寧說是現實社會的某種需要，和世道人心彎曲的投影。毛離開世界已三十七年，社會早就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一個實用主義、物質主義甚囂塵上，唯利是圖、私字當頭，與毛式理想相反的時代早就取代了那個紅色烏托邦時代，但是，有一條沒有變，就是他那一代打下的江山依然牢牢地掌握在他們的子弟手裡，紅色江山還要從他那裡追溯合法性，換句話說，無論怎麼變，都不可能踢開他的水晶棺材，他已成為紅色合法性的來源。

毛澤東在其掌權的二十七年間，竭力將這塊他年輕時就追問過“誰主沉浮”的中華大地當作試驗田，試圖建起曠古未有的烏托邦，一個廣土眾民的“共產主義示範區”，為此他不斷地大翻烙餅，那些跟他一起打天下的老戰友、老同事經不起驚濤駭浪的折騰，一個個先後跌倒，有很多人沒有活過1976年，含冤而去了，倖存者如鄧如陳等終於有機會重返權力舞台的中心，吃盡毛式烏托邦之苦之後，他們要建造一個非烏托邦的中國，以“黑貓白貓”、“摸着石頭過河”的實用心態，機會主義的策略，物質至上，一切向錢看的剛性邏輯，直面在物質貧乏中苦熬了幾十年的現實，允許人民在物質上有所追求，不斷滿足大家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要，並進一步刺激出一個消費主義導向的乃至壓倒一切的時代來，雖然毛並沒有被他們否定。形而下的潘多拉瓶子一旦被打開，三十多年釋放出來的物質欲望是空前的，幾乎可以淹沒人間的一切德行、良知及人性中最後一線的善良，整個國家如同中邪了一般被逼到一個純消費、純物質化的死角，從上到下，都以圖利為首要選擇，從官、商、學到工、農、兵幾乎無不如此。“共產主義示範區”轉眼之間淪為肉慾橫流、瘋狂拜物的大本營，似乎還沒有一個準確的詞彙可以來命名這個時代，“權貴資本主義”、“後極權主義”、“官家主義”……都不足以涵蓋其複雜性、貪婪性和說不出來的變態性，古今中外還沒有一個時代如同我們正在經歷的如此詭譎、如此荒誕、如此無恥，它撕下了最後的遮羞布，卻驕傲地向全世界展示自己華美的錦衣，更令人咂舌的是還不乏迎合者、吹捧者。與“皇帝的新裝”不同，皇帝乃是上了騙子的當，並不知道自己什麼也沒有穿，而以為真的穿上了人間稀有的華服。

如果說鄧那一輩“文革”倖存者是毛打天下的同伴，對烏托邦的“毛國”有切膚之痛，不想在自己掌握大權之後，繼續活在那樣的“毛國”當中，那麼在毛時代出生、成長起來的“毛澤東的孩子們”卻對“毛國”懷有一種說不出的“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的感情，以他們的經歷對烏托邦主義還沒有真正清醒的認識，儘管烏托邦已被無情地拋棄了，但毛時代的符號，那些特殊的意識形態對他們的人生有着獨特的影響，他們是“毛國”的產物，哪怕也吃過一點苦頭，卻發自內心地對“毛國”的宏大理想和實踐有某種真實的認同，對毛的橫渡長江、談笑間將文臣武將一個個打翻在地的壯舉衷心佩服，對毛片言隻語就可以翻轉江山、令億萬大眾盡折腰的雄圖大略無非仰慕，總而言之，他們骨子裡真正膜拜的還是毛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通吃通贏的權術，而毛的意識形態充其量只是其玩弄權術的一種手段，他顛倒晨昏、折騰眾生的意識形態不過是權術的組成部分，而且其意識形態也是隨着時間、條件而變化的，並不是固定不變的。他們留戀毛澤東，留戀的也許不再是那個已過去的“毛國”，所謂“共產主義示範區”，那已毫不留情地被拋棄了。他們真正留戀的是毛的治人術，能擊敗一切對手的權謀之道，是那些用紅色意識形態包裝起來可以顛倒黑白、置人於死地的超人手段，這才是毛留下的政治遺產。“毛澤東的孩子們”從小到大，耳濡目染毛的無劍勝有劍，不斷將他身邊酣睡的“敵人”揪出，無不五體投地，至於意識形態的內容到底是什麼，已屬次要，重要的是毛的符號不光如同護身符，而且可以在毛那裡學到掌權的本事。重返毛澤東時代，在他們的心中，其實不是真的要去從事新一輪共產主義試驗，重造烏托邦天堂，而是用毛的老辦法管住今天的新問題。誠能如此，對他們來說，毛的旗號舉高一點又有何不可？

此時此刻，公開提出建造“毛澤東城”的毛小青不是孤立的，她不只是呼應了當下民間社會的某種民粹思潮，而且與紅色江山重申毛式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努力相吻合，雖然毛的烏托邦之夢肥皂泡一般幻滅了，但是重回毛時代的衝動在現今時代的政治文化中並沒有消失。只要毛的頭像每天出現在我們的尋常生活當中，回到毛時代，回到“毛國”、建立“毛城”的夢就會不斷重現，烏托邦其實並沒有遠離我們，它只是以另外一種化妝的方式出現在我們眼前，“毛城”之夢與“毛國”之夢，在每一個微不足道的暗夜裡都會悄悄冒出，有人想要“毛國”，就會有人想要“毛城”，問題的關鍵在於，還能重返毛澤東時代嗎？毛的那套階級鬥爭、造反有理、繼續革命、一大二公、鬥私批修為標誌的意識形態，老實說，也正是今天中國有財產、有地位、子女已移民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強勢集團所恐懼的。毛的革命邏輯、鬥爭話語一旦重新回到現實生活中，真正恐懼的並不是一無所有的蟻族、朝不保夕的底層平民，無產階級能失去的只有鎖鏈。可以理解，當李澤厚他們提出“告別革命”論時，真正竊喜的恐怕還是那些有權有勢的人群，他們不是一無所有的泥腿子，而是家產億萬的面麵團富家翁，完全可以在西方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心臟過錦衣玉食的寓公生活，可以享受人間一切的奢華，而那套革命的說辭只有用來打壓質疑者、批評者時還有一點用，根本上革命就是一個催命之詞。革命意識形態的反覆強化和重申，對他們並無益處。說到底，建“毛城”、回“毛國”對他們也沒有任何益處，首先遇到的難題就是他們那麼多的家產怎麼辦？“毛國”已逝，“毛城”難再，烏托邦終究是烏托邦。毛夢再好，也難免一枕南柯、黃粱，最好的結局無非是坐擁印滿毛像的人民幣沉沉睡去。                                              2013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