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记者：北京思想界批判极左回潮

编者按：纪念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8月27日在北京万达广场索菲特酒店举行。北京政治、经济、理论、法学、新闻界人士胡德平、高尚全、江平、郭道晖、张维迎等一百余人参加会议，四十多位专家学者作了主题发言。座谈会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和南方周末报社联合主办，胡德平主持。这个非官方会议，效法三十年前思想解放运动，大鸣大放。发言者对当前国家的政治思想形势深感忧虑，对极左回潮、政改倒退提出尖锐批评。本文摘要若干发言记录，根据网上来自微博的汇集整理而成。 

胡德平发言：决议总结历史失误，留有余地，没有过头的话，只有说得不够的话。有的话没有说透。现在有人怀念文革的一些做法，这是一种倒退。革命党要向执政党转变，这是一个历史抉择、历史机遇。三十年前的决议，自我批评还是不够的。决议批判否定的文革的底线不能突破。近来有人想利用文革、再搞文革，违背锦涛讲话精神。党内的极左，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革命时期搞集中，还好理解；现在还这样，就不好理解。为什么民主集中制，民主总是弱势，集中总是强势？只有封闭的社会才感觉自己什么都好，开放社会才知道这儿那儿不如人。孤立于世界有什么好？林彪曾说，什么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时大家还叫好！党性必须统一于人民性。党内民主更值得注意。    

郭道晖发言：没有宪政，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社会至上，它是和国家至上相对立的，而不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现在有三件重要事：一、开放三十年前大讨论的档案；二、开放对毛泽东的讨论；三、开放对这些年改革开放的大讨论。党的执政地位到了最危险时刻，要再次解放思想，进行大讨论。

张木生发言：当时《决议》确实不可能把所有问题回顾总结，小平说有些要留给后人去总结。我们30年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也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好多问题出在党内。需要好好反思总结。两会代表中，农民代表两个，亿万富豪一百多，确实问题大。中国经济到了拐点，贫富差距接近拉美。马克思的设想，至今没在哪个国家实现。马克思没有消灭资本主义，反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营养，使其完善。苏联曾经崛起，世界第二，后来不行。毛泽东最大错误是找不到限制资本主义方法。改革开放最大错误，明明是搞资本主义，却不敢告诉人民。广场革命时，人的智商最低。

马立诚 (前人民日报评论员)发言：国家要举什么旗？如果纵容毛左，国家将有大难。唱红是违背科学发展观。如果回到1945年的新民主主义，那就开放言论、真正选举等。如何举邓小平旗帜？一、民主和自由不可阻挡，不要阻挡；二、经济发展不能解决执政合法性，不要自欺欺人。否定改革开放的势力不容小看，党内民主扩大是可行之路，最终要走党领导下的宪政之路。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发言：《决议》为何没检讨建国三十年执政问题？现在思想解放还不如三十年前。党的治国理念存在问题。国家是谁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基本制度该不该改革，问题从哪来？党连自己的法治都不遵守，人民怎么办？《决议》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对治国理念进行检讨。没有对基本理念和制度的检讨。对国家方向没有探讨，没有弄清治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

李楯(清华大学)发言：文革为什么还能沉渣泛起？因为很多该否定的没否定。我六十多的人，很多历史还不知道！我们缺少忧患意识，只有敌情意识。政权在你手里，就说造反有理；政权在我手里，就说维护稳定，缺乏一种真正实现稳定的价值观。改革早已停滞。党把人民当小孩子，看中学教科书，国家没有前途。

宋晓梧 (中国经济体改研究会会长)发言：今天看《决议》，心情有几分沉重。当年我们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才能够万众一心搞经济建设，才有今天的成就；我们否定了计划经济，才有了这样的经济活力。现在又有人写文章提出要以阶级斗争观念分析社会问题，分析劳资矛盾，像通钢事件，我不认同。但要完善工会及其他制度。左派有市场，因为制度有问题……坚持，还是回潮？当然是往前走。现在是地方不听中央，GDP劲头特别大。中央不能再收权，要向社会放权，民主。不能后退。

张维迎(北京大学)发言：一、政治家不能从公务员中产生。公务员机械化，无思想。二、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多是假历史，不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的灵魂不可能干净。要公开档案。三、要落实宪法。我认真看了《宪法》，只有一条是真正得到落实的，那就是党的领导。其他的，我们的宪法条款都落空了(全场笑)。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落实宪法。《决议》一代领导人是横空出世，有理念。现在国家气质变了，讲利益不讲理念，讲关系不讲是非。今天纪念《决议》三十周年，我心情不是很好。今日中国社会处于亚健康状态。只有利益，没有理念。三十年前有一群有理念的人，现在风气坏了。当年中央找浙江沈祖伦谈话，让他担任省委书记。他说我只适合当省长，不适合担任省委书记。现在我们还有这样的人吗？我国现在的国际地位，还不如1945年，我们是联合国发起国。

丁学良 (香港科技大学)发言：卡扎菲最喜欢咱们文革，学习文革，学得忒认真。毛有红宝书，卡有绿宝书。他取消政府，成立革命委员会。不叫国家主席，叫革命领袖。要重走文革路，就是卡扎菲的命运。有四种模式对付腐败：一是政变；二是民主和法治；三是开明专制，新加坡这样，但有个基本条件是规模小，大国从来学不好，十几亿中国不可能搞这个；四是暴民运动，前提要有个权力极强的君主，今天没这种人。中国只有一条路：民主和法治。这个绕不开。拖的时间太长，代价将更大。文革十年，有那么多老百姓参与那么多过激的事，原因何在？是一种怨气的总爆发。因为中国把自下而上对官僚体系泄放不满的管道堵死了。文革给了通道。

何方发言：个人崇拜是体制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好好反思。邓小平对江泽民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到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江平发言：两个谬论：一是稳定高于一切论，谁来判断是否稳定？有违法治；二是中国情况特殊论。稳定的标准是有权的人自己理解的。制度上的差别是理所当然的，过分强调了特殊性，把人类共同的理念给忽略了。共同的宪政、法制、人权的理念是最重要的。

沈宝祥(中央党校)发言：决议当时出台不易。突出解决毛泽东评价，将毛思想与毛错误分开，承认思想。实现当时的统一，是政治问题决议，有些话不合实际，如评价华国锋。有的评价不确切，但是仍然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起了好作用。今天的问题还是在党。党身上封建东西很多。党建关键要民主化、科学化，党要现代化。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小平早就提了，关键要推进党的改革。要建设一个现代理念的政党，清除封建的影响。党要民主化，才能够有活力。党不是没有好决策，而是不落实。十七大很多不落实，十八大如何交待？有些理论上面很重视，下面很冷淡。错误理论要敢放弃！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发言：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后来改了。国共合作时的新民主主义，是竞选。后来不一样。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谈民主宪政比延安时期差远了。有三个毛泽东思想，看用哪个。

张胜(张爱萍将军之子)发言：反腐败，有一个公权力的遏制问题。一个市长，一支笔，几个亿就可以决定投向哪，投给谁，能不腐败吗？权力失去制衡，必然导致腐败。改革，一要有稳定的国际形势，可以让我们专心改革；二是恢复党的威信，健身，否则推上手术台就下不来了。

胡德平小结：今天的会很好。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很多内容是一种探讨，要相信大家的消化力。说问题，说遗憾，说希望，这是为了我们的党更好更快地进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这个口号只能用于78年吗？要长期坚持。要坚持思想解放，不用患得患失。作《决议》时我们党的精气神很好，要发扬光大。

杨继绳：在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

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这是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说的“历史”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人们所经历的社会实践过程；第二个概念是对人们所经历的社会实践过程的记录和评论。第一个概念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第二个概念的历史带有强烈的主观性。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群体在所经历的历史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利害得失不同，人们都是按照自己的利害关系来表述和评论这段经历。100个人经历了同样的历史过程，但他们的记录和评论可能有100种。人们常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指第二个概念的历史。当代人写历史总是怀着当代人的诉求和期待，在当代所允许的政治条件下，叙述和评论已经发生过的历史过程。

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用集体认识来记录和评述历史，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为了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种非常困难的事还必须做。做的结果必然不可能反映真实的历史过程。为什么不可能？第一个原因是时代的局限：这个历史过程还没有完全结束，它的真相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人们对这个历史过程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第二个原因是是利害关系的约束，只能按照各种不同的要求取其折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属于第二个概念的历史。它是1981年的“当代史”，是用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社会实践。它难免受时代的局限。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有了这种妥协，才有全党的共识，才有三十年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改革开放历史活剧。

人们说：一个民族如果不能面对历史，这个民族就没有未来。但是，对于一个社会团体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这个社会团体的历史有很多不光彩的方面，而且歪曲历史欺骗舆论，那么，真正面对历史，它就可能没有未来。所以，这样的社会团体最害怕面对真实的历史。如果一个政党是负责任的，是有生命力的，是不断进步的，它对过去因政治原因或政治斗争的需要歪曲了历史，会适时进行修正。《决议》作出已经30年了，虽然还没有作出新的决议，但在实践中，对这个决议中很多结论已经有了修正。

这个决议对农业合作化进行了全面肯定。实际上，中国的合作化是集体化，而且集体化程度越来越高，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对农民进行了剥夺，限制了农民的自由，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粮食产量20年徘徊不前，这是1958－1961年全国大饥荒的主要原因。在这个决议以后的实践中，废除了农业集体化，给农民以自由，农业生产很快就迸发出空前的活力。

这个决议对1956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全面肯定。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消灭私有经济，实行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一做法不仅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如果说，社会主义改造是消灭私有经济的过程，那么改革开放就是它的逆过程。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私有经济的到了蓬勃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共存，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增强了社会活力。

这个决议全面肯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所谓“两类矛盾”的划分，完全没有法律界限，任何一级领导人都可以把反对他的人说成敌我矛盾而加以迫害。在这个决议以后的实践中，已经不再采用按政治标准将人们划成敌人和朋友的做法。

由于上述原因，这个决议在很多方面违背了历史事实：

这个决议说：“1956年到1966年这10年，虽然遭到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完全回避了1958年冬到1962年春全面大饥荒造成三四千万人不正常死亡的史无前例的悲剧。

决议把1957年整风运动中对党的批评说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不过“被严重扩大化了”。这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完全回避了这场政治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迫害，对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生态的全面伤害。

这个决议说文化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说“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对的，但是，这个决议完全回避了造成文化革命的制度背景，完全回避了文革前十七年的官民矛盾。简单地把文革中的一切罪恶推到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身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把罪恶推到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年轻的“造反派”身上并对他们进行惩罚，也是不应该的。刚才德平说“在党中央出现反革命集团真有点荒唐”，其实，党中央是最容易出“反革命集团”的地方，建国60年来党中央出现了多少个“反革命集团”？这是有制度原因的。

《决议》说：“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大的错误。”这个决议对我党的错误作了一些分析，但是，这些分析仅限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仅限于政策层面。对错误的揭露和分析很不全面，很不彻底。这是可以理解的，在30年前的历史条件下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

30年来，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中国也发生了很多事情。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以后，暴露了大量过去不知道的重要信息。这些事件和信息使人类对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列宁、斯大林建立的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原来以为“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重新认识，……这些反思和重新认识，使中国人回到了启蒙时代：人类本来是要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发展，从蒙昧和迷信向智慧和科学发展，而我们却有一段时间脱离了人类这个发展轨道。脱轨时间正是两个决议（1945年第一个决议）所涵盖的时间。用这些新的思想成果来重新审视《决议》，会对它提出更多的问题。

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年，前30年是“极权制度加统制经济”，通过后30年改革开放建立的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今后的努力方向是“宪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我这里说前30年是极权政治，不是照抄西方学者的那种概念(talitariansystem)，而是对当时中国政治现状的一种描述：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中央行政权力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仅是一个理想，那时还有荒蛮之地、化外之民。而在毛泽东时代的现代，权力真正严密控制着每一寸国土，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专政的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为什么不说前30年是计划经济，而称它为统制经济？因为每一个五年计划都没有计划好，但高度集中是实实在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