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起义与资本革命  

作者：罗慰年 

哈耶克说，“虽然一般仍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两个名词来说明过去和将来的社会形态，但这些名词隐蔽了而不是阐明了我们正经历着的过渡的性质。”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要有一个清晰的定义。

“资本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她的核心在于“自由”二字，即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都挣脱了封建社会“专制”的桎梏，同时又有公众民主监督的约束，才会有如此强盛的生命力。现在人们谈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往往只着眼于经济方面。似乎只要“社会主义”承认“资本存在的合法性”，采取“市场经济”的措施，就和“资本主义”一样了，甚至更好。这是个极大的误导。成熟的资本主义搞的不只是“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等经济措施，在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里，她还有一整套政治制度和独立的法制体系来支持和监控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文化上她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推崇“民主、人权、法制”等观念。这些内容互相支持，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小鹰：《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黄仁宇对资本主义有一个经典的定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与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用这种制度以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私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根据这个定义，一国的经济比重，如果私人资本占据重要成分，同时，私人资本也在政治上有代表资本法律权力的形式，才就可以称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而不是一个经济概念。

黄仁宇认为，除了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有以下几个核心要素：第一，宗教信仰；“信教自由开启政治自由之门，而政治上的自由也开经济上放任政策之门，因后者才能实现资本主义。”第二，唯利是图。“韦伯说出清教徒之成为资本家，他们不复以赚钱为坏事，而认为是好事。积蓄财富不复受传统道德观念束缚，也不按现今生活程度适可而止，因为赚钱已成为目的，而不是达到其它目的的一种手段。第三，法制管理。“资本主义必须有法制维持，因为如此一个庞大的机构不可能凭空存在。”“韦伯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必须是一种‘能够计算的法制系统’。”“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理性的系统，端在其能继续发展。在这需要的条件之下，不能没有国家法制的维持。”（《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来源有两种不同看法。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韦伯则认为，先有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人从神权皇权中叛逃出来，重新找到自己，认识自由、平等和理性等基本价值观。既然认同这些，就只能选择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讲究的是自由权利，讲究的是自由交换而不是计划经济有人来分配这些东西。因为先有这个价值观所以才必然选择这个经济制度。（秦晓：《走出乌托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信仰自由催生政治自由带来的经济自由的产物，没有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没有保护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法治和法制，无法建立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乔治.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说过：“宗教和道德”乃“人类与公民职责的最坚强支柱”。“在导致昌明政治的各种精神意识和风俗习惯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许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道德观念仍能普遍存在。” 华盛顿的结论是：宗教是维持“自由政府”的必需品。从华盛顿的这种认知出发，我们可以认为，人民的信仰自由是一个受制约的因而是建立在信仰自由基础上的政府的保证。政府是由它的国民组成的管理社会的机构，如果没有国民的信仰自由基础上道德，由没有信仰自由的国民组成的政府也必然是腐败的腐朽的政府。

中国人理解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狭义的经济学上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不是作为完整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由于对资本主义的狭隘的理解，到了1992年，这种争论更加激烈。这种争论，其实是有有益的；因为，它必然会涉及上面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核心要素。由于不能说的政治原因，邓小平不得不停止中国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不争论固然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把脑袋埋在沙子里，并没有解决鸵鸟面临的困惑。结果不仅是中国的经济长期贴着名不副实的标签，更有甚者，它给中国的僵化的政治制度戴上一顶大而不当的帽子，因为这顶华而不实的帽子，多少人自鸣得意，以此抗拒政治制度的开放和进步。

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资本主义可以脱离意识形态的解释，它虽让私人财产权在公众事业中占重要地位，仍可能在开明的私利观条件下，于技术上代表一种紧凑的组织与运动。从这种观点看来，美国只取缔托拉斯、限制使用童工、推行累进税制、提倡义务教育、厘定每周40小时之工作制、规定最低工资、设置失业救济社会福利和养老金等等措施，以及趋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提倡的项目，其后面的推动力量，仍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美国的资本主义，从原始的血腥资本主义脱胎而来，20世纪30年代，进入福利资本主义阶段，带有某些社会主义的政策措施。当然，这种混搭不会改变占主导的生产方式。同理，中国目前也是两种生产方式的混搭，两种生产方式的混搭，两种经济制度在一个国家同时存在，必然从各自的制度运作中产生自己的代理人。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从社会内部发生，会成为一个国家社会矛盾的根源。

中国未来的社会矛盾，不是源于意识形态，而是源于两种经济制度的协调，源于两种经济制度不能协调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国家土地占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两种难以调和的经济制度，今天中国的社会矛盾，就是源于这两种制度的内在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两种制度的冲突，今天还看不到有效的方案和对策。

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说，“虽然美国没有采行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但近五十年来，美国对于在经济中扩张政府角色方面颇为成功。这种敢于将使经济付出很大的代价，加诸美国经济自由的限制使美国两世纪的经济发展有终止之虞。同时，干预也使政治付出很多代价，它大大地限制了美国人的人权自由。虽然如此美国仍然是一个卓越的自由国家，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主要国家之一。”（《选择之自由》）

倡导“新政治经济学”的姚洋认为，讨论政府要不要干预经济是没意义的，政府当然要干预经济，美国政府也干预经济。关键是以什么形式干预，在什么阶段干预，做什么事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中国需要新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分子不要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显然姚洋混淆了利伯维尔场经济体制前提下的政府干预经济和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前提下政府主导经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府角色。

弗里德曼把美国国家干预经济和中央集权计划经济做出清楚的区别。他认为，即使是国家干预经济，也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这种典型的市场经济，已经被证明在没有外部不同经济制度竞争的条件下，都会由内部自发地产生经济危机。而一旦某种新的形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出现，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总是不能与之抗衡。

不能抗衡的结果，往往是权力战胜财富，极权主义的国家通过没收资本家积累的财富，消灭私人资本，壮大国家资本，使得国家权力达到为所欲为的巅峰。就郭文贵事件，冯胜平提出“资本起义”的概念。他说，“鉴于双方的实力和爆料的恶性发展，无论结局如何，郭开启了体制内富豪与政权对抗的新模式：未来造反的财阀不是再上井冈山，而是跑到一个中央政权控制不到的地方，利用互联网、自媒体和手中掌握的信息挑战中央。在这场战争中，双方争夺的不是地盘，而是人心；不是政权，而是话语权。这不是农民起义，这是资本起义。资本与权力切割，财阀与赵家人切割，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天下苦秦久矣：从郭文贵爆料看资本与权力的博弈》）

按照对资本的经典定义，中国当下社会那些民营企业家积累的不是资本，而是财富。杜鸿威认为，资本是财富但财富绝不是资本，这是由于二者的天然属性决定的。资本需要流动的天生使他带有追求自由、公平、公正的基因，所以，它需要法治的环境。而财富可以增值但却不需要流动，它的积累可以是暴力，欺骗，巧取豪夺，这种来源导致它排斥公平、自由和法治。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重农抑商”的秘密所在。自古以来，中国的富商不管财富几多，最终都会成为权力的猎物和饕餮的盛宴。历史上不论是吕不韦、邓通、石崇、沈万三、胡雪岩，还是徽商、晋商下场莫不如此。权力对财富的博弈从来都是零和博弈。（《中国的未来在于资本的革命》）

冯胜平固然看到了财富与权力之间的博弈，并且以良好的愿望希望二者之间通过良性的互动走向欧美宪政的结果。然而，历史的进程不以某些人的良好愿望为转移。近代史上两种新的资本主义形态，一个发生在日本，一个发生在德国。恰恰是这两种中央集权的资本主义，把这两个国家带路灭国之路。今天的中国的极权主义，借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二者的转基因结合，形成一种新的半国家主义半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新的半资本主义形态，私人财富在与之较量中也一直处于下风，随时遭遇被国家清算的灭顶之灾。

极权主义获得资本主义的金融血液后，变得更加亢奋和强大。中国的私人资本面对的是获得巨大的财富的强大的国家机器，在于极权体制的博弈中，他们的“起义”，前景绝不乐观；财富只有起而革命，通过革命的蜕变，建立一种新的保障资本的政治经济制度，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