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董铁宝：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老前辈“被自杀”

董铁宝(1917—1968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193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即奔赴抗日大后方，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他曾冒着日本飞机轰炸，出生入死和桥梁工人一起劳动、生活和战斗。由于长期参加工程实践，充实了工程科学的知识和才干。1945年去美国深造，后来在伊利诺伊大学参加研究工作，并在1949年取得博士学位。在和纽曼克等著名学者一起工作时，他有机会参与了第一代电子计算机伊利亚克机的设计、编制程序和使用。工程科学的训练、先进的计算工具、个人对于数学的钻研，使他对理科和工科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1956年，当国内开始大规模向科学进军的时候，强烈的爱国心促使董铁宝毅然放弃良好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积极筹划回国。并且冲破重重障碍，和夫人梅镇安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绕道欧洲，行程万里，历时3个月回到祖国。当时的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计算研究所等好几家单位都极力邀请他，他考虑到除科研工作外，莘莘学子是科技发达和国家兴旺的希望所在，乃决定留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

回国10年，除了在北京大学固体力学教研室和计算数学教研室工作外，他还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计算研究所、工程力学研究所（前身是土建所）等单位兼职，也曾多次参与有关的全国性规划、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专业活动，如水坝抗震、防护结构的研究规划等。这些活动使他的才能和科学卓识有了用武之地；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又进一步激发他献身于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热情。他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力学和计算机两个方面。力学学科的发展，受到非寻常环境、新介质、新材料、先进计算工具等几方面的影响。董铁宝熟悉的老本行是古老的结构力学，但他不囿于此，而是不断地从以上三方面吸取营养，及时发觉那些刚露出的“苗头”，成为一些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先行者、开拓者。

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提出了抗地震、抗核爆炸结构分析的难题。董铁宝在国外曾作过抗震结构的分析研究。1957年，在全国力学报告会上，他帮助起草了关于抗地震结构的综合报告。后来，他还在全国性的第一次、第二次抗震会议上作过学术讲演，介绍国外的研究概况。他还注意解决国内的具体问题，例如，对新丰江水库蓄水后出现的诱发地震提出了力学模型和计算方法；邢台地震后，他极其关心房屋的抗震措施；他积极筹备和参加国家防护工程专业会议，对有关单位提出了建造大型激波管和添置计算机的具体建议。

60年代初期，电子计算机在工程力学上的应用刚开始，董铁宝为此作过不少努力。在一个暑假里，他到哈尔滨为工程力学所举办电子计算机应用的短期训练班。他强调搞工程的要有数量概念，要学会数值计算。在北京的计算所，他对不少工程中的力学课题作过指导。他对具体的计算方法十分娴熟，对这方面的文献了如指掌，说来如数家珍。有一次，在一个压力容器热应力的计算任务中，工作人员遇到了困难：这个容器的力学模型中，有不同性质的两个区域，无法运用统一的计算方法。董铁宝建议采用一种混合方法，即在一个区内用低松弛迭代而另一个区内用高松弛迭代，其计算效果良好，为国防建设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在有限元法名称出现以前，他已带领学生们阅读阿吉里斯等人关于结构矩阵分析的前驱性文章，并用来解决具体问题。

在材料的力学性能方面，董铁宝在北京大学力学系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指导过好几个青年人从事疲劳和强度方面的研究、进行疲劳寿命的试验、完满地解决飞机残余寿命的估算等一类新课题。在中国，他们是开展这类研究比较早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要从材料的位错、空穴的运动、裂纹的扩展等方面来研究材料的疲劳问题。他在断裂理论方面的思考可以追溯到早年留学时期。那时，他曾准备分析裂纹附近应力场的奇异性。回国时，他复印了格里菲思1920年关于断裂的经典文章，准备回国后用以指导青年。

对50年代中期的断裂力学来说，他这种思想无疑是超前的。他还曾表示过：他的学术抱负之一，是在材料的力学性能研究中努力把微观和宏观结合起来。他曾要求跟他写作论文的学生们去学习统计力学、金属物理等课程后才写作论文。有一次，他邀请著名化学家傅鹰教授给北京大学力学专业的师生作流变学方面的报告。那时，他已经感到高分子材料会对力学带来新的课题。他还努力在教学中，加强材料性能方面的内容，并尝试将材料力学和弹性力学合成一课，亲自讲授。他还讲过金属材料力学性质的课程，贯彻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观点。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中，中国的计算机事业还处于初创阶段，当时计算机科学这个名词还未形成。董铁宝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计算数学教研室工作，从计算力学、计算数学，一直延伸到程序编制、计算机设计原理等，都是他关注的领域。

从力学中提炼出的问题中，董铁宝及时地抓住了一些重要的计算数学问题，引导青年去钻研。病态方程是个突出的例子。60年代初，国内有关单位提出了常微分方程求解中的病态问题（这个问题60年代中期在国际上成为常微分方程数值解中的重要课题），他积极支持，组织计算所第四组的研究人员进行学习和讨论。其中有些人今天已在这个领域取得重要成果，他们深深地感激董老师的栽培。董铁宝在指导椭圆型方程边值问题的求解中，由于他熟悉结构力学，就借用力学中一些手法进行离散化，从而避免了用差分法而带来的困难，并且启发大家从新途径去寻找更有效的办法。除了解决计算方法和计算数学的具体问题外，他还积极宣传计算机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作用和宽阔前景，并倡导编制程序自动化和建立程序库，做出解题规范和应用算法语言；在当时国内计算机硬件比较差的条件下，董铁宝倡议用小机器解决大问题，为国家建设多解决实际问题。

在计算机的初创阶段，有些人了解到董铁宝在国外曾接触过伊利亚克机器，因此在计算机的设计工作中也向他请教。由此董铁宝在机器设计中也显示出他的才能。1958年北京大学开始制造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得到了他的积极支持和具体指导。通过这台小机器的制造，培养了一支技术队伍。他还参与了60年代初每秒百万次计算机的设计。在北京大学计算机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无疑有董铁宝的一份功绩。他对于计算机设计制造的关怀，不仅是出于个人专业的爱好，更重要的是从工作需要出发。1964年，中国有些计算机因为外部设备而被“卡脖子”，他大声疾呼要大家重视外部设备；有一次还亲自动手，去请教具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师傅，以便迅速解决问题。1965年，他积极提倡、关心筹办信息处理转换专业（即现在的计算机科学专业），认为不宜再耽搁了。

20年前，董铁宝所预测的科学技术发展新方向，今天都已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新部门、新学科。20年前，受董铁宝教导和熏陶的青年学生，今天已是业务骨干了。抚今忆昔，许多人异口同声地说：“董老师总是能抓住新动向。”是的，见微而知着，需要学术上深湛的造诣和科学上敏锐的洞察力，董铁宝的这种能力的“谱”又比较宽——从工程力学一直到计算机原理。

董铁宝教授的专长是善于应对物理学、工程力学等方面的难题。但是，在中国特色的环境下，仅仅依靠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他的弱项恰恰就在于：不会应对社会、政治环境方面的新动向、新问题。

什么新问题、新动向？伟人又要搞什么“继续革命”了，据说是要消除“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于是“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的战略部署付诸实行。像他这样从美国归来的人，当然都是‘美国特务’，一律被定为敌人，被关进“牛棚”。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1968年10月18日，董铁宝自杀身亡。

为了给自己的战略部署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毛泽东曾咬牙切齿地骂道：北大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而军代表又进一步发挥说：“北大的王八多得腿碰腿”。于是一个有4000多教职员工的北大，竟有900多人被“重点审查”。董铁宝当然被列入“重点审查”的名单中。他被关押在北大28楼，不准回家，不准家属探望，被逼迫“交代问题”，这就是当时所说的“隔离审查”。这种状态当时十分普遍，俗称为“关牛棚”。

据活着走出“隔离审查”室的几位老师说，他们在“隔离”中，体罚和殴打乃是家常便饭。有一种体罚是“抱树”，要求被审查者长时间站在树前，张开双臂作抱树状，但是不准以手触树。还有一种惩罚是中午时分仰脸睁眼看太阳，如果闭眼，就遭打。还有所谓“熬鹰”，连续几天几夜审讯，不准睡觉。有人被捆上双手吊起来拷打。最常见的是连续打耳光。据说他在那天傍晚趁看守人员不注意，悄悄地离开28楼，可是又无处可去，结果在学校附近的一棵树上自缢身亡。

据《北京大学百年纪事1898-1997》所记载，在董铁宝自杀的1968年10月，在北大，还有两人自杀。一个是物理系著名老教授饶毓泰，10月16日自缢身亡。另一人是曾担任“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崔雄昆从“清理阶级队伍集中地”的28楼出走，10月17日被发现死在游泳池内，法医鉴定是自杀。

校史写作还有另一条规则：对于北大在文革中的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只记载系级领导人和教授级以上者。其它一律忽略不计。可见被迫自杀者之众，董铁宝仅仅是因为教授，才有资格被记录下来。

【编者按：按照这个规则，整个中华大地，从上个世纪30年代直到80年代末那场血洗天安门事件，半个多世纪以来，被整死、饿死、打死的普通老百姓都成了无名无姓的孤魂野鬼。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痕迹。像一缕清烟、一阵清风那样消逝。这真是历史的大悲剧。】

【补白】

《571工程纪要》部分内容：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