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束星北：李政道之师的坎坷一生

“1972年10月17日，是我1946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周恩来总理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1957年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为《束星北档案》一书所写的序言。

“先生当年在永兴、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的物理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李政道第一次回国期间致信当时在青岛医学院劳动改造的束星北。

束星北（1907—1983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县。1924年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杭州之江大学，翌年转济南齐鲁大学。1926年拒绝父亲希望他继承和接手掌管家族企业（包括盐业、纺织业、钱庄、面粉业和教育等庞大的企业集团）的愿望，赴美留学，入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三年级。1927年2月转到旧金山加州大学学习。1927年7月，因慕爱因斯坦之名，经日本、朝鲜、莫斯科、华沙，去欧洲游历，在爱因斯坦任教的柏林大学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当了一段时间研究助手。1928年10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师从理论物理学家E．T．惠特克（Whittaker）和C．G．达尔文（Darwiner）。1930年1月获硕士学位，随后由名师引荐，考入剑桥大学，从师于著名的理论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博士。爱丁顿对物理学有着多方面的重大贡献，特别是他利用日全蚀现象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早在国内上大学时，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系列观点，吸引着年轻的束星北，以至浮想联翩，兴奋无比。如今能够在爱丁顿身边，开始系统地学习、研究这个人类当代最伟大的发现，真是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由此更激励自己努力学习，志在必得。1931年5月再获物理学硕士学位。同年9月回国探亲，并奉母命完婚。

时值“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乃投笔从戎，于1932年1月受聘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半年后因触犯蒋介石而离职。1932年9月受聘于浙江大学物理系副教授。1935年7月物理系全体师生因反对校长独断专行，愤然辞职。束星北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教授兼数学系主任，并兼任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聘请原物理系全体教师、技工回校。束星北也于1936年8月回浙江大学，翌年升为教授。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人才济济、群星璀璨，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为杰出的代表。在很多人的眼里，束星北属于那种秉性出众、智慧超群的天才人物。其学生程开甲对老师的评价是：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他的物理学修养和对其内涵理解的深度，国内也是少有的。国际物理学界的权威玻尔曾经对要求出国深造的中国青年说：“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样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到国外去学习物理学呢？”

面临国破家亡，山河破碎，具有强烈爱国心的束星北，为打击日寇拯救民族，防范日军飞机空袭，于1944年10月应当时国民政府之邀，领导研制中国首部雷达，同时指导装制特工发报机等军用器材，并于1945年春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部雷达，为民族抗战事业，做出了一个爱国者所应有的贡献。抗战胜利后，束星北被授予“抗战英雄”称号。

抗战期间，他随校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其间曾被借聘到重庆军令部技术室任技术顾问一年。1946年随校复员回杭州，此后曾兼任齐鲁大学和之江大学教授。

束星北在浙江大学共计任教16年，教过理论力学、理论物理、量子力学、热力学、电磁学、无线电、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物理讨论乙（与王淦昌合开）等课程。他讲课时物理概念清晰，富于思想性和启发性，引人深思。他着重讲透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凡受到他理论启蒙的学生，都会有这种经历和感受，即理解一个基本原理的真谛时豁然顿悟的乐趣，欣赏到理论思维的威力和自然界奇妙的统一性。例如，在讲狭义相对论时，他使学生对力学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把艰深的相对论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中共掌权后，1952年实行‘院系调整’，他被‘调整’到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并转向大气动力学研究。当年，山东大学成立海洋系，物理系气象组转入海洋系，束星北担任海洋系气象研究室主任。在山东大学期间，许多教师都对当时学校里浓厚的政治气氛表示反感。其中反感最为强烈的人就是束星北，他时常在一些场合公开表达这种不满。他认为：马列主义只是哲学，根本不能指导自然科学，当然也不能指导物理学。他还说：“学生不是政治家，大学不是党校，谁要是想做政治家，那就应该去专门培养政治家的学校。”为此，束星北还曾联合一些教授到党委去提意见，可是教授们临阵退却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束星北与华岗遭遇了，两个皆恪守信念与原则的人，将两种不同的观念、思想的交锋演化为一场轩然大波。

恰好这时又开展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在运动中束星北首当其冲被打成‘束星北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因而被停职审查，审查结论认为没有反革命历史问题，公开宣布取消政治嫌疑。虽然如此，但在被审查者的心灵深处，难道真的就没有一点芥蒂吗？不可能！到了1957年中共号召鸣放，束星北以一介书生的头脑，怎么能够识别什么“阳谋”、“阴谋”呢？于是天真地轻信了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许诺，在学校召开的鸣放大会上侃侃而谈，题目就是“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所谈内容主要有：所谓“双百方针”纯是多此一举。只要切实遵守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条文，就足够了。如果不遵守宪法，再多的‘方针’都必然成为空头支票，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应该切实维护宪法的尊严，依法办事，实行法治，代替人治。在发言中难免涉及一些违法的具体事件。因此他又呼吁：对于违反宪法、大搞逼供信的人应该追究法律责任等等。他万万没有料到，鸣放很快就转了风向，变成了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一席发言，换来两顶帽子：“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后者的根据何在？翻开档案一查就有了：抗战期间，他被重庆国民党的军令部临时借用担任技术顾问，为时仅仅一年。就凭这个，再上纲上线，罪名不就成立了吗？何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此之谓也。

结果是：开除公职，“管制劳动”三年。1960年转到青岛医学院，干什么呢？不是搞科学研究，更不允许上讲坛。而是当勤杂工，扫厕所。束星北，这位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国际重量级科学大师、曾经培养过像李政道、吴健雄等著名科学家的天才物理学家，不得不屈服于权势，低下那颗高贵的头颅，从事最简单、最卑微的体力劳动。这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

在此期间，他的专业知识也曾‘牛刀小试’发挥过一点作用。那纯是偶然：某次学院里一台进口的高精尖仪器——脑电图机坏了。请了几位高手，都束手无策。于是想起了这位‘勤杂工’束星北，叫他试试吧！束星北是国际闻名的大科学家，其天职是从事理论研究以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而修仪器是工匠的任务，根本就不是束星北的强项，但他还是同意试试。当他仔细阅读了原文的有关资料后，把脑电图机全部拆开，逐一检修后再重新装配。奇迹出现：机器竟然起死回生。再一件事是海军某部的雷达坏了，无人能够修复。再次想起了这位‘勤杂工’束星北。当然也是手到病除，得胜归来。两次小试身手，使他的名声大振。随后，其它省、市级的大医院和各部队院校，遇到技术上的难题，有的是跑遍国内各大城市都未能解决的难题，一旦找到他，都能迎刃而解、手到病除。他也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他登门服务的足迹，遍及全国的50多个单位。经他修复、改进的设备，有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机、同位素扫描仪、水箱、保温箱、电子共振器、电子生理麻醉仪、胃镜、比色计等等，甚至连变压器、锅炉、水塔、汽车和食堂用的鼓风机等，都在他修理范围之内。为此，许多人向他表示祝贺，他却轻轻叹息道：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的确，他的专长是理论物理学，而不是工匠。他的价值远远超出这种微不足道的手艺活。可惜的是在那个时代，他只能在这无足轻重的小小手艺上略显风光而已。

1972年李政道回国时曾表示希望会见自己的恩师束星北，但当局竟然不予批准。

1979年终于得到彻底平反，虽然名誉得到恢复，但那无辜被剥夺了20多年的青春和大好时光如何恢复？更重要的是精神损失如何补偿？

更令人敬佩的是，晚年的束星北仍然不计前嫌，一如既往地积极投身教育事业。他到海洋研究所，通过广泛了解科研人员素质和科研状况，深入阅读有关海洋科学和海洋物理文献，提出首要任务是要培养一支有深厚理论基础的物理队伍。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他举办了有28名经过他挑选的科研人员参加的动力海洋学习班。针对多数学员理论基础不牢，他比较系统地讲授了张量分析、流体力学、数学物理方法等课程，还边学边教，讲授了动力海洋学。后来，他所培养的28名学生，大部分成为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他们在各个领域的研究课题中都是学术带头人。他所创建的研究组，成为我国从事海洋内波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1970年代末，七机部准备在公海试射‘东风5号’，需要计算弹头落入大洋打捞数据舱的最佳安全时限，国家海洋局将该任务交给第一海洋研究所，束星北仅凭计算器就完成了计算，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认可。

束星北所研究的都是相对论的基本问题。但由于这是一个尚未成熟的课题，更由于战争和其它因素影响，他的研究探索多次被中断，未能继续深入下去。在受到政治打击后，他仍然坚持科研活动，并于1965年完成《狭义相对论》书稿。该书很有特色，但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始终难以出版。直到30年后的1995年，由他的老同学、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为之写序，才于这一年的年底由青岛出版社正式出版。

在他病重期间，觉得自己虽七十多岁，但大脑仍跟二三十岁一般，要求捐献出自己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先生病逝于青岛，束先生家属按其遗愿，向有关单位递交了“遗体捐赠申请书”，并完成了遗体交接工作。

由于束星北对我国科技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被学术界尊为“中国的爱因斯坦”。在他的家乡——头桥乡乡亲们的口碑极佳，故乡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头桥历史上的重要乡贤，在江苏江都县头桥镇红平村的“头桥市民广场”上，专门设立了“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生平事迹宣传牌。人民群众的纪念要比任何官方那些言不由衷的评价更重要、更有意义，更值得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